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地理语言学研究七十年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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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沈明
提要
我国的汉语地理语言学研究，一方面继承了中国《方言》以来的传统，另一方面根据汉语实际借鉴了西方地理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形成了把历史比较和地理分类相结合的学科特点。1949年以来的七十年间，推出了《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 汉语方言地图集》等一批重要成果，在方言分区图和方言特征图两个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汉语地理语言学的定义、特点
1.1 汉语地理语言学，指“以众多地点的语言事实调查为基础，利用语言地图的方式描述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结合社会文化因素解释这些分布的原因，探索语言变化的过程和机制。”( 曹志耘2006: 174) 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项梦冰、曹晖2005: 26) :
第一，以方言地图为其最终表现形式的地域方言调查研究;
第二，以方言地图为基础所进行的各项综合研究。
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步骤，“简而言之就是: 调查、画图、解释。”( 曹志耘2010: 357) 。
比较国内外的汉语地理语言学研究，其异同概括如下:
Ⅰ.实地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语料，是可验证的语言事实，也是研究的基础。
Ⅱ.注重字音及其演变规律，兼顾词汇、语法项目。根据《方言调查字表》调查记录单点方言的音系，归纳其演变规律和例外，快速有效。需要明确的是，用《字表》调查字音，不是照着字形念的，而是问该字所在的词汇环境是什么。也就是说，调查的是活的口语词或短语。
Ⅲ.方言地图包括分区图和特征图。分区图侧重于从历史比较法出发，根据方言(特别是语音)某些代表性特征的演变类型，看其地理分布，并“从语言的地理分布考证语言的历史演变。”(曹志耘2006: 174) 特征图侧重于从地理语言学出发，以方言地图为基础，从“语言的地理分布考证语言的历史演变”，并“结合非语言因素解释语言的分布状况，探索语言变化的机制”。( 曹志耘2006: 174) 分区图是在特征图的基础上归纳而成的，各有侧重，相辅相成。
1.2 汉语地理语言学的形成，既继承了中国语言学的传统，也借鉴了西方地理语言学的理 论方法。
Ⅰ.传统的中国语言学，包含着明确的地理语言学理念，即关注方言分类和分区。西汉扬雄
1，秦晋方言区( 含秦、晋、梁益三个次方言) ;
2，周韩郑方言区( 含周、韩、郑三个次方言) ;
3，赵魏方言区( 含赵、魏两个次方言) ;
4，卫宋方言区( 含卫、宋两个次方言) ;
5，齐鲁方言区( 含齐、鲁两个次方言) ;
6，东齐海岱方言区( 含东齐、海岱两个次方言) ;
7，燕代方言区;
8，北燕朝鲜方言区( 含北燕、朝鲜两个次方言) ;
9，楚方言区( 含楚郢、北楚、江淮三个次方言) ;
10，南楚方言区( 含江湘、沅澧、九嶷湘潭三个次方言) ;
11，南越方言区;
12，吴越方言区( 含吴、越、瓯三个次方言) 。
张振兴( 2013: 46) 认为: 上述分区，“至少有三点值得提出。第一，这个分法可能比较接近当时的实际情况。第二，除了齐楚有交叉重见的以外，这个分法是最少含糊或两可的。从理论 上说，方言分区有时候需要含糊和两可，但从实际应用来说，我们需要尽可能的干净利落。第 三，这个分法有二位区分，从大区里划分次方言，这个也可能更加符合《方言》的实际情况。
Ⅱ.西方的地理语言学，关注方言特征及其分布。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欧洲历史语言学青年语法学派提出了“语音演变无例外”。德国学者舒哈尔德( Hugo Schuchardt) 强烈反对这一学说。他的瑞士学生吉叶龙( Jules Gilliéron) 受其影响，制定了一份约有 2000 个词语的调查表，并专门训练了一位名叫艾德蒙( Edmond Edmont) 的调查者。艾德蒙一个人实地调查记录了法国约 650 个地点的方言词语，编制出版了《法国语言地图集》12 册( 1902 － 1914 年，1920 年) 。在这项研究中，吉叶龙发现几乎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独特的同语线，因而提出了“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与青年语法学派的“语音规律无例外”相抗衡。( 徐通锵 1991: 223－229) 。其实，这种分歧在于不同的研究目的或旨趣，历史语言学侧重于研究系统演变的规律性，地理语 言学侧重于研究例外演变及其原因。
地理语言学，又称作方言地理学( dialect geography) 、语言地理学( linguistic geography) 。
把西方的地理语言学理论引入中国，最早见于岑麒祥《方言调查方法概论》( 1936: 69－73)第六章。分绪言、调查方法、地图的拟制、地图的解释四个部分，还列了五种参考书。把西方地理语言学付诸实践的是比利时神父贺登崧( Willem Grootears 1911－ 1999) 。贺登崧 1941 年至 1943 年在山西大同市东南、桑干河南岸的西册田村传教，期间调查了大同方言以及历史、地理、宗教、风俗等。1948 年回国，1950 年申请到日本工作，极大地影响了日本地理语言学的发展。1945 年至 1958 年，贺登崧整理了当年在大同调查的材料，先后发表了 4 篇论文。这些文章由岩田礼和桥本爪子编辑删节，并加上详细的注释，先后出版了日译本《中国の方言地理学 のために》( 1994) 和中译本《汉语方言地理学》( 石汝杰、岩田礼译 2003) 。也就是说，贺登崧在中国所做的地理语言学，到九十年代中期经由日本二次引入。
Ⅲ.现代中国学者非常重视汉语地理语言学。他们在借鉴西方地理语言学理论之初，便根据汉语方言的实际进行了改造。汉语方言的实际，一方面是汉语方言的分歧直接体现在语音上。而汉语属于单音节语言，文字形音义兼备。汉语传统的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的研究成果众多，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特别是有《广韵》、《集韵》之类的韵书，归纳方言语音系统的演变规律、找出例外非常便利。另一方面，地理语言学要求密集布点调查方言词语，短时间内无法积累到足够的调查语料。因此，进行单点或区域性的方言调查研究成为当务之急。
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现代汉语方言学建立。其时，汉语方言纷繁复杂，分歧( 特别是语音) 巨大，但几乎没有系统的实地调查研究的成果。于是，在 1928 到 1946 年的近二十年间内，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方言调查。主要有赵元任在两广( 1928－1929) ，白涤洲在陕西关中( 1933) .，罗常培在皖南( 1934) 和江西( 1935) ，赵元任等在湖南( 1935年) 、湖北( 1940年) 、云南( 1940 年) 和四川( 1941 年－1946 年) 。
在后来出版的方言调查报告里，几乎都含有方言分区( classification and distribution) 图。主要有赵元任等《湖北方言调查报告》( 1948) 有 66 幅方言地图。杨时逢整理《云南方言调查报告》( 1969) 含 65 幅图。杨时逢整理《湖南方言调查报告》( 1974) 含 53 幅图。杨时逢整理《四川方言调查报告》(1984) 含 47 幅图。白涤洲调查、喻世长整理《关中方音调查报告》( 1933 年调查，1954 出版) 含 42 个地点、23 幅地图。“赵元任以及史语所的研究包括了地理分类和历史比较两方面的目的，这种研究模式对我国的汉语方言研究产生了长期而深刻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曹志耘 2006: 179) 。
方言特征图有王辅世《宣化方言地图》( 1994) 。王辅世是贺登崧的学生，1948 年 7 月－ 8月间，跟随贺登崧在河北宣化县调查方言和庙宇。1950 年 8 月把调查结果写成硕士论文《宣化方言地图》，涉及 15 个项目、64 个地点，含 35幅图。1994 年由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出版。
2.1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推广普通话成为三大语文政策之一。为此，1956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方言普查。这一阶段的汉语地理语言学成果，丁声树、李荣的《汉语 方言调查》( 1956) 是一篇具有指导意义的经典论文。
Ⅰ. 一些省区的学习普通话手册包含方言分区图和特征图。比如山西省方言调查指导组《山西方言概况》( 1960) 含 22 幅地图; 四川大学方言调查工作组《四川方言音系》( 1960) 含 18 幅地图; 福建省汉语方言调查指导组和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编写组《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 ( 1963) 含 51 幅地图。普查的代表性成果是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1960) 含 43 幅图。
Ⅱ. 深入系统的单点方言调查成果，有河北昌黎县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昌黎方言志》( 1960; 1984) ，调查了 193 个行政村，调查条目 100 多个，最终绘制出 12 幅图。
2.21979 年《方言》季刊创刊，刊登了一系列汉语方言调查研究成果。1981 年全国汉语方言学会成立，搭建起全国汉语方言研究者交流合作的平台。这些都为绘制方言分区图提供了条件。这一阶段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延续了方言研究的传统，在分区图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最有影响力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中国语言地图集》( 1987)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中国语言地图集( 第 2 版) 》( 2012) 。一些区域性方言调查研究报告中也包含方言分区图和方言特征图。
Ⅰ.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中国语言地图集》( 简称《地图集》，中文版1987; 英文版 1989) 。
1983 年启动，1987 由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任主编，组织全国 50 多位汉语方言学者调查了 600 多个县市的方言。
《地图集》含 35幅地图，分成三部分内容:
A是 5幅综合图。其中 A2 是“中国汉语方言图”，展示了汉语方言分布的全景。A5 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语言图”，反映广西境内汉语诸方言和各少数民族语言分布的复杂面貌。
B 是16 幅汉语方言图。9 幅图从方言出发，5 幅图从行政区划出发，1 幅东南地区的汉语方言( B8) ，1 幅是海外汉语方言分布图( B16。分 a、b 两张) 。9 幅方言图包括: B1－B6 是官话图，8 个官话方言分布在 21 个省区。B7 是晋语图，分布在山西、陕西、内蒙古、河北、河南 5 省区。B9 是吴语图，分布在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江西、福建 6 省市。B12 是闽语图，分布在福建、台湾、广东、海南 4 省区。B15 是客家话图，分布在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广西、香港 6 省区。5 幅是省区方言图，包括 B10 安徽南部汉语方言，B11 江西省和湖南省的汉语方言，B13广东省的汉语方言，B14 广西壮族自治区汉语方言。
C是 14幅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图。
每幅地图都配有文字说明。根据语音特征比如古入声的演变、全浊声母的演变等给方言 分区、分片，并说明各区片方言的语音特点。
这是我国第一次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对汉语方言和各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分类和分区。
《地图集》是方言分区图的典范，也是中国地理语言学研究的典范。出版之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丁邦新( 1996: 89－ 92) 说:“编绘这样一本地图集是一件体大思精的工作”，“中国境内语言和方言情形极为复杂，主编和各图的编辑从整体的设计到个别的解决，既须有一般性的了解，也要有独到的学术眼光”。“光是语言调查的资料就涵盖了近数十年来的方言调查报告和近几年大规模调查研究的成果。海外汉语方言部分则显示过去二十五年来一百五十个汉语社区的情形。说地图集体大思精，并非虚誉。”“ 编 图的手法是灵活的。”“绘图的技术是一流的，种种方言重叠交叉的情形都能用不同的颜色和符号详细显示出来，令人一目了然。可以想象在设计过程中不知流过多少辛勤的汗水。”
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中国语言地图集( 第2 版) 》( 简称新版《地图集》，2012) 。
2003 年启动，2012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熊正辉、张振兴任主编，组织全国 50 多位方言学者共同完成。
新版《地图集》沿用了 1987 版《地图集》的绘制理念，图幅和文字说明反映了 20 多年来新的调查研究成果。新版《地图集》共有 79 幅地图。A 是 5 幅中国语言总图，B 类图是 36 幅汉语方言分区图和分省区汉语方言分布图，C 类图是 38 幅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分类图和分省区少数民族语言分布图。
新版《地图集》新增地图 44 幅。包括“平话土话”图、19 幅省区汉语方言分布图、24幅少数民族语言分布图。文字说明部分，汉语方言卷增加了关于有争议的方言分区如晋语、徽语、平话归属问题的讨论，归纳了争论的焦点和划分的理由。民族语言卷则增加了新发现的 49 种少数民族语言。
区域性方言调查报告中，都包含方言分区图或特征图。比如: 詹伯慧、张日昇主编《珠江三角洲方言综述》( 1990) 含 42 幅地图。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 1992) 含 50 幅地图。侯精一、温端政主编《山西方言调查报告》( 1993) 含 50 幅图。殷焕先主编《山东省志·方言志》( 1993) 含 25 幅地图。詹伯慧、张日昇主编《粤北十县市方言调查报告》( 1994) 含 45 幅地图。陈章太、李行健主编《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1997) 含 63 幅地图。鲍明炜主编《江苏省志方言志》( 1998) 含 55 幅地图。刘纶鑫主编《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1999) 含 36 幅地图。钱曾怡主编《山东方言研究》( 2001) 含 24 幅地图。钱曾怡主编《汉语官话方言研究》( 2010) 含 9 幅地图。这些成果延续了汉语地理语言学研究的传统。
该阶段的方言特征图，有叶祥苓《苏州方言地图集》( 1981) ，涉及 263 个地点，含 51 幅图。进入21世纪以来，汉语方言学界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快速积累了大量的方言调查研究成果。汉语方言自身的复杂性，也非常适合进行地理语言学研究。随着研究角度的多元化，研 究视野逐渐拓宽，汉语方言学界越来越多地关注贺登崧的地理语言学理论，并积极地付诸实践。
这一阶段，重点在于加强汉语地理语言学的学科建设上。张振兴、曹志耘、项梦冰等一批学者，在对汉语地理语言学进行理论思考、探索研究范式、绘制方言特征图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3.1 介绍地理语言学的发展脉络，指出汉语地理语言学发展的方向
主要成果有: 曹志耘《老枝新芽: 中国地理语言学研究展望》(2002) 、曹志耘《地理语言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2006) 介绍了西方和日本地理语言学的发展过程，明确了汉语地理语言学的内涵，提出了编制《汉语方言地图集》的设想。高晓虹《汉语方言地理学历史发展刍议》( 2011) 梳理了地理语言学的发展脉络，恰当地评价了相关研究。张振兴《〈方言〉与中国地理言学》( 2013: 49－50) 强调《方言》所开创的中国地理语言学研究的传统，《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地图集》的成功，“再次说明中国地理语言学走的是继承和发展的道路，植根于中国语言的事实，依靠的是中国语言学研究丰厚的积累”。“中国地理语言学的源头在中国，在中 国极其丰富的语言和方言。我们必须根据中国语言和方言的实际情况，发展中国的地理学。中国地理语言学要走自己的道路。”项梦冰《任重道远的汉语方言地理学———贺登崧事件剖析》( 2010) 认为“方言地理学虽不排斥贺登崧式的研究，但更要切合汉语方言自身的特点，一方面应注意调查对象的广泛性和系统性; 另一方面，不应把方言地理学与语音对应规律对立起来，或过分强调对方言地图进行解释的重要性而忽视了方言地图本身具有的珍贵价值。”
3.2 对汉语地理语言学进行理论思考，探索研究范式
主要成果有: 项梦冰、曹晖《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和实践》( 2005) 简要回顾了现代西方方言学的历史，比较了中西方言研究的不同学术传统，详细介绍并讨论了方言地图、语言特征的地理分布类型和同言线理论，并设专章介绍了汉语方言的分区地图。这种把方言地理、方言分区和谱系分类接合的方法，尽管受到质疑( 郭必之 2006; 岩田礼 2011) ，但仍认为“方言分区必须以同言线的考察和谱系分类的研究为基础。”( 项梦冰 2012: 1)
对“解释”的认识，中外学者的意见不尽相同。“解释”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方言现象分布 的特点，并据此归纳其演变规律及形成原因。绘制方言地图，首先基于对事实的认识和归类，这本身就属于“解释”。“解释”只有“度”的区别。( 曹志耘 2010: 358)
事实上，汉语方言研究从来都没有把历时和地理的因素完全分开。比如方言本字考，李荣 先生 1996 年说到，必须具备三个要素: 第一，音义合。即语音、语义合乎演变规律。第二，地域上管住一大片。第三，有好的文献证据。这一点要小心，证得好是锦上添花，证不好是画蛇添足。三点才能画唯一的圆。第一条是历时的; 第二条是地理的，和地理语言学“连续性分布原则”异曲同工。项梦冰近年来的研究，也多用考本字来确定词源。
3.3 曹志耘主编《汉语方言地图集》( 2008) ，这是国内第一部汉语方言特征地图集
2001 年启动，2008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曹志耘任主编，组织国内外 57 位学者共同完成。调查地点 930 个，其中重点调查点 91 个，按方言区片选定。调查内容重点点比其他点多出两字组连调表和《方言调查字表》，以供编写方言语料对照集之用。
该图集收图 510 幅。分语音卷( 205 幅) 、词汇卷( 203 幅) 、语法卷( 102 幅) 。( 曹志耘2019)
Ⅰ.语音图。目的是反映重要的历史演变，同时也反映重要的地域差异。包括:
①音类图。反映音类的古今演变。含“规律图”和“代表字图”。“规律图”反映音类的古 今演变规律，即某个音类保留、分化、合并、变化的类型和条例。例如: 平声的分化，入声的演变，浊塞音塞擦音声母的演变，泥来母的分合，阳声韵尾的演变，入声韵尾的演变。“代表字 图”用以表现“规律”的具体读音情况。例如: 坐—大浊上去声调的异同，铜定的声母，酒—九尖团声母的异同，猪抽虫知彻澄的声母，大果开一的韵母，心—星深梗韵母的异同。
②特字图。“特字”指从读音的来源或演变的角度来看比较特殊的字。例如: 鼻特字的声调，桶特字的声母，打特字的韵母。
③音值图。选择部分比较有代表性的、比较重要的音值，以反映汉语方言在音值方面的特点。例如:
Ⅱ.词汇图。目的是反映重要的地域差异，有些图也可以反映历史演变的情况。包括:
①概念图。反映一个概念在各地方言中的具体说法，词汇图中有 93% 是概念图。例如: 太阳～ 下山了，今天，吃～ 饭，热指天气。
②词形图。反映一个词形( 或者说一个语素，如“房”) 在各地方言中的意义。例如:“手”和“脚”的词义，“房”的词义。
③分合图。反映在各地方言中，不同的概念是否使用同一个词形。例如: “外孙—外甥”
说法的异同，“喝～ 酒—吃～ 饭”说法的异同，“胖人~—肥猪～ ”说法的异同。
④综合图。对现有材料进行进一步综合、分析后画的图。例如: “月亮”的拟人称呼，“阴茎”的源自动物名的称呼，“猪舌头”的婉称。
Ⅲ.语法图。目的是反映重要的地域差异，有些图也可以反映历史演变的情况。包括:
①结构图。反映某个语法结构( 包括词法、句法) 在各地方言中的相应形式。包括“普通话出条图”和“方言出条图”两类。
A 普通话出条图。例如: “桌子”的后缀，我吃了一碗饭完成体，他把碗打破了处置句，我比他大比较句。
B 方言出条图。只见于方言的语法现象，在普通话里没有对应的形式。例如: 只鸡死了〈方〉量词定指，囝〈方〉名词后缀，“你去先”的“先”〈方〉“先”是后置成分，表示领先。
②语法词图。“语法词”是指语法属性比较强的词，主要是代词、副词和虚词等。例如: 我～ 姓王，很今天～ 热，不明天我～ 去，的我～ 东西，了他来～ ，被衣服～ 贼偷走了。
③综合图。反映在构词或语法功能表达方面的一些综合性现象。例如: 人称代词复数表示法，否定词的分类，小称形式，动物性别表示法。
该图集有两个突出特点:
第一，材料真实性和一致性( 或可比性) 强。所有材料均为实地调查所得，统一使用《汉语方言地图集调查手册》，调查记录了 425 个字，词汇 14 类 470 条，语法 65 类 110 条，共 1005 个条目。发音人年龄段( 1931－1945) 基本一致。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材料的真实性和可比性。
第二，技术手段先进。调查不仅有传统的书面记录，还采用数字录音方式录制全部调查项 目的有声语料。数据库在整理 100 多万条的原始数据时发挥了巨大作用。画图利用中国国家测绘局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 NFGIS) 1 ∶ 400 万的全国地图数据和美国 ESＲI 公司的 ArcView9.1 版绘图软件，建立了“汉语方言地理信息系统”，并在此基础上绘制方言地图。
该图集是“一部成功的巨著。为了使这些二度开发的成果同样具有高质量和大用途，从 而推动汉语方言的研究，诚恳地建议参加工作的专家们对所记录的语料再做一次认真的校订， 把它打磨的更加光彩，使它成为汉语方言学的里程碑。”( 李如龙 2009: 124)
3.4 其他研究成果
Ⅰ.交界地带的地理语言学研究。主要有美国学者史皓元( Ｒichard VanNess Simmons) 和中国学者石汝杰、顾黔《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 2006) 。从词汇调查出发， 用简表( 含 439 词) 和详表( 含 1900 词) 记录口语词，并据此整理出方言音系，研究了江淮官话和吴语的边界问题。
Ⅱ.汉语方言地理分布类型。曹志耘( 2013) 把汉语方言分成两种类型:
A 对立型。包括南北对立型( ①秦淮线型———秦岭－淮河线、②长江线型———下江线，长江中下游) 和东西对立型( ③阿那线型———内蒙古兴安盟的阿尔山市至广西百色市的那坡县;太行山线型———太行山脉)。太行山线型———太行山脉型也许与汉语方言早期的分布状况有关。秦晋方言区正好位于“太行山线”以西地区。
对立型中，南北对立是主要的，东西对立相对而言是次要的。南北对立中，最重要的是 “下江线型”，它也可作为整个汉语第一层次上的一条地理分界线。南北对立背后的地理因素 主要是河流，东西对立背后的地理因素是山脉，也可以说是高原与平原两大台阶之间的对立。
B 一致型。包括④长汉流域型; ⑤江南漏斗型( 北端在长江一带，中心正好是长江以南的
两大水系———鄱阳湖水系和洞庭湖水系，亦即江西以及湖南的部分地区) ; ⑥东南沿海型( 浙江、福建、台湾、广东、海南、广西一带，特别是沿海地区，大致相当于“江南漏斗型”的背面( 南面) 。由于西部武夷山及和北部南岭的阻挡，东南沿海地区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长江流域型”由水系构成; “江南漏斗型”由山脉合围而成，内部以水系为纽带; “东南沿海型”一方面以山脉为屏障，另一方面以沿海为纽带。从今天的情况来看，黄河不构成明显的南北对立，也不构成明显的流域型分布。
Ⅲ.个案研究。
①把历史和地理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主要有张振兴《福建汉语方言地理分布和内部关系》( 2014) 。张双庆、邢向东《关中方言古知系合口字声母的读音类型及其演变》( 2012) ，邢向东《陕西关中方言古帮组声母的唇齿化与汉语史上的重唇变轻唇》( 2013) ，邢向东、张双庆《近八十年来关中方言端精见组齐齿呼字的分混类型及其分布的演变》( 2013) 、邢向东《方言地图反映的关中方言地理》( 2017) 。熊燕《从铎药觉韵读音看官话次方言关系》( 2016) 、熊燕《再论官话德陌麦韵音变》( 2017) 。
项梦冰的系列文章，比如《说“冰雹”》(2013) 指出汉语指称“冰雹”的说法，集中分布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东北－西南向宽带，呈马蜂形。以北用“雹( 子) －冰蛋子—冷蛋子—冷子”，以南则用“雹－冰雹”。《汉语方言里的拾取义动词( 上) ( 下) 》( 2013、2014) 、《汉语方言里的寻找义动词》( 2018) ，均以《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里的相关词语为例，“说明词形的恰当分类依赖于本字考证工作的深入，只有把词源梳理清楚了，才能准确地描述词语之间的历史关系， 解释性地图的绘制和分析才不会走向歧途。”( 2013: 1)
此外，还有孙建华《汉语方言小称变音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 2017) ，李冬香《湖南方言古浊上今读的地理语言学研究》( 2015) ，彭泽润、王梦梦《湖南方言声调的地理语言学研究》( 2016) ，彭泽润、崔安慧《湖南江永土话的地理语言学研究》( 2017) ，倪志佳《江苏如皋东南边境方言的卷舌音声母》( 2018) 。
王临惠《汾河流域方言的语音特点及其流变》( 2003) 、邢向东等《秦晋两省沿河方言比较研究》( 2012) 研究了河流对方言语音演变的影响。
郑伟《历史音变规律与方言地理分布类型》( 2013) 以吴语若干音变特征为例，归纳出音变规律在方言地理类型分布上的 4 种表现: 连续型、离散型、递推型、辐射型。
②方言特征图。主要有彭泽润、彭建国《湖南方言》( 2013) ，含 40 幅方言词汇特征图。
③学位论文。2003 年以来，一批采用地理语言学方法研究汉语方言的博士、硕士论文相继出现。博士论文，湖南师范大学有彭泽润《衡山南岳方言的地理研究》( 2003) 、李永新《湘江流域汉语方言地理学研究》( 2009) ; 北京语言大学有王文胜《处州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 2004 完成，2008 年出版) 、郭风岚《宣化方言变异与变化研究》( 2005) 、王红娟《晋语上党片语音研究》( 2015) 、孙建华《延安方言语音的地理语言学研究》( 2015) ; 北京大学有黄河《社会地理语言学视野下的微观方言研究———以宜兴方言为个案》( 2017) ; 暨南大学有李菲《梅县客家方言语音的地理语言学研究》( 2018 ) 。硕士论文数量更多，比如有关于中山( 蔡燕华2006) 、江宁( 刘存雨 2008) 、绍兴( 金春华 2014) 、湖南江永黄甲岭土话( 王婧 2013) 、如皋( 倪志佳 2015) 、定陶( 吕昉 2017) 等，兹不赘述。
Ⅳ.日本的汉语地理语言学研究。1983 年至 2012 年的20 年间，中国汉语方言学界致力于绘制方言分区图，进行单点或区域性方言调查研究，并取得了一大批重要成果。与此同时，日本学者以及在日本的中国学者，采用贺登崧的理论方法，展开了汉语地理语言学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介绍贺登崧的地理语言学。日本学者岩田礼和桥本爪子《中国の方言地理学のために》( 1994) 和中国学者石汝杰与岩田礼合译《汉语方言地理学》( 2003) 先后出版。石汝杰《汉语方言地理学的优良教科书———评介贺登崧《论中国方言地理学》( 1997) 和石汝杰《贺登崧和汉语方言地理学》( 2003) 相继发表。贺登崧的地理语言学，项梦冰( 2012: 21、23) 认为属于“词汇地理学”。
②日本的汉语地理语言学研究有两个特点: 一是引用中国已经发表的汉语方言调查研究论著中的相关材料; 二是运用一整套地理语言学的概念进行“解释”。引用材料的问题是，材料和地点分布的一致性( 或可比性) 比较差; 解释的基础也就是词源的确定，可能会出现偏差。
1)1992 年开始，其成果以“研究成果报告书”的形式陆续出版。主要有: 岩田礼等《汉语方言地图( 稿) 》( 1992) 是第一部涵盖整个汉语方言的特征地图集，含 280 个地点，18 个项目，24 幅地图。平田昌司等《汉语方言地图集》( 1995) 含 470 个地点，38 个项目，88 幅地图。远藤光晓等《汉语方言地图集( 稿) 第 3 卷》( 1998) 含 650 个地点，33 个项目，97 幅地图。太田斋等《汉语方言地图集( 稿) 第 4 卷》( 2004) 。此外，松江崇《扬雄〈方言〉逐条地图集》( 1999) 根据扬雄《方言》的资料绘制了地图。
2)岩田礼的系列论文如《中国江苏、安徽、上海两省一市境内亲属称谓词的地理分布》 ( 1989) 、《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地理分布》( 1995) 、《 矫枉过正在语音变化上的作用》( 2004) 等，是日本学者进行汉语地理语言学个案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3)岩田礼编《汉语方言解释地图集》( 简称《解释地图集》，2009) 和《汉语方言解释地图 ( 续集) 》( 简称《续集》，2012)
《解释地图集》共收录 49个语言条目，绘制 95幅地图，并配以文字说明。
作者以汉语方言为例，介绍了地理语言学的 8 个基本概念: 连续性分布原则、通俗词源、类推牵引、类音牵引、同音冲突、同义冲突、所指转移、矫枉过正; 归纳了汉语方言主要的边界线和4 种分布类型，探讨了汉语方言词语传播的 3 条路线。
《续集》延续了《解释地图集》的理念和体例，新增 46 幅地图。
该图集“继承了以《日本言语地图》( 国立国语研究所，1966 － 1974) 为代表的日本方言学的学术传统。”( 作者自述) 是一部重要的汉语方言词汇地理学著作，带来一些新的观点和启发。与《汉语方言地图集》互为补充，相辅相成。
进入 21 世纪以来，汉语方言学界通过召开专题研讨会、开设专栏、增加研究项目等举措， 为促进汉语地理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努力。
4.1 召开专题研讨会，出版会议论文集。2010 年－ 2017 年，先后在北京( 2010 年 11 月 21 日－22 日) 、南京( 2012 年 10 月 20 日－21 日) 、广州( 2014 年 8 月 8 日－ 9 日) 、上海( 2017 年 7 月 12 日－14 日) 召开了四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有曹志耘主编《汉语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 2013) 和甘于恩主编《从北方到南方———第三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6) 。
4.2《方言》季刊 2017 年起开设“地理语言学研究”专栏，《方言》编辑部、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和陕西师范大学联合主办“汉语方言历史和地理论坛”( 2018 年 12 月 1 日－ 2 日，陕西西安) ，旨在引导中国地理语言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4.3增加研究项目。2004 年以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关于地理语言学项目越来越多。比如重大招标项目有邢向东主持“西北地区汉语方言地图集”。重点项目有陈忠敏主持“上海市 方言地图”、王临惠主持“地理语言学视阈下的环渤海方言比较研究”。一般项目有甘于恩主 持“广东粤方言地图集”、彭泽润主持“地理语言学和南岳衡山方言地理研究”、李建校主持“山 西晋方言地图集”、卢小群主持“基于语言地理学的北京方言调查”、赵则玲主持“语言地理学 中的宁波方言调查与比较研究”、李永新主持“湘语和赣语交界地区的语言地理学研究”、柯西钢主持“陕西方言地图集”、侯超主持“地理语言学视阈下苏皖浙交界地区吴语音变研究”、沈力主持“基于地理信息系统( GIS) 的汾河流域方言混合地带的语言传播现象研究”等。
七十年来，汉语地理语言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科规范和话语体 系，极大地丰富了汉语方言学和地理语言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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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方言》２０１９年 第３期
作者：沈明
选稿：常宏宇
转化／编辑：郝志坚
终校：郭娟
审订：白琳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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