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唐人墓志所涉唐代交通地理考述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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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唐人墓志所涉唐代交通地理考述
文/马强
作家介绍
马强（1960—），男，陕西汉中人，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出土文献与历史地理、中国地理学史、中国西南历史地理等。
摘要
出土唐人墓志对唐代交通地理研究的意义而言，一是通过志主馆驿任职信息，可从个案角度反映唐代驿道交通繁荣的实际状况；二是披露了一些史籍失载的馆驿地名，这些地名结合文献考证多能坐实，可补史之阙载；三是一些志主亲身经历了漕运新道的开拓，也从出土石刻文献角度披露了盛唐、中唐时期国都长安面临的漕运紧张及其曾经的解决途经；四是墓志所见相关资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晚唐馆驿制度实际运作及其变迁；同时也披露了中晚唐馆驿管理的废坏与驿道交通的安全问题；五是新出土唐人墓志提供了一批有关唐代海上交通的珍贵资料，有助于加深对唐朝海交史具体情景的认识。
唐代交通史及交通地理是海内外学术界研究成果相对丰富的研究领域，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始，国 内 陶希圣、鞠清远主编《唐代之交通》、楼祖诒《中国邮驿发达史》、白寿彝 《中国交通史》、吕思勉 《隋唐五代史·交通》先后问世，海外则有桑原骘藏 《唐宋贸易港研究》、木宫太彦 《中日交通史》、青山定雄 《唐宋时代的交通与地志图研究》 等著作的出版，都对唐代交通史地进行了早期开拓性的研究，特别是严耕望先生毕数十年之功于一役的《唐代交通图考》，其文献资料钩沉网罗之丰富，几近竭泽而渔。而且体例严密，分区域考证唐交通沿革、以京东关内区、河陇碛西区、秦岭仇池区、山剑滇黔区、河东河北区及河南淮南区、江南岭南区等七大区域详加考察，卷帙浩繁，享誉海内，是唐代交通地理研究里程碑式的皇皇大著。但是现在看来，严著也有其时代与作者所处环境的局限性，除了蓝勇所指出的其使用地图陈旧等缺点外，出土文献特别是唐人墓志的很少利用也是遗珠之憾。当然也不能以之苛责严氏，在撰著《唐代交通图考》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港台与大陆森严壁垒，严氏根本无从踏访大陆碑石；二是墓志的出土本身就是一个动态过程，诸多包含有交通信息的唐人墓志当时尚未出土发现。而近年来随着洛阳、西安等地大量唐人墓志的出土与刊布，利用石刻资料对唐代交通地理作进一步实证研究在今天已经有了坚实的可能性。
一 唐人墓志所见唐代驿道交通的拓展
唐朝国家强盛，版图辽阔，交通建设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里程碑式阶段。唐太宗贞观年间，唐朝版图幅员底定， 《旧唐书·地理志》载唐自贞观十四年平定高昌后，“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陁界。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到了唐玄宗天宝末，国力鼎盛，交通发达，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述天宝十二载大唐帝国繁荣强盛时写道：“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如此幅员辽阔的国度，为保证州郡控驭、政令畅通、贡赋顺达、四方辐凑，交通道路的发展自然极为重要。唐朝官驿交通较之前大有发展，形成了以长安为轴心的全国辐射性交通网络，唐玄宗开元年间成书的《唐六典》云：“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量二百六十所水驿，一造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相兼。若地势险阻及须依水草，不必三十里。第驿皆置驿长一人，量驿之闲要定其马数”。由于唐朝经济流通与地方流动性较大，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弛，空间交往、人员流动频繁，陆路交通繁荣昌盛，杜佑《通典》所谓 “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倐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这些情况在出土的唐人墓志中同样有所反映。与史籍文献相比，墓志文献对唐人交通的反映虽然较为零散，但也有其长处，即伴随志主生平任职的亲历性与跨时段较长的动态性，特别是中晚唐战乱时期驿站的繁忙和管理，在唐人墓志中多有涉及。
唐代驿道交通的拓展在墓志中有多方面反映，诸多墓志志主曾经担任驿道开拓与馆驿管理，留下了虽然零散但十分珍贵的唐时交通地理的历史信息。首先是山地交通在唐代有了较大的发展。长安经蓝田、武关取道商州（今陕西商州市）东南去襄、汉，须经由均（今湖北十堰）、房（今湖北房县）二州，其间绝大部分地带是绵延不断的榛莽群山，自古交通险阻，仅有一段艰险难行的“上津古道”相通联，环境封闭，生民贫困，因而均、房之地唐朝前期为罪臣贬官流放、禁锢之地。这一交通状况在安史之乱后开始改变。唐德宗贞元初，为方便朝廷用兵平定蔡州李希烈军阀割据，在均州刺史陈皆主持下，关中经由商州至均、房之间开始大力开拓交通，修建栈道，这在贞元十八年的《陈皆墓志》中留下重要记载：“自均部抵商颜，开火炬山以通运路，梁深栈绝者七百里，帝用休之”。“商颜”在唐宋人地名语汇中多指代关中东南、秦岭南麓的商州，因唐人从长安赴荆襄、往江南多循蓝田武关道经商州南行，唐宋诗文中涉及商州的诗句颇多，多以“商颜”称商州。如李绅《南梁行》：“望秦峰回过商颜，浪叠云堆万簇 山”；吴融《宿青云驿》：“苍黄负谴走商颜，保得微躬出武关”；韩愈贬潮州经 商、邓南下，其《次邓州界》诗云：“商颜暮雪逢人少，邓鄙春泥见驿賖”；于邵《送从叔南游序》：“既而将登商颜，寻绮季翼储之显晦”。这些唐人诗文使用的典故 “商颜”显然说的都是商州。北宋初名臣王禹偁宋太宗淳化年间曾贬谪商州作通判，在商州谪守经年，其 《登郡南楼望山感而有作》：“西接蓝田东武关，有唐名郡数商颜。二千石尽非吾道，一百年来负此山”，则说得更为明确。《陈皆墓志》提及的这次均、商间修路，整修“梁深栈绝者七百里”的山地道路，规模不小，在数百里高山、峡谷地带铺架栈阁，以通军旅，恢复并拓展了商州至均、房间的山地交通，应该是唐代交通中上一件大事，而文献未载，该墓志可补史籍之阙失。
从墓志记载看，京师长安通往东西大动脉的驿道交通繁忙是常态，墓志涉及驿站情况虽然不多，但因志主亲历所见，因而弥足珍贵。华良夫《唐故殿中侍御史李公（举）墓志铭》云：“满岁，调授京兆盩厔尉。县居剑南东西川谷口，中使、节制 郎 吏、西南夷宣诏使暨迁客入者于是乎，整驾出者于是乎，税息亭传，马牛之损，毙不绝日，府为病而难其任。以公冯翊办事理，俾专务邮馆，陟课为上”。从该墓志可见，位于骆谷口的这个驿站地处自京师长安去巴蜀之地的交通咽喉之地，使臣往 来、王命急宣、蛮夷朝贡、商旅运输皆经此地，以致驿马多累毙，交通十分繁忙。唐《开元令》之《牧令》规定，“诸当路州、县置传马处，皆量事分番，于州县承直，以应急速”。根据天一阁发现的《开元令·厩牧令》，唐各馆驿配置马匹数量由京畿向外地递减，骆口驿地处畿甸之地，且系通往巴蜀的谷口要冲，配置马匹数量不少。《李举墓志》所述长安与山南、两川各色人等经过盩厔时的境况，是很珍贵的驿传见闻记录。根据墓志所载，志主李举时为盩厔县尉，而盩厔（今陕西西安周至县）地当骆谷口，即墓志所说“县居剑南东西川谷口”，为唐骆谷道北端，则此驿当为著名的骆口驿，白居易、元稹等皆曾在此驿题诗。骆谷道与褒斜道、故道（又称陈仓嘉陵道）、子午道同为古代连通秦岭由秦入蜀的主要孔道之一，中唐以后，褒斜道盛极一时的褒斜道交通趋衰落，骆谷道成为秦蜀交通的官驿大道，元稹奉使东川察按严砺枉法，高崇文征讨西川刘辟叛乱、裴度自蜀还都皆取道骆谷，盩厔骆口驿乃必经之地。墓志载李举病逝于元和二年（807），则墓志言及骆口驿交通事务繁重状况正是唐宪宗元和年间骆谷道交通繁忙的真写照。
盩厔置驿，严耕望据文献考之甚至详，《唐代交通图考》篇拾捌《骆谷道》云：“由京师取骆谷者，发自长安近郊秦川驿，西南四十里渡沣水，至秦社镇。又十五或二十里至鄠县 （今县），置驿在北门内。又西经田家硙六十里至盩厔县（今县），置驿在城内”。骆谷道为京师长安通往山南梁州、剑南益州的国驿主干道，交通兴盛于唐中后期，高崇文出兵讨伐西川刘辟、元稹奉使东川覆按严砺擅赋案、裴度返京述职等皆走此道。《李举墓志》言：“中使节制郎吏、西南夷宣诏暨迁客入者于是乎，整驾出者于是乎，税息停传，毙不绝日”，可见宪宗元和年间骆谷道交通的繁忙昌盛。盩厔县为入骆谷要道之口，地处由秦川至西南山、剑交通咽喉，县尉兼管驿馆事务十分繁忙，一般佐吏很难胜任此职。这一墓志的发现，无疑是为唐代骆谷道交通研究提供了新的石刻资料。
临皋驿位于唐都长安开远门外，地处西北郊区通过衢大道边，是西出长安去扶凤、陇山远至西域的著名驿站，唐史文献多有提及。近年出土的《杜玄礼墓志》载墓主生前于开元七年“于京城西开远门外七里临睪（皋）驿前，预修砖堂塔一所。北边秦甸，斜接上林。南望周原，旁临通漕。左瞻凤阙，右接鲸池。平陆坦然，寔为信美”。这段富于文学色彩的文字，将唐长安西郊馆驿、漕渠、陂池、原野等景观摄录下来，十分逼真形象，也是为唐长安西部郊区的一条新史料。关于临皋驿，除《杜玄礼墓志》外，另有两方唐人墓志也曾提及。《王守节墓志》称墓主葬于“临皋驿之平原”；《史堵颖墓志》也称史氏葬于长安县龙首乡小严里，并说 “小严村即开远门外临皋 驿 西 南”，可见并非孤证。这三方墓志对于复原唐长安西部郊区交通与景观地理有重要意义。按《杜玄礼墓志》中的 “临睪驿”显为临皋驿之笔误，该驿在长安开远门外龙首乡。宋敏求《长安志》云： “临皋驿在县西北一十里开远门外，今废”。从这 三 方墓志还可以看出，临皋驿近旁有唐属于长安县龙首乡地界小严里，系唐代多个达官贵人的墓葬之地。“旁临通漕”也于史有证，“漕”当指龙首渠，南宋王应麟《玉海》引《长安志》云：“龙首渠，在长安县东北五里，自万年县界流入，注于渭”。并自注说：（龙首渠）一名浐水渠，自万年县界龙首乡马头控堰浐水入此渠，西流由府城东过入长安县界。龙首渠在长安县东北五里自万年县 界注于渭，恰好从临皋驿不远处流经。临皋驿在唐代曾经盛极一时，是唐朝使臣入京辞阙、饯别的标志性停留节点，至宋代渐渐湮废。
由于唐代交通网络四通八达，驿站繁多，仅陆驿就多达一千六百多处，数量繁多，唐典章、舆地文献对驿站的记载多有遗漏，实际上也难以尽全。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对有唐一代馆驿名称、分布做了大量考证增补工作，尤其从 “别史、杂史、诗文、碑刻、佛藏、科技、杂著、类纂诸书”钩沉索隐，功不可没。但是，研读唐人墓志，发现墓志中出现的一些驿站严著仍然有所遗漏，如宋州“雁泽驿”、延州 “丰义驿”、漳州 “塘田驿”等均为严著《唐代交通图考》所未收录，这 里 就 墓 志 中 出 现的 “雁泽驿”试加考索，以求其是否存在。
宋州（今河南省商丘市，治今睢阳区）在唐代水陆交通系统中占据十分重要的枢纽作用，唐人墓志谓“殷宋旧墟，天下冲要，星邮驲传，无乖咫尺之期；商旅农夫，有益封疆之盛”。“雁池驿”作为馆驿名见于周绍良、赵超编 《唐代墓志汇编》下册收录的《（苏）州昆（山）县令乐安录公府君墓志铭并序》，墓志题额泐残，但志文完整，其中云志主孙嗣初 “咸通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薨于宋州雁池驿，享年五十七，以其年七月三十日卜择于河南府河南县平乐乡杜郭村善望里”。然而此驿却见于唐代任何典籍记载，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中也未提及。揆之文献，并依之考测，此驿驿当临近宋州汉代名胜雁池附近。关于雁池，高适《别韦参军》诗中有“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兔园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而唐代另一诗人储嗣宗有《宋州月夜感怀》，有“雁池衰草露沾衣，河水东流万事微”，则更说明宋州确实有“雁池”。宋州在西汉属梁孝王封国，至唐代犹遗留有不少汉代古迹。雁池即西汉梁孝王营建的苑囿，晋葛洪《西京杂记》载：“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宫，筑兔园。园中有百灵山，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鳬渚，其诸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珍禽怪兽毕有。王日与宫人宾客弋钓其中”。《太平寰宇记》对 “雁池”的来历所述较为具体：“修竹园在县东南十里，《西京记》梁孝王好宫室园苑之乐，作睢（曜）华宫，筑兎园。中有白灵山、落猿岩、栖龙岫。又有雁池，池中有鹤州鳬渚。《水经》云：“睢水东南过竹圃，又雁鹜池取龙睢沟水”。可知“雁池”源自西汉梁孝王水上苑囿，再经由南北朝时期的 “雁鹜池”演变而来，水源地为濉水。唐代雁池驿应该就位于宋州雁池之畔。从唐诗看，“雁池”作为汉代遗留下来的人工湖泊，至唐代水域面积已经大大缩小，但由“雁池衰草”、“雁池垂钓”等诗句所描述，“雁池”仍然有一定水域，环境也还不错，在此置驿，冠名“雁池驿”，也属情理之中。唐末五代，由于地理环境的变迁，特别是黄河的泛滥淤积，华北、河南大量湖泊相继湮没消失。由“雁池”到 “修竹园”，说明该湖泊在唐末宋初已经干涸成陆。尽管如此，《太平寰宇记》的记载仍然为唐代 “雁池驿”的定位有参考价值，因此 《孙嗣初墓志》中的 “雁池驿”当非虚构，而是唐代宋州确实曾经存在的一个馆驿。
唐人墓志中提及的一些不见于史籍记载馆驿地名虽然具体位置目前尚难确认，但可大致定位在一定范围。《长孙眄墓志》说延州都督府士曹参军长孙眄开元十九年十月八日“暴终于延府丰义驿之馆宇”。这个“丰义驿”也不见于文献记载。按唐设置都督府开始于武德七年，至贞观十三年全国有都督四十一，延州都督府即其一。但延州都督府何时置驿，史载不一，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一）中的《长安东北通胜州振武军驿道》中对延州诸驿道置驿考证颇详，但未见对 “丰义驿”的考述。严氏认为延州“又北微东四百里至胜州，去长安一千八百六十里。开元间曾置驿，唐末五代仍见驿名”。又说“由延州东行三十里至丰林县（今丰林镇），有苇子驿”，颇疑墓志中的唐代“丰义驿”即为延州丰林县北宋之“苇子驿”。这个“苇子驿”直到北宋时仍然在沿用，但只是推测，姑且存疑待考。
唐人墓志甚至提及到边远南方瓯越之地的驿站，据 《唐代墓志汇编》上册收录的《大唐故董府君墓志铭并序》记载，陇西狄道人董守贞“开元十年润五月，奉诏岭南安抚。皇华出使，空衔北命之恩；朱绂方来，遂染南威之疠。其年八月七日，卒于樟州塘田驿舍”。董守贞五 月才至岭南，八月即病逝，墓志没有交待代担任何职，但既然是“奉诏岭南安抚”，应该官职不低。联系到墓志所载董氏出使岭南之前为“左卫宝泉府左卫果毅都尉”，显为武职。如果是以武职巡察岭南，则有可能是按抚使职。唐开元年间，皇帝常派遣大臣巡视经过战争或受灾 地区，称安抚使。唐代无“樟 州”，此应为 “漳州”之笔 误。董守贞以显赫武职巡察岭南，死于闽南漳州一驿站，很可能是巡视途中构疾暴卒。唐宋福建驿站有一定发展，梁克家《三山淳熙志》说：“驿铺，古亭邮也。州南出莆田，北抵永嘉，西达延平，车旌之所宿，会文檄之所往来，求其安便迅驶，而无阻绝沉滞之忧”。宋距唐不远，梁克家所说虽系宋代福州馆驿分布状况，但唐之漳州有驿站分置应该毋庸置疑。此墓志中所言之“塘田驿”，虽然同样在文献中找不到记载，但应该是唐代漳州一处驿馆，董守贞墓志则提供了一个前所未知的唐代漳州驿站地名。
二 墓志所见中晚唐馆驿制度及其变迁
一般认为，驿站主要职能是传递紧急军政公文和信息，并对军事人员和其他公务出行人员提供食宿和交通工具的服务。作为主要服务于军事职能的驿传，唐前期的馆驿制度与府兵制度密切相关，驿站主要由当地驻军折冲府武官担任驿长、驿丞，负责管理驿站的日常运行，杜佑《通典》一七《杂论议中》言：“杂色解文：三卫、内外行署、内外番官、亲事帐内、品子，任杂掌伎术。直司书手、兵部品子、兵部勋官、记室及功曹参军、检校官屯副、驿长、校尉、牧长”，属于武职低级军官。但至唐玄宗时，随着府兵制的解体，这一军事管理体制渐渐废罢，起初由官府指定驿站所在地富户负责驿的管理。安史之乱后，军旅事务苛重，富户不堪负担，又由县级官府直接负责管理。《通典》云：“三十里置一驿。驿各有将，以州里富强之家主之，以待行李。其非通途大路，则曰馆。自至徳之后，民贫不堪命，遂 以官司掌焉”。这一变化，在唐人墓志中有一定反映，《寇锡墓志》言志主寇锡“解褐尉郑之荥阳……改寿安主簿。荥阳控东道之巨参，寿安主西郊之邮驲，送迎馆饩，事无违者”。寇锡授荥阳县尉当是大历初年事，“主西郊之邮驲，送迎馆饩，事无违者”，是说其主管县内驿务，迎来送往，有条不紊，这是一条较早关于县佐官员兼管县境内驿传事务的墓志记载。新近出土的《韦沨墓志》谓志主释褐后历任州县基层官员，其中有“商州司功参军，改试太府主簿，充商州馆驿判官”。据此墓志，韦沨任商州司功参军后担任过洛阳县令，后遭受谗言弹劾，即赋闲在乡，卒于元和五年（810），如此则其充任商州馆驿判官当在贞元末或元和初。会昌年间的《崔仲謩墓志》也载：崔仲謩释褐不久“调京兆武功尉。以吏道得名于广汉府中，主亭饩奉，急须办职，周道人歌，郑驿累有传马毙；厩夫祈填，新亭构府与不足”。“主亭饩奉，急须办职”，可见身为武功县尉的崔仲謩主要负责武功驿站的钱粮事务，而且常常是紧急事务，不得有所怠慢。“郑驿”，典出《史记·汲郑列传》，言汉武帝时大臣郑当时“孝景时为太子舍人，毎五日洗沐，常置驿马长安诸郊，存诸故人，请谢宾客，夜以继日，至其明旦”，后遂以“郑驿”比喻好客主人迎宾待客之诚恳。“新亭”，出自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在今南京市安德门菊花台，为六朝时国都建康南部的军事堡垒。《崔仲謩墓志》引用的两个典故旨在强调武功驿的重要及其表彰主持驿务的主人崔氏勤政有方。陕州硖石县（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东南）地当两京交通要冲，崤关险要之所在，在中央与泽潞藩镇处于紧张对峙状态的穆、敬、宣时代，朝廷频繁用兵，两京间军旅交通繁忙，地当军旅通衢要冲的硖州馆驿，《裴行著墓志》即明确说硖州馆驿“过军繁迫。驲骑往来，曾不耗负”。作为硖石县令的裴行著很可能同时又兼任驿长，劳累辛苦自然不能避 免。好在裴氏颇善处理繁忙驿务，“事无巨细，咸得其宜”，政绩斐然，以至当地给他“刊石纪铭”，旌表纪念之。但更需要指出的是，《裴行著墓志》表明，硖石县令对当地驿站有直接的承担义务责任。此外据 《柳知行墓志》，大和五年，柳知行被任命为硖石县令，“县当大路，公以清白守官……虽冠盖幢幢，星使落驿，公处之有术，人忘其劳”。尽管墓志对柳氏主持驿务能力多有溢美之辞，但硖石县馆驿在大和年间的繁忙也由此可见一斑。前引华良夫《唐故殿中侍御史李公（举）墓志铭》中的志主李举，本为京兆府盩厔县县尉，却主要奔忙于驿务，“专务邮馆，陟课为上”，也是元和年间以盩厔县尉领骆口驿驿务的典型事例。河潼之地也系长安东去河北国驿大道咽喉之地，在唐朝后期中央与方镇对峙、战争中驿站事务异常繁忙，而且军事财政入不敷出之时，驿长甚至要以私家之家产垫支，以应军旅急需，杜氏夫人丈夫裴澣，“澣曾官于河潼知华驿。时属河北有师拒王命者，持诏之臣，往复之师，日之百数辈，阗溢馆舍，公食不足，即夫人罄其私室，以备官须。往往寒衣不纩，箪食绝味，虑澣之内愧以职公而不补其家，则假以他事而饰词以相怡悦”。上述几方涉及馆驿的墓志除了《寇锡墓志》成于唐代宗大历年间、年代较早外，其余皆为唐宪宗以后的墓志资料，其中所记录的馆驿事务不仅是地处中原驿站交通繁忙的写照，也是中晚唐驿传制度特别是管理制度变迁的重要实征，值得研治唐代交通史学者重视。
唐人墓志中还出现了 “邮驿使”这一为正史文献所失载的使职。新近入藏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的《元谏墓志》两次提到 “邮驿使”一职，墓志载元谏解褐入仕后不久任卫州司马，“兼陈、郑、怀、泽、潞、仪、沁、颖等州邮驿使，赐绯鱼袋，缘节使其能也。再为大理正，监察御 史，支度判官，仍邮驿使，知节度留后。又充河西陇右山南囗囗帅判官，怀、泽、潞邮驿使”。墓志感叹：“事之难者，莫甚乎囗驿”。元谏担任邮驿使具体时间，墓志虽未交代，但肯定在代宗时代，因为墓志在叙述元谏任职履历后有“代宗崩，告哀江淮”，说明元氏典怀、泽、潞等邮驿使当在代宗时期，也即大历年间。
“邮驿使”为此墓志所仅见，正史文献一般载为“馆驿使”，或为“馆驿使”的异名，职能应该一样，皆指中央管理驿传的使职。“馆驿使”中唐以后多由宦官担任，《旧唐书·裴潾传》载：“元和中，两河用兵。初，宪宗宠任内官，有至专兵柄者，又以内官充馆驿使”。在与藩镇战争时期，馆驿使一职尤其重要，皇帝任命宦官担任此职，如唐宪宗时宦官宋惟澄即被授馆驿使，负责陜州河阳东部地区的驿传事务。《旧唐书·吐突承璀传》：“（元和）四年王承宗叛，诏以承璀为河中、河南、浙西宣歙等道赴镇州行营兵马招讨等使，内侍省常侍宋惟澄为河南陜州河阳已东馆驿使”。安史叛乱平息后，由于中央征讨河北方镇战争的需要，驿道管理异常重要，设置“馆驿使 （邮驿使）” 一职当始唐代宗大历 末，《新唐书·百官志》谓：“初，开元中（馆驿使）兼巡传驿。至二十五年以监察御史检校两京馆驿，大历十四年，两京以御史一人知馆驿，号馆驿使”。此后“馆驿使”一词频频出现于史籍之中，《新唐书·薛存诚传》“薛存诚，字资明，河中宝鼎人，中进士第，擢累监察御史。元和初讨刘辟，邮传（多）事，丛诏以中人为馆驿使，存诚以为害体甚，奏罢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也对 “馆驿使”一职的沿革作过考证：“官蕃客朝见辞。唐初，中书通事舍人之职也。玄宗开元中，以监察御史兼廵传驿，至二十五年以监察御史检校两京馆驿。大历十四年，两京以御史一人知馆驿，号馆驿使。宋白曰：元和初征刘辟，邮传多事，宪宗命中人为馆驿使，监察御史薛存诚及諌官相继论奏罢之”。结合史籍文献，中唐以后墓志中出现的 “邮驿使”实际上应该就是 “馆驿使”，由于战时需要，“馆驿使”一职位显权重，它是中央对藩镇战争中对地方驿传控制力加强的表现。由于《开元令·厩牧令》《唐六典》《通典》对馆驿制度记载重在马匹配置、人员安排方面，缺乏对其职能全面记述，因而墓志中出现的诸如“邮驿使”这类涉及唐邮职官的记载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
三 出土唐人墓志所见漕运纪事
唐人墓志中有一些志主生前曾经出任与漕运相关之职，涉及漕运方面信息的墓志中虽然不多，但十分珍贵。此外，唐定都长安，都城长安的粮食供给主要依靠关东及东南漕转关中，费用浩大，时间也长，特别是漕船要经过黄河三门峡砥柱之险，人力、物力损耗巨大，且漕运水道经常淤塞，至唐玄宗时已经成为国家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新唐书·食货志》谓“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 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故唐廷常有整修漕运之议，最终促使开元二十二年裴耀卿主持漕政改革，改直接长运为间接转运，以沿河就势设仓，逐级转运。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仓以待，成为中国古代漕运史上一次著名改革。除此之外，唐代还曾几度试图开辟新水道缓解长安漕运紧张压力。近年洛阳伊川县出土贺知章撰文的《姚彝墓志》颇引关注，除了此墓志志主系开元名臣姚崇长子及其有重要的书法史价值外，其中有一段纪事值得重视： “属先朝以大禹疏凿，年代浸远，陵谷潜徙，运漕非便。将引舟穰邓，用廪关畿。朝廷择材授官邓州刺史兼校商州，委以运漕。君以地本气顺，功非力强，屡陈弘谠，役竟中废。” 是说姚氏在邓州刺史任上时，有朝议“将引舟穰邓，用廪关畿”，即朝廷曾准备开凿南阳邓州经商丹至关中接通灞河的水上通道以缓解京城的漕运紧 张问题。而姚氏以地非其势、劳命伤财力加谏阻，此事遂罢。这一最终流产的 “引丹济灞”事件在唐代史籍中可以找到相应记载。据《新唐书》记载，唐中宗景龙二年（707），华州刺史崔湜建言 “山南可引丹水通槽至商州，自商镵山出石门，抵北蓝田，可通挽道”。中宗于是任命崔湜董督开凿新漕道事，但最终半途而废，“中宗以湜充使，开大昌关，役徒数万，死者十五。禁旧道不得行，而新道为夏潦奔豗，数摧压不通”。《姚彝墓志》所述授官邓州刺史兼理商州，应该就在此时。应该是姚氏在开漕工程实践中发现此役难以行通，就力谏废止。此次 “引丹济灞”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事先缺乏实地地形勘探与未充分考虑夏季秦岭山区易发生洪水毁路所致，姚彝作为邓州刺史兼理商州，“引丹济灞”工程正好在其管辖的核心地段，应该是亲身经历此工役并发现此间开漕难以行通，才上疏谏阻。墓志说他谏阻的理由是“地本气顺，功非力强”未免流于虚玄，没有史籍记载的实在。但景龙年间的 “引丹济灞”事件毕竟是唐朝中央试图打通秦岭南北汉水 （丹水系汉江支流）和渭水流域 （水灞水系渭河支流）的一次有益尝试，也是力图以开辟新漕道缓解经由陕州黄河的粮食运输窘境的努力，反映的是裴耀卿漕政改革前自襄邓、商丹至长安之间漕运出现的问题及其朝臣们曾经的动议。《姚彝墓志》的发现无疑为研究唐代漕运提供了珍贵的新史料。
如果说《姚彝墓志》为唐代景龙年间 “引丹济灞”提供 了新佐证，那么同样是新近出土的《寇随墓志》《崔逢墓志》则反映了安史之乱以后京师供给困难、漕运紧张的交通状况。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经济衰退，国运日艰，依靠河陕漕运接济的京城供给频频告急，长安甚至因为缺粮险些酿成禁军兵变，这一状况在墓志中也有侧面反映。2003年在洛阳偃师万安山北出土的《寇随墓志》：“顷以咸京不年，河陕通运，国命泛舟之役，公奉坐棠之举。储供允备，考最推先”。《崔逢墓志》也说载德宗贞元年间 “关中无岁，督郡县米以苏毂下”，盐铁院从事崔逢 “新统卅万斛，尅日而至。千里犹咫，急湍如夷”。这两条资料皆涉及中唐漕运，说明唐德宗时期关中的粮食供应频频告急，漕运交通的紧迫，与史籍文献相印合。
四 墓志所见唐代中晚唐馆驿管理的废坏与驿道交通的安全问题
中唐以后随着中央与地方诸多矛盾冲突的逐渐严重，唐朝的馆驿管理也渐趋废弛。曾经号称“天下第一”的褒城驿，至晚唐时破败萧条不堪，大中时著名诗人孙樵入蜀途中在褒城驿目睹的残败荒芜让他大发感叹，在《书褒城驿壁》写道：“褒城驿号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视其沼，则浅混而茅，视其舟，则离败而胶。庭除甚芜，堂甚残，乌覩其所谓宏丽者。”在孙樵看来，比褒城驿破败萧条更为痛心的还是驿吏的腐败无为，因而最后发出：“呜呼！州县真驿耶！矧更代之隟，黠吏因缘恣为奸欺，以卖州县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财力不竭，戸口 不破，垦田不寡，难哉！” 孙樵虽由晚唐褒城的残破荒凉引申到地方吏治的荒怠与腐败，成为古代伤时感世、讽喻时政的名篇，但他揭示的晚唐驿政荒怠、管理混乱却很有代表性。晚唐墓志中出现的驿站记录，往往暴露出驿使吏卒侵扰邮亭现象。中晚唐时期，馆驿管理混乱，驿使吏卒贪黩枉法事件时有发生，且与当地政府经常发生冲突事端。大中八年的《崔翚墓志》曾述及崔翚隐居华州郑县 （今陕西渭南华县）时，郑县驿卒假冒军人为非作歹事： “时有驿使吏卒侵扰邮亭，本县令长重加笞挞，禁卫上诉，称是军人，君实本推访，知假托囗囗，宪长咸欲徇从，君移时抗论，坚执不变。县宰既免滥责，公亦旬月受代，奉职不苟，公议多之。” 这段叙事至少能说明三个问题，一是郑县驿吏公然徇私枉法，侵害驿传利益；二是地方县令有权处置驿吏犯法；三是犯法馆驿吏卒冒充军人，试图逃避惩处，说明军人有特权，常可侵害馆驿。中唐以后，唐与河北藩镇关系紧张，用兵频繁，馆驿事务不仅繁忙，而且负担日益加重。如唐宪宗时柳公绰所说：“自幽、镇用兵，使命繁并，馆递匮乏，鞍马多阙。又勅使行李人数，都无限约，其衣绯紫乘马者二十、三十匹，衣黄绿者不下十匹、五匹，驿吏不得视劵牒，随口即供，驿马既尽，遂夺路人鞍马。衣冠士庶，惊扰怨嗟。远近喧腾，行李将绝。”这与前引《杜氏夫人墓志》所地载 “时属河北有师拒王命者，持诏之臣，往复之师，日之百数辈，阗溢馆舍，公食不足” 的情况惊人相似，墓志所述现象在唐史文献中得到印证。
安史之乱后，国家驿道交通环境也逐渐恶劣，常受乱兵恶民侵扰，这一状况在墓志中也有披露。如子午口、骆谷口等官驿李道，每当京畿动乱，则有乱军与恶少据谷口劫掠。如广德元年冬，吐蕃进犯京畿，“诸军溃卒及村闾亡命相聚为盗，京城南面子午等五谷，群盗颇害居人。朝廷遣薛景仙领兵为五谷使招讨，连月不捷”。朝廷再派遣李抱玉镇压，终于平息匪患，斩杀甚众。实际上唐代驿道交通早在开元年间就常常暴露出安全问题，由秦入蜀的栈道沿线常常发生掳掠商贾与士庶行旅，墓志资料对这状况也有相应记述，如《李贞墓志》所说：“岷濮之险，实惟巴江；剽劫之患，时闻栈阁。利有攸往，实在西南”。贞元、元和年间，唐朝各地藩镇割据日趋严重，对驿道交通常有阻滞，东西、南北交通受到时局动动荡的制约而影响到普通士庶的行旅。《苗鼎墓志》谓苗鼎贞元末与次兄申同游淮海，遇暴疾终于逆旅。“次兄申以时当多故，道路险艰，不敢公行，惧遭逼畏，遂裹其骸骨，归于成周”。因局势动荡，国驿大道多有阻断，以致客死异乡的苗鼎棂柩不能正常北返，其兄只好“裹其骸骨，归于成周”，于开成四年正月葬于邙山北岗，可见当时的南北交通恶劣的程度。
五 唐人墓志所见唐代的海路交通
唐代交通的另外一个新气象是海路的开拓并多次在军事、经济中利用。唐代海运发展较快，盛唐时全国已经形成广州、登州、扬州、泉州四大出海港口。同时，唐朝近海交通的也趋于繁荣，在南北物流、用兵运输方面也常常取道海上。特别是东部近海交通繁荣发达，敦煌 文献《开元水部式》残卷中，有“沧、瀛、贝、莫、登、莱、海、泗、魏、德等十州，共差水手五千四百人，三千四百人海运，二千人平河，宜二年与替”的记载，这些滨海州郡皆有配备“水手”即船 工，其中用于海运的“水手”竟多达3400人，可见盛唐时海运的兴盛。如登州，既可东向航行至高丽，也可北上航行至辽东，是唐朝东部沿海最为重要的海运港口，《新唐书·地理志》载：“登 州东北海行过大谢岛、龟歆岛、淤岛、乌湖岛三百里，北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二百里，东傍海壖过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驼湾、乌骨江八百里”。其中乌湖岛在今山东长岛县庙岛群岛之内，乌湖海指今渤海海峡北部海面，都里镇在今辽宁大连市旅顺口区皆属渤海近海航线。樊文礼认为唐代登州航线以都里镇为节点分为两北两道南路为“入高丽道”，北路可至渤海王城，为“入渤海道”。唐人墓志中涉及海运史的资料虽数量寥寥，但殊为珍贵，近年出土的开元二十一年《朱淑墓志》中述及志主其父朱玄泰的仕历时提及曾任“幽州大都督府司马、摄侍御史、兼河北道海运使。楼船鲸飞，輶车隼击”。稍后天宝六载的《卢君芳墓志》也提及志主卢君芳曾受海运使朱玄泰奏请负责海运押运，海路情形更加生动具体：“调补洺州平恩县丞。秩满，海运使朱玄泰奏君押运。越海有连樯之漕，安边有如京之防。且溟渤穷乎天壤，通波亘于万 □。舳舻电逝，委输云集。君皆饰躬履险，率先启行，昭宣国章，敷惠边土，使我东夏，保大定功。”从“越海有连樯之漕”、“舳舻电逝，委输云集”这些记载看，开元时渤海海面常常舳舻相接，千帆竞发，一 片繁荣，说明盛唐时海上漕运规模很大。按唐开元年间曾置河北（道）海运使，文献可征。《唐会要》载：“开元十五年，除李尚隐又带河北度支、营田使。二十七年，除李适之加河北海运使。天宝元年，除裴宽为范阳节度使，经略河北度支营田河北海 运使。遂为定额。” 两方墓志所记载的海运使朱玄泰及其海运情形也正好是在开元年间，可与文献互为印证。洺州平恩县地属河北道，朱玄泰作为河北海运使，自然有权调遣所属州县官员充任海运押运官。墓志还载卢均芳因负责海运押送勤恳敬业，后因功“迁北海郡千乘县令”，天宝六载卒于千乘县任上。朱玄泰任职河北道海运使及卢均芳押运等史实，两《唐书》《唐会要》等失载，当可补史籍记载之遗阙。上述两方墓志都记述了开元年间由朱玄泰总负责包括卢均芳参与的从江南通过海路向河北运输粮食物资的实际情形，对于了解唐代海上交通经济史，以及安史之乱爆发前的河北与江南关系等有重要参考意义。
唐与新罗、百济、日本等国的军事、外交活动均由海路进行，史籍文献记载较多，唐人墓志间或有所涉及。至于晚唐时期的海上交通，史料散佚严重，文献记 载寥寥，墓志则有重要补充。唐武宗会昌四年入土的 《王文幹墓志》记载了志主奉诏由海路出使新罗，返回途中遭遇风暴并由此一病不起的憾事： “开成五年，诏遣充新罗使。拜辞龙阙，指日首途。巨海洪波，浩荡万里。一苇济涉，不越五旬，如鸟斯飞，届于东国”。但回国时遇到麻烦，墓志言“退潮反风，征帆阻驻。未达本国，恐惧在舟。呜呼，险阻艰难，备尝之矣”。王氏也因之构疾，回国后于会昌四年夏病逝于京兆万年县广化里。关于开成五年新罗国王薨事，《唐会要》有简要记载：“（开成）五年四月，鸿胪寺（奏）：新罗国告哀，质子及年合归国学生等共一百五人，并放还。”但未载诏遣使新罗吊唁事，似有遗漏。《王文幹墓志》明确记载这次出使由左神策军宴设使、同官镇监军宦官王文幹担任。“巨海洪波，浩荡万里。一苇济涉，不越五旬”，说明这次奉使新罗，往途就花费近两个月时间，回国时又遇到“退潮反风”，漂流海上多日，历尽艰辛终于返国。按唐代出使新罗多取海道，遭受波涛风暴乃常有之事，如大历时归崇敬出使新罗就在海上遇到风暴，几遭不测 。由此可见，整个唐代由海上出使朝鲜半岛，皆充满艰险，并非易事。
六 结语
唐代墓志中的交通地理资料虽然杂芜零散，但因唐代士人任职调遣地理空间跨度大且频繁，且为时人记述志主生平仕宦经历时的客观记述，多有涉及唐代交通的内容而为唐代传世典籍所失载，其中既有陆路交通史料，也有珍贵的海上及内河交通运输路线的资料，对于了解唐代经济交通地理及其特殊历史时期交通道路的开辟和变迁有一定参考意义。此外，唐人墓志资料于唐代交通史研究的意义而言，还在于墓志所载往往可以从个体或地方具体叙事角度提供若干个案资料，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唐代交通面貌“当时性”的具体认识。同时，唐人墓志提及的某些边远地区的驿站为史籍文献所失载，可以补充文献之遗阙，如前引《唐故京兆杜氏夫人墓志铭并序》提及的樟（漳）州塘田驿、《孙眄墓志》提及的丰义驿、《孙嗣初墓志》所载的“雁泽驿”，虽然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但籍之以文献考证，仍然一定程度上可以确认其存在。
文章作者：马强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4月
文章转化：耿曈
本版主编：耿曈
校对：洪珊
审订：王士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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