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军事武备地名探析

傅奠基等江西地名研究 2022-03-18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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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昭通地处沟通中原和西南边疆的咽喉要道上，是历代统治者开疆拓土，经营西南的必争之地，在两千多年的政区建置历史中，属于军管型的特殊时期就长达１７００多年，直至清朝改土归流后才实现了与中原行政区划制度的并轨。历代统治者在此设置过众多的军事管理机构，其种类之繁和数量之多堪称中国政治史上的典型。昭通地名对历史上重大军事事件的记录，是久远而稳定的，如战场、军屯、营盘、关隘等地名，层层累积，蔚为大观。

关键词：昭通；地名；战争；军屯；营盘；关隘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部中国历史，军事斗争、武力冲突始终占有重要地位。昭通地处沟通中原和西南边疆的咽喉要道上，是历代统治者开疆拓土，经营西南的必争之地。其开发过程中，伴随着无数次金戈铁马的冲杀，刀光剑影的征服与反抗。

回顾历史，昭通这块沧桑大地，饱经血与火的洗礼：秦通五尺道，汉开西南夷；诸葛亮南征过昭通；两晋南北朝地方大姓武力割据；隋朝史万岁征讨爨玩过石门关；唐朝在石门关同南诏的对峙与联盟；宋挥玉斧羁縻西南诸蕃部；元跨革囊，乌蒙屯田；明朝傅友德三十万大军平云南，屯兵乌蒙；清云贵总督鄂尔泰乌蒙改土归流，镇压土司；石达开太平军转战西南过昭通；护国军豆沙关出川；中央红军长征过昭通以及二六军团的乌蒙回旋之战。还有角魁僰人头领普法恶聚众反明；清朝李永和、蓝朝鼎起义；陶三春领导的苗民武装反清等。

此外，土司叛乱及内斗亦不绝于史。《元史纪事本末》云：“时乌撒、乌蒙、东川、芒部及武定、威楚、普安诸蛮，因蛇节之乱……攻掠州县，焚烧寨堡。”《明太祖实录》也说：“东川、芒部诸夷，……无事则互起争端，有事则相为救援。”《神宗实录》载：“禄寿、禄哲兄弟相残”；《明史·四川土司传》谓：“乌蒙、乌撒土官禄昭、尼禄等争地仇杀。”另有多如牛毛的兵匪横行、冤家械斗，真是兵连祸结，民无宁日。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在昭通大地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产生了众多与军事斗争和武装冲突密切相关的地名。

一，武力威慑军事管制

秦通五尺道，汉开西南夷，在西南地区推行郡县制，形成郡县与封国并存的局面。但两晋南北朝以降，云南虽设宁州，却因地方大姓“据地自雄”，郡县徒有空名。任乃强说：

惟此南中一区，建置郡县四百年中，已由原始社会进入行将成熟之封建社会；乃更由已成熟之封建社会，回落于四百年前的原始混乱中。尤以向为南中先进之朱提、建宁、牂柯、兴古四郡，由文物灿烂之朝曦时代，回落为文化绝灭之黑暗时代；阅千四百年之后，乃新浸浴中华文化。

方国瑜也指出：“从晋咸和八年（333年）封建统治势力崩溃，直至蒙古宪宗五年（1255年）的九百多年长时期中，东爨区域（朱提）没有受到外力的统治了。”直至清朝改土归流后才实现了与中原行政区划制度的并轨。云南地处边疆要地，历代统治者在此设置过众多的军事管理机构，其种类之繁和数量之多堪称全国之最。而在昭通两千多年的政区建置历史中，属于军管型的特殊时期就长达1700多年。镇雄还留有一处叫印交坝的地名，记录了清雍正年间土官向流官交印的史实。

从汉武帝开西南夷，置南部都尉、犍为都尉，到三国时期的庲降都督、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宁州刺史、南夷校尉、以及隋、唐的南宁州总管府、戎州都督府、南诏国的拓东节度使，宋挥玉斧之后的戎（叙）州羁縻地，元朝时的乌蒙万户、乌蒙军民总管府、乌蒙军民宣抚司、乌撒乌蒙宣慰司兼军万户府，再到明朝的乌蒙卫、芒部卫指挥使司、军民府，清朝的云贵总督、巡抚、提督、乌蒙镇总兵，以及民国初期的督军、镇守使等，无一不以武力威慑为后盾，对当地人民实行军事管制或武力监护。其目的正如《昭通志稿》所言：“安镇设营，棋布星罗，永无内变。”

汉朝军事强盛时曾在昭通境内设郡县统辖并驻军屯垦；唐、宋时期昭通处于中原王朝与南诏、大理对峙的地带，朝廷军力不足，只能以“羁縻”或“册封”等方式加以控制；元明清三朝都曾采用“宣尉”、“宣抚”等恩威并重的手段，在昭通实行“以夷制夷”的土司制度。绥江“缺经山”这一地名背后就包含一段明朝土司安鳌祸害百姓而被诛灭的故事。该县地名志云：过去有恶人安熬（鳌）葬于此地，人们因愤恨而毁其坟，断其经脉，故名。绥江民间传说土官安鳌，招兵买马，谋反朝廷，土民婚娶，必行初夜权。连亲表妹出嫁，他也不放过，致其姑母恨之入骨，带头发难，掘断曲金山“龙脉”，安鳌从此势败衰亡。陈聂恒《边州见闻录》说安鳌“民间嫁娶无远近，必由横门阅其奁具之美恶，以谒夫人为名，三宿而后遣。不奉命者，杀无赦”。《明史·列传》亦载：

弘治八年，土知府安鰲有罪，伏诛。鰲性残忍虐民，计口赋钱，岁入银万计。土民有妇女，多淫之。……为横二十年。巡按御史张鸾请治之，得实，伏诛。

《蜀中广记》卷三十说：“马湖府，国初，安济归附，授土知府，五传至安鳌而叛，改流官。”昭通直到雍正改土归流之后才纳入正常的行政区划体系，实行府—州—县三级有效管辖。即便如此，清廷仍然在原土司地界，“设屯安堡，分营制汛，防范周密”。《道光云南通志·建置志·关哨汛塘》序曰：

关、哨、汛、塘之制，法奸宄而戒不虞也。……我朝设立哨塘，分置兵役，星罗棋布，立法至为周详，是以荡平共庆，烽烟潜消，而永绝宵小窥视之萌也。

即使到了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依然采用保甲制对人民实行军事管制，并广设“团防”维持“治安”。

二、设屯安堡分营制汛

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分兵三路：以李恢率军攻益州郡雍闿所部，马忠击牂牁郡朱褒，诸葛亮则率部征讨越嶲郡夷帅高定元。从昭通留存至今的十余处传说地名中，还依稀可辨诸葛亮南征的史实。昭阳区的诸葛营、巧家将军柱、将军柱梁子，当地老百姓均传说诸葛亮南征时在此驻扎过。镇雄城墙沟、城墙坡，民间认为是三国时当地少数民族为抵御蜀汉官兵，在此筑城防守而得名的；走马坝，据说孔明部下曾在此驯马；屯上，有11个屯口（要塞），传说三国时曾屯兵其上，故名。永善桧溪有百仗坡（相传孔明为征服此地在坡上打了百仗）、八仗地（孔明在此打了八次仗）；团结乡的箭杆溪，民间传说孔明路过此地时，曾在溪边插过一支箭作为指路标；佛滩乡的下马。是因为诸葛亮部将曾在此地修有上、下两条马路，其中的下马路后来被简称下马。彝良龙安有两处天落山，因孔明曾在此布下天罗地网的传说而得名，另有两处粉壁岩据说是诸葛亮南征到此，分兵两路，原名分兵岩，后转化为粉壁岩等。镇雄的汉墓（传说为孔明疑冢）、孔明坟（诸葛亮死后当地曾在此举行过悼念活动），更是充分说明了诸葛亮在昭通的影响。有关诸葛亮南征的传说地名，主要分布在镇雄、彝良、永善三县，位于昭通境内东西两个方向上，确与蜀军南征路线相吻合。

中原王朝早在秦汉时期就在昭通境内设置过屯田机构，两晋南北朝时期“爨氏”据滇，昭通诸部称为东爨乌蛮。隋唐时期，乌蒙崛起，至宋时封为乌蒙王。元代建云南行省后，推行土司制，设乌撒乌蒙宣慰司，下辖乌撒、乌蒙、东川、茫部四路，并实行大规模的屯垦，其中既有军屯，又有民屯。《元史·兵制·屯田》云：“乌撒宣慰司军民屯田。世祖至元二十七年，立乌撒路军屯，以寸白军一百一十四户屯田。”仁宗延佑三年立乌蒙军屯，《元史·仁宗本纪》：“调四川军二千人、云南军上千人，乌蒙等处屯田，置总管万户府，秩正三品，设官四员，隶云南。”位于昭通境内乌蒙军屯，“为户军五千人，为田一千二百五十顷”，为云南行省规模较大的军屯之一。

明朝初年，朱元璋派傅友德率三十万大军远征云贵，后留下部分将士屯垦戍边。《明史·土司传》载，洪武十五年：“置东川、乌撒、乌蒙、芒部诸卫指挥使司”。随后又将百万移民发配云贵屯田。这些移民的居住地被称为屯堡。当年明军驻防的地方，被冠以“卫”、“所”、“屯”、“关”、“旗”、“哨”一类极富军事色彩的新地名。明代的屯军制度，一般是六十里至一百里设一屯。比如镇雄的张基屯（头领叫张基）、陈贝屯（首领名陈贝）等均为诸姓军官带兵屯戍的地方。当年军人云集的军营，就是今日屯堡村寨的最早雏形。镇雄还有头屯、中屯、稍屯等军屯地名。这些叫“屯”和“哨”一类军事地名的小村寨，总数将近百个。征南将领们设置众多屯堡并使之犬牙交错，互为毗邻，具有“远近相望，首尾相应”的意图，既是农垦的格局，又充满军事谋略。哨，又称戍哨，是明朝中叶专门设在深入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护卫机构，明代云南各州县设哨551个。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以后，清廷为了弥补八旗兵力的不足，在招降明军的基础上，扩充汉、回等兵卒，组建新的军队，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建制单位，故称绿营兵。其编制原则是：“凡天下要害地方，皆设官兵镇戍”。

各省绿营以镇为最高战略单位，以营为基本单位，绿营兵通过存城防守与汛塘分守，实现对辖区范围内城乡的控制。汛、塘是绿营兵最基层的机构。有的汛地由于防区宽广，在其下又设若干塘、卡、关、哨，一般每塘配备兵丁五人左右。关、汛、塘、哨、卡为司险掌疆之所，是清代实行军事控制的重要设施。其情形可从《高宗实录》关于恩安，永善等增添改拨塘汛卡房的记载中窥见一斑：

滇省户稠地辟，昔之俭僻处，今成大道。居民行旅，贪趋捷路，旧有官道汛塘，反成虚设，请于宣威、恩安、永善、寻甸并贵州威宁等厅、州、县扼要处，增添改拨塘汛卡房，共设汛二、塘十二、卡二十二。汛设千、把、外委一员，带兵二十名。塘卡各置兵五名，每月于交界处，会哨二次。其会泽、宣威闲弃塘汛裁去。至镇雄、平彝，山径丛杂，酌令养兵分别巡哨。

《绥江县志》载：“乾隆三十六年，太平甸土豪某作乱，号称咕噜子，经川滇派兵剿平。乃议请增设汛署于太平甸。”据《道光云南志·建置志·关哨汛塘》载，当时昭通共设241处汛、塘、关、卡、哨。其分布为，巧家：汛五、塘七；恩安县：关一、汛四、塘十四、卡二；镇雄：关八、哨十二、汛七、塘六十九；永善县：关三、汛五、塘二十；大关厅：关一、汛六、塘四十七；鲁甸厅：汛六、塘十六、卡九。至光绪末年，武营奉撤，卡、汛、塘房一概售之于民。

纵观昭通军事地名，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改土归流以后，清朝实行绿营兵制留下的遗迹。雍正五年云贵总督鄂尔泰改土归流，在乌蒙设镇，建总兵衙门。《恩安县志稿》云：“于雍正八年底定，特设镇营，弹压边疆，所以表皇威之震叠。”镇标有中、左、右3营。九年改为昭通雄威镇，增设前营，镇标4营，共有镇兵4400人。如驻扎恩安县（昭阳区）境内的昭通镇中营兵丁布防情况为：一关（罗佐关）、二卡（花鹿坪卡、长海子卡）、四汛（诸仙背、龙洞、查挐、铁锅寨）、十四塘（特起坡、稗子地、诸仙背、白泥井、海口、旧圃、白坡、六凤岭、漾子沟、诸仙背顶、查挐汛、龙洞、铁锅寨、归二塘）。因此，昭通许多地名都是由屯、堡、营、汛、塘、关、门、卡、哨、团、碉等军事建制和据点演化而来：

昭阳区的察拉汛、龙汛、汛上、白坡塘、卡子、卡子垭口、小堡子（驻兵防患之地）、看哨包、看哨梁子，鲁甸黑山讯（汛）、彝良卡房沟、大关卡上等皆属此类。巧家也有旧营（改土归流时，绿营兵在此驻防，原名巧家营，后因巧家营驻地迁往龙格，连名字也带走，所以该地也只好叫做“旧营”）、巧家营（原名龙格，因巧家营迁驻此地而更名）、山保营、卡房、卡子上、金鸡卡、小河塘、干屯等地名。

镇雄的营门口、营背后、营盘、营地、营脚、营上、营头、营湾子、营窝凼、营青、李官营、营松、营盘上、营盘脚、营盘湾、堡子、头屯、中屯、小屯、屯口（要道经过）、大屯口脚、罗汉关、塘房（共计6处）、教习麻塘（清代练兵的校场）、南朝门（此地有个垭口南北通道经此，往南开阔故名）、南天门、关口（交通要道，曾设过关卡，全县共计六个）、关口上、曾家坳口等。

《民国大关县志稿》载：大关营为雍正六年（1728）所设置，系昭通镇左营游击一营，原设游击一员驻本城。到后期防务松弛，军费短缺，各汛兵员削减为原来的一半以下，各汛之下又在主要驿道要冲之处设置栅子门、大关口、雄魁、铁线溪、大关垴、吉利铺、豆沙关、黎山顶、老鸦（ｗá）滩、普洱渡、牛皮寨、落岸（雁）、滩头、火烧寨（天星）等，共计45塘互相联络，每塘间隔约10里之遥，其职责为游巡会哨、差遣驿递。

塘的存在，不仅起军事上的作用，也与里甲一道兼理民间事务，如处理诉讼等，老百姓也视其为衙门。本来每塘都以原来的地名命名，但当地老百姓往往简称其为塘房，久而久之，时过境迁，塘房就成了一个新地名流传开来。彝良有七处叫塘房的地名，都是因为清朝在此设塘派兵驻扎而得名的。至今昭通还有五十余处以“塘房”打头的地名。如：

塘房、塘房坡脚、塘房上、塘口、塘塆、塘房坡、塘上、塘边、塘房垭口、塘房寨子等。

三、官逼民反揭竿而起

昭通地名中，还有一些记录了农民起义、官军围剿、百姓暴动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史实。咸丰八年（1858年九月，数千贫苦百姓，在李永和、蓝朝鼎的率领下，聚集大关屯上立营扎寨，打出“诛贪官污吏”、“打富济贫”等口号。义军自称“顺天军”，推李永和为“顺天王”。从屯上出发，先后转战滇、川、陕、甘、鄂、豫６省，义军壮大到五十余万人，震动了大清半壁江山。李、蓝首举义旗的屯上，四周岩壁如刀削，故名屯上。其地盘像军旗，两角稍长，又叫大旗山。四周河流环绕，壁立千仞，易守难攻，发生过多次战事。当地尚有万人坑、肝子林、苦寨湾等地名故事相传至今。苦寨湾这一地名，反映了清咸丰年间老百姓的悲惨境况。因李永和、蓝朝鼎起义后，官府杀人太多，百姓痛苦万分而得名；旗子堡这一地名也是对李、蓝起义的记录（义军在此插过旗帜）。此外，咸丰九年李、蓝义军战胜官军的史实，在盐津的长胜坡这一地名中还依稀可见。

镇雄的大利口，咸丰初年，威宁苗族首领熊老四不堪官兵欺压，聚众反清，建根据地于滇黔边境猪拱箐。其后，又一苗族首领陶新春与弟陶三春组织更大规模的苗民加入，武装反清。同治五年（1866年），云南布政使岑毓英（后为云贵总督）率军由曲靖出师昭通，围攻猪拱箐苗军大营获胜。据说“大利口”就是岑毓英为嘉奖此事而命名的。镇雄泼机尚有一处叫木城老屋基的地名，也是因为此次清兵镇压苗族义军时，在当地修筑木城并作为指挥部而得名；此外岑公祠这一地名也是当地官员为吹捧岑毓英的功绩建祠于此而得名；这次战争的惨烈还有吊水坡这一地名为证，吊水坡是因该次战争中被围困山上的人用长绳往河里吊水吃而得名的。

昭通另有几处叫“大子（字）反”的地名也很特别。盐津大字反，相传是元末时，当地人造反，故称“鞑子反”，后雅化为大字反。威信的两处大子反，也是说元末时，当地人在中秋节送月饼递纸条相约起义，故名“反鞑子”，后错讹为“大子反”。镇雄杉树乡的大子反，同样是说元末人民杀“鞑子”于此，故名大子反。因岭上有山王庙，1982年更名为庙埂上。看来，昭通几处叫“大子（字）反”的地名，都与云南民间广泛流传的“杀家鞑子”的故事有着较密切的关联。据说元朝统治者为控制云南各民族，便每家（一说十家）派出一个蒙古兵驻守进行监视，人们称蒙古兵为“鞑子”，住在各家的就称为“家鞑子”。后来，人们再也忍受不了蒙古兵的压迫，于是在中秋月饼中包上纸条，约定大年三十同时杀“家鞑子”。结果有一家刚刚杀死“家鞑子”，就遇到了大队蒙古兵进村，血迹还未擦净，慌忙之中只好用松毛掩盖血迹，之后便留下了过年垫松毛的习俗，一直沿袭至今。

彝良的打仗坡，传说当地老百姓为反抗清廷镇压，曾在此与清兵打过仗；打仗坡沟头，传说清朝时在此发生过战争。威信的天篷，据说是有人在此聚集兵马，号称天蓬元帅；官庄，传说曾有草寇在此私设公堂得名。绥江的少敢溪，因清末有十四个少年参与平叛活动，获胜后，官府嘉奖为“少年勇敢”而得名。镇雄的躲军洞，据《镇雄县地名志》载：“传说一王姓自立为王，被追剿，统军躲入洞内得名”。而《镇雄县志》又云：“咸丰年间，兵荒马乱，有不少百姓在洞中躲避，故名躲军洞”，两相对照，似乎县志所记更符合情理一些。

四、兵连祸结遍地连营

历史上的许多军事冲突都在昭通地名中留下了印记。威信水营头，当地传说是黄巢曾率领义军在此与地方武装交战，将村子四周挖沟注水，使之不能突围而得名的。镇雄的将军坡，则因明朝将领郭朝阳在此阵亡得名。威信罗布乡郭家村尚存郭朝阳墓。据《威信县志》载：

明万历元年（1573年）三月至九月，明军五路进剿以九丝城（今四川省兴文县建武）为据点反抗明王朝的僰人（都掌蛮）首领阿大、阿二、方三。明军督统德郎郭明耀（字朝阳）战死后，其子郭成（副总兵官）将其葬于郭家坟（郭家坟即由此得名。墓碑顶上有“御葬”二字，正中书“皇明御封督统德郎郭公字朝阳号昆山老大人德政碑”。另说其头葬于镇雄将军坡。时有诗一首：“剪发接疆牵战马，折袍抽线补旌旗；胸中多少英雄泪，洒上云蓝祇不知。”

鲁甸古寨，雍正四年（1726年）清军从昭通出发，不到此地天就黑了，后一鼓作气赶到此地扎寨，故名“鼓寨”，后又演变成了古寨；龙树乡坪地营，因彝族土目率众在此筑营抵抗清军得名；申家营，并非姓申人家的营盘，而是改土归流时，彝族在此筑营抵抗清军，因地势较高，叫升高营，后来讹误为申家营。雍正六年，清廷在镇压了米贴（彝语为打仗出名的地方）彝民反叛后，即将其改名为永善，意在安抚百姓，使其“弃恶从善，永为良民”。锦屏，传说清雍军攻打永善彝人，久战不下，称紧打彝坪子，后雅化为锦屏。

彝良的验票屋基，传说早年两支互不相识的军队曾在此屋基相遇，双方各自出示证件。镇雄泼机的摆岔沟，因同治年间，两支清军夜间在此相遇，撕杀至天明方知误会，称为“白杀沟”，后谐音为摆岔沟。看来如果信息不灵，“验票”不及时，分不清敌我，真是会产生“白杀”的悲剧，昭通这两个有趣的地名所反映的情况在战争史上并非绝无仅有。在永善的三官（传说吴三桂的三名将领曾占领此处）这一地名中，吴三桂反清之事，也隐约可见。

盐津小扎口、大扎口，地处垭口，曾有军队驻扎。永善的赵官营房，是江防大队的营房，头领姓赵。绥江铜骡湾，传说在此丢失过一匹头戴铜铃的战骡。此外，大关白沙礌（堆礌石的地方），彝良的卡防垭口、上（下）、彝瞒洞（打仗时有彝人藏于洞内），昭阳区的篆壕（在此挖有防御的沟壕）等地名，无一不带有明显的军事武备痕迹。

中国传统社会中，保甲制度是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实行有效控制和管理的手段，而团练源于保甲。昭通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设团保局，负责组织、训练、指挥地方团队，靖卫地方。《绥江县志》云：“光绪末年，盗匪日炽，四乡牵抢案渐多，官绅协谋自卫，乃设局练丁各情详禀永善县核办。”民国元年设团防队负责剿匪，次年设乡团总局，由保长、牌长对当地壮丁统一编练，冬防期间“点团”1至2次，团丁携武器集中训练。民国十九年开始设县保卫团，每年都要会团，到指定地方集中编练。民国年间所设“团”、“局”的痕迹至今还保留在巧家的团垴包、预团梁子、南团等地名中。永善扎营盘，民团在此建营驻扎。鲁甸利台原为“议团上”，后谐音成利台上。彝良团杆，因过去练团设有围杆而得名。镇雄下马地，民国初团首在此居住，乡里百姓过往此地都得下马，故名；团安垭口，也是民国时期曾在此会团，商定保护乡村安全的乡约而得名。该县另有团包、议团老包、团老包、合庄（民国时期在此会团，称合庄老包）等地名，也是民国时期地方武装活动的见证。

昭通历史上移民与先住居民，以及移民之间因各种利害关系，常发生冲突，引起械斗。如永善冤家坪，就因当地居民曾在此械斗（俗称打冤家）而得名的。据《威信县志》记载：

异姓家庭间发生矛盾，其宗族常聚众参与打骂械斗。一些女子在婆家死因可疑，娘家宗族聚众前往“遭人命”，或打或骂，有的婆家以至于倾家荡产。大姓首领多系掌握一方乡村政权并拥有武装的地霸，附近“杂姓”被迫依附，受其驱使。异姓地霸间为争权夺利酿出许多战祸。

《昭通志稿》载，乾隆二十三年，鲁甸与恩安（今昭阳区），两县民众为争水利发生冲突，官司持续59年。再如民国时期巧家大地主陆绍堂迫使农民为其过金沙江“打冤家”，一次就死亡260余人。因此，昭通历史上大姓人家往往结营自保，或者由大户承头组织乡里筑营防卫。曾经出现过营盘、碉楼、台堡、团防、围墙等遍布全区的局面：

双包营、隔壁营、尖包营、查拉营、大营、上营、中营、后营、水营（挖水壕为障）、老营盘梁子、营盘、营头、营上、营地、营沟、营脚、偏坡营、沟边营、四方营、新营盘、营盘山、营盘上、红崖营、毛坡营、新营盘、冷卡营、海家营。

碉堡、花碉、白碉、白碉村、碉头、碉上、碉后头、碉梁子、碉窝窝、碉楼、碉坪、管家碉、毛家碉、何家碉、向家碉、张家碉、周家碉、方家碉、卢家碉、夏家碉、董家碉、王家碉。

围墙、石围墙、大围墙、高土墙、高墙院、筑墙坡、围墙头、筑墙坡（清同治年间在此筑墙为营）双窨子（土碉）、徐家围墙、周家围墙、土城、木城、砖城、武家围、朱家围等。

昭通全市范围内，仅昭阳区带有“某家营”字样的地名就有近100处。如：

安家营、上（下）迟家营、陈家营、曹家营、崔家营、窦家营、邓家营盘、耿家营、高家营、官家营、韩家营、洪家营、黄家营、柯家营、李家营、刘家营、柳家营、陆家营、罗家营、马家营、梅家营、雷家营、龙家营、潘家营、秦家营、阮家营、苏家营、孙家营、文家营、徐家营、薛家营、锁家营、王家营、杨家营、郑家营、周家营、朱家营、宗家营、张家营、藏家营、赵家营、孔家营、孟家营、祖家营、赛家营。

所谓兵连祸结垒营多，全市与此相关的地名约有500百余处。带姓氏的“某家营”有200处左右。昭通军事武备地名中不仅营墙林立，而且刀光剑影。如：

枪杆寨（防卫森严）、厚防（地方武装冲突此地防守严密）、烟灯山（设过烽烟灯火报警）、烟墩、先锋营、哨楼上、扎口岩（曾设卡防匪）、老卡等。

靶事地（比武耍把式的地方地）、校场坝（练兵比武场）、教习麻塘（清代曾作过练兵校场）、杨剑坪（过去杨家练剑的地方）等。

透过这些地名不难看出昭通过去社会动荡、民风好斗的历史。抚今追昔，使人倍感和平安宁生活的弥足珍贵。

五、雄关依旧换了人间

关口是古代交通要道上的重要设施，常设于陆路险要之区或水运航道的重要渡口处，目的是军事防御和控制交通。关隘后来也成为征收关税的主要场所。安介生指出：

关塞建设，便是历代政权在充分利用自然地理特征的基础上，在广阔的国土上实现政治控御与军事防卫目的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关塞建设不仅是中国政治史的重要内容，而且这种政治经验与“智慧”在整个世界政治发展史上也是值得关注的。

昭通历史上最著名的险关隘口是盐津豆沙关。其关口位于古朱提江（关河）两岸峭壁对峙之处，远望如石门，故唐、宋时名为“石门关”；元、明改称“罗佐关”（罗佐，据说是守关将领的封号）；清朝时叫豆沙关，由守关彝族头领“豆勺”的名号演变而来。

豆沙关雄居五尺道上，头顶绝壁，下临江流，两岸崖壁高约600ｍ，最窄处仅100ｍ，当年关口通行之处仅有3m宽,是古代由蜀入滇的要塞。公元597年隋朝名将史万岁率大军入滇，镇压西爨首领爨震和爨玩的武装叛乱，曾经石门关，惊其雄险，留下了“镇压西南天半壁”的诗句。从唐代贞观四年起，历代都在此筑堡设关，素有“锁钥南滇”、“咽喉西蜀”之誉。唐樊绰《蛮书·卷一》曾有记载：

石门东崖石壁，直上万仞；下临朱提江流，又下入地数百尺，惟闻水声，人不可到；西亦是石壁，旁崖亦有阁道。

经过两千多年的沧桑巨变，千里古道在盐津县境内留存至今的只有关口附近一段长约350ｍ的遗迹了。尽管如此，石板铺就的路面上也还留有39处清晰可见的马蹄印迹。唐宋时期，南诏、大理国先后称雄于云南地区，昭通恰好处于中原王朝与南诏、大理国之间的缓冲地带，豆沙关正是沟通双方联系的要道枢纽。

大关栅子门是五尺古道又一险关，位于县城南3ｋｍ的大关河东岸，该处灵官岩，山高箐深，地势险峻，向为滇川孔道，是一长2000余米，高数百米的深谷，当地称为“栅子”。据民国年间云南省民政厅有关各县“更改县名案卷”载：

距县治十里之栅子门地方，峭壁千仞，鸟道崎岖。骑不得成列，车不得方轨，山高箐密，地形险要。因其关锁之固，乃定名大关。

大关旧志载，民国初年，因马驮运货，屡有倒跌，乃由商帮集资，将线路改移河边，化险为夷。清雍正八年（1731年）改土归流之时，怀远将军刘昆征剿乌蒙，进逼栅子门，久攻不下，难于得手，乃以香火竹笼缚于羊角之上，趁黑夜驱赶上山，诱敌将山上滚木礌石投放殆尽，然后抢关而上，破此要塞。今栅子门滮水岩崖壁上，尚存“怀远将军刘公讳昆于雍正五年正月十六日夜破此关大关别驾刘镇保”字迹的石刻。

威信两合岩。此处因扎西河从一峡谷中奔流而过，两岸崖壁紧靠，犹如两山合二为一，故名两合岩。这里地势险峻，石壁陡峭，如刀削斧劈，气势恢宏。谷深200ｍ，宽20ｍ，长500ｍ，号称“两合岩天险”。1935年中央红军路过此地，并在威信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扎西会议。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回忆道：

红军由土城、太平渡二镇架浮桥渡过赤水河，向古蔺以南前进，北即由贵州而入四川省矣。以后经川黔边沿赤水河上游西走，经过许多小路，为红军西行以来湘黔两省从未经过之小路，尤以两合隘最为险要。由两合隘进威信县为三十里，两边削壁中有水沟，一边山崖上凿一人行道通过，只要道路破坏五尺，军队即无法通过。历尽无数困难而达云南之威信县（旧名扎西，在滇黔边）。

镇雄曾家坳口，镇雄与威信两县界关，地势险要，东西两侧山峦耸峙，唯此地凹陷，南北稍缓，坳口仅宽４米，是古代滇、川、黔之间的交通要道。南天门，为古关要隘，是大黑山上的一个垭口，过去通往昭通城的要道。红二、六军团长征路过此地时，曾首先抢占隘口，并留下贺龙点兵的故事。

彝良伐乌关，今彝良县钟鸣乡境内，清朝时讨伐乌蒙土司禄万钟于此得名。附近洛泽河到钟鸣的要道，地势险要之处还有一叫关口的地名。据《朱批谕旨》载：“三关（豆沙关、大关、伐乌关）均属天险，悬岩峭壁，箐大林深，失之虽易，得之甚难”。“截断牛栏江则与东川阻隔，截断伐乌关则与镇雄阻隔，截断豆沙关则与川境阻隔，截断大关则凡属乌蒙联络三省之界俱为阻隔”。清朝曾置伐乌关汛，设右哨三司把总，率汛兵22人驻守。清朝在昭通设过的关隘还有：镇雄八关（虎洞关、阿黑关、沙呐关、拨浪关、怀德关、法窝关、野猪洞关、罗卡关），恩安县的罗佐关，永善县的金锁关、曲龙关、黑铁关等

六、结语

昭通地名对历史上重大军事事件的记录，是久远而稳定的。历代军事地名层层累积，底蕴深厚，蔚为大观。如：三国时期的诸葛营，唐朝的石门关，乌蒙时期的豆沙关，北宋时的大耆老（在靖安乡境内，熙宁七年派罗杓平叛封为耆老大将军），元朝时的卫靖司（威信），明朝时期镇雄的头屯、中屯，清朝时期大关的栅子门，彝良的伐乌关，威信翼王坪（翼王石达开带兵经过罗罗坝，曾驻兵于此）等。现代军事地名则有，昭阳区民国时期的北兵营、威信长征路、镇雄军备乡（1934年设，以为抗战前方筹备之意命名）等。

昭通诸多的军事地名既见证了滚滚英雄的赫赫武功，也记录着万民百姓忍无可忍、揭竿而起的英勇抗争。散布昭通大地的众多军事地名，寄托了历代王朝费尽移山心力，开疆拓土的成功与失败，淀积了多少文臣武将金戈铁马、成王败寇的光荣与梦想，交织着无数凡夫俗子转瞬即逝的幸福与痛苦，演出过几多欢乐与悲伤的历史话剧。

来源：《昭通学院学报》2015年04期

作者：傅奠基、吴晓艳、刘燕

选稿：常宏宇

编辑：华丽

校对：黄海红

责任编辑：伍晨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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