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揭秘丨华夏的文化基因,是如何被塑造的?

维罗阳光 2023-11-30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海边的西塞罗 Author 海边的西塞罗

原创作品经授权转载自 l  微信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

ID l cicero2020

文 l 海边的西塞罗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点击阅读:历史剧变的七种征兆



今天是年三十,再过几个小时,就是传统农历癸卯年了。子鼠、丑牛、寅虎、卯兔,中国人一提起生肖属相,往往能讲的头头是道,你看网上现在一堆一堆说兔子咋样的文章。但对于属相前的那个“子丑寅卯”,多数人却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今天我就来聊个冷门,尝试为您解码一下卯这个字眼背后的密辛。

是的,你有没有发现,“卯”这个字在现代汉语中,有限的几个与卯相关的词,都是从“子丑寅卯”这一个意思中引申出来的。比如我们有时也把上班叫做“点卯”,这最初就来源于古代衙门要在卯时(早晨5点到7点)清点一下人数。在代表一种干支之外,“卯”似乎在现代汉语中就没有了别的意思,成为了完全用不上的一个死文字,很多人对这个字的发音甚至都要纠正——它读mao,三声。

然而,如果你去看汉字的最初缘起——商代的甲骨文,你会发信,“卯”这个字相当之常用,高频到与北京人一见面互相问候“吃了么您内?”一样频繁。


这是因为“卯”在当时,可不是个只标度干支的符号,它是有一个商代人常用的具体意思——指将祭祀用的牲畜或人(尤其是人)剖开(尤其是从背部剖开)。由于失去了胸骨或脊椎的牵连,散开的肋骨会在肌肉的牵引下自动外翻,呈现出一种翻开的状态。于是商人管这种状态和这种祭祀方法叫做“卯”。卯这个字在甲骨文中的字形,也真实的反映了这种形象。

前几年有一部热播的美剧,名叫《维京传奇》,里面讲述维京传奇海盗朗纳尔·洛德布罗克的儿子们为了给父亲报仇,曾经对英格兰的诺森布里亚国王,处以一种异常残忍的“血鹰之刑”,方法也是将受刑者从背部打开,使其肋骨外翻,最终让其窒息而死。

这个形象是不是跟“卯”的甲骨文很像?

真实的历史是,中世纪的维京人似乎相信,用这种刑罚处死俘虏,可以讨好神明和自己的先祖。

无独有偶,在我国商代同样以人作为祭品的人牲当中,似乎同样流行这种做法,只不过它在商代人那里不叫什么“血鹰之刑”,而被高度简化成了象形字“卯”。

在方位上,卯代表正东,考古发现,很多被施以卯刑的人牲,刚好也是朝向正东被献祭的——这种献祭方法可能与维京人一样,来自一种对古老而神秘的太阳崇拜。


这也正是卯这个字,为什么能从一种人牲的祭祀方式,逐渐被固化为指代祭祀时的一种方向,并最终成为天干中一格的原因。


所以,看看卯这个字吧,从这个字眼的血腥历史当中,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它在现代汉语中除了代表天干中的一格,就再没有别的用法了——周革商命之后,这种异常残酷的人牲方式被禁止、绝迹了,于是人们慢慢忘却了这个字背后的本义。于是它就成为了一个死文字。

根据一些考古学家的推测,不仅“卯”,像“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甲乙丙丁”等等天干地支,在商代的祭祀当中,可能都是有类似意义的。

在商代,这些文字的背后,可能有一部复杂的“祭祀学”——杀什么样的人牲,需要朝向什么方位,怎么动手,可能是一种非常庞大而驳杂的学问。而通过献祭人牲 与鬼神沟通,在商人(尤其是王室贵族)的生活中,可能是非常频繁而重要的。现代考古学已经考证出的,商代人牲数量就在三万人以上,真实数量肯定远高于这个数字。


这就引申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卯”这样的,曾经十分流行的血腥人牲方式,和与之相配套“献祭学”,能够成功地被我们忘得这么干净?

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华夏这个曾经在古文明中最为“尚鬼”、信奉鬼神力量、以至于有大量血腥献祭的族群,一变而成为了全世界最为世俗、“敬鬼神而远之”的民族?

毋庸讳言,世俗化的思考方式,甚至成为了之后中国人有别于世界其他族群,最重要的特征。

是的,在卯这个字的黑历史被忘却的背后,隐藏着一段有意被模糊、被忘却,却又至关重要的中华民族世俗化变革。

想猜想其中的真相,就要谈到一本我去年刚看过的好书了——《翦商》。

李硕:写这本书犹如独自走过撒满尸骨的荒原,直面历史深渊的恐怖

这本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去年10月刚刚推出。作者是历史学者李硕。我看这本书时的阅读感非常好,因为它让我想起了前些年读的另一本书《秦谜》。

两本书的共同特点是,它们既不是那种严格奉行“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只在历史或考古学证据上,谨慎爬行的严肃历史著作,也不同于只将历史作为“挂小说的钉子”、完全放飞自我的“历史小说”。它们更像是一种“费马大定理”等,数学猜想式的“历史猜想”。根据历史学、考古学的一些证据,以历史学者的严谨和侦探式的大胆,小心的填平缺失的事实鸿沟,最终得出一个能够完成的逻辑自洽,又足够震撼人心的“猜想”式结论。耐心读完,你会觉得,它虽然未必一定是真相,但真的有一种醍醐灌顶之感。

李硕先生在《翦商》这本书中,就讲了这样一个猜想式的故事——中国人是怎样从最“尚鬼”的民族,一变而成为最世俗民族的?他认为其中的关键,就在周灭商被刻意隐瞒的故事中。


按照《翦商》一书的转述,据考古的证据发现,我们的民族在刚刚进入文明时代时,与世界上大多数文明一样,本来也是喜欢搞祭祀 讨好鬼神。而且我们的祖先也相信,祭祀的物品越贵重,神明和祖先就越高兴。那毋庸讳言,人总比牲畜要贵重一些,于是人牲和人殉的习俗就出现了。

在被猜想为 史书上的夏代首都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就存在有一定数量的人牲遗骸。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人牲主要集中于城市的炼铜区域当中。

这一点乍看起来匪夷所思,因为在石器与铜器混用的远古时代,炼铜可是绝对的高科技产业。炼铜族群尤其热衷人牲献祭,这就相当于现如今,一帮设计芯片或搞粒子对撞的工程师、科学家们,热衷于跳大神似的。

这怎么可能呢?

可是如果你深入理解一下古人的思维方式,就会明白——远古时代可没有科学思想,炼铜师们不知道炼铜的原理,他们只是按照被传授的经验,去碰运气、去赌这一次的矿石能不能炼出铜器,铜器的质量又怎样。


可是这种瞎蒙的冶炼方式,无法控制的变量太多,铜矿的质量、伴生矿的杂质干扰、炉火的温度等等等等。炼铜的工程师们不知道,也更无法控制这些变量。于是被变量折磨疯了的他们,就会本能的相信,也许冥冥中有鬼神决定了他们能否成功,也于是他们本能的就想去讨好鬼神。

这就像最近热播的《三体》网剧中 加的那段原创戏——当观测天文的沙瑞山,无法解释更无法掌握“宇宙闪烁”时,他就开始搞各种类似迷信的“控制变量”。他试图用无因果联系的主动行为,去影响结果。


是的,由于无法把握自己的工作结果,不知道自己的“农场主”是谁,人牲这种有着浓厚迷信感的习俗,反而在那个年代最“技术流”的炼铜族群当中,最为兴盛。

而商代,很可能恰恰是商人的先祖,联合这些炼铜族群建立的。于是商朝就呈现出两种看似矛盾的特质——

一方面是,它在当时的中原诸部族中 是技术最领先的,可以用先进的青铜器,对周边石器部落形成降维打击,碾压和兼并他们。


另一方面,商人却又是在鬼神之事上最迷信的。他们承袭了炼铜部族喜欢人牲的传统,并将其大幅扩展。从早商时期开始,商人就习惯于把自己的跨部落统治,也和鬼神的眷顾联系在一起。并认为,只有通过不断奉献贵重的祭品——人牲的方式,继续讨好鬼神,自己的政权才能像铸铜的炉膛 产出铜水一样,维持兴盛。

应当说,对于一个远古跨部族政权来说,这种“事鬼”是一种残忍,却又聪明的统治方式。因为在青铜武器保障的武力之外,又给商王朝多增添了一层合法性背书——我能统治你们,是因为我依靠战争抓的俘虏足够多、献祭的人牲多、鬼神足够开心、于是他眷顾我,继续支持我打胜仗,抓更多的俘虏来献祭鬼神。——这是一个逻辑自洽的循环论证,可以威慑其他部族不敢挑战商王朝的权威。

如果我们观察16世纪 中美洲阿兹特克文明,威慑周边城邦的历史,你会发现,两者在统治手段上是出奇的相似。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变化也一定会发生——

比如交流中,越来越多的周边部族开始学会使用青铜器,商王朝的技术碾压优势开始丧失。通过战争获得俘虏,也就变得越来越难了。

同时,很多商人在与其他部族的交流当中会意识到,对方也是人,并接受了他们更加温和、不那么残忍的祭祀方式。

于是一场“宗教改革”就发生了——从商王仲丁开始,获得俘虏日渐困难、受到周边部族影响的商王,终于开始尝试减少人牲的数量,而改用其他的方式祭祀,但是这就造成了商朝守旧势力的恐慌。他们觉得,你们改革派这是搞“以夷变夏”啊,我们要抵制文化入侵啊,要始终坚持杀人事鬼的传统,一万年不动摇啊!于是改革派和保守派就斗了起来,商朝由此走向了中衰的乱局,史称“九世之乱”。

而在九世之乱中,最终获胜的,很意外的是守旧派。这源于另一项技术传入中国所带来的蝴蝶效应——马车。


马车技术的传入,给原本已经被稀释的商朝青铜技术优势,带来了新的活力,手持青铜戈的武士 从此可以在战车上所向披靡。人牲的“供给端”问题被解决了,商朝重新在外战中大量获胜。守旧派将此归功于商人事鬼的传统,因此又重新统一了部族思想。

公元前1320年,盘庚迁殷,商朝将首都设在了黄河北岸的殷(以及之后的朝歌)。这个位置的选取非常有趣,之前的历代商都,都是更靠近铜矿产区的黄河南岸,但盘庚却选择把都城建在了,南方铜产区与北方太行山马产区的连线中间点上,这就标度着,商朝赖以立国的技术优势,从单一的青铜器,转向了青铜+马车。


与此同时,吸取“九世之乱”的教训,另一种新的“神学体系”也开始面目清晰了——商王开始在祭祀当中,越来越多的把自己的祖先,也当做“鬼”来祭祀,以强调商朝死去的历代先祖们,有某种超自然的威能,与昊天上帝等自然神不同,他们当然只会保佑自己的子孙万世坐稳王位,并且更倾向于保佑那些更像自己、更能贯彻自己传统(所谓“肖”)的子孙。

到了晚商最后两位王——帝乙和帝辛(纣王)时代,商朝已经直接开始称呼,在世的国王为“帝”。而帝这个字之前,只是用于称呼被祭祀、享受人牲鬼神的。

很明显,商朝在搞了数百年统治实验之后,终于摸索出了 神话自家君主世系这条思路。

是的,中国人特有的祖先崇拜,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了。


但这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与固定数量的自然神明不同,祖先的数量,会随着王朝的代际传承不断累加。每一个祖先都成了神,都需要讨好,按照商朝的祭祀传统,这就需要大量的人牲来进行祭祀。

于是到了晚商时代,人牲“供不应求”的危机,就在商王室淫祀犯懒的情况下,再次出现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也遵循“越有价值的人牲,祭祀效果越好”的思路。商王室开始杀已经臣服的部族奴隶、平民、贵族,甚至把自己王室内部的贵族,也拿来进行祭祀。

是的,按照《翦商》这本书的解释,传说中商纣王很残暴,他挖自己亲叔叔比干的心脏,以及把周文王的儿子伯邑 烤做成人肉酱等行为,其实都是商代淫祀走向疯狂与死局,临近崩溃时的一种表征。

纣王:用文火

商代这种结合技术优势和鬼神信仰的统御体系,在经历数百年的运转之后,冗余积累已经太大了,系统临近崩溃,亟待更新,所以才会出现这种乱纪元式的疯狂。

而这种乱纪元的终结者,最终还是出现了,他就是周文王。


非常讽刺的是,周文王率领的周族,最早其实就是替商王朝当“人牲贩子”起家的。周人原本是羌人的亲戚,但却当了二五仔,靠捕捉羌人给商朝当人牲,获得了商王的封赏。晚商时期,随着商王朝祭祀人牲需求量的增加,周部落也越发崛起。最终,本属偏邦首领的周文王,获得了亲自去朝歌觐见,上贡人牲的资格。

可是自身没有人牲习俗的周文王,一到了朝歌,就被那座商都的繁华、糜烂、与残酷吓坏了。他亲眼看到了自己上贡的人牲是怎样成批的被残忍杀死,又听说了纣王为了追求祭祀效果,开始杀部族首领 甚至王室贵族的传说。

所谓“君子远庖厨”,原本自己就是人牲贩子起家的周文王,自己也无法容忍了。他应该确实说了一些非议,然后被监视他的崇侯所举报,关进了羑里。羑里就是一座专门关押人牲,尤其是高级人牲的监狱。纣王这时候,应该也是起了拿他祭天的心思——正好高阶人牲稀缺,你送上门来的,岂有不要之理?

但就在羑里等待被“卯”了的时候,周文王也开始了他的“龙场悟道”——“文王拘而演周易”。由于从土乡下 来到了朝歌这样的大城市,又处于天天等待被祭天的焦虑当中,周文王对商朝的鬼神体系,“上帝”(昊天上帝)到底是否会喜欢人牲这种残忍的祭祀,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他开始创新一种新的神学体系,以试图与上天沟通。这就是“易”。


易的意思,其实就是变。

文王的这套体系,其实是与商朝的神学思想相对提出的。文王认为,上天的旨意是在不断变化的,所谓“天命靡常”,所以人类不可能通过一种固定的方式(比如祭祀人牲)去讨好鬼神,人能做的只有顺应“易”的变化,去做相应的事情。

这就是后来周人行动的理论基础。周文王在神学理论上,首先击碎了商朝的合法性基础——

你纣王总强调说,你献祭了多少人牲、身份如何尊贵、所以鬼神会多么满意、因此眷顾你。嘿!我偏不认。我说天命这个东西就像天气一样,是不断“易”、不断变化的。

而且“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老百姓是怎样评价你这个行为的,鬼神就怎样评价你这个行为!那么在我们这些周边部族普通人看来,你滥杀人牲就是一种残暴。

所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我现在就是受了天命,要对你殷商发动革命。


约公元前1046年,文王的儿子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爆发,被周人率领的各部族联军,打的“血流漂杵”的商纣王,逃回朝歌,进行了商王朝最后也最为贵重的人牲祭献——

他穿上宝玉衣,登台自焚而死。


也许商纣王试图用这种真正原教旨主义的“自我牺牲”方式,对他仇恨的周人进行了诅咒。可诡异的是,这次诅咒似乎成功了。在“革命”成功后第二年,周武王姬发就生病了,不久去世。但他死前把国政托付给了弟弟周公旦,而周公旦就成为了真正完成这场变革的人。

他彻底推翻了 之前商人“事鬼神”的传统,甚至不惜为此毁灭朝歌这座都城、开掘历代商王的坟墓、熔毁祭祀用的铜鼎,并删改之前一切的历史记录……

总之周公旦几乎堪称一位“清零者”,对商朝留下来的一切传统,除了象形文字本身,和被他认为有用的祖先崇拜,被刻意保留下来,周公几乎让一切从头开始了。


而在新出发点上,他提出了一套系统“礼乐体系”,发扬了他父兄的主张。周公认为,人与神鬼之间,是有一条不可逾越屏障的,人即便再尊贵,也只能做“天子”,而不能像商王所梦想的那样“飞上天与太阳肩并肩”,成为神明本身。所以“天命靡常”,又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对统治者来说,祭祀给鬼神多么贵重的礼物(人牲),以试图讨好他们,也没有把天下治理好、让亲戚与百姓和睦富足,以此说明自己就是个“有德之人”,而更能获得上天的眷顾。

这就是周公为华夏确立的新鬼神观和宗教观。数百年后,周公的一位铁粉,将周公旦的这种态度,高度总结为“敬鬼神而远之”,并高度称赞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是的,这位铁粉就是孔子。


对比起来,你会发现,真有意思。

周公的这种“神学改革”方式,跟马克斯·韦伯笔下的“新教伦理”,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他们都不否定神的存在,但否定了人可以通过某些祭献(无论人牲,还是赎罪券)直接去讨好神明,而认为人获得神明眷顾的凭证,需要在现实的成功中获得(有德,或者自证自己是“上帝的精兵”)。

所以如果说,新教改革所确立的新伦理,开启了欧洲的世俗化时代。那么中国的世俗化时代,则早在“周革商命”时就完成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实实在在 领先了西方两千多年,也就造成了中华民族为什么成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世俗化民族。

所以你看,中国人过年在老外看来也许就很奇怪。其他民族的过年,无论基督教文明也好、伊斯兰教文明也罢,甚至日本、印度等就在我们周边的文明,他们的年节都是有非常强烈的宗教文化参与。要去教堂、寺庙或神社,祈祷神明的保佑。

宗教设施是世界大多数民族过年的主要场所。


唯独我们的过年,几乎不祭祀任何超自然的神明,也从不去教堂或者神社,乞求神明的眷顾和恩典。由于周公刻意保留甚至强化了,晚商时代兴起的祖先崇拜,所以中国人过年时会祭一下祖,但相比于更世俗化的阖家团圆、吃饺子,这种准宗教仪式依然占了小头。

在我们的年味里,全是浓浓的世俗化,宗教味儿是很少的。相比调节人和神鬼的关系,我们永远优先重视调节人和人,尤其是人和家人、亲戚的关系。

这都是三千年前的那场革命产生的蝴蝶效应。


而所谓矫枉过正,也许正是因为有了商代过分亲近鬼神的极端,经历周革殷命之后,我们的民族反而向着世俗化的另一个极端,一去不回头。所以中华文明,在世俗化这一点上,是非常早熟的。

当然的,正如早熟的孩子往往会有别的问题一样,中华文明在世俗化上的过度早熟,也会造成很多弊端——

总之,从“卯年说卯”聊起,到商周革命,再聊回过年。我们从卯这个字的黑历史中,终于窥见了我们的一种文化基因,在三千年前,究竟是怎样被塑造的。

透过一切血腥、疯狂、反思、变革与新生,我们终于成为了世俗的我们,而中国年也终于成为了世俗的中国年。

马上就要过年了,让我们回忆那段曾经被淡忘的故事,记起那句淫祀与狂乱中想起的呐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翦商》一经出版就大火,曾连续数周包揽历史类图书榜榜首,豆瓣评分高达9.1




原创不易,感谢有你!点个「在看」,不怕走散

请三观一致的读友,扫码加维罗



继续滑动看下一个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