果然是钱钟书丨我看了钱先生的硕士论文

题图：负笈欧洲的钱钟书、杨绛夫妇

钱钟书先生的题目，今天别说是硕士论文，就是博士论文，拿去导师那里估计也是被一顿臭骂，打回重来。即便是当时，论文也是往偏僻窄处着力，才不至于太过宽泛，难以下笔。一篇论文要跨越两百年的文献，难以想象。

凡在国外待了一阵的人，难免有语言上的无奈。国语水平不断退步，词不达意和提笔忘字成了日常，而这外语上，又陷入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境地，写篇正经的论文勉强，若要讲究表达修辞，文化积累的短板就像枯水期的沙洲，彰显无遗了。

有了这个困扰，我就想到了历史上的各位。

民国的一群人早成了脚踏东西文化的典范，仿佛这个问题就不曾有过。作为一个“存疑派”，我是要把当年人的东西找出来，尤其是被公认为“大家”的，瞧一眼他们当年的英文水平。地缘上，钱钟书自然成了我最方便的目标。

钱钟书在清华大学的毕业证书

抱着这样的想法，我给饱蠹楼（Bodleian Library，即牛津大学总图书馆，通译博德利图书馆。“饱蠹楼”是钱钟书先生当年的雅译）写了一封信，写明要一位中国学者Qian Zhongshu于本校一九三七年毕业论文的原稿。

不久就收到了回信，说没有查到，那个年代的论文未入电子档案，而且这篇论文在一九九八年出的一本书中收录过，可直接去借。

钱钟书手迹

我自然知道现代印刷的版本，但文艺病犯的时候，就是想要捧着原稿的历史感。既然找寻不到，这事我就当过了，也没放在心上。没想到两周后又收到邮件说，你要找的论文是Chung-Shu Chi’en的吧，那个我们有。

哎！没文化真可怕！

钱钟书三十年代的时候，当然用的威妥玛氏注音，我发去的拼音当然查不到。我红着脸回了信，揣上纸笔奔往档案馆。

拿到那本 来自上世纪的线装论文原稿时，就像到了藏宝图指明的终点。

钱钟书硕士论文原稿封面

先看了一眼标题，就吓到了：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ies
（“十七和十八世纪英语文献里的中国”）

这题目别说是硕士论文（钱老当年的学位等同于现在的M.Litt，杨绛翻译作“副博士”，可算是研究型硕士），就是博士论文，拿去导师那里估计也是被一顿臭骂，打回重来。即便是当时，论文也是往偏僻窄处着力，才不至于太过宽泛，难以下笔。一篇论文要跨越两百年的文献，难以想象。

钱钟书在前言就给了个下马威——在引用了法国人Pierre Mertino和德国人Adolf Reichwein后，他说，“相关主题的作品至少我在英文文献中还没发现，正巧为论文的研究提供了空间”。

这文献综述写得霸气。言下之意，我的研究方向，凡是拿英文写的文字中都没有，找到其它语言中倒是有，不如我就拿英文写一写吧。

全文中暗藏不少这样的语气，时不时地讽刺一下，英语作家跟在欧陆作家屁股后面辛勤翻译的往事。引用的选择也颇为有趣，比如，谈到文献中 中国人高傲的描写时，就引用十七世纪英国人耳闻的中国世界观：

The Chinese say, that we Europeans have one eye, themselves two, all the world else is blind.
（欧洲人有一眼，我们有双眼，而其余的世界都是瞎的。）
钱钟书论文内页
当然，考证的功夫更深厚。每一页的几处引用，全篇下来，跨越两百年，甚至提到了二十世纪初的文章，不免让人嘀咕，在没有电脑、google scholar、或者关键词搜索的当年，钱钟书是看了多少书啊。
举个例子，钱钟书在文中考证了，十七世纪英国的文献记载上第一位中国人。在Life and Times of Antony Wood这本书里，他看到牛津大学的东方学学者Thomas Hyde和詹姆斯二世，在一六八七年九月的对话纪录，其中提到一位在牛津的中国居民。詹姆斯二世还收藏了一幅这位中国人的画像。Thomas Hyde自称从这位中国人身上学了“不少东西”。
但这个中国人是谁呢？Hyde学到的“不少东西”又有哪些？
围绕Wood和Hyde的著作，钱钟书继续找下去，他发现Hyde有一些未完成的书稿计划，其中提到了这位中国人的名字“Shin Fo-burgh”，而学到的“不少东西”则是中国的测量单位。Hyde在一六九四年出版的书中还提到了中国的围棋和骰子。这样一来，考证才算告一段落。
而我最关注的文采呢？
废话少说，我们直接上原文吧。先看看这段总结陈词，排比用得和流水一样：The general verdict of eighteenth century English writers on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stationary’. Their general verdict on the Chinese ‘genius’ is ‘inferior to the European in science’. Their general verdict on Chinese character since Lord Anson’s voyage is ‘wily and crafty’. Their general verdict on the antiquity of the Chinese is ‘boastful and pretentious’. If this is reaction against the popularity of the Chinese taste in their actual life, it is surely one with a vengeance.
（十八世纪英国作家的臆断，言及中国文明必谈“停滞”，言及中国智慧必然“落后欧洲科学”，Anson王爵环游后的中国性格是“狡猾诡诈”，中国的古老是自欺欺人。如果这是对他们现实生活中国风格流行的一种反应，那这反应想必是带着些忿恨的吧。）

当然，钱式幽默的句子是少不了的。谈到不将翻译作品纳入考察范围时，钱老把这称作是“绅士的共识”（Gentleman’s agreements）：

Common sense and literary ethics seem to agree on the point that compilation is one remove less from original composition than translation, notwithstanding there might be more fundamental brainwork is a conscientious translation than a perfunctory compilation.
（常理和文学伦理都同意，编撰比翻译更近于原著的创作过程，虽然有时候一个严谨的翻译可能比敷衍的编撰需要更多的大脑耕耘。）写到这句的时候，想必青年钱钟书也会不由一笑吧。
论文的最后，钱老还给学科化写了个评语。“（汉学）专业化的弊端在于，本专业的学生懂得越来越多，大众却越来越冷漠。这个话题（汉学）已然不再是人文热情的一部分了”。正如绝大多数学科今日所面临的场景一样。


阅读《围城》，我们得以更清晰地重新审视爱情、事业和自我。《围城》是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的经典之作，其独特的讽刺风格发人深省，被誉为“新儒林外史”。

一幅栩栩如生的世井百态图的作品，人生的酸甜苦辣千般滋味均在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钱锺书先生将自己的语言天才并入极其渊博的知识，再添加上一些讽刺主义的幽默调料，对社会与文化、人生与命运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对于中国人来说，围城也许是最透彻的一部人情世故小说。它讲述的是上个时代的普通人，但是今天的我们并不生疏，只因人情世故处处有相通，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遭遇的围城。
夏志清：“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也是最伟大的一部”。
本书塑造了抗战开初一类知识分子的群像，生动反映了在国家特定时期，特殊人群的行为操守、以及困惑。从另一个角度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氛围。虽然有具体的历史背景，但这部小说所揭示人性的弱点，和那“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的讽刺和伤感，在今天依然能够引起人们深深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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