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栅栏地区街巷名称的变迁及其历史地理背景
[摘要]本文根据历史文献和当代地名调查资料,阐述了大栅栏地区街巷胡同名称的发展过程和变迁形式,分析了相关的区域历史地理背景,并试图通过地名演变透视明清以来北京城市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若干侧面。
[关键词] 大栅栏地区;街巷名称;历史地理
街巷名称的发展过程
在金中都和元大都时代, 地旷人稀的大栅栏地区只点缀着寥寥无几的村庄。明永乐十七年(1419）,将元大都的南城墙由今东西长安街一线向南扩展到今崇文门、 正阳门、 宣武门一线, 大栅栏地区成为城墙南侧的居民区。嘉靖三十二年(1553)建立外城, 大栅栏地区由此列入“京师五城”之内, 关于街巷胡同的记载也随之丰富起来。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作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时在扩展外城之后不久。他说:“予见公署所载五城坊巷必录之,遇时俗相传京师胡同亦书之, 取其大小远近,采葺成编, 名曰《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附载京师八景、古迹、山川、公署、学校、苑囿、仓场、寺观、祠庙、坛墓、关梁, 皆依次具载于集。分置五城, 排列坊巷, 又为总图于首”。这部搜集政府公文及民间材料编成的集子, 真实记录了明朝中叶北京城的街巷胡同名称。对于 “胡同” 一词, 未做特别的解释, 表明这时已习惯于将其作为街巷类的通名看待了。今大栅栏地区的街巷胡同, 在张爵的记载中属于南城正西坊的全部和正南坊的一部分, 共计52条。除少量已完全更名外, 笤帚胡同、朱家胡同、王皮胡同、石头胡同、蔡家胡同、施家胡同、陕西巷等至今未改;另有约40条地名在用字、语音方面发生了部分改动, 却依然不失为当代街巷名称的源头。这两类占当代街巷名称总数的40%以上,可见,大栅栏地区的街巷格局与名称, 在明代已奠定了初步基础。清代以来所发生的变化, 则是对此所做的增减和修正。
清光绪十一年(1885)印行的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 记录了清末北京街巷的情形。其中, 单独列出的词条与行文中出现的街巷名称, 属于大栅栏地区的约有93个, 比明代张爵的记载增加了约76%,这也是三百多年间社会发展的反映。就街巷名称的主要方面而言, 在《京师坊巷志稿》里, 明代的街巷名称有21条得以延续 (包括专名不变而通名有所调整者),5条已出现了“ 一分为二”的派生, 9条被谐音或近音的用字转换 (包括通名略有变化 、用字略有增减者),3条具有意义上的联系但语词有所变动,3条已完全更改, 另有10条在清代已消失。其中, 原“ 徐家胡同” 改为“ 佘家胡同”并一直应用到现在, 可能是字形相近引起的异写。清代新增的街巷名称有46个。
民国时期大栅栏地区街巷胡同的新发展, 表现为宏观的稳定与微观的改进并存。在数量基本稳定的前提下, 随着社会生活内容的日益丰富, 某些无名胡同也得到了命名与记载。初刊于1931年的陈宗藩《燕都丛考》第三编, 记载了大栅栏地区的街巷胡同名称101个, 其中89个沿续着清代的名称。民国时期始见记载的只有12条小胡同, 它们中的大多数1965年以后被并入了相邻的主要街巷中。
1965年进行的街巷名称整顿, 是实现北京地名规范化的重要步骤。大栅栏地区现在的114条街巷中, 有49条的名称受到了它的影响。有14条街巷在原有名称后面加上了通名“胡同”、“街”,9条街巷的通名改换为“胡同” 、“街”、“巷” ,2条街巷的专名作了改变,5条街巷的专名 (或专名的一部分) 根据谐音、近音作了改写,8条街巷名称在原有意义的基础上进行了明显的调整, 另外10条地名的改动与原来的字面意义并不相干(只有4条保留了原来的通名),还有41条小胡同被并入了相邻的大胡同中。大栅栏地区现有街巷名称,绝大多数是在这次全面整顿后确定下来的。
街巷名称的变迁形式
按照地名演变的一般规律, 地名变迁是地名产生后接踵而至的过程, 只是有些名称保持了较强的稳定性, 另一些则在某种因素的影响下发生了改变。大栅栏地区街巷名称的演变, 可以分为几种情形：
1、完全更名：地名用字与原名完全不同, 体现新的区域特征与命名取向。明代的“廊房四条”, 到清代改为“ 大栅栏” , 进一步突出那里防盗设施的个性;“杨毡同”改为“樱桃斜街” , 则从以作坊命名转向了以地理特点命名。
2、同音替代与近音、谐音变换：汉字表音性能较弱, 同一语音的语词或词组的书面意义往往差别极大。某些地名用字在命名初期并未感到不妥, 但当人们的经济文化水平达到一定高度时, 审美观念也会发生变化, 随之要求对地名予以更改或雅化。根据汉字的特性, 同音替代与近音、 谐音变换, 成为更名形式中最常见的选择。大栅栏地区街巷名称的变迁, 在这方面也非常典型。明代的干井胡同、 取镫胡同、柏树胡同、张善家胡同、猪市口, 在清代依次改为甘井胡同、取灯胡同、百顺胡同、掌扇胡同、珠市口。清代的石猴街、蝎子庙、猪毛胡同、羊毛胡同、 东皮条营、西皮条营、安南营, 在民国时期依次改为石侯胡同、协资庙、朱茅胡同、杨茅胡同、东壁营、西壁营、 安澜营。1965年, 将羊尾胡同、小李纱帽胡同、大李纱帽胡同、三府菜园, 依次改为扬威胡同、小力胡同、大力胡同、三富胡同。上述改动, 或使名称语义从消极变为积极, 或使格调从粗俗变为文雅, 或使用字从冷僻变为通俗。有些变换服从于方言特点, 如明代的柴胡同、炭胡同, 到清代以儿化韵改为柴儿胡同、炭儿胡同 ;有些则属于地名应用中约定俗成的渐变, 如明代的筒子胡同、章家桥, 到民国改为桐梓胡同、臧家桥之类。
3、原有名称的部分调整：通过变更地名专名或通名中的某些成分, 形成的新名称与原名仍有语义或用字上的联系。明代的井儿胡同、车营儿、斜街, 到清代改为湿井胡同、车辇店、杨梅竹斜街;观音寺 、延寿寺, 到清代被加上了通名“街” , 1965年又被改为大栅栏西街、延寿街 ;明代的三眼井、 五道庙, 在 1965年被改为三井胡同、五道街。1965年整顿街巷名称时, 更改或增加通名的情况最普遍。有些地名的语词变换明显但意义仍与原名相近, 如1965年将九道弯、扁担胡同分别改为弓字胡同、青竹巷。
4、由于派生命名而带来的派生变化：明代的马神庙街, 到清代派生为大马神庙、小马神庙 , 1965年分别改为培英胡同、 培智胡同, 依旧保持着意义上的对称。类似的变化如外郎营——大、小外廊营——大、小外廊营胡同;皮条胡同——东、西皮条营——东、西壁营;安南营——大、小安南营——大、小安澜营——大、小安澜营胡同。
5、街巷名称的合并：随着街巷自身的改造、调整,有些小胡同被并入大胡同中,若干地段合而为一,采用原名之一或稍做改动。在大栅栏地区, 1965年将西珠市口、西柳树井、虎坊桥三条大街合并为“ 珠市口西大街”;将纸巷子、煤市桥、煤市街三段街道统称“ 煤市街”;将陕西巷、陕西巷头条、裤脚胡同、裤堆胡同合并为新的“ 陕西巷”, 又将附近的裤藏胡同改名为新的“陕西巷头条”。这种合并, 也是城市建设发展的间接反映。
街巷命名的历史地理背景
与地名显示的历史地理特征
地名通常来源于所指地域的某种自然环境或社会生活特征, 反过来又成为指示命名时期区域历史地理环境的“ 化石” 。在影响大栅栏地区街巷命名的历史地理因素中, 大栅栏商业街区的兴起、琉璃厂的发展以及由此带动的城市建筑 (包括宗教建筑) 的密集, 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低洼多水的自然环境, 也影响到若干街巷的走向与命名。
大栅栏地区街巷的发展, 首先得益于官方对商业的提倡及其逐渐发达。清人记载, “ 永乐初, 北京四门、 钟鼓楼等处, 各盖铺房店房, 召民居住, 召商居货, 总谓之廊房。视冲僻分三等, 纳钞若干贯、洪武钱若干文。选廊房内居民之有力者一人, 签为廊头。计应纳钱钞, 敛银收买本色, 解内府天财库交纳, 以备宴赏之用。今正阳门外廊房胡同,犹仍此名”。永乐十七年(1419)城墙南移到前三门一线, 大栅栏地区成为城乡结合部。正阳门外冲要地段的地理优势, 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由此形成的街巷以“ 廊房” 为名, 乃至出现了廊房头、二、三、四条这样的名称系列。其中的“ 廊房四条”, 到清代更是成为“ 市廛、 旅店、 商贩、 优伶丛集之所”。为加强城市治安, 清代在京城街巷出口尤其是外城设置防卫性质的栅栏, 由五城御使负责管理。“ 乾隆二十九年奏准:外城各街道胡同 , 设有栅栏, 至为严密, 交五城不时稽查, 务令以时启闭, 栅顶仍钉木板, 书写街道胡同名色”。乾隆以后仍延续着这项制度。出于安全的考虑,廊房四条实力雄厚的各大店铺, 筹资在胡同口修建的栅栏想必是坚固高大、与众不同的。这样, 尽管栅栏顶端的木板上写着街巷胡同的名称, 但体现胡同突出特征的称谓“ 大栅栏”或“ 大栅阑” , 在民间约定俗成的使用过程中逐渐取代了原有名称。《乾隆京城全图》已采用了“大栅栏”一名, 成为历史上商业发达的标志。
大栅栏商业中心的形成, 也带动了邻近地方逐渐出现了日用品生产和交易相对集中的街巷, 它们当中有不少是以这种特点命名的。如:推车卖煤的集市在煤市口,卖陶器的在缸市口, 还有羊肉胡同、笤帚胡同、猪市口、车营儿、取镫胡同等, 故地都是自发形成的多少有些专业化的市场或作坊;到清代又增加了珠宝市、稿荐胡同、猪尾胡同羊毛胡同、粮食店、胰子巷、羊尾胡同、小香厂、排子胡同、纸巷子等, 商业服务业特征依然是街巷命名的重要基础。“钱市胡同”的形成与命名,尤其显示了大栅栏地区的金融业在北京城的优势地位。这条长55米、东口宽0.8米、最窄处0.4米的小巷,是北京最窄的胡同, 却也是清代官办的银钱交易场所, 各大钱庄、商号每天清晨集中到钱市, 确定当日金银元宝、银元、铜钱、钞票的兑换比率, 因而有“钱市”之称。当然, 街巷的特点并不一定体现在业已比较稳定的名称上。例如, 明代已有的“ 施家胡同”长不足300米, 在清末民国时期却集中了十几家银号, 成为北京最重要的金融街。经济上的重要地位和较高的使用频率, 对于增强街巷的知名度和名称的稳定性大有裨益。
在商业繁荣的同时, 大栅栏地区出现了许多宗教建筑。它们是民间精神的载体, 作为地段性的标志, 往往成为该地街巷命名的基础, 而街巷的通名大多是后来加上去的。以佛寺为名的街巷, 明代有延寿寺、云峰寺、观音寺、云居寺胡同、寄骨寺 (万善寺),清代有万佛寺湾。其中历史悠久的佛寺, 寄骨寺始建于唐代贞观年间, 延寿寺始建于辽代。以道教范畴的庵观庙宇为名的街巷, 明代有抬头庵、 五圣庙、新火神庙、马神庙街、五道庙, 清代有火神庙夹道、清风巷、大宏庙蝎子庙、北火扇、南火扇、皈子庙、玉皇庙、火神庙西夹道、仁威观夹道等。我国民间供奉的各类神明, 与其说是为了表达一种思想信仰, 还不如说体现了追求实用价值的心理。火神庙供奉司火之神 “火德真君”, 祈求它不要降火灾于人间, 而对于琉璃厂而言, 则是既希望火神保佑烧制琉璃瓦时的用火顺利,也希望保佑书肆易燃物品的平安。所谓“ 北火扇” 、“南火扇”,实际是“ 北火神庙”、“南火神庙“省略“ 庙”字之后的谐音异写。《燕都丛考》记载,“北火神庙,亦曰北火扇”,正表明了这种情况。“皈子庙”在今樱桃斜街19号, 与樱桃胡同(1965年由“皈子庙”改名)南端交会处。民国年间, 这里是刻字业同业公会所在地, 庙中供奉的文昌帝君, “ 或许是刻字工人之神”。“五圣庙”供奉关羽、土地、财神、山神、药王; “ 蝎子庙” 是“七圣庙” 的俗称, 后谐音为“ 协资庙” , 七圣以关羽为中心, 右置赵公明、土地爷、天仙圣母, 左置二郎神、财神爷、火神爷, 还有以关羽、土地、龙王、财神、药王、青苗神、雷神构成七神的。“ 五道庙” 的建立, 尤其体现了人们对风水观念的重视。明兵部尚书王象乾记载:“正阳门西,由臧家桥至宣武门, 乃龙脉交通、车马辐辏之地, 旧有五道庙镇焉,第其址广不数武”。万历三十五年(1607)七月,按照道士揭真诚的主张,在旧殿后面增建玉帝行宫, 以统率诸神威镇京城冲要。王象乾在所撰碑文中认为, 此一举体现了仁、义、理、智、信五种至理。由此看来, “五道庙”得名不是由于地处五条道路的交叉点或供奉了五位道教的神灵, 此处的“ 道“乃”天道” 、“人道” 之“道”。扩建后的五道庙内, 既有道教供奉的玉皇大帝, 也有号称“关圣帝君”的关羽等民间诸神。
地理环境不仅给大栅栏地区历史上的商业发展带来区位优势, 而且制约着一些街巷的走向与命名。仅以当今的四条“斜街”——铁树斜街、樱桃斜街、杨梅竹斜街、棕树斜街——为例, 就可以看出低洼多水的自然环境所起的作用。明《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有街巷名为 “斜街”, 当时这里是一条东北——西南向的大水沟, 随着两侧民居的逐渐增多而演变为街巷 , 并以“斜街”命名。由于这时其他斜街尚未形成, 这个独一无二的名称无须加上专名, 也可以指称所在的街巷。到清乾隆时期, 《宸垣识略》已称之为 “杨梅竹斜街”了。该书在谈到会馆时称:“李铁锅斜街曰襄陵、三原、延定、肇庆”,看来它是以铸铁锅的李工匠为名的, 但名臣朱筠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为蒋秦树写的墓志铭里说,“余家在日南坊李铁拐斜街之北,君居在南”,表明民间工匠“李铁锅” 这时已通过谐音转换成了传说中的八仙之一“李铁拐”。到1965年始改为 “铁树斜街”。《宸垣识略》已有“ 樱桃斜街”,其地望相当于明代的“杨毡胡同”, 也是顺着排水沟渐变为街巷的。《宸垣识略》又载:“玉极庵在王广福斜街,有明天启三年鼎一”。此街至1965年改名为“ 棕树斜街” ,以取得与其西北的“铁树”、“樱桃”、“杨梅竹“三条“斜街”均以植物名称命名的一致。有关研究认为:元大都建成后, 辽金旧城依然是观光区, “于是新旧城之间, 即今正阳门至虎坊桥以东原来的郊区被人们自然走出了若干斜路, 以后又沿这些斜路建造宅舍店铺, 便成为斜街, 而且日渐繁华”。不过,在影响斜街形成的因素中, 河沟众多的自然环境的制约作用, 应比在新旧都城之间选择捷径更为关键。我国古典哲学具有崇尚“ 中和” 的思想, 《礼记》认为“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影响到街巷布局和建筑朝向的设计, 就是尽量追求方向的笔直与端正。如果选择了弯曲的道路与偏斜的方向, 通常都是在环境制约下不得已而为之。大栅栏地区的小河沟,既有天然的河流枝汊,也有人工的引水沟渠, 这对于琉璃窑的生产以及周围人们的生活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样的条件下, 房屋布局只能顺着河沟延展。当河沟自然淤塞或被有意填平之后, 就成为走向偏邪的道路。俗语云“ 百年的大道走成河”, 而百年的河沟也有机会淤塞成为大道。历史上的河沟远比现在多。在琉璃厂西南一带地方, 清康熙年间朱彝尊已经指出:“海波寺久废,其街之南有清厂潭,上有龙王堂。又东南为章家桥, 又南为虎房桥, 桥西南为潘家河沿。计新城未筑时, 无地无水,今其故道皆不可考矣”。乾隆年间,“ 梁家园……地洼下, 有水可以泛舟”。“龙王庙在清厂,……门外有巨潭”。与此毗邻的大栅栏地区, 其水文状况应相去不远。晚清李慈铭游历厂甸时看到, 吕祖阁“前有小石桥, 已陷土中, 俗名厂桥”。他依据朱彝尊的记载, 肯定了明嘉靖以前外城未筑时, 存在着清厂潭——厂桥——章家桥——虎坊桥——潘家河沿这样一条河道, 但“今皆久成平陆, 并凉水河亦迷其处矣”。这样的地理形势,自然促使人们行路时避开积水洼地、选房基时趋向河沟两岸相对干爽的高阜地带, 暂时无暇顾及其它方面。明代只有一条“斜街”而清代增至四条, 正说明了其间河沟逐渐淤塞、人口与建筑逐渐增多的发展过程。
“韩家胡同”的命名与变迁, 对于认识大栅栏地区明清时期的水文环境, 也是一条值得注意的线索。1965年更名之前, 这里一直称为“韩家潭”。明代凉水河的支岔流经这里,在地势低洼处积水成潭。陈宗蕃《燕都丛考》引张江裁《燕京访古录》:“韩家潭在正阳门外虎坊桥东北,又名寒葭潭, 无可考。”“韩家潭 (旧名寒葭潭)西口有两斜街,其东名李铁拐,其西名为樱桃”。不过, 1934年北平中华印书局初版《燕京访古录》并无上述文字, 可能是引者将张江裁的别种著作误记使然。如果《燕都丛考》所引有据, 那么, “ 寒葭潭” 既是 “旧名” ,其命名年代当在 “韩家潭” 之前, 语词意义富有《诗经》所谓“蒹葭苍苍, 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意味。蒹、葭, 分别指形状相近的植物“ 荻”和“芦苇”。积水的地方生长着芦苇, 是常见的自然现象, 再加上一个“寒”字来命名, 突出了当年积水成片、芦苇丛生、萧索凄清的面貌。今人认为, “ 清代内阁学士韩元少曾居于此, 故又称韩家潭”。韩菼(1637～1704), 字元少,康熙十二年(1673)状元。但是, 与他同时的学者王士祯(1634～1711),只是笼统地说“韩宗伯菼所居在宣武门外”,并未提到“韩家潭”或其它具体的地名。其后,乾隆四十九年(1784),翁方纲在《四月一日于南雷礼部山雨草堂为鱼门饯话》诗中, 有“ 草堂韩家潭, 帘户交石皱”句, 此时距韩菼去世已有八十年之久。初刻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宸垣识略》也记载:“芥子园在韩家潭,康熙初年,钱塘李笠翁渔寓居”。综合上述线索,“ 寒葭潭”这个突出地理特色、标志多水环境的雅致名称, 可能出于明末清初的文士之口;“韩家潭”则应是民间以常用字所做的同音异写, 符合地名用字朝着从简、从俗方向演变的惯例, 而未必与韩菼有关。
结论
大栅栏地区街巷的宏观布局, 在明代确立了基本构架, 清代进一步予以充实而完成, 民国以后则属于局部的调整。明清两代对街巷名称的影响尤其深远, 有些街巷自命名以来一直保持不变, 更多的是对专名或通名稍做变更, 以适应所处历史阶段对地名语义和规范化的要求。在地名变迁的多种方式中, 举凡同音替代、近音与谐音转换、地名用字的增减、名称的派生与合并, 都显示着古今地名之间不可割断的历史联系。
街巷的命名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地社会生活与自然环境的反映。商业服务业和多种手工业的兴盛, 是大栅栏地区的突出特点之一, 因而成为街巷命名的重要语源。在经济逐步发展的同时,体现佛、道及儒家精神的寺庙庵观纷纷建立, 折射出民间丰富多彩的信仰需求, 而建筑本身鲜明的标志性也成为所在街巷的命名依据。以居民姓氏、地理特征或某种历史原因为名,也是比较常见的选择。利用地名语词及其变迁过程所包含的信息, 揭示地名产生与演变的历史地理背景, 为我们认识区域自然或人文环境的某些方面提供了重要线索和有效方法。
END
来源 | 《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作者 | 孙冬虎
选稿 | 周辰
编辑 | 林丽婕
校对 | 黄海红
责任编辑 | 方梦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