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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方志中的地名史料及其在地名普查中的价值

江西地名研究小组 江西地名研究 2022-03-18

明代方志中的地名史料及其在地名普查中的价值

王涛



内容提要:地名研究离不开地名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以往的研究因其关注的空间范围较大,虽注意到方志史料,但资料搜集主要集中在正史地理志和历代地理总志等典籍,地名研究的深入和以县为尺度的地名研究,需要充分挖掘方志中的地名资料。由于各地现存方志多始于明代,且续修各志以因袭前志为主,故明代方志在地名研究中的价值不容忽视,其地名资料应当进行专门整理。整理和研究明代方志中的地名资料,不仅可以检视既有的地名志资料和基于地名志展开的相关研究,还将直接服务于当前正在进行的地名普查工作和提升第二轮地名志编纂的质量。


关键词:明代;地方志;地名;地名普查;地名志


                

         


地名是重要的地理信息和社会公共信息,与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在国家和社会治理、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国防外交等方面广泛发挥着重要作用。[1]我国非常重视地名资源的调查和地名文化的挖掘,继1979-1986年进行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后,国务院又于2014年7月全面启动了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在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的工作设计中,地名资料的搜集与挖掘是十分重要的环节,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今年以来,笔者有幸参与了江西省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的省级验收工作,深深体会到地名资料搜集对普查工作的重要性。当前我国的地名普查是以县为单位展开的,正史地理志、历代地理总志虽然记载了大量的地名,但以县为尺度衡量,其所载地名远远不能满足普查工作需要,这一背景下,素有地方百科全书之称的地方志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就体现出来。方志作为我国文献的重要种类,全面记录了地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物产等信息,其中包含着大量的地名资料。据统计,我国存世方志有8000种、10万卷,华林甫先生以平均每卷50处计算,认为方志中涉及的地名有500万处以上。[2]如此数量巨大的地名文化遗产,是值得重视的,下面笔者仅就明代方志中的地名史料及相关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明代方志中的地名史料


我国传世文献众多,地名史料分布范围广、种类多,其中比较集中的是二十五史中的十七部地理志和历代地理总志。此外,《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郡县释名》、《今县释名》等也记载了大量地名资料。上述典籍在地名学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并有相当的研究,[3]而方志文献中的地名资料尚待进一步挖掘。[4]

我国的现存方志中,存量最多的是明清方志。应当说,明代方志在时间上晚于宋元方志,在数量和载录地名上少于清代方志,但由于宋元方志现存数量少,覆盖的地理空间极为有限,且集中分布在江浙地区[5],而志书的因袭性较强,清代方志中地名史料在地名条目选择和渊源解释上往往承袭明代志书。同时,方志中地名得名时间的记载往往缺失,这一背景下,载录地名的文献出现的早晚也有其价值。从得名时间溯源、地名渊源解释和文献的空间覆盖等方面综合考虑,明代方志地名史料有其独特价值,值得重视。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据统计,《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收8000余种方志中,明代方志有近千种,加之新发现方志,现存明代方志当在千种以上。[6]以8000种方志中的地名史料500万条计算,则保守估计明代方志中的地名超过60万条。

方志在明代已趋于定型,虽然编纂形式多种多样,但内容大体相同,体裁相对固定,故这一时期不同志书对地名的记述,区别只在于具体地名名称异同和记载地名数量多寡,而对于哪一部分侧重记载地名,却差异不大。一般而言,志书中地名的分布主要在地理部分,至于食货、学校、艺文、祭祀之类,虽有少量地名,多是涉及,而非专门记载。以正德《新城县志》为例,该志共十三卷,卷一、卷二为地理,卷三、卷四为食货,卷五为秩官,卷六为公署,卷七为选举,卷八为人物,卷九为宸章;卷十、卷十一、卷十二为艺文,卷十三为外纪。其地名史料主要集中在卷一、卷二地理部分的沿革、山川、乡都、道路、陂塘诸项,少量集中在卷六公署中的坛壝、祠庙,卷八人物中的丘墓和卷十三外纪部分的寺观,仅山川一项,即有112条,乡都部分记载了新城县所领七区四坊五十都七十八图的所有区、坊、都、图和村名。[7]上述地名,绝大部分在历代地理志和地理总志中不曾出现过。

明代方志地名资料来源丰富,其中部分史籍今已不存,如《丰水志》共有两部,一为王孝友所纂,一为李义山所纂,两书均佚,目前研究者仅辑佚有城池和人物各一条[8],除此之外,并不清楚《丰水志》记载的内容,嘉靖《丰乘》中有一条关于《丰水志》的内容:“尧山,上有小亭,置木像,被衮冕,号为古帝。《丰水志》云:一名冕山,上有坛,呼为尧坛。”[9]虽不清楚此条源自何本,然该记载弥足珍贵。再如嘉靖《进贤县志》金山、麻山、栖贤山各条对已佚《豫章志》地名资料的征引[10],现有辑佚成果里也未曾收录[11]。这些都增加了我们对早期志书所载地名信息的了解。

大体而言,明代志书涵盖的行政区越大,其记载的小区域面积内的地名就越少,具体到某一县地名的记载,通志不如省志,省志不如府(州)志,府(州)志不如县志,以低一级行政区为单位编纂的志书,因其所涉地域较小,往往记载地名更多、更详细。

明代方志中所载地名,种类繁多,涉及方方面面,有山、水、洲、湖、泉、瀑布、洞、岭、岩、谷等自然地名,也有府、州、县、乡、都、图、村、巷、坊、宫、观、寺、庙、庵、墓、井、塘、池、楼、亭、台、轩、堂、阁、驿、铺等人文地名。对上述地名的描述,有的相对简单,只是介绍地理实体距离县治的距离和方位,如隆庆《瑞昌县志》记载郎君山只言“去县西五里许”[12];有的则涉及到其他信息,内容相对丰富,如万历《新修南昌府志》言洪崖“在西山紫清观,去县四十里,左右石壁相向斗起,悬绝飞湍,奔注其中,下为洪井。”[13]还有的看似简单,但因是一组地名,反而体现了该地地名用字特色、命名特点和小区域内的地名重名问题。[14]

明代方志中数以万计的地名史料,为地名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是一个待开发的宝藏。

   



明代方志地名史料在地名普查中的价值贰


明代地名史料在我国当前地名普查中具有重要价值,普查工作中应予以重视。具体而言,其突出作用表现在地名的来历、含义、沿革及别名、曾用名的记载上。

在地名普查成果表中,地名的别名和曾用名是必填项目,这在方志中有丰富的记载,只不过别名除了少数地名直接点明“别称”外[15],大多数地名是以“一名”“又名”或“俗称”的方式表述的,如嘉靖《丰乘》言罗山一名池山”[16],隆庆《临江府志》言东皂岭“一名玉华”[17],万历《新修南昌府志》言江前岭“又名跃龙冈”[18],嘉靖《赣州府志》言铜钵山“俗呼发龙山”[19],正德《袁州府志》言稳山“俗呼为稳山关”[20]。曾用名在方志中更多的是“旧名”,如隆庆《临江府志》言丰城山“旧名百丈山”[21]、正德《袁州府志》言紫盖山“旧名云盖”[22]、正德《建昌府志》言高视湖“旧名聚水湖”[23]、嘉靖《赣州府志》言剑山“旧名癞㜑”[24]。此外,“初名”也是曾用名的另一种表达,如正德《饶州府志》言鄱阳山:“在城西北一百十五里鄱阳湖中,初名力士山,唐改今名。”[25]        

“地名的来历、含义及历史沿革”作为地名属性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作中也予以高度重要,《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成果表》中专门列有该项内容[26]。与此相关的,明代方志中记载了大量的地名渊源解释信息,涵盖了该项内容的地名来历和含义。在明代方志中,这类资料有的反映了地理实体的重要特征,如万历《吉安府志》言金凤山“形似凤,故名”[27]嘉靖《东乡县志》言猴伏尖:“山形如猴之伏,故名。”[28] 正德《南康府志》言五乳峰“五峰上耸,如乳状”[29]。嘉靖《进贤县志》言乌石山“山多巨石,其色皆乌。”[30]有的涉及地名所在地的植被和物产,如正德《新城县志》言竹山“竹木丛茂”。[31] 嘉靖《赣州府志》言菖蒲岭“下有涧,生菖蒲”[32]。隆庆《瑞昌县志》言韭山“山上多生韭菜,因名”[33]。嘉靖《东乡县志》言槲山“《府志》云:高五里,山多槲木。”[34]有的则与当地的矿产有关,如临江府的铜山“山产铜矿,唐大历后置官场,宋平南唐罢。”[35]正德《袁州府志》言铁山“其地界刘阳,产铁”[36]。有的反映了当地的气候,如正德《南康府志》言香炉峰“其形圆耸,常有云烟,故名。”[37]。有的则涉及某一历史人物,如“东坡井,府治南,东坡苏公自儋耳还,游青郡,至米巷,曰此地凿井当得甘泉,市人如其言,果然。因假公名号井。”[38]“龙须山,在二十一都,峰峦崒嵂,绝顶有泉沸出,登禅师尝驻锡焉。唐代宗时土人龙须捐地法云庵,故名。”[39]有的关涉某一历史事件,正德《建昌府志》:“军峰山,在南丰县界,去城百余里。相传楚衡山王吴芮攻南粤驻军山下,由是得名。”[40]

关于地名的沿革,普查规程中明确要求对每一条地名进行追根溯源、详细考证,记录其历史演变的全过程。[41]这就要在地名来历和含义之外,考证地名的命名时间和变化情况,不过困难的是,方志中记载的时间信息很少,即使少量有时间信息的,也多是从他处转录而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明代方志在地名沿革考证方面毫无价值。实际上,有些地名,要做到追根溯源,就需要充分发挥明代方志的作用,如这次普查中的12大类地名中的陆地水系和陆地地形类地名,大部分很难准确考证出得名时间,也就是说很难彻底地做到追根溯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该放弃这类地名得名时间的考证,实际上如果充分利用明代方志,虽不能完全考证出得名时间,则至少可以把部分陆地水系和陆地地形类地名的得名时间延伸到方志纂修的年代,有的甚至可以上溯到更久远的时代。在这个问题上,进贤县的陆地地形类地名金山岭便是很好的例子。金山岭旧志里的名称是“金山”,《明史·地理志》进贤县条言“西南有金山,产金。”现在的称呼中通名“山”已经专名化。1987年进贤县地名志办公室在编纂《江西省进贤县地名志》时引用的是道光三年《进贤县志》,言“昔以产金,下有淘金井”[42],实际上这句话嘉靖四十二年《进贤县志》即有记载[43],这至少说明,明代已有“金山”,若我们顺着嘉靖《进贤县志》的提示,知道此部分来源于《豫章志》,则金山一名的出现可能更早。再如修水县抱子石,《江西省修水县地名志》引《义宁州志》言:“抱子石——在泰乡六都。高二十丈,广五十步,上无草木。其石有二,小石高丈余,屹然江浒,状如人形,因名抱子。”[44]《义宁州志》数次纂修,现存有康熙、乾隆、道光、同治四种版本[45],未知地名志征引为何本,笔者查对了道光、同治两本《义宁州志》,关于抱子石记录,两者内容一致,与地名志所引相同[46],实际这部分内容来源更为久远,现存最早的修水地方志嘉靖《宁州志》对该地名即有记录:“抱子石,在州治东二十五里泰乡六都,高七十丈,轮广五十步,上无草木,其下有小石高丈余,屹立水滨,状如人形,俗传名抱子石。”[47]所不同的是,清代志书删除了“高”、“轮”二字,同时把“七十丈”改成了“二十丈”。尽管地名得名时间远大于文献记录时间[48],但在无确切记载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地利用较早的文献,具体到方志则应利用现存最早的版本。

当前,地名普查工作已经进入成果转化阶段,在既定的成果转化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词典和地名志编纂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明代方志记载的别名、曾用名及大量地名渊源解释不仅可以用于成果表填写,也可以直接转化为地名词典和地名志词条的相关内容。除此之外,明代方志中对地名的考证和书写采取的态度也值得借鉴,如正德《东乡县志》对该县二十二都荆公山提出了质疑:“今考上池王氏谱牒,乃公季弟安尚之子旗徙于此里甚明,荆公或居与否未有的据。”[49]正德《袁州府志》则直接否定了十八渡岭俗称十八洞的说法:“十八渡岭,县北四十里,旧路在岭下,循环一水,往来凡十八渡,后辟路岭上,人使之,俗呼为十八洞,非也。”[50]。对于一时不能确定的说法,有的方志还采取多说并存的记录方式,如万历《新修南昌府志》记述麦山言“麦或曰墨,远望如墨,然或曰脉,郡城脉来处”[51]。有些地名因为年代久远,志书纂修的年代已经不能确指,为保留地名,也予以记载,如嘉靖《东乡县志》言举军山:“《府志》云,在城东六十里,高四里,周回五六十里,山侧有村,名举军村,其山多产异草、怪石,今未知为何山,姑存其名。”再如陈理山:“《府志》云,在郡城东北一百二十里二十四丈,周回五十里,相传汉豫章太守陈蕃行部至此理讼狱,故名。今未知为何山也。”[52]  



明代方志地名史料的整理叁


从方志中辑录专题资料是学界深化相关领域研究和充分发挥方志价值的重要手段之一,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案例是方志中农业史料、天文史料、地震史料、佛道教史料和民俗史料的整理。以方志中农业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为例,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在万国鼎先生领导下,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以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方志中农史资料的系统摘录工作,数量达到680余册。[53]这批资料“涉及到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而以动植物品种资源和相关的种植饲养技术为主,系统性很强,具有极高的农业科技、经济史料价值,对生物学史、生态环境史等方面的研究也很有意义,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54]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史料整理一定程度上为研究者所忽视,甚至被轻视,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诚然,各种史料的数字化一定程度上方便了研究者获取资料,但就像数据检索永远不能代替文本细读一样,无论数字技术如何发展,对研究者而言,专题资料的整理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笔者以为,明代地名史料也应当如上述史料一般进行专题史料辑录。

明代方志地名史料的整理,不仅可以为地名词典编纂、地名志编纂、历史地图绘制、明代政区界线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资料支撑,还可以直接服务于正在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作。当前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主要由民政系统组织实施,在地名命名、地名标准化和地名规划等实务方面,地名系统有无可替代的优势,但就地名的文献搜集、整理和利用方面,则力量相对薄弱,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普查质量的提升,也影响了即将开始的普查成果转化。此种情况下,史学界应发挥所长,积极投入到地名史料的整理和挖掘中去,发挥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

具体到明代方志地名史料的整理,笔者以为最理想的状态是和宋元明清民国方志一起,整理历代方志中的地名史料,或者使之成为更大规模的地名史料整理中的一部分。但大规模的地名史料整理涉及范围广,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操作起来有一定难度,工作周期也相对较长,不利于地名史料的及时利用。在当前地名普查的大背景下,从利用效率和整理便利看,可以以省为单位,整理本地的明代方志地名史料,使之与十七部地理志、历代地理总志一起,为正在开展的地名普查和地名志编纂提供资料支撑。




注释:


[1]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指导手册》,中国社会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2]华林甫:《中国地名史话》,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6-7页。

[3]利用上述资料对地名进行的研究,以华林甫先生的《中国地名学源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和《中国地名学史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为代表。

[4]利用方志进行地名学研究的成果有胡运宏:《咸淳<毗陵志>的地名学研究》,《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11期;殷亮:《<道光泰顺县志>所见庄镇地名研究》,2013年南京大学硕士论文。

[5]据《宋元方志丛刊》统计,现存宋代方志29种,各省分布情况是:上海1种,陕西2种、江苏8种,浙江14种,安徽1种,福建2种,湖北1种,元代方志存11种,其中江苏、浙江各4种,山东、河南、山西各1种,详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

[6]关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明代方志的数量,排除山、水、寺庙、名胜等志,仓修良粗略统计有992种,李新峰言有973种,李氏推测存世明代方志在千种以上,分见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9页;李新峰:《丛书影印明代政区方志初录》,收入《明代卫所政区研究》附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3、225页。

[7]正德《新城县志》卷之一《地理·山川》,第311—330页。

[8]关于《丰水志》的辑佚,目前有关研究仅辑佚出城池和人物各一条,详见马蓉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3册), 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883页;黎传纪、易平:《江西古方志考》,海南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439-441、492页。

[9]嘉靖《丰乘》卷之三《山川志》,第150页。

[10]嘉靖《进贤县志》卷之一,第11页。

[11]关于《豫章志》的辑佚,详见马蓉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1481-1488页;黎传纪、易平:《江西古方志考》,第45-45、58-69页。

[12]隆庆《瑞昌县志》卷之一《舆地》,第25页。

[13]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之三《舆地类·山川》,第59页。

[14]嘉靖《宁州志》卷之九《坛壝》,第416-418页。

[15]如《新城县志》明确记载新城县“别称黎川”,见正德《新城县志》卷之一《地理·沿革》,第301页。

[16]嘉靖《丰乘》卷之三《山川志》,第151页。

[17]隆庆《临江府志》卷之三《疆域》,第59页。

[18]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之三《舆地类·山川》,第59页。

[19]嘉靖《赣州府志》卷之二《山川》,第118页。

[20]正德《袁州府志》卷之一《山川》,第74页。

[21]隆庆《临江府志》卷之三《疆域》,第59页。

[22]正德《袁州府志》卷之一《山川》,第75页。

[23]正德《建昌府志》卷之二《山川》,第98页。

[24]嘉靖《赣州府志》卷之二《山川》,第118、121页。

[25]正德《饶州府志》卷之一《山川》,第69页。

[26]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著:《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指导手册》,第217页。

[27]万历《吉安府志》卷之十二《山川》,第182页。

[28]嘉靖《东乡县志》卷之上《山水》,第42页。

[29]正德《南康府志》卷二《疆域 山川》,第28页。

[30]嘉靖《进贤县志》卷之一,第11页。

[31]正德《新城县志》卷之一《地理·山川》,第313页。

[32]嘉靖《赣州府志》卷之二《山川》,第122页。

[33]隆庆《瑞昌县志》卷之一《舆地》,第27页。

[34]嘉靖《东乡县志》卷之上《山水》,第47页。

[35]隆庆《临江府志》卷之三《疆域》,第61页。

[36]正德《袁州府志》卷之一《山川》,第75页。

[37]正德《南康府志》卷二《疆域 山川》,第29页。

[38]万历《吉安府志》卷之十二《山川》,第183页。

[39]万历《吉安府志》卷之十二《山川》,第182页。

[40]正德《建昌府志》卷之一《疆域》,第65页。

[41]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著:《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百问百答》,第14页。

[42]进贤县地名志办公室编:《江西省进贤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7年版,第320页。

[43]嘉靖《进贤县志》,收入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358册。

[44]江西省修水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印:《江西省修水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8年版,第623页。

[45]《义宁州志》存轶情况,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情报资料研究所编:《江西地方文献索引》(上编),内部资料,1985年版,169-170页。

[46]道光《义宁州志》卷三《山川》,第13页;同治《义宁州志》卷三《地理志》,第21页。

[47]嘉靖《宁州志》卷之六,第235页。

[48]周振鹤先生在研究南方地名与古汉语的关系时,有类似的表述,言“载录地名的史籍所代表的时代往往比地名产生的时代晚的多”,详见游汝杰、周振鹤:《偶耕集——文化语言学存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6页。

[49]嘉靖《东乡县志》卷之上《山水》,第44页。

[50]正德《袁州府志》卷之一《山川》,第76页。

[51]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之三《舆地类·山川》,第57页。

[52]嘉靖《东乡县志》卷之上《山水》,第49页。

[53]章楷:《回忆万国鼎先生和四十年多年前的查抄方志工作》,王思明等主编:《万国鼎文集》,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401~403页。

[54]衡中清:《地方志知识组织及内容挖掘研究—以<方志物产·广东>为例》,2007年南京农业大学博士论文,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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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王涛

本版主编:常宏宇

终校:伍晨嫣

审订: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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