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方言地名通名历史层次分析

摘要：通过考察分析南昌方言地名通名的历史层次，进一步研究论证了南昌方言的形成原因和南昌方言文化的丰富性，并说明南昌方言地名通名和南昌方言文化的相互依存关系，即：南昌方言地理通名的历史层次折射出南昌人文的历史层次。

关键词：文化语言学；南昌方言地理通名；历史层次分析

地名是语言的活化石，尤其是地名通名，有的能延用几千年而至今足以说明问题。因此，我们也往往可以通过分析一个方言区地名通名的历史层次，来考察这个地区方言的发展过程和人文发展历史。地名一般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组成，所谓“专名”，是指地名中用来区分各个地理实体的词，所谓“通名”，是指用来区分地理实体类别的词，如“南昌市”，“南昌”是专名，“市”是通名。不同方言区的地名通名往往不尽相同，如我国许多少数民族语言中多用“寨、寮、坝、峒、那、基、濑”来表示人群聚落地的通名，北方方言多用“庄、屯、台、堡”来表示，南方方言多用“村、墟、镇”来表示。而在具体的南方方言中，地名通名也不尽相同，如吴语中多用“浜、埭、渎、汇、泾”等作通名，湘语多用“冲、垅、湾、塘、陂”等做通名，粤语多用“屋、场、涌、氹、湴、墺、垌、圳”等作通名，闽语多用“厝、里、墩、埔、崎、垵、竂”等作通名，而赣语则多用“坪、墟、埠、坑、堎（塄）、兜、垴”等作通名，客家语则多用“屋、坑、塘、集、埠”作通名。  对某一具体方言地名通名历史层次的分析是语言层次分析理论的具体运用，目前国内还未见相关论文。本文拟对南昌方言地理通名作一历史考察，通过分析南昌方言地名通名的历史层次，从新的角度论证南昌方言的形成原因和南昌方言文化的多元性，并说明南昌方言地名通名和南昌方言文化的相互依存关系，以期对南昌方言文化研究有所裨益。

一、关于南昌方言地名通名的历史层次划分

方言的历史层次是指方言在产生和发展变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语言成分的层次。不同方言中的语言成分必定包含着不同的历史层次。方言的历史层次主要体现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其形成原因十分复杂。一般认为，汉语方言历史层次形成的主要原因和移民的迁徙有直接的关系，从纵的角度看，移入方言区的移民有先有后，先来的移民带来了较古老的语言层次，后来的移民带来较新的语言层次。从横的角度看，移民和原住民各具不同的方言，在不同方言并存的地区，方言之间的相互接触和影响不可避免，也可形成不同的语言层次，这些不同方言的语言层次也可按时间的先后和来源的不同分为不同的历史层次。同时，这些不同层次的语言成分并非简单地按时间叠加在某一方言中，而是平行地存在于方言中。要分析某一方言的历史层次，首先要确定该方言是如何形成的。笔者认为，南昌方言是上古原始汉语分化的产物，是秦汉以来移居南昌地区的北方移民的方言在不断吸收原住民方言的漫长过程中，逐渐演化而成的。原始的南昌方言语音系统约形成于东汉末年，但当时并未形成稳定的人文格局，以后仍不断受到亲属方言的影响而发生局部的改变，直至两宋之际，才完全从北方方言中分化出来，形成稳定的人文格局。但应该说明的是，地名通名属于特殊的词汇，其一旦形成，其音义便往往固定，间或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方言中被人们赋予了不同的字形，并不完全随移民的迁徙而发生变化。就南方诸方言而言，其许多地理通名在秦汉时期北方移民进入南方之前就形成了，属于秦汉之前的古代百越民族语言成分，如“江”“湖”，孔颖达《尚书正义·禹贡》载“江以南，水无大小，俗人皆呼为江。”“凡大泽蓄水,南方名曰湖。”因此，按照形成的时间先后，我国南方方言地名通名又大致可以分成三大层次:第一层次，即底层，是古百越语地名通名，如“寮、峒、那、基、濑、埠、墟、溪、坪”等，所代表的是古百越民族文化；第二层次，即中间层，是南方方言地名，如“垟、竂、漈、坑、寨、墩、坝”等，所代表的是南方不同方言区的地域文化；第三层次，即表层，是北方书面语地名，如“河、山、水、岭、泽、洲”等，所代表的是以北方为基地发展起来的中原文化。应该说明，在某一方言中，一个方言地名通名究竟属于方言的哪个层次是十分难以确定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记载地名演变源流的历史资料的匮缺，就南昌市方言地名资料而言，目前仅存的只有1992年南昌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所编的《江西省南昌市地名志》可以参考，至于南昌古代地名资料则基本空白，只有极少资料在明清地方志、地图、杂记、姓氏家谱中偶有记载，其中许多地名随着时代的更替，其原始面貌早已发生巨大改变，其参考价值极少。唯一的方法只能选择那些在南昌地区的使用历史悠久、分布范围较大和使用频率较高的地名通名作为我们划分历史层次的依据。然后再根据其音、义、形的特点，并比较亲属方言和语种，确定其属于哪一层次。

二、底层的南昌方言地名通名；古百越语地理通名

我们知道，在现代汉语南方诸方言中，有许多特有的方言地名词汇，如“崎、圳、垭、寮、兜、仑、崁、板、基、那、弄”等，这些地名词不见于汉语书面语中，其读音也很特殊，应该是古百越语的遗存。而赣方言在其漫长的形成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保留了百越民族的某些地名成分，并一直遗存至今。百越是指先秦时期居住在长江以南地区众多原始部族的总称，范围极广，部族甚多。《吕氏春秋·恃君篇》载:“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汉书·地理志》注:“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其部族数量和名称难以确定，居住地也多有迁徙。春秋时期，南昌地区的原始部族应属于百越的一支——干越族，春秋时期《荀子．劝学》言：“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其活动范围原在彭蠡湖（今鄱阳湖）滨的余干县一带，并在西周初期形成了国家。至东周初期，已经向东扩大到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向西深入到赣水流域广大地区直至南楚之地，形成了“吴头楚尾”的格局。战国时期，南昌地区的的原始部族又有“三苗”之称，《战国策》载：“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其“三苗”也应和春秋时期的干越有很大传承关系。宋罗泌的《路史》载：“越裳、骆越、瓯越、瓯隑、瓯人、且瓯、供人、海阳、目深、扶摧、禽人、苍吾、蛮扬、扬越、桂国、西瓯、损子、産里、海癸、九菌、稽余、仆句、比带、区吴，所谓百越也。”按照地区划分，赣北及南昌地区属于“扬越”范围。作为百越时期赣地区的原住民，无论是干越族，还是三苗族或扬越族，由于几千年来北方移民的不断南下扩张，早已被迫迁徙异地了，至今留下了的后裔几乎难觅踪影，但根据清代道光《南昌县志姓氏》记载，当时南昌县“佘、谌、涂、漆、熊、吴、罗、章”等姓氏居民或与百越原住民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而所谓“古百越语”也是多种民族语言的合称。学界一般认为，上古时间，汉藏语系的汉语族先民分布在中国北部的黄河流域，藏缅语族的先民分布在中国的西部，壮侗语族的先民分布在中国的东南部，苗瑶语族的先民分布在中国的中南部。据此观点，“古百越语”应该和现在的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同时也在现代南方诸方言中留下其深深的印记。

如果将春秋时期的干越民族作为先秦赣地区的主要先民，那么干越民族也应该有着自己的民族语言，又由于干越民族居住地处于“吴头楚尾”的位置，属于上古时期所谓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交错的地区，其语言也应该类似于两者。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侗族自称Gaeml，发音近似于汉语的“干”，有学者认为两者应存在传承关系。至于干越民族语言的真实面貌我们目前还难以知晓，但西汉扬雄在《方言》中有46次提到“南楚、南楚之间、南楚之外”的字音，从中或许能窥视其一斑，如“猪，……南楚谓之豨，其子或谓之豚”，似乎和现在南昌方言中“猪“的读音（今南昌市区读[tsy]，新建松湖乡读[te]）有点相似，而今天南昌方言中“禾”[uo]的读音和侗语[wa]、壮族[hou]（百色壮族）、瑶族[kou]（瑶族拉珈话）的读音有同源关系，其演变过程应是[hou→kou→uo→wa]。又如古代江西，多有以“干”为地理通名，如“余干、新干”，此无疑是古代干越民族语言遗存。

底层地理通名主要指先秦百越民族语言中使用的地理通名，一般通过不同的汉字记录下来并沿用于现代南昌方言中。南昌方言中常见的底层地名通名有“埠、溪、坪、槎、垴”等。

埠：南昌话为[p’u]（步、浦）：湘西苗语“埠”的读音为“bangt[pɑg]、bul[pu]”。《正字通》：“埠，同‘步’，吴楚间谓‘浦’为‘步’。舶船埠頭。”《通雅》：“埠头，水濒也。又笼货物积贩商泊之所。”《水经注》载：“赣水北出，际西北历度支步，是晋度支校尉立府处。步，即水渚也。赣水又迳郡北为津步，步有故守贾萌庙，萌与安侯张普争地，为普所害，即日灵见津渚，故民为立庙焉。水之西岸有盘石，谓之石头，津步之处也。……赣水又东北径王步，步侧有城，云是孙奋为齐王镇此，城之。今谓之王步，盖齐王之渚步也。”周振鹤、游汝杰认为“埠”乃古百越语的残留词汇，“埠”字是唐宋以后产生的，可以说是“步”的俗字，“浦”和“步”很可能都是出于古越语的同一个词，其原义为“水渚”，即水边沙洲，或曰“浦”。南宋以前，地名中一般使用“步”或“浦”。

南昌地名通名中的“埠（步、浦）”，基本上位于水路岸边，如南昌古地名“支步、桥步、津步、王步、南浦、青云浦”等，南昌市至今还保存“桥步街”（后人讹称“翘步街”）。南宋以后才逐渐被“埠”代替，词义引申为码头商埠。宋以前，北方方言地名中很少用“埠”。现在南昌比较有名的如“石埠、下埠、万埠、赵埠、长埠、闽埠、文埠、塘埠”等。

溪：[t’i]：“溪”原作“谿”，唐宋以后改为“溪”。《说文》：“谿，山渎无所通者。”本义是“山间水沟”，后来泛指小河，南方多称“小河”为“溪”。周振鹤、游汝杰认为：“‘江’和‘溪’两字的语源可能与古代南方语有关。”南昌地区虽然多为平原，但很奇怪以“溪”为通名的地名却非常多，比较有名的乡镇村如“新溪、璜溪、罗溪、黄溪、艾溪、池溪、武溪、溪霞、三溪、六溪、万溪、棠溪、板溪、钱溪、蛟溪、濡溪、南溪、泮溪”等。至于南昌地区为何如此多地用“溪”作地名，恐怕并非单纯因溪水得名，其应有其他含义。首先，古代史籍中多有将“溪”和百越部族联系起来，如《水经注》（卷三十七沅水）云：“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樠溪、无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夹溪悉是蛮左所居，故谓此蛮五溪蛮也。”魏晋时期的“五溪蛮”，即是现在湘西苗族的先民。《魏书·司马睿传》云：“巴、蜀、蛮、獠、溪、俚、楚、越，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鳖，嗜欲皆异。”至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溪”已不仅仅是“溪水”的含义，而具有指代当时某个百越部族的含义了。《元史·博尔忽传》有所谓“畲丁溪子”之说。《朱子语类》言“结绳，今溪洞诸蛮犹有此俗。”又引朱熹语曰：“三苗，想只是如今之溪洞相似。溪洞有数种，一种谓之‘媌’，未必非三苗之后也。史中说三苗之国，左洞庭，右彭蠡，在今湖北江西之界，其地亦甚阔矣。”由此可以说，南昌方言地名通名中的“溪”，至少有一部分是古百越语的遗存，它并非仅有“小溪、小河”地理实体意义，或专指原始苗族、侗族部族的村寨，值得注意的是，湘西苗语“河”(jib)的读音为[zi]，和苗语“苗寨”(jib  gheul)读音是一样的。例如安义县古地名“六溪、云溪”，“六、云”为壮侗语地名冠首字，表示“山”的意义，和数字云彩毫无关系，诸如那些以“那、都、思、古、六、罗、云、黎”冠首的地名，绝大多数是古百越语的地名。再如南昌地区的“蜀溪、梓溪、瑶溪、永溪、白溪、洪溪”也可能是古百越语的地名遗存。
坪[p’in]：湘西苗语“坪”音“banx[pεn]”，与“坝”通用。“坪”是南方方言区一个很常见的地名通名，北方方言区十分少见，说明“坪”属于古百越语底层地名通名。“坪”的历史非常悠久，在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曾侯乙编钟编磬铭文就有“坪”字。《说文》：“地平也。从土从平，平亦聲。皮命切。”本义是“平地”，但作为南方方言地名通名，多指“山上平地居住地”。如南昌湾里山区的“上坪、义坪、荷坪、郭坪、杨家坪、何家坪、邓家坪”等。
槎（榨）[ts’a]：《说文》曰：“槎，衺斫也，本义是“砍树”，后引申为为“木筏”，如“桴槎”。似乎和地名没有关系，但闽粤赣地区多见以”槎”为通名的地名，如广东肇庆地区的“横槎、云槎、西槎、奇槎、桐槎、黎槎”等，南昌地区也有几处，南昌县的“滁槎”，新建县的“上槎、下槎”。可见，作为地名通名的“槎”应有其他含义。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侗语中“村、寨”的读音为“xaih[ai]”，与“槎”音相近。而“滁槎”则是南昌方言区内最古老的地名之一。
垴[lao]：“垴”是南方方言俗字，多见于湘语、赣语。其本义是“小山丘”。南昌方言区有许多以“垴”为通名的地名，如青山湖区的“汪家垴、彭家垴”，新建县的“韩家垴、雷公垴、鸡子垴、狮子垴、七甲垴、刘家垴、巴蛇垴、望眉垴、祖家垴、铜鼓垴、铁头垴、白石垴、鹅公垴”等。现代壮语区多以“罗”表示“山”，如“大罗山、罗山、苎罗山”等，读音为[lu;k]，与“垴”读音相近，两者或为同源词，应有传承关系。

三、中间层的南昌方言地名通名：古赣语地理通名

中间层的南昌方言地名通名主要指秦汉以来在南昌方言口语基础上所形成的地理通名。秦汉以后，随着中央集权国家的日益形成，北方移民大量迁徙南方，北方方言逐渐取代百越各民族语言而成为强势方言，再经过长久的语言融合，最终形成了扬雄《方言》所划分的汉语方言格局，其中“南楚、南楚之间、南楚之外”的方言就属于原始赣语的前身。如前所述，原始赣语形成于东汉末年，是秦汉时期北方移民方言和百越原住民语言相互融合的产物。当时有所谓“傒语”之称，最早见于《南史·胡谐之传》所云：“谐之，豫章南昌人也。上（齐武帝）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傒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二年后，帝问谐之曰：‘卿家人语音已正未？’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宫人顿成傒语。’帝大笑。”唐宋以后，赣语的人文格局基本形成，世人称之为“江右语”。由于古代赣语是秦汉至唐宋北方移民方言和古百越语在赣地区相互融合的产物，因而其必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史籍或有记载。如宋代《太平御览》载：“《博物志》曰：晋武帝喻遨书，司空张华撰《博物志》进武帝。帝嫌烦，令削之。赐侧理纸万张。王子年云：侧（理），陟厘也，此纸以水苔为之。溪人语讹，谓之侧理。”此说明古代赣语“陟”读“侧”。又明代方以智《通雅》载；“吃；今闽中呼即甲切，广东呼亦甲切，江右呼怯甲切。”明代袁子让《字学元元》亦载：“江右音或以朝为刁，以昼为丢去声，盖误知于端也。”清代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载：“江西方言‘雨’如‘苇’。”

至于古南昌方言的特点，最早可见于《说文解字》载：“莽，南昌谓犬善逐兔艸中为莽。从犬从茻，茻亦声。谋朗切”。南昌方言中间层地名通名主要来自两方面，其一是来自秦汉至唐宋时期北方移民的方言地理通名，这些通名进入赣语后，其音形义或有所改变，如“堎（塄、楞）、塘、垱、陂、堰、坽”等；其二来自秦汉至唐宋时期南方亲属方言中的地理通名，其音形义也有所改变，如包括“坑、塍（堘）、坝、圩”等。因此，南昌方言中间层地理通名在音形义上具有南昌方言的某些特点，并且使用频率较其他方言更高些。

堎（塄、楞）[len]：这是一个赣方言区特有的地名通名，其它方言区很少见，“堎”字是后起的俗字，其本字应是“陵”，“陵”古属来母蒸韵，南昌方言口语保留上古读音，故以“堎”字区别读音。在赣方言中，“堎（塄、楞）”一般指规模较大的丘陵，南昌方言区有不少以“堎（塄、楞）”为地名的乡镇村，最有名的是新建县城所在地———长头堎镇，另外，还有“石堎、堎上、欧家堎、毛家堎、郭坊堎、紫家堎、围家堎、屋背堎、西坑堎、黄鸦堎、杨梅堎、古牛堎、凤坡堎、盘蛇堎、塄上、杉塄、杨梅塄、姜胡塄、白马塄、楞上、卫茅楞、芭茅楞”等。塘[t’ɔŋ]：本义为“堤”，后引申为“池塘”。《说文》：“塘，堤也。“塘”是后起的，属于南方方言词汇，唐释玄应《一切经音义》载：“长沙谓‘堤’为‘塘’。”南昌地区以“塘”为通名的地名很多，比较有名的乡镇地名如“南塘、幽南塘、落城塘、沙埠塘、大塘、二塘、莲塘、向塘”等。其中“南塘”历史最悠久，《水经注》：“赣水又北历南塘，塘之东有孺子宅。”据《江西省南昌市地名志》载：“《南州北沥徐氏族谱》载：南昌徐氏祖居泗州（现今江苏省宿迁市，西周时徐国所在地）东汉年初，徐氏由浙东会稽迁豫章南塘。东汉中期，南州高士徐孺子由南塘迁北沥建村。”《水经注》就有“官府筑南塘”的记载：“东大湖十里二百二十六步，北与城齐，南缘回折至南塘，本通章江，增减与江水同。汉永元中，太守张躬筑塘以通南路，兼遏此水。冬夏不增减，水至清深，鱼甚肥美。每于夏月，江水溢塘而过，居民多被水害。至宋景平元年，太守蔡君西起堤，开塘为水门，水盛则闭之，内多则泄之，自是居民少患矣。”南昌古代地名中的“塘”，主要指“堤塘”，多靠近赣江、抚河、鄱阳湖，可以肯定，这些地方在古代都是江河湖堤所在。当然，南昌的“塘”也有“池塘”之义，所谓“圆者为池，方者为塘”，如南昌市区“淘沙塘、吴塘、墩子塘、丝网塘、耙子塘、竹麻塘”等。

与“塘”类似的还有“陂”、“塍”、“垱”、“坽”等水利工程地理通名：“陂”，《说文》：“阪也。从皮声，彼爲切”，南昌话读[po]，保留上古读音。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陂与坡音义皆同。”但中古两字分开使用，读音也发生演变，但南昌话中，“坡”和“陂”读音虽仍相同，但也分开使用，“坡”只用于“山坡”，‘陂”只用于“蓄水池塘”，应属南方方言特有地理通名，如清代南昌的的“大观陂、湖武陂、大沙陂、井陂、五公陂”等。塍（堘）:[sin]：这是一个在南方方言区比较多见的地名通名，《说文》释义为“稻中畦也”，就是“田埂”，《说文解字注》载：“今四川谓之田绳子。江浙谓之田緪（埂)”。吴方言区“塍”也指塘堤，多用于地名通名。南昌市区目前保留了两处叫“上塘塍和下塘塍”的街名，据《南昌县志》记载,此处原有两口大水塘，故名，无疑，这个地理通名受到吴方言的影响。“垱”义为“小堤”，是南方方言常见地理通名，北方少用。南昌地区如“旗垱、芦垱、大水垱”等。

 “坽”，《康熙字典》“《集韵》郎丁切，音灵。峻岸也。”南昌方言中“坽”音[tiaŋ]，义为“水坝”，音义完全不同，应属南方方言地理通名。南昌现在还有“南星坽、扁咀坽、黄家坽、白鱼坽”等地名。“圩”[ui]、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载：“江淮间水高于田，筑隄而扞水曰圩。”“圩”在南方诸方言中还有个读音[y]，是“墟”的简写，表示“集市”的意思，如南昌县的“黄溪墟、店下墟”。“圩”是唐宋以后的方言俗字，本义为堤岸，在南方诸方言地名中，古代“圩”的使用频率实非常高的，如南昌现在的“富有大堤”，初修于明宏治年，原称“富有圩、大有圩”。南昌比较有名的地名如“联圩、白圩”等。坑[k’aŋ]：“坑”原是古楚语词汇，《楚辞·九歌·大司命》：“吾与君兮齐速，导帝之兮九坑”，本指“山冈”，《尔雅·释诂》：“坑，虚也。”《说文》：“虚，大丘也”。《康熙字典》注音：“客庚切。又苦冈切，音康。”中古属庚韵，上古属阳韵，南昌方言保留上古音义。在南方诸方言中，“坑”经常作为地名通名，南昌方言区内“坑”的地名主要分布在南昌湾里区、安义、进贤二县的山岭丘陵地带，如“湾里区的东坑、坑头、实竹坑、杨柳坑，安义县的小坑、远坑、东坑、秧坑，进贤县的西坑、前坑、深坑、柴坑、屯田坑、鱼池坑”等，平原河道地区很少用“坑”作地名。

四、表层的南昌方言地名通名：北方方言书面语地名通名

如前所述，“表层”地名即指自秦汉以来以汉语书面语为基础所形成的地理通名，代表着汉民族主体文化，其数量最多，也是南昌地名通名的主体。以下举例略作分析：洲：南昌话读[tiu]。“洲”的历史很悠久。《诗·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洲”一般指河流中由沙石、泥土淤积而成的陆地，《尔雅·释水》：“水中可居曰洲。”“洲”的形成主要是由于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的影响，河道变迁，湖沼消失，沙土淤积增高扩大，逐渐变成了有人居住的“洲”。南昌地区原本为赣江和抚河冲积平原，极容易形成“洲”，“洲”是南昌方言区常用的地理通名之一，《水经注》：“赣水又迳谷鹿洲，即蓼子洲也。”现存有50多处，如“蓼洲、百花洲、芳洲、瓜洲、沙洲、老洲、新洲、莘洲、前洲、后洲、南洲、滕洲、观洲、丰洲、涂洲、鲤鱼洲、凤凰洲、杨家洲、张家洲、晏家洲、晒网洲、汆水洲、北首洲”等。以“洲”为地名通名是南昌方言的一大特色，自古民间就有“七门九州十八坡，三湖九津通赣鄱”的说法。
坡：原作“陂”，《唐韻》“彼爲切”。《集韻》“或作波”。南昌话读[po]，保留上古读音。《说文》释义：“坡，阪也”，“陂，阪也”，“坡者曰阪。一曰泽障。一曰山胁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陂与坡音义皆同。”但中古两字分开使用，读音也发生演变，但南昌话中，“坡”只用于“山坡”，“陂”只用于“池塘”。在南昌方言区内（特别是南昌市区），以“坡”为地名是一个很突出的语言现象。“坡”作为地名在南方方言中并不多见，往往见于北方方言，如河南许昌、山东济南地区就有许多以“坡”为地名的乡镇村落。根据中国移民史资料显示，秦汉至唐，迁入赣北地区的北方移民主要来自河南、山东两省。可见南昌方言地名中“坡”的使用是和早期北方移民的方言性质密切相关的。过去南昌民谣中有“七门九洲十八坡”的说法，可以推断，2000多年前的南昌市区，应该是赣江东岸边一片地势高低不平的丘陵地带，早期北方移民很自然用自己方言词汇命名为“坡”。值得注意的是，“坡”的地名只限于南昌市区，其它县区很少用，说明“坡”是南昌城形成之初的地名，应该是秦汉之际北方移民带来的，历史很悠久。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南昌方言地名通名历史层次大致可以分为底层（古百越语地理通名）、中间层（古赣语地理通名）、表层（北方方言书面语地名通名）三大层次，其根本依据在于南昌方言是上古原始汉语分化的产物，是秦汉以来移居南昌地区的北方移民的方言在不断吸收百越原住民方言的漫长过程中，逐渐演化而成的。但从地名形成的时间先后看，百越原住民时期的地名应早于北方移民时期的地名，赣方言形成之前的地名也应早于赣方言形成之后的地名，这是我们划分方言地名通名历史层次的基本原则。南昌方言地名通名历史层次分析是南昌方言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方言是地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而方言地名通名则是方言最重要的载体之一，面临当代南昌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南昌许多古老的地名逐渐消失并被人们遗忘，南昌方言文化的特色也在逐渐消失，对地域文化研究者来说，方言文化和地名文化的继承和研究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否则，愧对后代子孙。END来源：《职大学报》2015年第6期作者：邵百鸣选稿：佘本金编辑：吴泓伶校对：郭会敏责任编辑：林丽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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