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南京地名的文化与政治解读
文/胡箫白
在现代地名学已经比较成熟的一些国家，对地名的价值有着充分的认识，如视历史地名为具有本源意义的文献资料，视城市地名为城市有机生命体的内在网络，是社会记忆和文化空间的载体。建立在上述认识之上，英、法、美、前苏联以及日本等国，一百多年来，开展了广泛的地名资料收集和深入的地名学术研究，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些国家历史文献资料的不足，不仅强力推进了相关学科如语言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史的发展，其地名学研究水平，也跃居世界的前列。与这些国家相比，现代中国学者显然还没有普遍意识到地名的独特价值。
南京，作为民国首都，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故对南京地名文化的研究，将是颇具代表意义之举。目前学界对南京地名文化的解读，主要有胡阿祥对南京地名尤其是古代地名文化背景的考察，陈蕴茜对近代南京地名空间存在形式以及政治内涵的探讨。本文在此基础之上，着力对南京传统地名与现代地名的共生性进行综述，通过对民国南京城市地名框架结构的重新剖析，认识传统地名文化形成的影响，审视南京是如何通过规范地名结构进而产生一定的政治示范作用的。
南京襟江为城，湖山之美，城郭之大，气候之适，以之建为首都，其前途发展，殆不可限。然正惟其气象如此之宏伟，则经始之际，不能不先有一远大而完善之建设计划，以免错误，而资率循。
这段话出自《首都计划》的序言。《首都计划》是民国时期中国最重要的一部城市规划，是南京国民政府对南京城市进行市政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而南京国民政府也的确非常重视南京城的建设。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即着手谋划首都未来的发展，由孙科负责，组成首都建设委员会。对南京的建设，不仅是对一国之都的市政翻新，更具有广及全国的示范意义：
此次设计不仅关系首都一地，且为国内各市进行设计之倡。影响所及，至为远大，加以全部计划皆为百年而设，非供一时之用，且具整个性质，不能支节拟定，故于设计事项，不敢不格外慎重。"
可以说，南京的建设，在当时国民政府看来，不仅是对一座城市的结构翻新和市政改造，更被赋予了颇多的政治内涵和文化隐喻。对南京的建设，是当时世界看中国之新面目的窗口，是其时环球管窥华夏新貌一斑之途径。故在建设过程中，政府谨小慎微，力图计划得当，考虑周全。同时，作为六朝故都，十朝都会，南京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文化积淀格外丰富，勾栏瓦巷，处处留存着或有形或无形的文化遗踪。历代文人雅客徘徊其间，留下数不胜数的翰墨之宝，以作为对这座城市文化和记忆的承载。千百年后的今天，在市政建设过程中，这些文化遗产是不能不被重视的。将城市文化体现在城市建设之中，作为城市建设有力而彰显品位的一笔，亦是对城市整体层次的提升。而这种对文化的看重，对历史的着眼，在市政建设过程中，很大一部分便体现在城市道路名称里。
走在城市里，就是走在地名里；走在地名里，就是走在文化里。道路名称，蕴含着城市的内涵和过去，是城市社会记忆以及文化空间的载体。近人有所谓大众传媒一说，乃指有组织的传播者为实现一定目的而向广大受众进行信息符号的复制和传播之手段、工具、途径或渠道。若依此定义，地名也可算是一种大众传媒。一个城市的
地名自有其独特性，不一样的地名，彰显不一样的文化。对此种文化层次的提升，即是对此种大众传播媒介档次的提升。地名是道路空间的文化载体，优化城市的地名，即是对城市文化格调的整体拔高，而这样一种拔高，对于具有示范作用的首都南京来说，无疑是必要的。
一座城市的地名形成不是无意义的。除了政府层面上的宏观科学规划外，大量的地名约定俗成于民间。地名产生之初，本是民间文化的表意符号。而南京，作为民国首都，其地名不仅要满足表达城市独特政治地位的使命和任务，更要维持地名的本原功能即表达地方特色和文化底蕴，以彰显统治者的品位格调和对传统文化的看重。将此二特点囊括在整座城市的地名框架之中，是一种奇妙和特别的结合。
前几年南京媒体曾发起“南京十佳老地名”的评选活动，各界反响热烈，参与度高，唤起了人们心中久违的城市记忆。入选地名固然数量不少，但最后的结果公布，实是众望所归，悬念不大。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理解，对老地名的认同形成的是一种普适性文化，反映了现代社会结构的某种内在倾向。而地名作为城市文化的载体和建构空间，是人们对城市记忆认同的汇集点。如此，老百姓心中的怀旧追求便在地名上得到了体现。人民和城市的关系，即是一种水乳交融的亲情，在街头巷陌的地名中，皆残着一份城市母亲的乳香。
十朝都会，风云变幻，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南京给世人留下的是沧桑的六朝意象与宏博的大明豪迈。正是有了悠久历史之存在，我们得以以古为镜，不断地进行自我审视，寻找过往的岁月，探访曾经的文化。无奈命途多舛的南京，风云际会，古物稀存，只得以古名寄情。此处笔者解读南京的老地名，并不是为了发幽思之殇情，更不是为了厚古非今，而的确是抱着更加了解我们的过去，从而规划我们的未来之目的。南京的老地名，即是整个南京文化的重要承载，薪火相传，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即是其文化的接力者。下文中，笔者拟引用一些南京特色地名，浅略剖析这些地名背后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层累，以期对南京地名所反映的城市传统文化做简略的揣摩。
南京的地名有着鲜明的人文色彩。所谓“山水形胜传佳名”，构造复杂的地理状况，很大一部分表现在了地名之中。颇为世人传讹的诸葛孔明评南京“钟阜龙蟠，石头虎踞”，即是地理状况入地名的最佳佐证，然而这类地名却不仅停留在普遍意义上的表现地理走势的层面上。上文所引之“龙蟠”、“虎踞”，即可从中看到地名里的军事要素；亦有“玄武”、“青溪”，包含了风水观和道家思想。南京的一衣带水———秦淮，相传得名自秦始皇，更是南京在中国政治史上尴尬地位的缩影。南京城中，有斯地遂有斯名，天地之间，显造化之神功，拔都城之壮美。
“筑城霸业帝王气”，南京老地名中保存着大量的帝都印记，诸多的帝都地名中折射出南京低调的霸气和王者风范。狮子山、燕雀湖、正学路、孝陵卫、朝天宫、石头城、太平门、金銮巷、御道街、洪武路、大行宫，这些地名背后都承载着一段帝王佳话，彰显的是都城雄迈的气魄和浑厚。进香河、燕王河，是封建王朝内部纷争和人民对王权进行反抗的浓缩。同时，南京亦有一批以“龙凤”入地名的范例：回龙街、凤凰台、丹凤街。“龙凤”，不仅是吉祥喜庆的表象，更是中国古代皇权的象征。可以说，这些富贵气息极浓的地名，甚至可以作为人民对城市感到自信和自豪的来源之一，由此，我们不妨将思维发散到地名对一座城市形象和人民生活的影响之高层面上去。
南京老地名，更多的是反映城市的人文情怀和摩挲记忆。作为水边的江南城市，南京的通衢街巷，弥漫着一股浪漫情怀。长干里、桃叶渡，附着了文学作品或者说古代文人的南京记忆；莫愁路，表达了城市的大爱情结；雨花台、栖霞山、观音巷，烘托了一股"暮鼓晨钟"的幽静氛围；沉香街、成贤街，则是对贡院文化与青楼文化完美结合的缅怀。而夫子庙，更是在地名之上建构了一个具有多重背景，以人们的交往联系和社会组织结构为纽带的多元空间。
南京之老地名，当然不会仅如上所述，其数量之庞大，内中文化之复杂而多姿多彩，值得我们花精力去研读和探寻。南京虽为古都，然而真正的古迹却少，或毁于天灾，或败在人祸。这样的情况之下，众多老地名即是历史和文化的承载，即是南京传统文化的遗存和痕迹。文化是城市的生命和灵魂，南京悠久的历史与日新的现实，锻造出了丰富的文化和厚重的氛围。
从上文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对《首都计划》的影响是全面而无形的。作为国都的规划文件，照搬西方模式无疑片面且不可取。由于首都的特殊政治地位，在学习西方城市规划模式的同时，不能过度地表现出崇洋媚外的姿态。故在《首都计划》大的道路框架之下，《首都计划》的制定者着力粉饰，加入传统元素，保留了大量本土特色，力图做足表面文章。这样的初期设想或曰出发点固然显得功利且目的性强，然而其潜移默化中对南京传统城市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南京国民政府主持的大规模的更名行动得以成功实施，除了更名地段原用名不成规模，地名有欠档次不能担当其作为首都地名的身份，而新命名地名确有水平，尚能为人们接受外，尤为重要且对民众有安抚力的一点，即是对诸多有代表性的老地名的保存、沿用与发扬，即是在传统文化中找到了新地名赖以生存的土壤。
笔者查阅相关文献，发现和明朝自然形成的地名框架存在差异，民国南京地名是一种有意识的归纳和整合。这一点在《首都计划》中“道路系统之规划”、“城市设计及分区授权法草案”等诸多章节中皆有涉及。传统的南京城，功能区划分不仅简单而且随意性大，历朝历代又皆有不同的功能区规划，有“旧制未除而施以新策”之嫌，实施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直至《首都计划》出台，提出“仿西方规划模式，建立分工明确的功能区”，政府才表现出欲将市政规划整顿一新的魄力。南京地名，在表达了广泛的传统文化的同时，又体现了最上层组织的权力下达，还兼而有之地表现了下层社会的市井文化。这样的南京地名之共生性特征，将文化内涵与政治内涵结合了起来，产生了广泛的范式作用。
作为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有历史上一切首都所具备的人员构成复杂的共性特征。政府要员、上层社会人士多为外地人，对地方文化并没有与生俱来的认同感和难以割舍感，改名起来难免大刀阔斧，加之《首都计划》严格的功能分区和细致的规划理念，南京地名之结构形成了“政区为主，自然为辅”的主要特点。以北京东路分，政区名称多在城中与城西北，特别的一些地域为新生活运动名称；城南则主要用南京历史政区与传统职业名称。在诸多的地名中，一定数量的老地名纵然有所保留，亦修改颇多，新地名的运用呈主要趋势。准此，不妨从“全国政区地名群”、“意识形态地名群”、“新生活运动地名群”几方面，探讨南京地名中所体现的政治权力的下达。
据载，南京成为国都时，旧有的道路不能名为何种网状，鼓楼以北，几乎无道路可言；鼓楼以南的所谓繁盛区，路向不定，路幅狭小，完全是陋巷；商店林立的街衢，没有一面是整齐的。故南京国民政府在建都之后对南京城市结构采取严格的分区制度：紫金山南麓、明故宫一带为中央政治区，鼓楼傅厚岗一带为市行政区，新街口一带为商业区，山西路一带为新住宅区。一如上文所载，“鼓楼以北，几乎无道路可言”，笔者察图而得，该地区当时皆为小规模的居民聚居地，以洪家庄、管家庙、夏家凹之类的地名为主，故国民政府在规划地名之时，得以重新命名该地区道路，在一些区域内集中运用全国政区地名，以达到地名聚集之规模效应的目的。至今鼓楼傅厚岗一带地名，有山西路、上海路、广州路、珠江路、江苏路、湖北路等，皆为全国各地重要行政区名称，可看出乃当时国民政府统一规划之效果。此种命名原则的背后，是一种国家政治权力，或者说政府力的下达。政府以国家层面上的宏观政策把握市政建设，继而影响市政建设中的文化附着，从而对人民的心理空间和思维体系造成一定的冲击。人民走在这样的道路系统中，自然会受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地名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故这样一种国家权力的下达和体现是一种隐性的社会控制。前文所述，地名是道路空间的文化载体，通过国家意识形态对这种空间进行影响和控制，亦是对大众文化的变相控制。国家利用空间确保对地方的控制，进而便确保对人民的控制。
地名有所谓政治地名一说，其直接体现统治者的政治愿望和目标。民国建都伊始，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市政改造和重组，新生地名多半即属此类。“首都乃全国政治中心，现北伐完成、训政开始之际，首都市政应如何努力建设，树全国政治之宏模，动友邦人士之观听”，是新政权起政治导向作用的要务。考虑到“国父”孙中山先生与“国都”南京的紧密关系，从首都做起，凸显孙中山“符号”实属顺理成章。于是，大规模的中山地名群随即涌现。南京即有中山路、中山门、逸仙桥、中山桥、中山植物园、中山码头以及中山小学等，这些日常生活空间，或休闲娱乐空间，或教育空间，与孙中山挂钩，孙中山俨然符号化。这些地名不仅依赖于表面的直观的信息传达，更通过空间定位、空间群落，加强了孙中山符号的存在感，这种符号的空间建构给人们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整座南京城俨然成为一个巨大的中山纪念空间，其时，孙中山与南京城在国民心中往往存在对等的关系。这种符号
空间化的效果，无疑是显著的。“大道成功，始渐完成总理民生主义中行的问题……诚以道路为人人所共有，其在国家，则犹血脉之在人身……此次共筑大道，实秉承总理遗志，建设艺术化之南京，故即以中山名之，示尊崇之意，亦使行此道者咸知先知先觉惠我于无穷也。”如此看来，此项建设的政治内涵便远远大于普通意义上的市政工程。强烈的民族感，鲜明的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主义，已由中山地名群而被持久、深入、坚决却又不为人们所知地灌输到了民众的思维中去。
承上所叙，在推广孙中山崇拜的过程中，政府不可避免地会将孙中山符号扩大化，演变成一整套的孙中山纪念系统。国民政府为了充分输出其在国家统治中的主导地位理念，便通过地名这一文化空间强化国家意识形态在民众中的推广效用。而以三民主义为代表的一系列关键词，便是国父遗产中最适宜推而广之的载体特质。渐渐，以三民主义名词命名道路成为时尚。据陈蕴茜统计，南京即有民生路、民权路、民族路、博爱路、大同路、和平路、自由路等，在大规模改名过程中，也包括了一系列城门的更名：因“聚宝门意涉迷信，拟改为中华门，以表纪念中华民国之意”，太平门改为自由门，金川门改为三民门，洪武门改为共和门。官方积极地透过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干预，以达到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理念的渗透，完成对国民思维模式的塑造。在往后的若干年间，由地名承载的文化空间随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进行了自我完善和再建构，承担了民族主义象征空间的作用。抗战中，以“泛孙中山符号”命名的道路或场所，往往成为民众聚集弘扬民族主义和爱国精神之处，演讲、游行之例证不胜枚举。孙中山符号本身就具有民族主义的隐性基因，在合适的情景因子之激发下，自然易于产生显性的效果。地名中的意识形态介入本是国家的控制手段，然而这种手段在非常时期确实能够产生一定的积极效用。在这个层面上，地名即成为了政府和人民双方进行意识交流和观念互动的载体。
世界规划界基本准则《雅典宪章》中有所谓“城市应具有的第一大功能就是居住的功能”的理念，《首都计划》亦将住宅分区作为市政建设的一个重要项目。在市政工程各分区建设过程中，纵然中央政府区形同虚设，商业区名不副实，诸多建设工程因抗战爆发一再停工，然而今草场门内七十万平方米的上层住宅区“公馆区”的花园洋房却得以竣工，堪称奇迹。相较于市内普通居民和下层居民居住的“棚户区”，公馆区不论是建筑、道路，抑或周边环境都可称一流。而这一带的路名，也是南京城地名中颇有特色的一群。颐和路、琅琊路、灵隐路、牯岭路、莫干路等，皆用国内著名景点的名称命名，取清雅幽静者为上，以合此区域的建筑风格和整体环境，更匹配居住在此区域的官宦阶层。这一带的地名，成为普通民众心目中要人和达官贵胄的代名词。若是从空间的角度来看，这些地名所烘托的是一种上层阶级空间，这批地名的背后，是社会阶级的对立和阶级代际间的不可逾越。颐和路公馆区始建于国民政府“新生活运动”期间，意在供政府官员和社会上层人士居住。新生活运动，本意是由政府牵头的国民教育运动，然而国民政府“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蛮横做法，使得此运动在其实施过程中逐渐变味，人们对政府行为产生了一定的抵触情绪，其中亦包括了对公馆区的修缮而产生的不满，这种不满自然而然殃及了该区域地名给人们带来的映像。一个社会阶层的形成，必然伴随着相应的阶层文化的产生，这种文化的聚集即形成一定的文化空间，承载此种文化空间的载体亦必须符合该阶层的身份和审美标准。随着社会阶级之间的差异愈益增大，社会极化和阶层隔离随即产生，相对应的空间响应即反映在下层阶级对此批地名载体的侧目与向往结合的矛盾心态中。有的地名群因其聚居人群的特殊性，包含了特定社会阶层空间的承担任务，引起了阶层间不必要的隔阂，这应当是国家宏观调控地名规划的一个特例或者说倒戈现象。
政府力表现在城市地名中，以这样一种文化空间作为媒介来传达政府理念和国家精神，确有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之用。可是如民国政府这般对一座城市的地名进行大规模的翻新，尤其是对于首都南京来说，并非易如纸上谈兵，稍有不慎，民众不能接受的同时，甚至会产生广泛层面上对政府公信力的挑战。该如何把握尺度，使得民众在接受更名的同时，纵有不满，亦未到发作之境地，当是时任政要们头疼的一个问题。
明朝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风俗”条云：“南都一城之内，民生其间，风尚顿异。”而依据顾起元的具体描述，胡阿祥指出，距今约400年前的大明南都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城，可以划分为皇城附近的政治区、秦淮两岸的官绅区、大中桥与水西门之间的商业区、城北的学校军卫区；不同社会阶层居住在不同的区域内，这些区域虽在一城之内，却各具鲜明的文化面貌。而这样一种功能分区，直到今天，依然遗存痕迹，彰显出人文特征顽强的传承性。其中，大量“老南京”久居城南地带，城南地势相对平缓，又有秦淮河流经，故易于发展成为居民聚落。大量的下层民众聚居于此，遂形成了相对低下的社会阶层，相类似的生活方式，带来相似的文化认同，亦伴随了相应阶层文化的产生。在这样一种阶层文化上建构起来的文化空间，落实在地名上，便形成了有特色的“职业地名群”。箍桶巷、鱼市街、弓箭坊、鸡鹅巷，非常直白，非常浅显，虽无艺术气息可循，却是职业聚居文化的深刻体现。阶层是一个社会中资源分配与占有的关系，这种分配与占有关系决定着其他社会关系的形成、社会互动方式和互动过程，因而也是社会结构中主导型的社会关系。而职业是阶级结构的支柱。故大量的职业表向地名确有其存在的原因和必要。南京作为民国首都，人口结构复杂，人流量大，政府在如何安置这样一个数量巨大的社会群体时，确实需要动动脑筋。而地名这样一种具有潜移默化影响力和表向作用的工具，在解决政府安置不同社会阶层民众的时候，无疑可以起到隐性却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民国政府在市政规划时，大量保存了如此地名的原因。这种地名的背后，笔者以为是政府为限定民众活动空间而制订的助长歧视之政策，利用了民众的群组认同感，达到管理市政的目的。
通观民国南京市政规划整体框架，笔者发现其政治地名和传统地名契合之良好，实有功于数量不小的市井地名。正因为有那么一群独特的社会群体，他们有独特的社会背景，在契合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故而以他们为阶层地基的市井地名，能够成为共生文化的过渡和传承。笔者以为，所谓共生文化，并不仅是“中体西用”般的换汤不换药，而应该是真正的文化交叉。文化的共生共成，应当是各种文化表述相互交叠并且在相互影响中产生，不同文化体系皆有所偏向和侧重，如何找到其中的平衡点才是关键。回观民国南京地名，确实能看出政府意图把文化共生观念运用在道路命名中，但是由于或阶层隔离，或社会极化，或人群的聚居心理，地名整体规划显得过于独立成块而缺乏糅合在一起的整体观，这会造成阶级间缺乏联系，从而导致城市管理不便或激化阶级矛盾之诸多问题。关于南京地名系统谋篇布局的合理与否，与本文无关，故按下不表。然而总体说来，南京国民政府这样的一种设想和将其付诸实践的做法，还是值得鼓励和嘉奖，值得效仿的。
上文中，笔者分三个领域对民国时代南京地名背后的文化和政治内涵进行解读，浅论南京地名之象征意义；相信熟悉南京历史与现实者，对此应有会心的理解。再由上文学理角度出发的立论阐述进一步发散开来，则不妨以一些合理的想象作为“结语”。民国伊始，全国上下掀起“整顿一新”之浪潮，对市政建设领域尤为看重。其时西化实为风尚，市政建设中，新建建筑风格、城市功能分区，甚至道路名称，都深深打上了西化的烙印。国民政府为了避免这种极端倾向，以首都南京为范式，力图通过对南京市政的改造而为全国城镇建设提供可示范之楷模。此处需引入库恩的“范式论”。库恩认为，范式作为范例，主要是提供了具体的解题方式，他甚至把“理论框架”上升到“信念”的层面。的确，《首都计划》对国内其他城市所起到的楷模作用毋庸置疑；而南京建设规划这样一个范式，开国内市政建设之先河，也是可以想象的。从其摸索精神以及得到的具体实施效果方面来说，“南京范式”确可评价为成功之例。城市西化的同时，以地名为媒介，传达政治思想，重视传统文化，规范社会阶层分区———在这些方面，民国首都南京，确是一个成功的典型。
来源：《中国地名》2010年第3期
作者：胡箫白
选稿：常宏宇
编辑：郝志坚
终校：洪珊
审订：刘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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