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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稳地过完一生,就是普通人对社会的贡献

维罗阳光 2023-11-30
平稳地过完一生,就是普通人对社会的贡献




那些手握权力的人

总是幻想创造历史

王笛






当我们在谈到研究历史意义的时候,经常说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在我从事历史研究的生涯中,也经常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根据我对历史的理解和思考,我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都不断地告诉我,历史是没有规律的,因此未来的进程也是不可预测的。

历史没有规律,在于它的不可重复性。我想这也是历史学作为人文学,而不是社会科学的原因。有时候我们说“历史科学”,显然是不严谨的,因为如果是科学的话,那么对一个问题的研究,方法是正确的和相同的,就必须得到同样的结论。也即是说,只有能够被反复证明的学说,才能成为科学。

然而,对历史的研究则是不可能验证的,因为它是一个主观的活动,每一个人对历史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事实也反复证明了,哪怕是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根据同样的历史资料,运用同样的研究方法,但仍然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按照我们所了解的历史,任何一个历史事件,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任何一个历史进程,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历史是不可能重复的,也不会再重新呈现一遍,实际上也就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最近读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发现了他对历史决定论的批评,这促使我接着又读了他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发现原来这些年我所思考和疑惑的问题,其实波普尔早就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波普尔的思想进一步帮助我梳理了关于历史没有规律、不可预测的观点。


为什么历史没有规律


所谓的历史有规律、可以预测的说法,其实就是波普尔所批评的历史决定论。因为历史决定论,导致有些人认为,如果我们发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历史就是可控的。

一些怀着乌托邦思想或者所谓“宏才大略”的人,便有了想要创造历史的冲动。他们可能不顾现实去实施某项所谓伟大的计划,盲目地臆想历史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但是他们的追求,往往超出社会的现实,违反社会本身的演化逻辑,按照所谓自认为的“伟大思想”,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模式,而这种模式几乎都是没有验证过的。

为了这种模式的追求,不惜一切代价,因为他们盲目地相信,他们的道路或者计划是唯一正确的。就是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的开篇所引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话:“总是使得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人事,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结果对国家和民族乃至无数的个体造成了巨大的悲剧。

这个英国哲学家在半个多世纪之前,便深刻指出了,开放社会是个体为中心的法治社会,而封闭社会是一个集体主义社会,是人治的社会,乌托邦的社会。他还让我们了解国家的真正的角色,它不应该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要改善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人们的命运。真正的民主是权力的牵制和平衡,自由比平等更为重要。

寻求所谓的历史规律,即相信历史既然是按照某条道路或者某条线索发展的,就会忽视了对具体情况的仔细分析。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讲,每一个抉择都应该分外小心,都必须按当时国家和社会的实际情况,对现实的各种因素仔细考量之后,才能做出决策。

但是如果信奉历史决定论,就会忽略甚至不顾当时的各种制约因素,而坚信自己走的是一条历史选择的道路,这可能是非常危险的思维方法。

对波普尔来说,历史发展的轨道是完全可以改变的,所以是无法预言的。为了论证他自己的观点,波普尔总结了五个论题:

1)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
2)不可能以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科学知识的增长;
3)所以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
4)必须摈弃历史是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没有一种科学可以作为预测历史的工具;
5)所以历史决定论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和不能成立的。

何兆武先生曾发表《评波普〈历史主义的贫困〉》(《 社会科学战线》 2011年第4期,不同的书名翻译,实际上就是《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总结出五条论纲的中心思想就是:人类总是在不断地获得知识,然而知识的增长其本身却并无规律可循,所以预言就是不可能的。

何先生评价波普尔的这个论证逻辑时指出,在这五条基本论纲中,第一条是常识,他认为“一般地似可以接受”。但是他认为第二条是站不住脚的,不同意人类知识的进步无法预言或预测。他认为由于第二条不成立,则第三、四、五条便失去了基础。


历史事件没有确定性


我同意何兆武先生对波普尔的论证中心思想的概括,但是不同意他对波普尔的逻辑和结论的评论。我认为,科学发展到今天的一切事实,都证明了波普尔的第二条是正确的。科学的发展,先是有假说,然后得到论证,但是有非常多的假说最后得不到证明,或者证明是错误的。

科学的发展,经常并不是逻辑的结果,而是一种机遇,一种偶然的发现,而且经常这种发现是意想之外的巧合,甚至是运气。那不是必然的结果。哪怕有很多科学研究的成果,是按照既定的研究路径得到的,但是同样也存在非常多的,在人预测和认识的范围之外。所以说,“不可能以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科学知识的增长”的论断是成立的。

这里,我还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结论。波普尔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论证他的观点,我想从历史本身的逻辑来阐发:历史之所以没有规律和不可预测,是因为任何历史都可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影响,甚至一个非常偶然的小事情,就可能改变历史。

我们可以想象,在美国2011年5月2日,猎杀本·拉登的那次特别行动中,如果任何一个操作的失误,如直升机的故障、飞行员的误差、一阵风、一声狗叫、一个突击队员脚上踢到一个什么东西发出了响动,或者是绊了一跤,等等无穷无尽的意想不到的因素,都可能影响到这次行动的成败。实际上一架黑鹰直升机便是因为气流扰动机尾,造成撞击院墙而被毁坏,只是奇迹般的没有人员因此受伤。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历史上,非常多的因为气候的影响,如下雨或下雪,或海上的风浪太大,或一念之差,或者早上睡过了头,或者拉肚子多上了一趟厕所……就可能改变了他本人的命运或者一个大事件的结局。这不是历史的悲观论,而是历史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其实我在1980年代一次历史考察中,就发现过这样的事例。太平天国的首领石达开,率部于1862年5月14日早上到达大渡河时,对面没有清军,如果他当时渡河,是完全有时间的。然而因为他的小妾生了儿子,为了庆祝,决定当天不渡河,但没想到的是,当晚大雨倾盆,次日河水暴涨,这就错过了最关键的渡河时机。后有追兵,而清军也已到了对岸,最后他被困在大渡河边一个叫紫打地的地方,以至于最后全军覆没,自己也被生擒,最终死于凌迟。


历史可以重复吗


波普尔认为,历史实际上就像一个有机体。“在生物学中,我们能够谈论某种有机体的生活史,因为有机体部分地受 过去事件的制约。”而这个有机体,就像人的身体一样,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这正是为什么重复事件的经验,不是原来事件的经验之故”,“重复的经验”变成了新的经验,“由于重复形成了新的习惯,因而产生了新的习惯条件”。

因此,对同一个有机体的重复实验,“不可能十分相似”,因此就不是“真正的重复”。哪怕环境条件没有变化,有机体中内部也出现了新因素或者新条件,“因为有机体从经验中”得到了学习。所以,“在社会历史中真正的重复是不可能的”。

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我们“也许能够发现和直观地理解,任何特定的事件如何发生和为什么发生”,理解其“原因和结果”,然而我们仍然“不能提出普遍规律”,因为我们所面临的“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社会现象”,它们“也许在这种特定的社会境况中只出现一次,而不再出现”。

按照波普尔的分析,当我们看待历史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主体和客体之间,它们是“充分的而复杂的相互作用”。哪怕我们觉察到一些可能产生的倾向,然而“预测本身可能影响被预测事件”,这就很可能“对预测的内容有反作用”,并且这些反作用可能“严重损害预测的客观性”。波普尔指出,在极端的情况下,它甚至可以引起它所预测的事件。

这个观点从中国所经历的“十年浩劫”的原因来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认为,中国有可能走向资本主义,因此要防备,所以发动了“文革”。用波普尔的话来说,“如果没有预测该事件,也许它本来就根本不会发生”……

所以历史决定论是有害的,因为信奉者会认为,既然是有规律的,就一定会向某个方向发展。因此他们会积极地参与“帮助产生新的社会时期”。因此在实践中,就难免为了他们心中的理想,而不顾实际的客观条件而莽撞行事。


有所谓的总体史吗


历史学家还醉心于写整体史(或者总体史),但是波普尔认为真正的“总体”是不存在的,他批评总体论(holism),指出要想“建立和指导整个社会体系,并规划全部社会生活”是不可能的,无所不包的历史是写不出来的,任何写出来的历史,都只是“总体”某方面的历史。他批评那种“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模式”或者“规律”。

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也阐述过这个问题,他指出历史决定论是探讨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它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他不同意“历史”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所以“大多数人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历史’根本就不存在”。

那么,大部分人是如何理解“历史”这个词的呢?波普尔认为,其实他们所指的是“政治权力的历史”。但是,政治权力的历史不过是历史的其中之一。政治权力被看成就是历史的全部,其实是“对一切得体的人类概念的冒犯”。所以历史决定论就是权力崇拜,而“权力崇拜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

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进一步指出,历史决定论者认为,科学预测必须以规律为根据,所以可以对社会变革进行预报,对此可以以历史规律为根据。但问题在于,我们不能认为对社会的认识,可以“在整个空间和时间中始终有效”,其实哪怕对社会最准确的认识,也不过是“只适用于某种文化时期或历史时期”。“规律”是没有可能的,也是永远不存在的。

正是因为整体史的观念根深蒂固,才造成了不少中西学者对所谓历史研究碎片化的批评。而这种整体史,后面有着一整套宏大叙事和政治议程。例如,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多斯,批判了从法国年鉴学派以来的几乎所有的代表性历史学家,把他们的历史研究视为碎片化的历史学。多斯表达了非常明确的政治意念,认为“我们的现代社会缺乏计划”,因而陷入了一种危机。但是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看来,正是计划把社会引向了奴役之路。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出现了一个公众对历史关注的高潮,人们参加各种关于历史的讨论会,观看和收听关于历史的电视和广播。但是多斯对此非常不满,批评历史学界“抛弃了重大时刻,转而关注小人物的日常记忆”,对人们谈论村庄、妇女、移民和边缘人群等等也是很不以为然。

他认为法国革命还没有结束,还要继续革命,“革命的火焰从未完全熄灭,所以才有人致力于把革命之火从历史上彻底平息。”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这其实是两种政治的斗争,“一边是企图埋葬革命以维护自身特权的人;另一边是主张建设一个公正世界的人。”所以他最后的结论是“法国大革命并没有结束”。


不要幻想创造历史


当我想到所谓整体历史的时候,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帝王或者英雄站在高高的山巅上,俯瞰整个大地,为自己马上要创造历史而心潮澎湃,豪情万丈。极目望去,在他的眼中,是乌泱泱的人海,芸芸众生,小如蝼蚁。对他来说,面对这样的人海,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也不少,个体在这里已经失去了意义;个体的命运,在这里是无关大局的;芸芸众生之间,是没有区别的,甚至看不清他们的面孔。

他们变成了一种我们称之为的“群体”“群众”或者“人民”这样的概念。他们没有自己的故事,也没有自己的历史,当然也就没有自己的未来。

这些芸芸众生为了帝王或者英雄所谓的“宏大事业”死去,无声无息地化为了尘土。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个体是整体完全可以忽视的东西,这就是整体史的本质。

历史上,有许多手握生杀大权的人,相信他们是按照历史的规律行事,因此就可以达到预设的任何目的。因此在我看来,历史决定论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哲学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过去经常说的“时代潮流,浩浩荡荡”,个人的命运就经常坠入了这个潮流之中,命运就交给了其他人来做决定。

因此,波普尔认为,整体主义的方法“与真正的科学态度是不相容的”。更可怕的是,整体主义者“还企图把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控制和改造”。这种思路难免导致权力决定一切,实现“全面控制的乌托邦梦想”,而这正是世界上所有灾难之源……

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最好放弃发现历史规律和写出整体历史的雄心壮志。历史是个体的,复杂的,丰富多彩的,也是变幻莫测的。我们要认真对待历史,但是不要人为地去幻想创造历史。

(以上文章选自《历史的微声》王笛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本号转载时有删节和少量技术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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