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福州城市地名空间政治变迁研究
【摘要】运用符号权力和批判地名学理论，以近代以来福州主城区地名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时代地名命名与变更特点，揭示福州城市地名空间政治变迁规律，对当前城市地名规划管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研究发现: ①地名类型区域差异显著: 鼓楼区以体现执政阶层意识形态的事物命名为主，台江区以经济事物类为主，仓山区以景观类为主，晋安区以吉祥愿景类为主；②地名命名与变更呈现去阶层意识形态、求雅求美与商品化的时代演变规律。对宗教事物类地名的扬弃贯穿了整个研究时期，世俗空间与圣神空间的交融、分离对福州地名空间政治建构起到重要作用。③不同时代各社会阶层借助地名表达不同政治立场。当前，资本对城市地名文化重构作用越发显著，地名地方性、时代性和使用权等问题需引起关注。
【关键词】城市地名; 空间政治; 变迁规律; 批判地名学; 福州市
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是一种语言符号系统，蕴含着丰富自然与人文信息。地名作为指称个体地域的一种符号，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社会经济交往的重要媒介，因此往往需要国家通过法律、法规加以认可与规范使用，进而成为一种官方的符号体系。用官方符号命名地域个体，就产生了地名的空间政治，即透过地名探讨政治的地域布局，政治与地理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冲突与影响。官方则借由地名传播其执政理念、标榜其认可的价值取向，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建构或重构。城市地名较一般地名而言具有更微观、变化更迅捷，更受时代发展与不同社会阶层意识形态影响的特点，使之成为不同阶层意识形态群体在城市文本上角逐时普遍采用的手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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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理论与文献回顾
1.1 符号权力理论与政治符号
布迪厄的符号权力理论认为符号不仅是知识与沟通的工具，符号产生以后，反过来会强化和塑造现实的社会秩序。当符号的“所指”涉及政治生活的某个方面，或者携带某种政治信息时，就成为政治符号。政治符号除作为传递政治信息、表达政治情感、思想和信仰的媒介外，还是国家统治的权力技术。政治符号可分为语言类，如法律、口号、 文本等；物质类，如雕塑、公共建筑、服饰、徽章等；动作类，如仪式、集会；景观类，纪念性公园、街区等。在实际政治生活中，通常将政治统治置换为符号统治，来获得社会不同阶层的认同以达到政治教化的目的。在政党争取其政治统治合法化过程中亦将政治斗争转化为符号斗争，经过武装斗争赢得的统治资本置换为符号资本，物质的暴力置换为符号的强迫接受或潜移默化等。
1. 2 批判地名学
借由地理学中的空间、地方和景观三个核心概念的批判论思维，批判地名学形成三个研究取向。(1) 政治符号: 以城市纪念性街区地名为研究对象，从地名符号所蕴含的价值取向、社会规范和政治理念的视角探讨地方命名与政治权利的关系。(2) 社会正义与符号抵制：从社会政治层面来看，则是支配团体与反支配团体针对地名符号象征意涵的对抗；从社会经济层面来看，则是地名商品化后谁有权利命名诸如广场、车站、公园等公共空间。( 3) 治理研究分为治理辨识系统研究和量化空间研究两个研究方向，前者通过地名的空间辨识功能构建社会与空间上的“自我”和“他人”；后者通过量化( 被更名的) 地名在空间分布格局，展现不同政权所控制地域范围的变迁，不同阶层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政治文化空间的趋同或求异格局等。
1. 3 国内外地名研究进展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是传统地名学研究阶段，主要从语源学和分类学角度出发采用描述性方法探讨了地名在记录语言变迁，人类聚落扩散等人文、自然事物分布演变等方面上的历史价值。随着欧美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地名在认知、塑造日常生活环境、重构社会认同方面的重要性愈发受到重视。80 年代西方地名学研究开始引入空间批判的概念与方法，由关注地名本身转向关注地名命名的政治、经济价值，地名在景观中的文化符号特征。因此批判地名学研究主要关注：多种族混居地区命名权力的博弈；政治纪念性街名；地名商品化与消费；政权变更背景下地名对民众地方感、地方记忆重构；殖民时期地名对被殖民者故土情感的维系等。此外，借助居民的地名感知及其差异来协调人地关系，促进当地生态可持续管理、优化景观布局；通过对旅游景点的合理命名来减少游客破坏文物行为等的应用型研究也相应开展。在国内，90 年代后 GIS 空间分析技术与统计学方法的引入使我国的地名研究由传统的诠释释法和历史考证转向定量分析；在地名管理方面开始关注到：地名文化价值的质性分析与定量评估体系建立；市场经济、快速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地名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对策，以及地名命名权与民主管理问题。目前已有学者引入批判视角分别对广州地铁与台湾城市街道 的命名进行了相关研究，揭开批判地名学在我国的研究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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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城市形态变迁历史概况
福州，福建省会城市。地处闽江下游，东临台湾海峡，依山、傍水、滨海，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是一座拥有 2200 多年历史的古城，是我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著名的工商业城市。福州之名始于唐开元十三年( 711) ，“因州西北福山得名”。福州城发祥于汉冶城，经历晋子城、唐罗城、宋外城、明清府城的几次扩建，形成明清前“三山鼎立、两塔对峙”的分布格局( 图 1) 。福州城市功能分区明确，城垣内主要居住官宦、士大夫与士兵阶层，是政治、文化与军事中心；城墙之外，沿着城市中轴线不断向南移动，在台江、仓山一带形成商业经济区与农、工、商业阶层居住区( 图 1) 。明清以来宦官阶层儒商并重，民间重商的社会文化风气，更使传统的“士农工商”社会阶层结构错动，工商阶层进入社会主流群体。鸦片战争后，福州对外开埠，西方文化传入，开启福州城市近代化进程，郊县人口向城区汇集。市政建设，职业与社会阶层，市民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性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福州港的扩大开放不断巩固了台江区作为福州商业经济中心的地位，加剧了“城”与“市”的功能空间分离。城市功能分区基本稳定为鼓楼政治行政区、台江商业贸易区和仓山殖民租界区、郊区马尾近代军事船舶工业区。
民国 35 年( 1946 年) 元旦福州市正式成立，下辖鼓楼、大根、小桥、台江、仓山 5 区，人口 30 万，街路、坊巷 1751 条。1949 年 8 月 17 日，福州解放， 编制了一系列城市规划方案，城市建设、社会大生产有计划、按步骤开展。1978 年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单位制”解体，社会组织方式与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城市建设引入市场资本要素，在“区位地价级差机制”下，房地产业推动城市地域范围迅速扩张，城市功能空间置换。1996 年以后市辖区范围稳定为鼓楼、台江、仓山、晋安和马尾五个区。目前，福州建成区面积 248km²，人 口 302. 80 万，主城区现辖 4 区、42 个街道乡镇和 442 个村( 居) 委会，数千条街巷、里弄、道路，即三环线以内的范围( 图 2) 。但随着旧城区改造和新城区扩建，道路与居民点的数量及其地名均不断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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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收集整理《福州地名录》、《福州地名志》中所涉及的近代以来福州主城区的街、路、 道、桥、坊、里、弄、铺、境、社等城市道路与聚落地名，共计 4986 条( 部分重名) 。操作过程: (1) 参阅相关福州地方志书与解放以来若干年份福州城市规划文件等提炼各地名相应属性字段( 命名缘由、出现时间、持续时间、词义与用字演变、所指地物及其周边环境属性等) ；(2) 矢量化《福州市区地图》，《福建历史地图册》中福州历代城池、政区、交通地图，生成相应的点状建筑、街口、居民点，线状交通、聚落、水系、岸线；面状岛洲、城池、政区等地物图层，并将属性数据输入于各图层中，生成地名数据库；(3) 利用 ArcGIS10. 2 制图功能对地名空间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及其分布格局的可视化展示。文章地名来历出处未给予说明的均来源于《福州地名录》与《福州市地名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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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历史时期福州城市地名空间政治
4. 1 清末( 1840 － 1911) ：地名象征意下的平民与特权阶层空间政治竞争
研究搜集到保留至清末的福州主城区地名 604 条，过半数保留至今，地名类型分布及其生存状态 ( 表 1、2) 。相对位置、机构建筑、宗教事物类地名数量之和约占半数。例如总督口、南瓮城、学衙前、贡院埕、东珠妈庙等，这与福州历来作为全省的政治、 文化、军事中心相呼应。而这些带有封建色彩的地名随政治制度变更、社会阶层的变迁、民主观念的普及，首当其冲被变更或忘却。保留下来的多为( 自然) 景观类、( 世俗) 经济事物类、吉祥愿景类、 ( 普适) 政德教化类，反映出福州城市由古都文化向近现代的市民文化转变的历史过程。台江区与仓山区的地名变动幅度远小于鼓楼区，台江区以经济事物类为主，仓山区以景观类为主，而鼓楼区的地名多体现执政阶层的意识形态。清末，福州开埠，成为国内三大茶市和三大木材市场之一，对外贸易空前高涨，工商专业街和会馆应运而生，并且出现了以这些商业机构或买卖物品命名的街巷地名。例如闽县的篦梳巷、锦巷、织缎巷等；台江的霞( 虾) 浦街、铸锦街；上下杭的延平巷( 延平会馆) 、福清巷 ( 福清会馆) 等。从台江与鼓楼以“铺”( 指店铺) 作为通名的地名数量比为 10∶ 1，而以机构建筑命名的比为 1∶ 15，可见老城区鲜明的政治性格和台江区突出的商业性格。
清末老城区( 主要位于鼓楼区) 的范围较前期变化较小，只变更了局部行政区划。以城区中轴线南街为界，东属闽县，西属侯官县，各下辖 4 坊和 80 个统铺。
清末福州保留了 11 个含“营”的地名( 现存 8 个) ，营即军营，军队驻扎的地方或者与军队相关的地方，例如化民营、蒙古营和刘老营等。清末，在城内外仍居住着约 8000 的满清权贵与军人，地名上多用“营”“旗”字以与汉人居住场所区别开，今旗汛口即当时的清兵营大门。“八旗子弟”在福州城内养尊处优，以玩画眉鸟为乐，民间把被旗人霸占的护闽营( 今化民营) 鄙称为“画眉营”。
福州汉人官宦与士大夫阶层世代居住于“三坊七巷”( “三坊”指衣锦坊、文儒坊和光禄坊；“七巷”指杨桥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宫巷和吉庇巷，杨桥巷已扩建改称杨桥路) 的传统从西晋末保留至清末民初。社会精英阶层聚集于此使得该片区内的地名较为高雅且富政治色彩。例如安民巷， 因唐代农民起义军黄巢入闽时，到此巷即告示安民而得名；光禄坊因宋时光禄大夫程师孟知福州时，镌的“光禄吟台”四字而得名。
宗教在封建社会往往被统治者视为一种政治手段以维系社会道德秩序，并乐衷于加封民间各类神灵。本研究共收集到清末福州主城区内各类宗 教场所、建筑 74 处，其中教堂 3 处，以宗教事物命名 的地名 64 条，占总数的 10. 6% ，散布于城内各处，以南门东、西两侧最为集中( 图 3) 。明清后僧道自谋生路，融入世俗，具有贸易性质的庙会应运而生，吸引商贩聚集于此，其周边街坊多以寺庙命名，以提高知名度。例如著名的华林寺周边的华林坊，华林巷等聚落。而与“白马王”( 闽粤王的第三子) 有关的地名最具地域宗教特色，有白马铺、白马路、白马巷、白马王街等地名保留至今。成为福州民众崇尚英雄、贤王，征服自然的精神寄托。萨满教与福州本土巫觋文化结合产生了珠妈信仰，珠妈庙被福州满族称作祖庙，但信仰群体仅限旗人。这种过于强调本族即“我者”的空间认同，导致珠妈庙信仰空间的自我封闭与对外排斥。随着清王朝的覆灭， 城内旗人数量与社会地位的下降，与该信仰有关的地名逐渐淡出本地居民的记忆。
1842 年福州开埠，开埠的头十年内经福州民众的强烈抵制，外国人仅能居留在当时还未开发的仓山江洲上。至 1853 年福州港招徕外商开始，仓山地区殖民者修建的领事馆、洋行、教堂、教会学校、医院，跑马场等机构、场所林立，甚至出现了以洋行命名的街道，“汇丰同”即( 今天的汇丰街) 和太古坪 ( 已消失) 就得名于英国在此设立的汇丰和太古银行。外国人在“租借区”享有政治特权，与周边的本地居民区形成了空间上的政治隔阂。例如走马山原名“鳌头山”，清光绪年间，英国人在附近建成跑马场( 即现在的人民体育场) ，但不许平民百姓进场观看赛马，民众只好跑到鳌头山远观，时间久了，山间踩出一条小径，遂称为走马山。1885 年，外国人合法进驻福州老城区。西方文化至始渗入并重构福州城市传统文化空间，但在此期间，中西方意识形态经历了惨烈的斗争与博弈，从清末福州频发的 “教案事件”也可窥一斑。例如，因外籍教师经常出没于台江吉祥山山麓的小巷子上而引发当地居民的好奇与不满，遂将该巷子称为“番仔弄”( 福州方言称外国人为“番仔”，带有轻蔑之意) ，不料该称呼引起洋人不满，竟向官府提出交涉，官府为平息争执将无名小巷挂上门牌称“宦岭巷”。但当地人仍保持原称，自发地在政治空间认知地图上标识出“自我”和“他人”即市民阶层与洋人特权阶层的差异。
4. 2 民国时期( 1911－ 1949) : 复杂社会背景下的地名空间政治格局扬弃
辛亥革命后，合并闽县、侯官县为闽侯府。这一时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未得到彻底改变，各政治派别纷争不断，福州同样政局动荡，因此城市空间扩展方式由 19 世纪下半叶的外延 式膨胀性展转为内涵式填充性发展为主。为适应汽车作为交通工具，城市建设主要集中在交通方面；开辟两处公园；国外教会组织在福州建立了一些医院、学校与教堂。
研究搜集到保留至民国期间的福州主城区地名 1514 条。相比清末，民国时期机构建筑类地名的比例下降了 8. 7% ，政治特权类比例下降过半，而经济事物类、政德教化类分别上升了 3. 2% 和 2. 8% 。民族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阶级后，新的执政者开始通过地名的变更，传播其执政理念以彰显其执政的合法性。国民党将自己的政党领袖( 孙中山、蒋介石) 、政治信仰( 即“三民主义”) 和所认同的历史人物及其事迹赋予地名中，而有意地抹除或者更改那些象征封建统治特权、机构建筑、政德教化的地名。例如贡院( 科举考场) 埕大街改名为中山路，贡院公堂改为“咨议局”( 图 3) ，孙中山曾在此宣传 “三民主义”，推翻封建统治，而这里曾是清王朝在福建的统治中心。马房巷改为肃威路，以纪念时任 福建省长的萨镇冰( 肃威将军) 为市政建设作出的贡献。1930 年前后洋货充斥福州市场，导致大量民族工商业破产，爱国人士纷纷提倡使用国货，南公园大门前的南公路因此更名为“国货路”，以地名为载体呼吁社会各界抵制洋货，保护与支持民族工商业发展。抗日战争期间，官方为激励民众奋起抗战，重修四明古亭，附会上戚继光斩子故事，利用方言谐音，改“四明亭”为“思儿亭”。
民国期间，福州民族工商业发展艰难的同时， 分布于街头巷尾，生产和经营日常用品的店铺、手工作坊却经久不衰。与它们有关的商号、商品的名称往往成为周边道路与聚落的地名，成为构成福州城市地方性的重要元素之一，见证市井的繁华过往。例如花仓前、汤丸弄、宰猪弄、煤灰弄、轿馆弄、 打银弄、铸锦巷、旧钱局、轮船巷、纸房里等以商品命名的衔巷里弄地名，合春埕、连发里、同安弄、合记弄等以商号命名的地名。
相比前期，民国期间宗教事物类地名比例最高，占地名总量的 1 /8 强。民国初期开展的破除封建迷信的活动直接导致了制度化宗教场所的缺失，僧道世俗化加剧，而分散于街头巷尾的民间神灵庙宇则成为平民与僧道开展信仰活动最重要的场所。福州民间影响较大的信仰除白马王以外，还有闽王、城隍、临水夫人及其虎婆观音、土地公和妈祖等不计其数的圣贤、神灵信仰。反映在地名上，民国时期以民间信仰、世俗化宗教、制度化宗教事物命名的地名数量比为 18∶ 1∶ 7。僧道走下神坛，转为负责打理民间庙宇的日常事务，或者进入社区为百姓操办红白喜事，加速宗教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的融合，产生了“道士弄”与“法师亭”等 5 处以世俗化宗教命名的地名。解放后数量众多的前两种宗教地名被大量更改，而得到无产阶级认可的，与制度化宗教事物、先祖圣贤有关的地名保留下来并大量衍生出新地名。例如，由华林寺衍生出来的华林坊、华林路、华林直巷和华林新村等。
4. 3 计划经济时期( 1949 － 1978) : 政府主导下的地名空间政治重组
研究搜集到保留至计划经济时期的福州主城区地名 1398 条。为纪念 1945 年 8 月 17 日福州解放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出现了“解放大桥”、“八一七路”等新地名。相比民国，宗教事物类地名比例下降了 5% ，而政德教化类与吉祥愿景类分别上升了 7% 和 8%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大众当家作主，重建家园的情绪高涨，倾向于用美好词汇命名新家园，同时全社会多次展开移风易俗的活动，其中，破除迷信是重点，许多庙宇被拆毁或改作他用。宗教类地名首当其冲被更改，例如观音佛弄改为省新巷，王爷亭改成大民路等，新的执政阶层试图借助地名更名将宗教神圣空间从世俗空间中剥离出去， 而选择体现社会主义新秩序的地名加以替换，从而弱化传统文化所倡导的某些落后的意识形态对新时期社会经济大发展的制约作用。
1950年成立“城市规划委员会”，进行道路网和工业区规划，开辟东工业区布局化学工业，修建化工路。1952 年初步编制了福州城市规划总图和说明书，并开辟福州西工业区，修建了工业路。1960 年完成第一个完整的、正式的规划图件——《福州总体规划文字说明》、《福州总体规划简要说明》，文件对福州城市的性质、功能、城市人口及其分布、工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做出详细说明。但随后因各种自然与社会因素的制约，实际建设过程中不断对该规划进行调整，文革期间，城市建设与旧城改造被迫终止。
解放初期因台海问题福州海上运输基本停滞， 以闽江内河航运为主，城市主要沿江横向发展。随着外福铁路建成，福马路等出城主干道的陆续开通，路上交通开始居主导地位，带动工业区、居住区 外迁。工人阶层大量涌现，主城区出现诸如“九排间”等具有序列化特征的新地名以命名那些行列式展布的工人新村和住宅楼。统计到以“新村”作新地名通名的有 99 条，占总数的 7% ，例如“上海新村”、“华侨新村”、“象园工人新村”等。一般建设工程结束后这些临时的聚落地名也随之消失，只有极少数保留下来作为周边固定聚落或街道名称，例如当时的上海新村发展成为现在的上海街道，则为了纪念与宣传区域互助精神。五四路与三八路则为表彰青年与妇女参加城市建设而命名的，也传达出了解放初期全民大生产、大劳动的社会风尚。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极“左”思潮袭卷全国，更改地名成为“破四旧、立四新”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对原地名大肆更改。据统计，福州城区街道名称改动率更是高达 98. 7% ，不仅将流传上千年的历史文化地名改得面目全非，而且出现大量重名，破坏了地名的系统性、规范性以及层级性，地名丧失了最根本的指示作用。其中重名最多的是“先锋”、“红星”、“解放”等。几乎所有类型的地名都被更改，仅保留与当时流行的“左”倾意识形态相符合的原地名，例如奋斗、同德、前进等。新地名极富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性色彩。文革结束后原名陆续恢复。
4. 4 市场经济时期( 1978 ～ ) : 资本要素介入下的地名空间政治重构
研究收集到 1978 年以来福州主城区地名 1470 条，其中以吉祥愿景、景观类地名比例之和超 4 成， 远高于过去，充分反映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优美人居环境的向往。这种命名的时代特征在 1996 年新成立的晋安区地名上表现得最为显著。相比之下，在旧城改造的浪潮下，老城区原本市井气息浓郁的老地名比例迅速下降，消失或雅化，例如尾墩改美墩，猪屎馆改储凤里等。改革开放以后，福州被列为沿海开放城市，城市化进程加速。新兴居住区主要以房地产小区形式出现，并逐步往环境较为优美的老城市外围与闽江两岸扩展，形成沿江带状、西南部大学城与晋安区工业园综合居住片区， 置换了原本的工商业空间，推动城市功能区的重 构。市场经济背景下，地名日益商品化，成为投资环境和居住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人们在选择居所的时候越来越重视居住区的文化品味问题，地名作为房地产商的“门面”，其文化寓意成为影响房地产投资效益高低的重要软实力之一。因此，改革开放以来诸如嘉利城、乐园与丹桂、牡丹等吉祥愿景类、景观类的地名更多出现在上述人居环境优美的滨江地区。
新道路序列化命名使其文化内涵不足，则是城市“摊大饼”式急剧扩展的体现。目前福州城市形态趋向于“单核式圈层结构”，各圈层内道路纵横，统计到“某某环路”16 条，“某某支路”30 条，以方位和数字命名的衍生道路 54 条和 20 条，超总数的 1 /12 强，并越演越烈，导致福州城市地名文化生态趋于单一化与模式化而降低其地方性。
目前诸如机构建筑、宗教事物、人物事迹和政德教化这些反映阶层意识形态的传统地名数量之和不足总量的 2 成，远低于前述 3 个时期。其中，现存的纪念性街名( 例如则徐大道、乃裳路、八一七路、古田路等) 的数量极少且分布分散。可见福州城市地名正朝着体现更为多元的价值理念的方向转变，而社会各阶层也认可这种多元化，这正是福州作为工商业城市所特有开放式的地方性格，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新式地名的大量涌现、旧俗地名的不断消亡与改革开放后“单位制”解体带来的集体观念弱化，集体记忆碎片化，个性解放和市场观念建立密切相关。当前福州城市以企业、商业命名的地名日益增多，例如艾默生( 公司) 路、电建 ( 电力路建设公司) 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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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文章运用符号权力与批判地名学的相关理论， 以近代以来福州主城区内道路与聚落地名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地名在不同时代的命名与变更特点， 揭示福州城市地名空间政治变迁规律。研究发现：
①福州城市地名区域差异显著：作为政治、文化与军事中心的鼓楼区多以机构建筑、宗教事物、人物事迹等体现执政阶层意识形态的事物命名；作为商业经济中心的台江区主要以经济事物类命名，而开发时间较短的仓山区主要以景观类命名；新城晋安区以吉祥愿景类为主。
②时代特色鲜明：清末以机构建筑、宗教事物类、景观类为主；民国时期以宗教事物类、经济事物类、政德教化类为主；计划经济时期以景观类、吉祥愿景类和政德教化类为主；市场经济时期以景观、吉祥愿景类为主。地名命名与变更整体上呈现出去阶层意识形态、求雅与商品化的时代演变规律。其中对宗教事物类地名的扬弃贯穿了始末，世俗空间与圣神空间的交融、分离对福州政治文化空间建构起到重要作用。
③不同时代各社会阶层借助地名表达不同的政治立场：清末，城市平民阶层通过正式与非正式地名表达对特权阶层的不满、鄙夷、畏惧，以及对亲民官员的赞赏之情；通过阶层特有的地名命名偏好识别“自我”与“他人”的政治空间。民国时期，执政阶层借助地名传播其执政理念，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怀。计划经济时期，地名命名与变更由政府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地名被赋予更多政治教化功能， 以激发民众大生产的热情；文革期间，几乎所有旧地名都被更改成富有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性的新地名。市场经济时期，资本要素介入城市地名文化空间重构，新增居民点命名多表达吉祥愿景，优美环境，以迎合居住者的文化审美需求，且分布上明显集中于人居环境优美的滨江地区; 新增地名越来越多以企业、商业名称冠名。
现代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在城市文化、政治空间建构过程中的效力越来越显著，但企业、商业流动性强，很容易造成这类地名“名不符其实”，而丧失其指示功能；而地名商业气息太浓，也容易掩盖甚至削弱已有的文化积淀，给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与巩固带来不利。因此，在地名日益商品化背景下，如何协调各阶层公平地使用地名; 如何调控资本对文化空间重构的广度与深度；如何在地名命名上既不失地方个性又体现时代特色等问题都需要在城市地名规划管理过程中给予全面考虑。
来源：《城市发展研究》 2015年第11期作者：纪小美 等选稿：常宏宇编辑：方梦瑶终校：黄舒馨审订：杨肖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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