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货币地名与历史地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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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先秦货币地名与历史地理学各个组成部分(如经济地理、城市地理、政治地理和交通地理)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利用先秦货币地名资料对于历史地理学,特别是先秦货币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先秦;货币地名;历史地理;研究价值。

先秦货币大多铸有铭文,这些铭文又多以地名为主,利用货币地名进行历史地理研究以往不被历史地理学界所重视,在这里我想谈谈先秦货币地名与历史地理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希望这项研究能够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一、关于先秦货币地名的研究

先秦货币地名是一笔丰富的历史地理研究资料，其研究的历史也颇为悠久，盖可溯源至宋元之际。元代陆友仁在《砚北杂志》中对货币地名文字就作了考释。他说：“先秦货布，篆文奇古，多铸地名。余在京师得数十品，曰‘屯（音纯）留’，曰‘安邑全货’，曰‘平阴’，曰‘高阳’者甚多。其文有不可尽识者。以《汉书·地理志》考之，‘屯留’在上党，高阳在涿郡，安阳在汝南，安邑平阳并在河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段材料在钱币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一是正确地隶定了文字；二是断定为先秦地名。这为先秦钱币研究提出了正确的方向，比之乾嘉时期重新确定这一方向早了400年。至清代厉鄂的《樊榭山房集》，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倪模《古今钱略》，马昂《货币文字考》等著作中也都对布币中的地名进行过不同程度研究。但在这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还应属借鉴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进行综合研究的当代学者裘锡圭、何琳仪、黄锡全、郑家相、李学勤、蔡运章、李家浩、张颔等先生。就目前学术界已获得的先秦货币地名的研究成果而言，主要集中在对各类货币地名的释读、地望考证及各类货币的国别隶定和铸行时间的确定上。尽管对上述问题有的已达成共识，而有的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但货币地名研究应成为先秦货币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看法却是无人怀疑的。有的学者还对货币地名进行了分类统计：其中平肩弧足空首布地名数十个，斜肩弧足空首布地名8个，耸肩尖足空首布40余个，尖足平首布50余个，桥足布19个，锐角布6个，圆足布2个，三孔布30余个，方足布150余个左右，楚金币7个，圜钱20个左右，尖首刀、齐大刀等30个左右，共约400余种。这些重要的货币地名材料的发现，对于我们进行先秦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都将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也必将大大拓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视野，因此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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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先秦货币地名

与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利用先秦货币地名资料可以解决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中一些长期不能解决的难题，其对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有着相当参考价值。

黄河问题是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中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历史上的黄河以善淤、善徙、善决而著称，黄河决徙后所形成的支津岔流难计其数，有很多问题因缺乏相关资料而成为难以遽定的悬案，而利用先秦货币地名解决此类问题则颇有启发意义。

西汉时期的屯氏河是从黄河主流中冲决出来的一个重要岔流，《汉书·沟洫志》中对此有记载：“自塞宣房后，河复北决于馆陶，分为屯氏河，东北经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广深与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堤塞也。此开通后，馆陶东北四五郡虽时小被水害，而兖州以南六郡无水忧。宣帝地节中，光禄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势皆邪直贝丘县。恐水盛，堤防不能禁，乃各更穿渠直东，经东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永光五年，河决清河灵鸣犊口，而屯氏河绝。”可见西汉时曾利用屯氏河分黄河之水达数十年之久。由于屯氏河比降较大，有利于分杀水势，故使大河下游水流畅通，河南兖州以南六郡水患稍息。以后又在屯氏河上分出屯氏别河，张甲河等岔道。屯氏别河又于绎幕县南分为南北二渎，故《水经注·卷五》载：“屯氏故渎水之又东北，屯氏别河出焉……屯氏别河故渎，又东北迳信城县，张甲河出焉。屯氏别河又东北，迳绎幕县南，分为二渎。屯氏别河北渎，东迳绎幕县故城南，东绝大河故渎……屯氏别河南渎，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渎东出，亦通谓之笃马河。”至直隋炀帝开永济渠时还曾利用过屯氏河的河道。足见屯氏河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是一条很有影响的大河支流。就这样一条历史上有名的大河岔流，其分河的具体地点以及名称的由来，无论是《水经注》还是《汉书·沟洫志》、《地理志》中均无详细记载，这给我们研究有关屯氏河的问题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而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乃得之于屯氏布的出土。1992年在陕西神木出土“屯氏”铭三孔布，此布的出土为解决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屯氏河的分河地点以及屯氏河名的由来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帮助。三孔布铭文的“屯氏”当是指战国时期赵国境内的屯氏县，而此屯氏县并未见之于战国以来的史籍之中，其地望当在屯氏古河道上，处在与汉元城、馆陶南北交接之处，它应为屯氏河所经之首县，所以屯氏河即因之而取名；而屯氏河分黄河之处正当在汉元城沙邱堰之北，这样长期不明的屯氏河分河地点以及屯氏河名的由来问题也就因屯氏币的出土而得以彻底解决。

三、先秦货币地名

与历史经济地理研究

先秦货币地名对于历史经济地理所提供的研究价值也是多方面的。最早将货币地名资料引入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的当数先师筱苏先生。筱苏先生在《春秋战国时代农工业的发展及其地区分布》一文中曾详细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货币的普遍使用情况，缕析了这一时期韩、魏、赵齐诸国货币地名数十种之多，并进一步探讨了它们与金属冶炼的密切关系。先师撰著此文之时当在20世纪60年代，其时考古资料远不如现在之完备。随着考古发掘和货币出土资料的不断积累，利用货币地名资料进行历史经济地理的研究显得越来越迫切了，而将货币地名资料运用于历史经济地理的研究至少可以解决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先秦货币铸造区域演变的研究。对于先秦货币铸造区域的研究在历史经济地理中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可以在复原货币铸造地域分布格局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析铸造区域、货币流通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货币经济发展的深层影响，因此对货币铸造区域的研究应成为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利用货币地名资料进行此方面的研究有很多工作值得去做。

战国小方足布中有安阳布一种，此种安阳布的铸造与流通区域极为广阔。但根据史籍记载战国以安阳为地名的有秦安阳、宋安阳、齐安阳、赵国东西二安阳、魏安阳、韩安阳等多处，那么，安阳布中大、小两式究竞是何处安阳所铸一直是钱币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

1956年，包头市郊区麻池乡发现了3件安阳布范。这3件布范均用质地松软的石料制成，灰绿色，内含有石棉。其中1件较为完整，为布的正面范，范内刻有方足布两枚，布形向下凹约2毫米，并刻有“安阳”两字，布范上有浇铸用的流口；范外表刻有不规则的鞭形方格纹，系便于缚扎用的，全范长宽约为9.5厘米，厚1.5厘米。

80年代又在包头之东的乌盟凉城县崞县窑乡郭石匠沟村发现了1件铁布范。该范近正方形，长100毫米，宽90毫米，厚14毫米，重900克。正面横列下凹约3毫米的平首平肩方足布钱模两个。右侧钱模阴刻反书篆文“安阳”。布长51毫米，首宽20毫米，首长16毫米，肩宽31毫米，裆深12毫米，足宽12毫米，足距10毫米。铁范下方中部有一梯形浇铸流槽，最深处约8毫米，上宽22毫米，下宽33毫米。流槽左右各有一宽4毫米，深约5毫米的排气孔道分别与两钱模相连。范四角各有一与背范定位的深约5毫米的凹坑。背范平整。仍可见残存的护范蜡痕。

天津博物馆藏 　战国　安阳三孔布

上述两处“安阳布范”的发现使学术界对安阳布的铸地有了较为一致的认识：20世纪50年代出于包头附近的安阳布范，说明此处应为赵国的西安阳；80年代出于凉城附近的安阳布范，说明此处应为赵国的东安阳。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确信，赵国的东、西二安阳应是战国时期北方地区的两处重要货币铸造地点。其成因尽管较为复杂涉及到政治、军事等多种因素，但有一点却是不容忽视的，即铜矿资源的分布状况。赵国的东、西二安阳正处在世界斑岩型铜矿的三大成矿带之一的古亚洲斑岩成矿带上，该成矿带自西往东进入我国的新疆、甘肃、内蒙和东北，形成了内蒙古、河北北部地区和东北东部较为丰富的铜矿资源。战国中期以后，随着赵国势力扩展到阴山南麓，赵人利用此处丰富的矿铜资源，开炉铸钱势在必然，因此，这一地区优越的资源条件不仅为其在战国以降成为中国北方地区重要的货币铸造区域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赵国北部货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资源保证。因此，由安阳布范的出土，不仅揭示了战国时期赵国货币经济重心由南向北转移的过程，同时更为研究这一地区货币经济的发展状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其次，我们还可利用货币铭文资料研究战国时期地区间的经济交流和贸易往来状况。战国小方足布中有平阳布，由于赵、魏、韩、卫、齐、秦诸国均有平阳地名，因此平阳布的国属一直难有定论。有的学者认为平阳当在河北临漳县西南，或恐不确。《货殖列传》记有平阳地名，是战国后期新兴的经济都会，商品交换非常繁荣，其地“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索隐：平阳，在赵之西。其地当在今临汾西，它是战国时期与秦翟、种代等游牧民族商业贸易而兴起的新兴经济都会。战国时的小方足平阳布，其主要流通区域在山西黎城（90枚出土），祁县、交城、屯留（37枚出土），翼城（55枚），洪洞444枚，陵川2枚，代县10枚，襄汾21枚，阳高1320枚，浮山170枚；永济、芮城、定襄1枚，孟县、朔县、左云23枚；山阴4枚；内蒙古包头、土特左旗4枚，凉城赤峰1枚；河南洛阳1枚；襄城、新郑13枚。从其流通的密集区域来看基本上分布在以临汾为中心的山西境内，而且山西境外平阳方足布流通的方向与《史记》所载平阳的贸易范围“西贾秦翟、北贾种代”大体一致。这就为我们研究战国平阳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与经济交流提供了重要依据。因此，把货币铭文资料与货币出土资料相结合就能为我们研究春秋战国之际地区间经济与贸易交流和往来提供重要的参考，其在历史经济地理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应是相当重要的。

四、先秦货币地名

与历史城市地理研究

先秦货币面文大多是地名，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如何正确认识这些货币地名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我认为，其既为地名，就应遵从地名学的一般原理与理论，按照地名学的规律去认识这种具有特殊性的先秦地名，这应是我们研究先秦货币地名的出发点所在。

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地名所指代的地理实体，不但所在的位置总是专一的，且必属于一定的类型。所以音（语音）、形（字形）、义（字面意义）、位（地理实体所在的位置），类（地理实体的类型）是地名的5个基本要素。无论是对地名进行静态描述或动态研究都离不开这些要素。尽管有些地名因年代久远，语音、字形已经变更，或原义湮没，或位、类不明，但地名的命名总是有一定原因的，或反映自然特征，或反映社会历史背景。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货币地名不仅应首先从属于作为货币经济交往中流通媒介的货币本身，而且更重要的是货币地名所反映的应该是一种与经济交换活动相关的经济空间位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货币地名所反映的地理实体应首先是经济地理实体，而非自然地理实体或其他人文地理实体，其实质应是对这一时期与人类货币经济活动相关的空间位置的说明。这种与人类经济活动密切联系的空间位置，如果能够被理解为早期人类货币经济活动所依托的城邑或城市的话，那么以此为思路，便可探寻先秦时期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脉络及其与货币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样就可解决先秦城市发展中的许多难题，若再与文献资料、考古发掘资料相印证，则无疑将会推动先秦城市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在这里应该强调指出的是，我所说的城市具有宽泛的外延，它既包括春秋时期商品货币经济刚刚萌芽的城邑和聚落；也包括战国中期以后商品货币经济有一定发展基础和水平的各诸侯国的国都以及新兴的郡县城市，而上述两种类型的城市都可以在先秦货币铭文中找到相对应的研究资料，这正是货币地名在先秦城市研究中价值所在。

《文明的足迹》

运用先秦货币地名资料研究先秦城市，其领域应该是十分广阔的。譬如我们可以将先秦货币地名与《史记》、《左传》、《战国策》中的城邑地名进行分区比较，相互印证，这对于推知春秋战国之际城市体系及其空间分布状态，城市发展特征和水平及其与货币经济的关系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与作用。又譬如，我们也可以利用空首布中的城邑名称及其分布状况来探究中国早期与货币经济发展相关的城邑和聚落兴起的地理背景和地理基础。就早期空首布中平肩弧足布、耸肩尖足布两式而言，其流通时间大体应在春秋中期以后，其中平肩弧足空首布中已考证的地名大体都在河洛流域，其中少曲，在济源东北；周，在成周；凡，在辉县西南；蔷，新安县西北；济，温县西北；曲，修武县北；巩，巩县；乍，延津县北；蒍，孟津东北；成，偃师西南；侯，缑氏；留，缑氏镇东南；向，济源。耸肩尖足空首布中已考定的有关地名大体都在汾涑流域，其中吕，山西霍县西南；亥盾，临汾西北；梁，长子县东；玄人，高平；曰（涅），武乡西北；重以，闻喜东北；羽，翼城东南；工，新绛；兹，汾阳县南；疾，稷山县南；已，山西蒲县东。从上述耸肩尖足空首布和平肩弧足空首布地名所反映的春秋时期经济活动的空间位置来看，这些具有商品货币经济萌芽的城邑和聚落基本上都分布于以洛阳为中心的三河地区，三河地区应是中国早期具有货币经济萌芽的城邑和聚落兴起的主要地区。

关中地区商时期主要遗址分布图

《文明的足迹》

春秋时期，作为商品货币经济萌芽所最早产生的城邑与聚落，在三河地区的兴起是有其深刻的地理基础和地理背景的。徐中舒先生认为古中国的农业经济是从两个中心区发展起来的。一个是仰韶文化区，这是泾、渭、汾、沁、河、洛黄土层河谷高原地带，这里的土壤和河流灌溉，不可否认的对于农业发展具有远大的前途。一个是龙山文化区，这是围绕着泰山的许多小河河谷丘陵高地，这里的土壤和河流灌溉，对于农业发展也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不过泰山地区地带狭小，农业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两区相较，汾、洛、泾、渭、河、沁所在的广阔黄土河谷地带便成为古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首善之区。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居更也。”也就是说三河是广阔西部黄土农业区的中心，而三河的中心就在洛邑。就目前所见，无论是早期空首布上的地名，还是此类货币的出土地点也都是集中分布于以洛邑为中心的三河地区，这在考古资料上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洛邑做为“天下之中”的商业经济中心地位，一直持续到西汉仍然发挥着它的作用。因此，三河地区发达的农业经济成为这一地区货币经济的空间实体———城邑与聚落普遍兴起的基础，这就是早期具有货币经济萌芽的城市最先兴起于黄河流域的根本原因所在。

五、先秦货币地名

与历史政治地理研究

战国之际，诸侯争霸兼并，疆域变革频繁而剧烈，而目前所编著的有关战国疆域的地图集往往没有从动态的角度准确地表现出这一时期各国疆域朝夕替改的更易特点，因此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在这方面如果能充分利用先秦货币地名资料进行各国政治疆域的研究，则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上述缺陷，若再进一步结合文献和其他考古资料，则有可能更准确地反映出列国争霸背景下诸侯各国疆域分合消长的实际状况。因此对于研究历史政治地理而言，先秦货币地名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战国小方足布中有干关铭布一种，钱界诸贤都以为是赵国所铸无疑，黄锡全先生认为干关的地望当在今陕西肤施，我以为不妥。干关应是赵国为“秦胡”即防备秦人向北进攻而在上郡一带设置的一处重要关城。而干关所在的上郡地区在战国中期以后曾有多次易手，先后为魏、赵、秦三国所占领，就目前所见有关战国上郡的沿革资料大体有如下12条：

周显王八年（公元前360年）

• 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史记·秦本纪》）

• 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也。（《史记·魏世家》）

周显王四十一年（公元前328年）

• 魏纳上郡十五县。（《史记·秦本纪》）

• 魏尽入上郡于秦，秦降我蒲阳。（《史记·魏世家》）

周慎靓王元年（公元前320年）

• 秦惠文王更元五年王北游戎地，至河上。（《史记·六国表》；《史记·秦本纪》作“王游至北河”）

周赧王九年（公元前306年）

• [赵武灵王]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史记·赵世家》）

周赧王十五年（公元前300年）

• 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史记·赵世家》）

• 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史记·匈奴列传》）

周赧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

• 赵武灵王自号为主父……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

周赧王十九年（公元前296年）

• [赵惠文王]三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史记·赵世家》）

周赧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94年）

• （秦昭王十三年）帝原水西北出龟兹县，东南流……迳肤施县南。（杨宽：对秦昭王置上郡治肤施的时间有详细考证，认为《水经注》中的“三年”当为“十三年”之误）

周赧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87年）

• [秦昭襄王]二十年王之汉中，又之上郡北河。（《史记·秦本纪》）

（以上年代隶定均依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所定时间）

战国时期秦、魏简图

《中国历史地图集》

从以上所列上郡地的归属资料来看，自公元前361年，魏筑长城以来至周显王四十一年（即公元前328年）魏纳上郡15县为止，上郡属魏国疆域达33年之久。秦占领上郡地区在周显王四十一年，此后一直为秦国所有，因之秦惠文王可北“游戎地，至河上”。随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赵国的军事势力开始逐渐渗透到榆中、宁葭。赵武灵王二十六年以前赵国的势力可能主要在阴山以南的地区，随着赵国对中山战争的胜利，从《史记》中胸才大略的武灵王打算以此为“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的记载来看，这个地区可能被作为秦赵之间战争的重要基地。公元前296年，赵灭中山而迁其王于肤施，说明上郡仍然为赵国的疆域。因此，赵国据有上郡肤施的时间当不会早于赵武灵王二十年西略胡地至榆中之时（即公元前306年），其最大的可能性是在赵武灵王置云中、雁门、代郡之后，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之时，而秦置上郡治肤施的明确记载在公元前294年。因此，赵国据有上郡的时间应大致从公元前306年～公元前294年的12年。从公元前294年以后上郡则属于秦的疆域了。干关方足不太可能是魏国的布钱，魏国虽然一度占有此地且在此统治达30余年之久，但魏国在黄河以西的西河上郡铸造流通的方足弧裆的桥足布，而且魏铸桥足布的大致年代当在战国中期以前。而且魏惠王九年以后魏国徙都大梁，货币流通区域的重心开始转向东方，而干关方足布的足宽2厘米，通长4.4厘米，型制较小，属于战国小方足布品种之一，小方足布的铸行年代，其上限可推定在公元前375年前后，其下限则应定在秦灭诸国统一之时。因此，干关方足布作为魏国货币流通的可能性不大，而占据上郡时间最长的秦国在历史上又没有铸造布钱的记载，所以，此种“干关”布币只可能是在赵武灵王在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之后，并欲从云中、九原直袭秦与秦争霸的这段时间里在上郡地区铸造并流通使用的。其最可能是在公元前306年～前294年间的12年时间里铸造的。而在此12年间上郡地区毫无疑问应属于赵国的疆域，而断非属魏或秦所有。

因此，从上述干关方足布的铸造流通时间，我们基本上可以推测出上郡地区在战国之际的沿革归属情况，而这类货币铭文资料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中所揭示战国之际各国疆域的变迁情况是相当丰富的。

六、先秦货币地名

与历史交通地理研究

对于先秦时期交通道路的复原研究，前辈学者做出了很大贡献，基本上复原了这一时期以各国都城为中心的交通道路网络体系，这些研究成果在材料的运用上多是以文献为基础的，而对考古材料的利用似乎有所欠缺。随着先秦各类货币的不断出土以及货币地名的正确释读，利用货币地名资料进行先秦交通地理的研究显得越来越迫切了，而在这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因此货币地名对于先秦交通地理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战国时期的三晋地区多铸布钱，其中平首尖足布中的地名多达几十种，小方足布的地名更多，至少有百余种以上，如果将这些地名对照比较，则很有希望复原出战国之际三晋地区交通道路的全貌。现以太行山西今汾水流域的交通道路状况为例说明之。战国时期，太行山西的交通道路主要分布在汾河河谷之中，汾河谷地主要有两段组成：北段为太原盆地，平原长150公里，宽50公里，海拔700米～800米，两侧为断裂上升山地；南段可称下游平原，由霍县到河津，亦150公里，宽20公里～40公里，海拔400米，两侧也有黄土台地分布。在赵铸尖足布中，有虑虒布，阳曲布，阳邑布和于布，其中虑虒布地望当在五台东北；阳曲、阳邑二布地望皆在定襄东；于布地望当在阳曲北。若将今五台、定襄、阳曲三地南北相联，则基本上可以看出战国时期赵国在汾河北段河谷中的交通道路分布盖起自五台，经定襄，阳曲而至于太原，即赵之晋阳。若再自晋阳向南，尖足布中又有晋阳布、榆次布、大箕布、平匋布、尹城布，兹氏布，中都布，平州布，大阴布，贾布和皮氏布。其中晋阳地望在太原南；榆次地望在今榆次北；大箕在今太谷附近；平匋在文水南；尹城在今汾阳；兹氏亦在今汾阳；中都在今平遥西；平州在孝义；大阴在霍县；贾布在临汾；皮氏在河津。上述诸地起自晋阳（太原），由晋阳而南又基本上形成了一条贯通汾河南段的交通路线。以这条交通线若再与魏铸桥足布中的地名相印证，则又可知位于赵国汾河河谷之中的此交通线向南可经由晋国的旧都新田，直达魏国的都城安邑。魏桥足布中有安邑布，地望就在今山西南部的夏县。不仅如此利用晋阳周围地区的尖足布地名还可进一步复原出赵国境内以今太原为中心的又一条东西交通线，如晋阳之东有寿阴，尖足布中有寿阴布，其地望当在今寿阳一带；晋阳之西有离石，蔺和中阳，尖足布中又有离石布，蔺布和中阳布，其地望当分别在今离石附近和中阳附近，上述数地以晋阳为中心自西而东，在黄河、太行之间又构成了一条东西方向的交通线。因此，利用货币地名对于解决先秦交通地理研究中的难题应是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而这项研究至今还属空白。

汾河谷底

以上从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和历史交通地理五个方面浅析了先秦货币地名与历史地理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鉴于个人对历史地理学、钱币学、古文字学、地名学等诸学科的知识知闻甚寡，故有很多问题难以有中肯的见解，其中必有谬误和一知半解之处，敬希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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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原文物》2005年第2期

作者：陈隆文

选稿：常宏宇

编辑：何涵

终校：方梦瑶

审订：李露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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