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意识形态，人类的新“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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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l 先知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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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没有宗教是瘸子，宗教没有科学是瞎子。——爱因斯坦

在号称物理学“全明星”大会的索尔维会议期间，一个晚上，几个年轻会员待在宾馆的休息室里。

其中一个会员吃惊的说道：“爱因斯坦一直在讲上帝，像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能有这么强的宗教情节，这真是很难想象。”

另一位会员更是吃惊，他说“普朗克更夸张，不但认为宗教和科学并不矛盾，他还认为二者很兼容”。

可见，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科学与宗教是尖锐对立的——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怎么可能满口上帝。

然而，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相当长的时段中，科学与宗教，二者非但并不对立，反而充满了紧密的联系。

科学与宗教：一对虚构的冤家

中世纪有一句谚语，叫做“哲学是神学的婢女”。乍听之下，可能会认为神学很霸道，进而得出“神学妨碍理性”、“神学阻碍科学”等粗暴结论。

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其实近代科学恰恰孕育于教会的摇篮之中。即便是以反宗教闻名的欧陆启蒙运动，其理性主义也主要来自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今天，我们都知道“分科治学”的重要性——历史学家只研究历史，物理学家只研究物理，但其实早期的学科没有像今天这样细分，各式各样的自然科学，都属于“哲学”的分支。也正缘于此，早期的很多大学者都是跨学科的通才。

例如牛顿，在今天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科学家”，然而他关于数学、物理学的种种伟大创见，在当时都被归类为“哲学”，甚至他晚年还成了一名神学家。

直到近代科学越来越势不可挡、开始冲击神学权威，尤其是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科学研究，对宗教世界观形成巨大挑战的时候，“科学”才逐渐发展出一套独立的标准。

宗教与科学分道扬镳之后，各自发展出了不同的逻辑。

正如哲学家罗素所说：“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确切知识之外的原理都属于神学。”

科学是可质疑、可证实／伪的，其目的是探索未知。而神学的宗旨却是“坚信不疑地敬拜上帝”，其功能是为道德提供辩护、为人生提供意义，也就是终极关怀。

本来，神学和科学是可以各司其职、相互扶持的。然而，两者都想凌驾于对方之上。于是导致了两种矫枉过正的极端：虔诚的神学家试图否定科学，狂妄的科学家试图消灭宗教。

宗教和科学，哪个是真理？

16世纪，伟大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率先在欧洲促成了政教分立、思想自由。

然而，在伽利略饱受教会迫害的岁月，这两位伟大的改教家，并没有为他辩护，而是加入了批判的阵营，理由是“他的科学理论威胁到了《圣经》的世界观”。

伟大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

哲学家马基雅维利对神学和道德一概嗤之以鼻，他认为“宗教是麻痹人民的鸦片”，力劝统治者“无所不用其极”，包括利用政治权力控制教会——“只有政教合一的国家才是最完美的国家”。

宗教和科学，究竟哪个是真理？神学家和科学家吵了几个世纪，谁也无法说服谁。

为了缓和双方的争端，也为了避免大众认识错误，哲学家康德对信仰和科学进行了划界：上帝的归上帝，科学的归科学——神学家和科学家都保留各自的真理态度，互不干涉。

如此一来，科学和神学似乎可以和谐共处、齐头并进了。

但后来的事实恰恰相反：科学一路高歌猛进，甚至比从前的神学更霸道，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神学在政治、哲学、教育、法律......所有领域，都被科学压制得节节败退，几乎已经成为一门自说自话的“玄学”。

历史学家金观涛，在《历史的巨镜》一书中认为，现代社会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信仰与理性的二元分立。科学是一种工具理性，他告诉人们“怎么去做事”，而信仰是一种价值理性，负责提供终极意义，他告诉人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信仰式微的后果，就是传统的道德伦理日渐衰落，社会也变得没有是非、缺乏终极关怀。当人们连“确立最低底线”的目标都不可能达成，弱者只能像蝼蚁一样任人生杀予夺。

然而，近百年的历史却延续了这样一个进程，那就是，人们开始疯狂地摧毁宗教伦理，试图用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结果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灾难。

正如法国哲学家朱利安·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所遇见的：灵魂倒向大地，却远离了天堂。

因为，只注重科学的人类，绝不会满足于已知的世界，而是要用它作为武器，去质疑一切神秘的事物，甚至彻底颠覆古老的伦理道德。

意识形态，人类的新“宗教”

现代人以为自己可以摧毁宗教，但他们却炮制出了一个更糟糕的“宗教”——意识形态。

18世纪末，美法两国发生革命，左右知识精英的观念之争，变成了残酷的政治斗争：在美国，右派战胜了英美左派，于是成就了美利坚合众国。在法国，左派战胜了全欧洲的右派，于是产生了雅各宾暴政和拿破仑复辟。

更吊诡的是，各国的革命者都曾想复制“美国道路”，但是在“抛头颅洒热血”之后，无一例外都走上了 “法国道路”。

无数人质问：左派的知识精英的政治主张，不是最科学、最理性的吗？为何他们的主张却将人间变成了血海？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一语道破了天机：当一种政治主张借由“科学”、“理性”的名义，成为不可质疑、不容证伪的意识形态，那么它就已经蜕变为一种新的“宗教”，并且比所有传统宗教都更霸道、更排外。

每逢人类社会的危机或变革的时代，哲学家和政治团体这些知识精英，总是会针对“当前社会的弊病是什么”、“如何实现美好社会”等问题，开出各自的“药方”。各种激进主义、理性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这些作为“药方”的思想体系，被称为“意识形态”。

如果说宗教改革让宗教从主教与神父的垄断中复归人间，那么始于18世纪、以法国为中心的启蒙运动，就是许多知识精英以科学之名将自己供上“神坛”。

以下为启蒙运动以来，那些知识精英们的思想脉络：

伏尔泰认为“宗教扼杀了人类的理性和宽容” ；

卢梭认为导致人类不平等、不自由的罪魁，就是私有制、宗教伦理等“枷锁”，他还主张“多数人一定比少数人正义”；

黑格尔是历史决定论的集大成者，他坚信“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哲学，都是为我的哲学奠定基础”。这一伟大的使命感，被后来的乌托邦主义继承；

启蒙运动后，科学的迅猛发展，更是助长了人类的骄傲和盲目乐观，知识精英对于设计社会、改造人心的自负越来越膨胀，“意识形态”也被神话成了一种新的“宗教”。

对此，当代美国杰出的思想家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提出：许多知识精英现在唯一的工作就是，制造和解释各种灾难，而不是解决灾难本身。

很多灾难，短期看是政客的问题

但其源头却是“知识分子的鸦片”

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种种灾难，短期看往往是政治家的问题，但其源头却是“知识分子的鸦片”。然而，迄今为止，只有极少数思想家意识到这种“鸦片”的危险，并勇敢地提出批评：

一方面，"知识分子的眼睛，被意识形态所蒙上，以至于连最基本的事实也看不到"。在《知识分子的鸦片》的作者雷蒙·阿隆看来，现代社会的问题以及针对这一问题所采取的行动是多种多样的，而意识形态往往通过简单的“对立”、“斗争”等等词汇，掩盖了问题背后的多样性。

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价值的承担者，知识分子本应独立思考，及不谄媚权力，更不迎合大众。但如今却极力向大众靠拢，带头宣扬民族或阶级的特殊道德。法国哲学家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将这一行为斥为"背叛”。

而《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的作者，如今已经90高龄的黑人思想家索维尔，更是从源头——即知识分子的观念如何发挥影响力的角度。深刻批判了那些满脑子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也为被知识精英宣传冲昏头脑的大众，开出了一张意识形态领域的“黑名单”。

从20世纪出版的《知识分子的鸦片》、《知识分子的背叛》，到21世纪最新出版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尽管相隔近一个世纪，但他们都共同揭示着一个隐藏的危险真相：

只有当人们被意识形态这一新“宗教”置于文明废墟之上时，人们才会想起这些孤独而睿智的思想家，与他们书中种种充满先见之明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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