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名歌曲的空间分布与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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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1990-2015年时间截面分析
摘要：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全国地名歌曲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地名歌曲在文化区空间尺度上递变性不明显，高值区与低值区交错分布，我国南方的地名歌曲数量整体超过北方；省份尺度从东南向西北递增，渐变性特征明显；地级市空间尺度呈现“两横三纵”的带状分布格局，出现了若干个地名歌曲高地；地名歌曲数量与省份海拔、降水量无关，与厚重的历史文化、丰富的民族文化、雄厚的经济实力等因素有关。
关键词：地名；歌曲；空间分布；形成机制
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的歌曲，其产生与吸收隐含着特定时代背景与区域环境。地名歌曲具有较强的功能性，本身除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以外，也是地方宣传的得力工具，如《神奇的九寨》在大街小巷热传，让九寨沟中外驰名。有关地名歌曲的研究并不多，但对音乐、歌曲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研究却丰富多样，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歌曲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研究。歌曲的产生、发展以及传播都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自然地理环境为音乐提供了物质基础，人文地理环境为音乐提供了精神基础。地理环境对民歌有直接影响，它通过社会生产生活方式、语言、民俗等影响民歌体裁和风格，地域性是影响民歌产生、发展，并形成区域特色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地域“田歌”的结构形式、音乐风格又不一样，可谓绚丽多姿、丰富多彩，在地域文化特征上可以分为江南水乡、西藏高原、北方草原、高山雪原以及新疆地区五种风格特征。相邻地区文化交互影响，使区域边界呈现出较大的模糊地带，故此音乐文化区域间也无法标出明确的地图式界线。二是地域歌曲分区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有自己特定的地理分布区域，有关民歌的分区有吴永生的七个民歌区、刘怡的十民歌区以及廖明旗的九个民歌区等划分。三是地名歌曲功能性特征研究。地名歌曲对该地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能引起听众、传唱者的好奇或向往之情，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的旅游取向。这些歌曲极大地提升了诞生地的知名度、美誉度以及文化影响力，成为当地的名片。如《沈阳，我的故乡》成为“沈阳”品牌传播的名片。地名歌曲热传源于其鲜明的地方特色、特殊的历史事件或美丽的传说、异域的旋律特色或生疏形象、诗情画意的地理名称与悠久普适的群唱基础。
仅从歌曲本身来说，地名歌曲特别是广泛传唱的地名歌曲，可以赋予歌曲中地名极大的正能量，通过歌曲的传播提升地方的知名度；若从地区文化角度衡量，地名歌曲是展示文化软实力与地方影响力的重要载体。解析地名歌曲本身包含的地理信息，探讨歌曲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内在关系，提升地区的社会影响力与文化软实力，赋予了本研究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地名歌曲主要来自百度音乐、酷狗音乐两大网络音乐平台。地名检索首先依次对省份、城市、县检索，其次按照山河、湖海、高原、平原等自然要素检索，在检索过程中不限定歌曲类型。对检索到的地名歌曲进行筛查，经过筛查后的歌曲作为本研究的对象。
筛查歌曲的基本原则为：①内容健康，符合主流文化；②广为传唱，歌曲本身识别度较高；③歌曲标题与内容中出现不同地名，以标题地名优先；④在歌曲中同时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地名时，仅统计知名度高的地名；⑤歌曲产生的时限为1990年1月1日-2016年6月30日，保留了因翻唱而流行的1990年前的地名歌曲。
经筛查后共获得地名歌曲3144首，其中包含省名歌曲1055首，市县名（包含区域内山川、河湖、高原等具体名称）歌曲2089首。与河流、山川或者文化单元等跨行政界线的地理歌曲定义为泛地名歌曲。泛地名歌曲因数量庞大，界限模糊，给统计、分类带来不便，通过精选仅保留了182首，未包含于省名与市名歌曲中。
本研究中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1990-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相关指标的发展变化数据为2015年与1990年差值（居民消费水平变化量为2015年与1993年差值），差值视作社会经济的发展的净增量。将地名歌曲转化为属性数据，应用Arcinfo9.0进行相应的空间分析。
二、地名歌曲空间属性特征
01
地名歌曲的类型划分
（1）依照文化区划分。因参照系的不同，不同学者对地域文化区划分的标准和类型不同。地域文化的划分可依据“地域要素”指标、“文化风貌”指标和“文化认同”指标。在划分方法上综合考虑多种影响要素，比如地域要素、历史要素、语言(方言)要素、社会要素、民族要素等，遵循可比、综合与动态原则以及自然景观的相似性、学术文化的发达程度和风俗习惯的一致性划分成为不同的文化区。有人根据我国的民族风情文化划分为7个文化区；也有人以音乐风格相似性将中国传统音乐分为13个音乐文化区。本研究依照文化类型相近、地域邻近、主体文化特征显著的原则，试图将全国按照主体文化划分为闽粤（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台湾、香港、澳门）、吴越（上海、江苏、浙江）、楚湘（湖南、湖北、江西）、巴蜀（重庆、四川、云南、贵州）、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齐鲁（山东）、中原（河南、河北、北京、天津）、秦晋区（山西、陕西）、北方游牧（内蒙古、宁夏、青海、新疆）和青藏高原文化区10个文化区，并将地名歌曲依照所属文化区进行统计，得到表1。
由表1看出，闽粤文化区所占比重最高，为17.87%，其次是中原文化区，占13.8%，再次是吴越文化区，占13.74%。齐鲁文化区所占比例最低，仅为2.58%。值得注意的是，以游牧文化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文化与青藏高原文化区占比均超过10%，说明辽阔的疆域、丰富的民族风情成为地名歌曲诞生的重要依托因素。
（2）依主题划分。地名歌曲除包含地名外也体现不同的表达主题，反映一个民族的审美观、价值观和文化观，并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依据地名歌曲根据主题分为六类（表2）。
涉及人文景观的地名歌曲1285首，占39.5%，说明歌曲是文化信息传递、文化魅力展示的重要载体，其次是介绍宣传歌曲519首，占15.9%，说明主动或被动宣传地方是主要动力，自然景观占512首，占15.7%，说明祖国大好河山是赞颂赞扬的重要依托。剪不断的故乡情结、挥不去的民族意识、追求永远的精神家园是歌颂的主要对象。
02
分文化区地名歌曲的空间特征
地名歌曲在文化区空间尺度上递变性不明显，尤其是在我国的东部和中部地区，无论是从南到北，还是从东到西，歌曲数量不是依次递减或者递增，而是高低起伏。例如，闽粤文化区—楚湘文化区—秦晋文化区—北方游牧文化区的歌曲数量呈“高—低—高”分布。其次，分布具有不均匀性，高值文化区与低值文化区之间是交错分布的。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南方的地名歌曲整体超过北方，其中，南部沿海的吴越、闽粤、巴蜀文化区可以连成一体，组成一个倾斜的“U”字形。
东北、齐鲁、秦晋3个文化区歌曲的数量最少，闽粤、吴越、巴蜀、中原4个文化区最多。其中齐鲁文化区有83首歌曲，闽粤文化区有572首歌曲。齐鲁文化区仅包含山东省，是唯一文化区范围与省份等同的区域，是歌曲数量最少的直接原因。而闽粤文化区涉及的省份也是最多，歌曲的数量也最多。
03
分省份地名歌曲的空间分布特征
除去北京、上海、甘肃等个别省份，歌曲的数量大致从东南向西北递增，渐变性特征突出。沿胡焕庸线形成明显的与人口分布反向的分布特征，地名歌曲的数量与人口数量成反比。从地形来看，我国四大高原和四大盆地的地名歌曲数量都普遍偏高，相比而言平原偏低。
北京有220首歌曲，为全国歌曲最多的省份。上海有66首歌曲，台湾有71首歌曲，这在我国东南省份中亦偏多。我国西部地区唯有甘肃最少仅有8首歌曲，其余省份歌曲数量都普遍偏高。我国西北、西南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少数民族向来能歌善舞。在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过程中，善于借助歌曲抒发情感。北京自明清以来就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人口众多，文化实力雄厚。而金融中心上海则是很早就对外开放，经济繁荣，同时受西方文化影响深远，文化消费成为时尚。
04
分地级市地名歌曲的空间分布特征
若以地级市空间尺度进行划分，全国各地歌曲数量分布呈现“两横三纵”的带状分布格局，在我国北部边界线一带和长江中下游一线的“两横”和青藏高原中部、贺兰山-横断山脉以及呼和浩特-重庆的“三纵”连线，歌曲的数量相对较多。在地级市空间尺度，出现了若干个地名歌曲高地，除北京、上海与重庆三个直辖市外，拉萨、南京成为相对显著的歌曲高地。
除北京、上海、重庆三个直辖市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外，多数省会城市是歌曲数量最多的地方。省会作为一个省份的政治文化中心，经济与文化实力强劲，出现高值理所当然。如江苏省共227首，南京市就有99首；西藏自治区共79首，拉萨市就有52首。
05
分省份地名歌曲的集中度特征
采用集中度指数也是测度文化要素的空间分布的重要手段，梅鹏采用集中度指数测定了文化行业的地区集中度。地区歌曲集中度公式为：
除直辖市与港澳台以外，各省份歌曲的地区集中度相差很大。宁夏歌曲总和为10，而银川这一个地级市就拥有了5首，因此宁夏歌曲的地区集中度最高，达到了0.80；贵州省歌曲数量27首，排名前两位的地级市为铜仁市和兴义市均有5首歌曲，CR值仅为0.37，与宁夏相差0.43。
歌曲在一省某个地级市的数量越多，歌曲集中度越高，其分布就越不均匀，以歌曲为代表的文化软实力越不均衡。依据歌曲数量分布的集中度，又可以划分为相对高值均匀和相对低值均匀，与此对应的文化软实力就有相对高值均衡和相对低值均衡。相对高值均衡是该省歌曲数值较大且地级市之间差异不大，如云南省歌曲的地区集中度为0.437，歌曲数量在9~55之间的有5个地级市，有7个地级市歌曲数量未超过3；相对低值均衡该省歌曲数值普遍偏低且地级市之间差值不大，如辽宁省歌曲的地区集中度为0.400，歌曲数量在3~9之间仅有3个地级市，其余的地级市歌曲数量都不超过3。
三、地名歌曲的形成机制
形成机制分析
地名歌曲有其特殊的文化含义。自然地理环境是地名歌曲产生的基础，特殊的地形、气候、水文与植被对地名歌曲的创作发挥基础作用，人们寄情于优美的自然山川、河流、湖泊，以歌曲的形式予以赞颂和赞美；人文环境是地名歌曲产生的文化根基，城乡差别、历史传统与多彩的民族文化赋予地名歌曲丰富的文化色彩，并依托地名歌曲展现地方文化魅力；社会经济发展为地名歌曲注入外部动力，通过经济发展与文化消费刺激地名歌曲创作与传播，其作用形式如图1。
02
自然地理环境
特定的地理环境是地名歌曲创作的源泉。特殊的地形地貌是人们描绘祖国大好河山的优选载体，江河湖海是人们寄托情思的重要空间符号。自然因素成为地名歌曲创作的题材、意象母体，同时自然因素也因为地名歌曲而具有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地理环境的各自然要素都不是孤立地对民歌产生影响，而是与其它地理环境要素相结合，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但又十分复杂的地理背景，共同对民歌文化产生影响。
（1）地名歌曲与地形地貌相关度分析
地名歌曲仅与地形地貌有关，与地势几乎无关。不同的地形地貌造就出不同体裁的民歌，并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西部高山、高原地区，孕育出山歌体裁的民歌，歌词多与野外自然景观相联系。同时地貌还决定着民歌传播途径，自秦岭以南各地山歌的词曲结构、音调特征及衬词、衬腔的运用等都同北方山歌形成明显的分野。运用各省会的海拔高度（地势）来测度地名歌曲与地势的关系发现，各省份地名歌曲数量与省份海拔不存在相关关系（表4），说明地名歌曲的产生并不受地势影响。
（2）地名歌曲与降水量分布相关度分析
气候塑造着人们的气质、性格和情感，影响着对民歌的理解审美情趣，进而对民歌风格产生深刻的影响。气候对中国民歌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南北差异。而地形、地貌所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东西差异。汉族地区民歌风格之南北方差异大于东西部之间的差异，是气候起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地名歌曲数量与省份年降水量、省份总降水量与人均降水量进行相关度检验，发现降水量与地名歌曲数量并不存在相关性，即降水量丰富的地区并非地名歌曲产生较多的地区，反之，降水量少的地区亦非地名歌曲产生较少的地区。换种角度，即地名歌曲数量与气候干湿度并不存在任何相关关系，气候的干湿度仅影响歌曲风格，与歌曲数量无关（表4）。
03
人文社会环境
除广博、美丽的自然环境，丰富的地名文化与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化是地名歌曲产生的基础。地名歌曲的产生与形成，既与中国传统汉族文化的黏滞力紧密关联，也与少数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张力相关，不同文化重点表达的内容中所包含的地理要素，是地名歌曲赖以存在的基础，如江河湖海山川等自然要素以及婚嫁、迁移等思乡情怀，构成了地名歌曲形成的基础。地理环境因素以及由此形成的生产方式对不同音乐文化区的“原生性”地方音乐的影响最为显著。如拥有千年记载的“香格里拉”，经过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描述，成为西方世界“世外桃源”的代名词，成为文化交汇交融的聚焦点，独特的文化魅力促成众多的地名歌曲；素有“竹西佳处，淮左名都”之称的扬州，景色秀美，满城古风。可观可赏、可听可感的历史文化元素赋予歌曲丰富的内涵，通过歌曲表达与赞颂便自然而然。再如鄂尔多斯三面为黄河环绕的高原地形、悠久的历史文化与关内移民文化、独特的民族风情高度融合，使其以歌曲的形态被广为赞颂成为可能。
少数民族文化与自然环境的高度依赖性赋予了地名丰富的文化内涵，这恰是歌曲形成的先决条件。民族文化是在特殊的地理环境背景下民族自身的价值体系叠加形成，民族文化体系中所包含的自然山水与乡土风情恰是地名歌曲形成的核心要素。用民族人口比重来测度，发现民族人口比重对地区歌曲产生影响显著，这就意味着地名歌曲对少数民族文化具有较高的依存性。
04
经济社会发展
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强烈的政治与社会需求是地名歌曲创作的基本动力。运用人均GDP、居民消费水平、地方财政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互联网普及率、艺术表演团体机构数、城市化水平、常住人口变化数量和歌曲数量之间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地方财政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变化量影响显著，其余指标均不显著。
人均GDP与居民消费水平变化对地名歌曲影响不显著，说明省份宏观经济与消费需求并不是地名歌曲诞生的直接动力。城市化影响不显著意味着城市化是伴随大规模的城乡流动与跨省流动下进行的，跨空间的乡愁与城市化的分离是二者关联度低的直接原因。地区文化事业投入比例影响显著，说明地名歌曲产生依赖强有力的经济支持水平，地区文化繁荣特别是经济的支撑强度是地名歌曲产生的决定性因素。
1990年以来地名歌曲在数量上呈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这说明社会经济条件是歌曲创作的良好土壤。歌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名歌曲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基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的文化发展水平。尽管地名歌曲的创作与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可能不存在直接的相关关系，但宏观的社会经济背景是地名歌曲诞生的重要影响因素。
政治性因素是地名歌曲产生的重要成因。文学及歌曲通过国家边疆的山脉、河流、海洋及其他地理景观的具体名称的反复强化，引发人们对于国家广博领土在地理构造意义上的自然完整性的认知。边疆地区地名歌曲的数量高于非边疆地区，首都与国际化都市的地名歌曲数量明显高于其他城市，省会城市地名歌曲的数量高于非省会城市。此外，现代传播手段的发展也是地名歌曲产生的重要推力。各种流行音乐、娱乐性音乐节目和商业广告音乐借助现代传媒的巨大的能量，冲击着人们的视听。
四、结论与讨论
结论
（1）人文景观地名歌曲占主导，闽粤文化区是中国地名歌曲的集中区域；（2）地名歌曲在文化区空间尺度上递变性不明显，高值区与低值区交错分布，我国南方的地名歌曲整体超过北方；省份尺度从东南向西北递增，渐变性特征明显；地级市空间尺度呈现“两横三纵”的带状分布格局，出现了若干个地名歌曲高地；（3）除直辖市以外，福建、江西、海南、西藏、青海、宁夏、台湾地面歌曲集中度高，“首府效应”突出；（4）各省份地名歌曲数量与省份海拔、降水量无关，与厚重的历史文化、丰富的民族文化、雄厚的经济实力等因素有关。
02
讨论
（1）地名歌曲的形成，除源于对自然山水与人文历史的赞颂之外，也有出于地方营销、大型主题活动而创作，带有一定的随机性；（2）地名歌曲广为传唱与词曲作者、演唱者有很大的关系，名人、名作及名人演唱并被广为传唱的概率大，带有较强的偶然性；（3）歌曲的筛选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歌曲是否知名，内容是否健康，仅凭直观判断，并没有严整的筛选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评判乃至结果的客观性；（4）影响测度多通过直观的社会经济指标，但影响地名歌曲可能存在更多非常量化的因子，这些因子无法测度，很有可能被忽略。
来源：《安庆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作者：郭永昌；姚欢
编辑：陈汶灵
校对：何涵
审核：郝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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