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的硬科技，和世界差距如此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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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l weixizhibei

文 l 卫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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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一看一些简单的事实——

1，我国有世界最多的移动互联网网民，但我们手机中的操作系统几乎100%是苹果的iOS和谷歌的安卓，手机的核心——芯片也几乎依赖进口，2014年，芯片超越石油成为我国进口中占比最大的品类。

2， 我国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计算机工程师，但几乎没有发明任何编程语言，来自中国并在世界广泛应用的开源框架、协议、标准也寥寥无几。

3，我国有全世界产值最高的游戏公司，但游戏行业的“卖铲人”、两大游戏引擎——Unreal 和Unity全部诞生于国外公司。

4，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高端数控机床、工业设计软件、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基础设备却严重依赖进口。

5，我们有全世界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但我们的玉米、土豆、蔬菜种子大部分依靠从拜耳、孟山都等国外巨头引进，全球十大种业公司，我国只有先正达和隆平高科两家，其中前者还是收购。

6，我国养殖并吃掉了全世界最多的猪肉，但被称之为“猪芯片”的“种猪”超过90%依赖从美国、丹麦、法国进口，而鸡肉中占比最大的白羽鸡的“种鸡“也全部依赖进口；

7，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药品消费国，但我国的创新药产业离发达国家的差距极其巨大，全球十大制药巨头里中国公司没有一家上榜。

8，我们还造不了高端的光刻机，甚至我们连牛奶包装的纸盒子极大比例都只能用欧洲的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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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清单其实还可以列很长。

毫无疑问，在过去四十年，中国的整体科技实力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是——今天中国在诸多核心技术领域离世界水平依然有非常大的差距，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硬科技还太少了。

我们津津乐道的中国新四大发明——”扫码支付、共享单车、高速铁路、网络购物“，在本质上还是应用层和商业模式的领先，而非底层技术的领先。

归根到底，我国的硬科技和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不少距离。

先简单解释一下“硬科技”这个词，它并非指硬件的科技而是硬核科技（Key & Core Technology）。

一般是指基于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而产生的技术产品、设备和系统，具有较高技术门槛和技术壁垒，难以被复制和模仿，对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2010年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米磊最早提出硬科技的概念，“硬科技”主要包括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技术、光电芯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八大方向。

02

那么造成中国硬科技和世界差距较大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本质原因在于我国过去的发展一直在摘“低垂的果实”。

“低垂的果实”是西方社会学里一个常用的比喻，意指“容易完成、成本很低的任务。”

如果你由此认为“摘低垂的果实”是一个贬义词，那么你就错了，相反，这一策略是我国基于现实条件的理性选择。

这背后的核心背景在于——中国经济建设的起点实在是太低了。

低到什么程度？

我们从两个简单历史细节中感受一下——

1,1978年，时任副总理谷牧访问欧洲五国，在这一次开眼界的访问中，我方代表团成员在考察过程中，多次出现了撞上透明玻璃门的尴尬情节。

期间，法国人在午餐时招待给代表团成员冰淇淋，结果有一位代表说：”这个太凉了，能否加热一下？“

2，前《人民日报》总编辑梁衡分享过一个经历——

“1984年我任某大报驻省记者一次到办公室，看一群人围着一件东西看，这是报社驻西柏林记者带回来的一张绵纸，八寸见方，雪白柔软，上面还印着极精美的花纹，那位记者说，这是人家公共厕所的擦手纸。

天啊，我简直要晕了过去，老外这样阔气，又这样浪费啊，我把这纸带回去，给很多人传看，无不惊得合不上嘴。”

没错，这就是40多年前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其起点之低甚至今天的Z世代都无法想象。

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1.7%，无论是在资金、技术还是其他要素层面，当时的中国连现代经济的门都没有摸到。

彼时的中国没有发展“硬科技”实力，更没有发展“硬科技”的需求，它需要解决的是如何让人民尽快吃上冰淇淋、用上纸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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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摘“低垂果实”的策略具体就是通过合作引进技术，利用人力成本优势扩大生产。

这在经济学上也是有重要依据，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的“后发优势”理论，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策略的合理性。

“后发优势”理论的核心，简单地概括是以下三个逻辑——

1，经济发展最重要取决于三个因素——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其中技术水平是三因素中的核心。

2，提高技术是有成本的，而引进技术的成本远低于自主研发新技术的成本。

3，技术水平低的国家由于有现成的先进技术可以引进，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占有“后发优势”。

所以，根据“后发优势”理论，我们面对的是一颗既有低垂果实也有高挂果实的果园。

毫无疑问，先摘“低垂果实”是最优选择。

毕竟搭梯子去摘高处的果实费时费力，甚至连搭梯子的木头我们当时都买不起。

先赚钱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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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和柳传志的两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我们的策略——

1999年8月日，35岁的马云在杭州的湖畔花园，开启了他既黄页中国之外的第二次创业——创办阿里巴巴。

为了鼓舞员工的士气，马云当时在湖畔花园的房子里慷慨激昂地演讲，其中一段是这么说的——

“美国人强就强在他们的硬件，强就强在他们的系统，这方面的确他们做的比较早，但玩信息玩软的，中国人的脑袋绝不会比外国人差，我们在座的各位绝不比别人差。”

“玩信息玩软的”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后来几乎所有中国互联网公司的模式。

不用去做底层创新，应用层面的巨大市场已经够创业公司。

无独有偶。

1998年3月，《计算机世界》杂志发表了柳传志《贸工技、三级跳》的文章，以此为转折点，联想抛弃了技术优先的原则，选择了先做产品贸易、再做工业生产、最后做技术研发的“贸工技”路线。

马云和柳传志二人不约而同采取类似的策略并非偶然，而是在当时发展水平、技术水平的客观条件下，做出的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人家摸着石头过河，咱们摸着人家过河。

在博弈论中，也有一个著名“智猪博弈”的模型，大概描述是大猪和小猪按管道一头的按钮，另一头就会出来食物，如果同时按，大猪的收益会比小猪大，但按这个按钮是需要付出时间成本。

此时小猪的最优策略是——站着不动，等待大猪去按。

我们曾经就是那头聪明的小猪，只是一直积蓄力量的我们今天慢慢变成一头大猪。

于是，策略也需要随之发生改变，摸着别人的石头过河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05

因此，总体而言，中国硬科技落后的核心原因在于两点——

1，从主观上，中国的发展起点低，引进而不是自主开发，对国家和企业而言是经济上更合理的主观选择。

2.从客观上，硬科技资金要求大、开发成本高、前置条件多，过去很长时间中国不具备发展的条件。

中国过去高增长主要来在全球化背景下，前三次科技革命的技术红利的扩散，我们合理地利用了国内大规模人口红利和引入了国际技术，在全球分工中找到了合适的定位，完成了经济层面和技术层面的原始积累。

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用“中心-外围”理论(Core and Periphery Theory)来解释之前世界的全球化分工——

美国等发达国家是模型中的“中心”，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居于模型中的“外围”。

“中心国家”占据产业链的高端部分，“外围国家”占据产业链低端部分，二者通过贸易相互获利。

然而随着“外围国家”的技术不断进步，其产业链也会由低端走向中高端，这样的结果就是外围国家产业链越来越长，而中心国家产业链越来越短。

这其实就是中国和美国过去产业变迁的全部历史。

在全球进入存量博弈、本轮技术周期进入末端、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的历史背景下，各产业大国都不约而同地将战略目标锁定为硬科技——

中国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德国强调工业 4.0 战略。

作为曾经的“外围国家”，我们已经逐渐开始成为东南亚等小区域内的“中心国家”，而要进一步在全球产业链上占据更加战略的地位，中国必须啃下“硬科技”这块最后的硬骨头。

而这必然是一条不平坦的路，其过程并不像很多键盘侠说的那样简单。

06

任何一个先进技术都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它依赖诸多条件、生态和时间。

以芯片所在的集成电路产业为例，它涉及的上下游链条非常长，从大的环节上看至少包括芯片设计、制造、设备、材料、测试、封测以及工业软件等，每一个环节都有着极为复杂的技术。

以媒体曝光度较高的光刻机为例，它只是芯片制造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但它却极为关键，目前5nm及以下的先进制程芯片制造只有荷兰ASML公司的EUV光刻机才能胜任。

而这样一台价值1.5亿美元的机器，需要整整超过100000+个零件、3000+根电缆、40000+个螺栓。

这些零件来自多个国家超过5000家供应商，核心的光源来自美国，光学透镜来自德国，其中美国光源占27%，荷兰腔体占32%，日本材料占27%，德国光学系统占14%。

一台EUV光刻机机器重180吨，需要40个集装箱才能完成航运装载，其调试过程就超过12个月。

EUV光刻机的一部分

英特尔光刻部门主管 Sam Sivakumar曾表示——

“高端光刻机是一项非常困难的技术，就复杂性而言，它可能属于曼哈顿计划的范畴。”

很多人说，我们当年原子弹都能造出来，难道还搞不出一台光刻机？

没错，它的难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原子弹这样级别的。在短时间内突破几乎没有可能，它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硬科技突破的难点在于，专利等技术本身的壁垒、产业链壁垒和时间壁垒。

而这些壁垒都并非仅靠简单的短期资金和技术投入就能快速突破，中国的硬科技之路任重道远。

07

国内许多底层技术之所以发展动力不足，还有一个容易忽略的特征是——相对于应用层，底层技术的绝对产值通常较小。

比如，数字经济是一个全球产值32万亿美金的大市场，而下一层的电子信息产业（包括计算机、通信、电子）为5万亿美金左右。

再下一层的芯片行业，全球规模就只有 4400亿美金左右，再到更底层的光刻机细分赛道，就仅仅到了百亿美金的级别。

当整个赛道的产值只有百亿美金的级别，且存在稳固头部公司的情况下，资本通常是不愿意下注的，因为想象空间太小，即便占据了100%的份额，其吸引力也不大。

与此同时，底层技术的回报周期也比应用行业要慢得多，它往往需要长时间的冷板凳积累。

比如芯片行业的王者台积电诞生于1987年，光刻机龙头ASML诞生于1984，都是几十年如一日的长期技术积累的结果。

这和互联网项目用烧钱的方式几个月结束战斗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资本不愿意等，中国资本更是缺乏耐心，根据Pitchbook数据，中国VC项目持有期平均只有3.3年，相比之下，美国VC平均为8.2年。

因此，垂直细分行业产值小、回报周期长也是国内资本不愿意下注硬科技细分领域的重要原因。

08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硬科技层面一些可喜的变化，这些变化来自于多个层面——

首先，国家层面顶层设计不遗余力。

中国的国家战略已经制定了到2035年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2050年中国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在这个大的框架下，《中国制造2025》推出、科创板的推出、集成电路国家基金的推出，都是加码硬科技的具体措施。

事实上，美国、欧盟、韩国、日本的硬科技产业崛起的过程，都得到了政府长期大力支持。

74年前，美国科学家范内瓦·布什给时任总统杜鲁门，写了一份关于国家科技政策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

在这份有着开创意义的报告指引下，美国摆脱对于欧洲基础研究、以及科研人才的依赖，成就了美国今日的科技强国地位。

其次，产业界在投资取向上，越来越多的资本开始进入硬科技领域。

近几年甚至进入到了一个硬科技投资高潮，其中，2020年是一个历史性拐点——半导体投资首次超过互联网，成为中国的第一投资赛道。

资本的大量投入是好事，但其实也要防止过热的负面效应，比如某些细分领域，本身可能需要集中高技术人才饱和式研发才能图片，但过热的资本会分散部分企业的人才密度，有可能影响行业的整体健康度。

再次，有一些产业存在“换道超车”的机会。

科技行业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其不连续性，即有一些技术不是渐进式改进的，而是跳跃式发展的。

比如汽车产业，如果让中国汽车产业在燃油车发动机领域达到并赶超宝马、奔驰的水准，可能给20年时间都不够。

但在电动车领域，国内企业和世界顶尖水平的差距其实就要小的多，而且在电池等核心环节我们甚至还有领先优势。

今天，在各国都在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大背景下，从政府到资本、从产业到公司，整个硬科技行业都被动员起来了。

硬科技的征程开始了，这注定是一段漫长和艰难的路，其中会遇到比想象中更多的困难，产业界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勇气。

09

从本质上讲，经济是不断熵增的体系。

今天很多行业内卷现象，其实是技术停滞不前导致熵增的具体表现。而减小经济系统的熵，最重要的策略就是为经济系统注入新技术。

创造新的生产函数，不断技术进步是对抗熵增唯一解决之道。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很多贡献，但为什么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在中国发生？”

这是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著名的“李约瑟之问”。

的确，前三次科技革命都没有发生在中国，但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不应该成为旁观者。

加油，中国的硬科技人。

张维迎在《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从容应对变化最好的方式，是掌握那些隐藏在现象背后的不变的东西。企业家精神就是那种创造变化，但其本身不变的东西。

近些年，全球范围内，一边是政府对互联网寡头频频的反垄断，一边是星链计划、ChatGPT等颠覆式创新的涌现。“颠覆式创新、企业家精神、反垄断”三者的关系，早已被事实证伪，然而，在很多人的观念世界里，依然将谬误奉为金科玉律。类似情况，也投射到中国国内。

不过，伴随着国际政治的巨变，芯片技术、航空航天、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核心技术的差距也日益凸显，因此，攻克“卡脖子”技术，一时之间成了从政府到企业必须要直面的一场“攻坚战”。

然而，解决问题的金钥匙，恐怕不能寄望于反垄断，而过去作为成功经验的“举国体制+工程思维”，或许在工业化追赶阶段、互联网技术应用领域具有后发优势，但却不大可能催生出颠覆式创新，因为颠覆式创新离不开这样一种生态：法治市场经济+企业家精神的自由绽放+创新者特有的心智和行为模式。

简单说，从宏观的政治经济环境，到具备特有素养的创新者群体，缺一不可。

只有潮水褪去时，才知道谁是裸泳者。然而，潮水正汹涌上涨之际，无论置身事内者，还是旁观者，最需要做的，不是焦灼绝望，而是透过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与创新，洞悉领先者必须具备的生态思维，修炼创新者的内功。

为此，维罗阳光携手先知书店推荐“理解企业家精神与创新”专题书单，精选张维迎、德鲁克、克里斯坦森三位作者的五部经典，大致可对应创新所需要的生态的三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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