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少数派，三观一致的人总会相遇

原创作品经授权转载自 l 公众号“先知书店店长说”

ID l kugeshuo

文 l 先知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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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说上帝死了，我却分明感受到了撒旦的壮年

托搜狐的小弟给我找了个网络文化公司的工作。

他先是惊讶、狐疑，接下来便陈述这种公司如何的虐人，那话里话外分明在说：“你这老东西是不是疯了！”。我说实习生、保洁员皆可，更不计较薪酬及任何形式、强度的加班。

“给我个简历吧，我有熟悉的猎头。”他的语气和我的心，旋即到了冷冻室的温度。我转头对我家的猫说，哼，看来没戏了。

其实我只是想挑战一下自己的舒适状态，找点生活的刺激而已，也很想看看如今这种公司是如何运作的，看看年轻人是如何工作、如何思想的，体验一下“996”到底是个啥滋味儿。 

人老了，生命力弱了，自洽的本领却强了，便在自以为是、自得其乐的状态中老化、没落，给世道平添一具又老又丑的活尸，还要拿着过气的经验当才能，不自量力地在年轻人面前指手画脚，一副大尾巴狼的样子。我当然也会这样，却有点心不甘。

一位陌生的“老朋友”

恰好微信里读了先知书店的新文章，文后还有招聘广告，便投了简历，并以一部多年审查不过的杂文书稿，充当了招聘告示中要求的“两篇代表作”。

应聘，我是认真的，心态却是“有枣儿没枣儿打一杆子”的油腻。

面试我的三个人很客气。说来我与先知书店也不是绝对的生人。前些天他们看上了我责编的《民国思潮读本》和邵燕祥的《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业务员跟我联系过，要独家销售。这是多年前出版的两本书，也是我图书出版生涯中最好的两本书。可见先知选书的眼力。最终是前者顺利成交，后者虽然获得过“华文好书”的最高奖，但先知还是有点儿犯怵。

▲窦海军老师编辑过的两本书

面试的人似乎对我信心满满，当场就要跟我谈薪酬、合同。我说别，咱们先相互试试看，万一不合适，一拍两散，你们没有契约的顾忌，我也没有自取其辱的尴尬。他们说我不必坐班，但开始没事儿的时候最好多来公司坐坐，熟悉一下情况。正合我意。

我“奋斗”了大半辈子，唯有一件事聊以自慰——一直没丢“铁饭碗”，近30岁就过上了半退休生活。这让我过早地体验了自由的惬意，也养成了散漫、怠惰的习性。

从享受自由生活的角度讲，我就是今天“驾鸡西去”了，也值了；从社会贡献的角度讲，除了开火车的十多年，我基本算是不劳而获、不创造价值的那类人。虽然后来也没有“骑在头上”的福分，却也不是火车司机那样的实在角色，甚至是“暧昧的帮凶”。

▲本文作者当年在火车驾驶室内

到上班那天，比往常早起3小时，还翻腾出了一年也穿不上一次的系皮带的长裤。上班路上的感觉有点刺激，像是守寡了20年又上了花轿——新鲜、欣喜，还有一丝忐忑与滑稽。

先知书店人数也不多，就二十几个人，几乎都是年轻人，除了财务，都没有单间办公室。我的工位是大办公空间的最后一排，老板“大猫儿”在我的右侧。

公司任何人私聊或接待读者，都在大小会议室或一进门的公共空间。这样的设计，老板大凡不是五零后、六零后吧。我要做了老板，一定是有床的单独办公室，还要搞一把“老板椅”，要古今合璧的那种。

写先知的文章“不容易”

很多人骂手机搞得人心不古。一个人非要拿筷子戳自己的眼睛，筷子何罪之有？

手机的好处之一是，让我方便地阅读到了很多好文章。至于将“碎片阅读”之过 归于手机，难道没有手机就会通读黑格尔和《史记》？“拣鸡毛凑掸子”式的阅读并非不净，并非罪恶，况且是否选择“碎片阅读”，同样不是手机的意志。

先知书店的公众号文章，都是我在手机上读到的。万八千字的文章在手机上读，很烦，我常常会收藏后分几次阅读。虽然是推销图书的文章，却不迫不及待，却不死乞白赖，大有“买不买你看着办”的风度。

阅读并转发先知文章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的文明观与我相近，他们传达的知识我也感兴趣。如果做书、卖书，为了赚钱而淡化良知、道义，还不如开青楼、作风尘女来得干净。

先知书店又何尝不是为了卖书？先知的文章又何尝不是为了卖书？只是他们借助卖书，还真诚地做着传播真理、播撒文明的事情。

每每读到先知的好文章，我都觉得应该打个赏，如果买一本他们的书，则一举两得。买了不见得看，扔在那里的感觉也不坏。我猜想一些读者买他们的书，很可能也是出于这种心理。

不能说先知推荐的书都是一流，但我也没见他们推荐过一本好赚钱却“书格”掉价的书（按他们的说法，他们选的是“中文世界最值得阅读、收藏的三千本好书”）。如今，借助平台实力偶尔卖几本高利润的鸡汤书、保健书、或垃圾作家的畅销书不算什么，读者大概也能够理解、原谅，但先知书店却死死咬着自己的这条底线不松嘴，颇有些不识时务。

坐在工位上，半天就看完了公司的资料、数据，接下来 “大猫儿”让我看了一篇文章的初稿，我大呼小叫地说不好，人家恨不得脱了袜子堵我的嘴，并马上引我到会议室私聊。

▲我的工位

过后我这种莽撞的耻辱感很快就平复了，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已经进入我们“动荡”一代的基因排序——狂妄、粗鄙、愚蠢、无耻、有意无意的恶……我们身上的丑恶，既是我们自己的，也是环境的、历史的、他们的。

来先知上班，本想能够做点“行文教练”的工作，人家却不给我派这样的活儿。知道我是摄影发烧友，便让我写一篇推荐摄影大师布列松的文章。

教练做不成，便有了上赛场一显身手的想法。其实教练员与运动员本是两码事。然而，不只是利令智昏，能够令人“智昏”的因素很多——冲动、性欲、虚荣、自负、愚蠢、不要脸……

我把《传奇布列松》从书架搬到了桌子上。摄影我研习了40多年，布列松基本是我的囊中之物，行此文，犹如探囊取物。

谨慎起见，自诩“中国最理解布列松的我”，还是用了两天通读了这本图文并茂的大画册，并大有新获。接下来的三天完成了一万多字的初稿，润色后拿给公司的“大猫儿”看。不行。推翻重写，还不行。

按“大猫儿”的说法，先知文章的标准，讲究的是“品效合一”，既要关切时代问题，有公共性，又要给出 足以启发或者思考这一问题的“答案”——即一本本好书，又不能过于深奥、学术，要让更多人能感知到，读的懂。

左改右改后，人家说让先知的编辑 编一下就可以用了。但编完了的稿子，有许多专业性的不恰当（编辑终归不是摄影行家），我说还是我自己改吧。改了还是不行。

“大猫儿”和蔼地说：“先发您自己的公号吧，先知再转发”。我确实马上发了自己的公号，先知也确实没有转发。明显是质量不行，明显是改得让人家都有点不耐烦了。

然而我却不想知难而退、就坡下驴。连这种“模仿写作”都搞不定，这也太没面子了吧！人的那个“自尊鬼”一旦显灵，是可以玩儿命的。但我也意识到，自己从开始写此稿就陷入某种误区。

一是，虽然知道了先知文章的套路，也认可他们这个费尽心思、久经考验的套路，但自己执行起来却不严格，总是在“牛哄哄”的心态下，将自己的一些成见带入文中。

二是，我总觉得这本书的主要读者应该是摄影人，而不爱好摄影的人买它的概率很有限，这导致我的稿子过于针对摄影人而言说了，可先知还很看重对于非摄影人的打动。这是行文之外的目标分歧。

然而这种“工具性写作”只有听老板的和不写两条路，想瞬间创造出良好的新套路，谈何容易。我的办法是先彻底放下此稿，让它凉透了再说。至此已经证明，我起初选择自己最熟悉的领域“打第一仗”，其实不是明智之举，而是“鸡贼”之为。

接下来选了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耐着性子通读后，一稿不行，二稿过关，期间也是改了N次。改的过程中还有意外收获，就是自己长期自由行文（其实是长期不怎么行文），已经是文字的赘肉多多而不自觉了。

如果不是在先知书店被年轻人这样一番“虐待”，我还自觉心理、观念、能力挺年轻 挺与时俱进的呢。在先知撰稿，是在一种制度、机制中行事，我的被“蹂躏”，证明了制度、机制的力量，还说明没有好的制度、机制的约束，人是很容易变成蠢而不自知的，尤其是我们这一代有着巨大教育缺陷的人，往往是既不自由也不尊重规则。

其实《知识分子》一书，作者撇开“公域”“私域”的道德审判站位的书写，实在是外行、片面、低级。作者似乎根本不顾人性的真实，不顾艺术家的特质及客观的史实，像个肤浅的道德贩子。我甚至怀疑他这是哗众取宠的商业写作。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作者的真实认知，我便要断言，这个大名鼎鼎的史学家，很可能是个三流货色。

但如果对人性有更多的洞悉，那这本书带来了不仅仅是对知识分子的苛责与刻薄，而是更多的理解。从这个角度我觉得《知识分子》也还是值得读的，只是不在于读其如何地好，而在于人们可以领略它深层的不好，进而开启人们深刻的鉴赏力。

然而否定一本书的站位或者某些观点，还要写文章让它热销，实在是很难的事情。为了稿子能用，我还是选择了“肯定”的站位行文，但也不能昧良心说瞎话，所以文中还是含蓄地表达了以上的观点。这种矛盾的写作心理，一定会造成赞扬此书却不理直气壮。结果，也自然会影响到文章的转化率（文章发表后带来的图书销售量）。

转化率不好，首先是文章的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书品的质量。先知书店搞得好的关键因素，由内向外的排序是：观念——选书——文章。

然而我的这个结论又似乎是站不住脚的——相反的观念选择合适的图书再伴以好的推广文章不就能成功吗？当然可以成功，因为中国人多，因为各种观念都会有相应的读者群。

但是接下来的疑问是，中国有做得好的与先知的立场观念相反的民营书企吗？与其立场观念相反的人群，会有多少人具有长期阅读、系统阅读的习惯呢？如果有这样的习惯，他们还会是与先知相反的立场观点吗？

当知道先知书店的灵魂只是一群年轻人时，我便又一次想到了精英与大众的历史作用这一话题。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老福特、盖茨、乔布斯、马斯克及拿破仑、华盛顿、希特勒这类大人物？是怎样的气候、土壤产生了这样本质不同的大人物呢？就此我回味世界史，也回味中国史，更加回放了我这大半辈子所经历过的。

写完《知识分子》的推文（点击蓝字即可阅读），回头再收拾《传奇布勒松》的推文（点击蓝字即可阅读），觉得顺手了许多。接下来的一稿算是过了关，但我还是觉得有些不伦不类。

可见一件事情的起点不对，想重归正路并顺畅行走到正确的终点是多么的不容易。一个国家阶段性的发展是否也是这样呢？最终，《传奇布勒松》推文的转化率也不好，可见先知书店靠网文卖书之不易。

一件有点儿不可思议的时代怪事

在中国做图书出版，好做也不好做。好做，因为出版社有书号特权，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不好做，因为出好书难。先知书店没有书号权，也没有免房租的地面店，但却还能生存下来，甚至有越来越多的用户支持，他们到底是怎么玩儿的？

一番“卧底”后，非要说先知有什么商业秘密也未尝不可，但在我看来，却是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先知书店写文章，卖别人出的书，干的是“泥水活”——既苦又杂还难。后面也没有什么资深的学者、写手团队，只是一个年轻人带着一群年轻人不懈捣鼓的结果。

同样，一篇“好文”也不是“大猫儿”或者领导给年轻的“编辑”开个会就能写出来的，而是一稿一稿地磨，实在磨不出来，“大猫儿”还要负责改出来。

他们只是以很普通的智商，勤奋地按照常识做事而已。非要找出一个“成功的要点”，我会说，可能是“社会的需要以及他们长期的坚持”。

先知能把书卖好，其终端原因当然是“推书文章写得好”，然而人家都把好文章的要点（或曰商业秘密）告诉我了，我这个码字儿的老油子，不是照样写不好吗？

所谓的 “核心竞争力”，其实是很难模仿的，而轻易能够模仿的，就绝不是“核心竞争力”。不易模仿，既有客观的难度，也有主观的难度。大清朝备受列强欺辱，而列强的“核心竞争力”就在那里明摆着，朝廷考察了半天，照样不能模仿、借鉴，只能在坚船利炮上下功夫，结果就不必说了。这便是“主观难度”的证明。

我要是没去先知上班，也会条分缕析、夸夸其谈地指点乾坤，然而我姥姥在我童年时就常说：“叫唤鸟儿没肉，叫唤狗不咬人” 。这尤其是中国文人惯的陋习。财大气粗不见得能够搞出好的剧本，财大气粗或势力强大，也不见得能够搞出先知书店。

几个年轻人，在黑夜里摸索、挣扎，他们选好书，卖好书，不流俗，不讨好，不欺诈，还能养家糊口，这真是一件有点儿不可思议的时代怪事。

这也让我看到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之外，还有极少数的“精致的理想主义者”在做事——

“精致的理想主义者”并不同于“理想主义者”，“做正确的事”与“正确的做事”同样重要，不但心里有想法，更要把事情做出来。

不让理想变为空想，需要的恰恰是“精致”二字。精致的想——知道去往何方，耐心地做——在组织、团队、商业、理想中妥协与平衡。

先知书店卖书，分明是以商业的形式做着一件有利于民族，有利于国家文明发展的事情。就此，不管从人道的角度讲还是从天道的角度讲，先知书店的成功，都有着一定的必然性。

我甚至多了一些担心，担心他们的命运，担心他们很快也会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甚至变成“无耻的利己主义者”。然而人类历史又是黑夜加阴天远远多于阳光灿烂的，能够坚持不懈与环境抗争的，终归是极少数的人，且最终多是不幸的结局。

何止无知之恶，何止平庸之恶，还有沉默之恶。尼采说上帝死了，我却分明感受到了撒旦的壮年。

本文作者为资深编辑、作家、摄影评论家窦海军老师，特别把窦老师最看重的两部书与在先知书店推荐的两部书推荐给您。识图扫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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