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浙江省的方言地名
目前，地名普查、地名志和地名词典编纂工作正在进行。认真研究和正确阐明地名的来源，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十分有意义的工作，这也是历史地理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高兴地看到，一些有志于此的同志正在进行有益的探索。然而，不能不指出，在探讨浙江省地名来源的文章中，存在着不少牵强附会的解释。究其原因，就在于往往忽视了浙江省的地名很多来源于古代吴越方言。如果搬用汉语来穿凿附会、以讹传讹地解释方言地名，便难免闹出笑话。因此，加强方言地名的研究，实在是解开浙江地名渊源的一把钥匙。
不加分析地沿袭古人之见，往往造成今人的谬误。我们发现至今有的文章对地名渊源的解释，都是从古书——主要是古代方志中照抄而来，其错误也实在是“古已有之"。但若将这些错误完全归咎于古人，却也并不公道。因为在古人的见解中，也不乏真知灼见。如唐朝颜师古注“句吴”说：“夷族语之发声也，犹越为于越也”。宋朝刘昌诗说：“于、於，皆越人夷语之发声，犹吴人之言句吴耳。"晚清的李慈铭说得更为清楚，他说：“盖余姚如余暨、余杭之比，皆越之方言，犹称于越、句吴也，姚、暨、虞、剡、亦不过以方言名县，其义无得而详。”既然古人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正确地解释了这类地名，我们不应该至今还要以讹传讹了。
李慈铭提出，这些地名“皆越之方言"。为此，首先对“方言”这个概念有必要稍加探讨。方言，顾名思义是地方的语言。在中国，方言一词可能与《方言》这本书名有关。传为汉扬雄所撰的《方言》（全称应该是《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一书，确实颇为详尽地记载了当时的地方语言，但可惜其中没有有关地名的卷帙。否则，此书对于方言地名的研究必将大有裨益。
在西方，方言一词在语源上是由希腊文di-a（联系）和legein（语言）二词构成，英语叫dialect，《韦氏大字典》释dialect作：“为一群人所使用的一种语言，它和另一群人所使用的语言在词汇、语法或语音特点上具有区别。”《韦氏美国语新世界字典》则释作：“语言的地方特点的总和。”把两种韦氏字典的解释合在一起，“方言”一词的科学涵义大概已经包罗尽致了。
既然一种方言与另一种方言之间具有词汇、语法或语音的差异，因此，仅将语音上的某些区别作为不同方言的指标，这不仅是不妥当的，同时也是很困难的。因为语音的差异有时很大，有时也可能极微。以绍兴市的旧县山阴和会稽为例。山、会两县，在绍兴府城之内，虽然仅仅隔了一条宽不过三、四米的小河，但某些词语的读音却是不同的。联系到地名来说，旧山阴县西南部有个村子（今属萧山县），在三十年代曾经编印过一部村志（见洪焕椿《浙江地方志考录》第300页），叫富家墩，而旧会稽县有个集镇，在著名的宋六陵附近，叫富盛。但就是这同一个“富”字，山阴人读作“fu”，而会稽人却读作“hu”。能不能说，山阴人的话叫山阴方言，会稽人的话叫会稽方言呢？当然不能。这说明在同一城市之内，语音也会存在差异，所以用语音作为区别方言的单一指标，其尺度是很难掌握的。
怎样的地名才是方言地名？方言地名当然要从属于方言。但如上所述，构成方言的指标是综合性的，因此，要十分严格地区别方言地名，可能存在一些困难。然而有一条却是十分明确的：地名具有地域性，因此所谓方言地名，必然是该种方言流行或曾经流行的地区的地名。例如客家话流行的地区，必然有许多客家话的方言地名。但是用客家话说“北京”、“上海”等地名，尽管与普通话有很大差别，它们却绝不是客家人的方言地名。正如我们说英国的牛津、剑桥，说美国的旧金山、费城等，英美人是根本听不懂的，但它们也决不是我们的方言地名。
就历史地名而言，《水经注》就记载了不少方言地名。例如《河水注》的半达钵愁，就是一个典型的方言地名。《水经注》释之作；“半达，晋言白也；钵愁，晋言山也。”所以这个地名按汉语意译就是白山。至今，我们还可以按语音和地名的所在地区，查明它即是梵语Punda Vasu的音译。古代梵语方言地名，在《水经注》中还不止白山一例，卷一《河水注》中的“中国”，也正是一个同类方言地名。“中国”为什么成为梵语的方言地名？因为这个“中国”，并非我们中国，我们中国在梵语中叫“支那”（古书中也译作“脂那”、“震旦”或“真旦”等）。《河水注》说：“自河以西，天竺诸国；自是以南，皆为中国。”这里的“河”，是指印度河，“中国”则是指古代北印度地区的国家。这个“中国”，梵语读作madhyadesa，madhya即恒河中游一带地区。在梵语中是中间的意思；desa则是国家，madbyadesa就是“中间的国家”。
除了梵语系统的方言地名，《水经注》中也还有其他语言的方言地名。例如卷二《河水注》引释氏《西域记》：“牢兰海东伏流龙沙堆，在屯皇东南四百里阿步干鲜卑山。”清全祖望寿证说：“阿步干，鲜卑语也，慕容魇思其兄土谷浑，因作阿干之歌。盖胡俗称其兄曰阿步干，阿干者，阿步干之省也。今兰州阿干山谷，阿干河，阿干城，阿干堡，金人置阿干县，皆以阿干之歌得名。”由此可见，在这许多称为阿步干或阿干的地名中，所谓“阿步干”或“阿干”，原来就是古代鲜卑语中的“兄”的意思。
是不是所有方言地名都能查得出它们所属的方言系统，查得出它们在汉语上是什么意义呢？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在《水经注》记载的方言地名中，就有许多是无法查明其渊源的。例如卷三《河水注》记载的骨律镇城，注文说：“河水又北薄骨律镇城，在河渚上，赫连果城也……但语出戎方，不究城名。”这里所说的赫连，即十六国时期夏的建立者赫连勃勃（公元407-425年在位），属于匈奴族的铁弗部。则骨律镇城当是匈奴语的方言地名，但究竟是什么意思，在六世纪初的郦道元也已经无法解释，仅知“语出戎方”而已。
法国《拉鲁斯大百科全书》在地名学一条下说：“地名学要求语言学家追溯得更远一些。诚然，大多数地方名称一般不靠现代口语来解释。因此，很多法国区域地名远溯于已经消失的语言，人们不知其由来……”像上面例举的骨律镇城，就是《拉鲁斯大百科全书》所说的“已经消失的语言”。这样的方言地名，公元六世纪初就已经无法根究，今天，我们自然更“不知其由来”了。
《拉鲁斯大百科全书》所说的这段说，对于浙江省的方言地名来说，恰恰也是符合的。浙江省现存的方言地名和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方言地名，也都要“远溯于已经消失的语言”，而且我们也同样“不知其由来”了。浙江省（其实还可以包括今江苏、安徽和江西的部分地区）的方言地名，就是古代的越语地名和吴语地名，或者也可以称为吴越语地名。
众所周知，于越和句吴是古代活动在东南沿海地区的两个著名的部族，它们之间曾有过一段互相攻伐、复仇称霸的战争历史，最后于越在其雄才大略的领袖句践领导下，终于并吞了句吴，并称霸中原达五代之久。直到越王无疆为楚所败，土地被楚兼并为止，这才结束了这两个部族载入史册的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
从历史上看，句吴和于越很可能是同一原始部族中的两个分支，在部族蕃衍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居地分散和某些其他条件的不同，才逐渐造成了部族间的若干差异。但他们在语言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基本上仍然是近似的。《越绝书》卷六说：“吴越为邻同俗。”卷七又说，“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吕氏春秋•知化篇》说得更为明白：“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可见它们之间共同之处很多，所以谭其骧教授认为，吴和越是语系相同的一族两国。
尽管这两个部族的语言早已泯灭，但从现在尚存的人名和地名之中，可以发现它们在语音上是有许多相同之处的。例如句吴之“句”，与于越句践、句无、句章、甬句东之“句”，句吴国都姑苏之“姑”，与于越姑蔑之“姑”；句吴地名无锡、无湖之“无”，与于越人名无余、地名句无之“无”。例子甚多，不胜枚举。可惜人名与地名都是专门名词，我们很难获悉它们的意义。幸亏后汉时的袁康和吴平这两个会稽人，他们把战国以来流传的于越记载收集起来，写成《越绝书》一书。此书不仅为我们保存了吴、越两族的许多社会和历史情况，而且还为我们保留了于越语言中的两个普通名词。其中一个是汉语中的“盐”，越语称为“余”。《越绝书》卷八说，“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余，去县三十里。”另一个是汉语中的“船”，越语称为“须虑”。《越绝书》卷三说：“越人谓船为须虑。”这两个词汇中特别是“余”字，由于在地名中大量出现，所以对解释当时的地名，有很大意义。
据史籍记载，吴越曾分别以今江苏南部的苏州和浙江东部的绍兴为其部族中心。至于这两个部族的交界线应划在何处，历来是有争议的。但今浙江省的全部版图当时都在两族的活动范围之内，这一点却是可以确定无疑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建立了郡县行政制度，在今苏南、皖南、赣东和浙江的大部地区，设置了会稽郡。全郡分为二十多个县，虽然其中有些县名颇有争论，但多数是可以肯定的。在今浙江省境内的，有乌程、由拳、海盐、余杭、钱唐、山阴、上虞、余姚、句章、鄞、诸暨、乌伤、大末等。在这些地名中，绝大部分都是由于越地名沿袭而来，只有少数才是秦更改的汉语地名。更改过的汉语地名是容易识别的，例如海盐，既然“越人谓盐曰余”，“盐”当然是汉字，所以这显然是个汉语地名。又如山阴，据《谷梁传•僖二十八》：“水北为阳，山南为阳。”地名按方位而区分阴阳，这是汉人的命名原则，则会稽山北的山阴，当然也是汉语地名。《越绝书》卷八记载“秦始皇帝以其三十七年……更名大越曰山阴。”说明这个地名从越语改为汉语还是有案可查的。
除了海盐与山阴，上述其余地名大概都是越语地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方言地名了。它们有不少一直沿用到今天，在县名中，像余杭、余姚、上虞、鄞等等均是其例。此外如绍兴简称越，宁波简称甬，这类简称，也都是方言地名。在小地名中，方言地名仍然保留的如嘉兴的语儿，绍兴的朱储等等，恐怕为数更为不少。另外，有的县名虽已更改，但原来的方言地名却仍然保留在当地的其他自然地理实体中。例如钱塘（唐）县虽然早已不存，但地名仍然保留在全省第一大河钱塘（唐）江的江名之中。刿县的改名比钱塘（唐）县更早一千年，但地名仍然保留在附近的河流刿溪之中。不仅对于自然地理实体，方言地名在人文地理方面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的。例如，三十年代建成而至今仍为全省第一的大桥，就叫钱江大桥，而钱江即钱塘（唐）江这个方言地名的简称。这样一座现代化的大桥，其名称却仍然和几千年以前的“已经消失了的语言”结合在一起。在峡县，尽管钱武肃王在公元十世纪就嫌“双火一刀”的剡字字形不吉而改掉了它。但人们却至今仍视这个“剡”字为古色古香，把它冠之于许多人文地理实体乃至人工建筑物的名称之上。
由此看来，浙江省的方言地名尽管由来久远，是“已经消失了的语言”，但却有很强的生命力，已经渗透到全省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其他许多方面。正因为此，我们就更有必要趁目前地名普查、地名志和地名词典编纂的机会，把浙江省各类地名中历史最悠久、解释最困难的方言地名整理一下。首先当然是把方言地名从其他地名中区别开来，至于渊源推究的问题，就应当本着“知之谓知之，不知谓不知”的精神，不必急于勉强解释，反致弄巧成拙。对于那些长期以来以讹传讹、牵强附会的歪曲，现在应该加以澄清，不要再继续自欺欺人，贻误后学了。
浙江省有些讹传已久而比较重要的方言地名，有必要加以澄清。
一、杭州 这个地名，自从隋文帝杨坚于公元589年第一次使用以来，至今一直沿用，已经超过了十二个世纪。杭州地处钱塘江和大运河之交，具有航运之利，人们常常按汉字“航”、"杭"字义相通，把杭州与航运联系起来。这种附会，由来已久，到明朝的田汝成面集其大成。他在《西湖游览志余》卷一《帝王都会》的标题下说：
“杭州之名，相传神禹治水，会诸侯于会稽，至此舍杭登陆，因名禹杭。至少康，封庶子无余于越，以主禹祀，又名余杭。秦置余杭县，隋置杭州。窃谓当神禹治水时，吴越之区，皆怀山襄陵之势，纵有平陆，非浮桥缘延，不可径渡，不得于此顾云舍杭登陆也。《说文》：杭者，方舟也，方舟者，并舟也。《礼》：大夫！方舟，士，特舟。所谓方舟，殆今浮桥是也。盖神禹至此，溪壑萦冋，造杭以渡，赵人思之，且传其制，遂名余杭耳。”
按《诗•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 “杭”、“航”二字在古汉语中确是相通的。至于田汝成引《说文》“杭者，方舟也”，按《说文》卷八下，此字应作“斻”字，《说文》说：“航，方舟也，从方，亢声。”就算“航”与“杭”也通用吧，但《说文》是解释汉字的辞书，而《诗经》的《国风》则是汉人的民歌，怎么能和于越部族居住地区的地名牵连在一起呢？而且必须指出，隋文帝把南朝陈所置的钱唐郡改为杭州时，州治设在余杭县，说明这个“杭”字,是从余杭县而来的。也说明建州之初，在地区上和今杭州也绝无关系，只是两年以后（公元591年），才把州治移到凤凰山下的柳浦，即今江干一带。所以，杭州得名于余杭，也正和越州得名于大越一样。虽然“杭”字也和“越”字一样，其意义如李慈铭所说“无得而详”，但它们都是由古代越语构成的方言地名这一点，却是不必怀疑的。
二、 “三余” 《水经•渐江水注》：“天子当兴东南三余之间。”何焯校本中何注说：“三余，余暨、余杭、余姚也。”这三余之中，余暨县的正式建置，见于《汉书•地理志》，三国吴改为永兴，唐天宝初又改为萧山。尽管余暨不列入秦会稽郡县名之中，但“余”字与“暨”字，都是于越地名中使用的词汇，所以它是方言地名不必置疑。至于余杭和余姚，则至今仍然沿用。前面已经引及《越绝书》所说的“朱余者，越盐官也”。因为越语中称盐为余，所以盐场所在的地名叫朱余。同样，“三余”在地理位置上都滨临沿海，而余姚长期来是全省最大的盐场所在（解放后盐场才划入慈溪县），则三余在于越时代与制盐业的密切关系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当然，三个地名中的“暨"、“杭”、“姚”三字，在越语中的意义不得而知；但既然“余”字的意义在越语中已经可以解释，则把虞舜、夏禹等汉族地区的传说人物拿到于越地区生搬硬套，其荒诞无稽就可想而知了。
三、 钱唐（塘）、钱唐（塘） 江钱唐是秦会稽郡所置县名，其义无法解释，显然也是于越遗留下来的地名。“唐”字后来改作“塘”字，大概始于唐代，这是因为县名与国号相同的缘故。《水经•渐江水注》曾引南朝宋钱唐县令刘道真所撰的《钱唐记》一书，记载了一个修筑防海大塘的传说：“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也。”这个传说对于说明我国海塘建筑的最早年代，当然是十分可贵的资料。但故事本身却是牵强附会的，有识之士也早已指出这种“千钱诳众之陋”是不可置信的。若以这样的“钱塘”来解释钱塘县名和钱塘江名，那当然就更为荒唐可笑了。
再说钱唐（塘）江。这条河流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东经》：“浙江出三天子都。”但比《山海经》晚出的《说文解字》中，却出现了浙江和渐江两个地名。《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自己也没有搞清楚，浙江和渐江，原来就是同一条河流。在古籍中，像《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论衡》等书，都只有浙江，没有渐江。唯有《汉书•地理志》和《水经》作渐江，但《水经》晚于《说文》，它显然是从《说文》抄来的。有人认为“浙” “渐”二字字形相近，“渐”字是“浙”字之误，看来也有可能。“浙”字按字义不可解释，大概也是方言地名。至于钱唐江一名，其出现比浙江要晩得多。王充在《论衡•书虚篇》中说；“有丹徒大江，有钱唐浙江。”又说：“钱唐之江，两国界也。”说明在后汉时代，浙江还没有钱唐江这样一个别名。王充所说的“钱唐浙江”和“钱唐之江”，其中的“钱唐”二字，都是指的县名。而后来的钱唐江一名，开始可能就是“钱唐浙江”或“钱唐之江”的省略，以后逐渐成为一个固定的地名，最后甚至取代了浙江。不过钱唐江因河流流经钱唐县而得名，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它是一个相关地名。由于与它相关的钱唐县本身是一个方言地名，所以钱唐江同时也是方言地名。
以上所举各例，都是省内的大地名。其实，除了这些众所周知的大地名以外，于越时代遗留下来的小地名，为数必很可观。由于小地名没有全省意义，不易受人注意。特别是由于大地名的留传依靠文字记载，地名一旦写成文字，就容易固定少变。但小地名则不然，它们常通过世世代代的口传而遗留下来。在口传的过程中，后来迁入的汉族，就不免要以自己语言中的音义，和原来的越语地名相混淆，从而使这些方言地名发生汉化或半汉化的变迁。仍以朱余为例。因为朱余是个小地名，《越绝书》以后就不再见于记载。到了宋代，由于沿海建筑堤塘和斗门，这个于越时代的盐场又在记载中出现，但“朱余”已经成为“朱储直到今天，朱储村仍然存在，其盐灶遗迹，也仍为老一辈人所熟悉。越语的“余”，变为汉语的“储”，这就是许许多多方言小地名改变的例子。谭其骧教授认为：“今江浙地方多以句、于、姑、余、无、乌等为地名，与古代吴越语的发语音有关。” 为此，浙江省内与这些字音相近的小地名，若能追本溯源，可能都会找出它们与越语地名之间的关系。当然，这项工作是很细致复杂的，需要在今后地名学的研究中逐步进行。
综上所述，对于浙江省的方言地名，我们要做的工作，首先是把它们和其他地名加以区别，不要再按汉字望文生义，作荒诞不经的解释。由于我们对古代越语的研究还很不够，目前要对这些地名进一步作渊源的解释，还具有很大困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浙江省方言地名的研究就到此为止。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地名学的研究方法，必然也会获得除了文献资料以外的崭新途径。例如，于越部族是在秦统一中国以后开始从这个地区迁移流散的。对于这个部族从秦以后迁移流散的路径，历史上记载颇多，我们并非茫然无知。例如明焦蚊解释“三越”说：“此即谓东越、南越、闽越也。东越一名东瓯，今温州；南越始皇所灭，今广州，闽越今福州。皆句践之裔。”明欧大任在《百越先贤志自序》中说：“译吁宋旧壤湘漓西南，故西越也；詳柯西下邕容绥建，故骆越也。”在上述东越、南越、闽越、西越、骆越等地区，目前存在的少数民族为数也颇不少。语言学家仍有可能从这些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方言地名中，寻求古代越语的蛛丝马迹。当然，这样的研究并非轻而易举，必须集中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各方面的力量，才能获得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伍晨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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