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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地名景观与区域文化精神

李克和、张唯嘉 江西地名研究 2022-03-18





摘要: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的儒林地名景观由儒林乡、儒林路、儒林街区、儒林书院等多个以“儒林”为专名的区域构成。儒林地名景观来源于地域文化,凝聚了九江崇文重教的地域文化精神。儒林地名景观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对居民的精神世界和价值取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发挥了传承地域文化的社会功能。保护好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老地名,创造出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新地名,不仅功在当下,而且造福千秋。

关键词:儒林地名景观;区域文化精神;南海九江










在现代地名学里,学者们常用“地名景观”这个术语来描述一定区域内具有某种共同因素的地名群体风貌。地名景观由地名构成。地名是人所创造的语言文字符号,既有指位功能,又有文化功能。与自然地理景观不同,作为人类文明的沉淀,地名景观是一种人文景观,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地表痕迹,或多或少地折射出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或明或暗地呈现出一方百姓价值观念和文化传承。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儒林地名景观,就是一道值得人们领略和探索的文化风景线。



















九江儒林地名景观由儒林乡、儒林路、儒林街区、儒林广场、儒林书院、儒林古庙、儒林公立高等小学校、儒林师范讲习所、儒林初小、儒林小学、儒林二小、儒林中学、儒林村、儒林新村、儒林新村东街、儒林新村西街、儒林巷等多个以“儒林”为专名的区域构成。

儒林乡是九江的别称,也是九江的光荣。据2009年版的《南海市九江镇志》记载:明景泰元年(1450年),代宗皇帝赐九江乡为儒林乡。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九江人为正觉寺铸造了一口重三百余斤的大钟,钟上刻有“南海县儒林乡众信士陈崇建等设立宝钟以永正觉寺”之铭文。可见,从明中叶开始,九江人便以儒林乡人自称。清光绪九年(1883年),由朱次琦等倡修,冯栻宗和黎璿主编的《九江儒林乡志》21卷刻本刊行。“儒林乡”作为与“九江”并称的地名赫然出现在乡志的封面。

儒林路位于九江涌东北岸,主要路段的走向自东南至西北,形成于明末,为九江镇城区最古老的主干道之一。清末时期,该干道东起兴福里口,西至博爱堂(今成人学校左侧),分为东福街、海嘴街、大正街、桥东街、伏波街、财福街、六合街、洲埠东街,约1200米长,3米宽,路面为石板,两旁店户比肩而立。民国18—21年(1929—1932),该干道改造为水泥路面,拓宽为8米,并易名为“儒林路”。1950年12月,儒林路划分为儒林东路和儒林西路。前者东起植槐里口,西至冠江桥(今人民桥);后者东起冠江桥,西至潭涌桥(今慈母桥),全长约1000米。1958年,城区改造,拆除了临九江涌的建筑物,改筑护坡石磡,沿河涌加建栏杆。“文化大革命”期间,儒林路改名为解放路。改革开放后,恢复原路名。21世纪初的今天,儒林路分东西两段,儒林东路东起325国道,西至人民路,儒林西路东起人民路,西至洛浦大道,全长2000米,宽15米,是九江城区最繁华的主干道之一,沿街商铺、酒楼、宾馆、写字楼林立,九江影剧院、九江图书馆、九江工人文化宫等重要的文化设施均坐落其间。

儒林街区位于九江城区中心,踞九江涌东北岸,与太平东、太平中、太平西街区隔涌相望,东北毗邻奇山街区,其名由儒林路派生而成。1983年12月,九江公社撤销后,九江镇人民政府将城区析为儒林、太平东、太平西、沙口4个街区。1994年6月,九江镇撤销儒林街区,分设儒林东、儒林西2个街区。2003年,儒林东、儒林西街区调整为儒林街区。2008年,儒林街区面积为465240平方米,常住人口1903户共5286人,流动人口约1300人。2005年工业总产值3.25亿元,统计单位658个,其中法人单位124个,产业活动单位38个,个体工商户496个。

儒林书院、儒林高等小学校、儒林师范讲习所,皆为历史地名。儒林书院创建于清道光五年(1825年),院址在九江大圩海嘴(今儒林东路九江文化中心处)。民国二十三年(1938年)12月3日,日军入侵九江后,儒林书院遭破坏。民国时期,书院曾成为九江市政筹备处、九江市政局、九江特别区公所的驻地。1949年,经历了百余年风雨的儒林书院被拆除。儒林高等小学校和儒林师范讲习所创办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后者坐落在九江南方象岗,是九江有史以来的第一所职业学校,开启了九江职业教育的先河。

儒林中学于1985年创办于九江下北,由旅外华侨、港澳乡亲和九江镇各界人士集资兴建。2005年9月,学校搬迁到风景如画的西江河畔。建校20多年来,该校以“承儒乡古韵,育未来英才”为办学宗旨,挟儒乡之灵气,聚西江之秀色,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英才。2005年12月被评为广东省一级学校。



















儒林地名景观蕴藏着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内涵。

儒,最具历史深度的汉语词语之一。最初人们把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人称之为“儒”,亦称为术士。先秦时期,孔子为宗师的学派被称为“儒家”,其学说称为“儒学”。自西汉以降,儒家逐渐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派,而“儒”则逐渐成为知识分子或读书人的通称。

“儒林”一词的创作者是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司马迁在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第121卷中首辟《儒林列传》,记述孔子、公孙弘、董仲舒等著名学者的生平事迹。此后,从《汉书》至《明史》,历代史学家们,无不沿袭司马迁的体例,在书中辟《儒林》卷,在历史的神圣殿堂里挂上一代又一代著名学人的画像。由此,“儒林”成为了中国“二十四史”的关键词之一,成为了“二十四史”歌颂学人、歌颂知识文化的“曲牌”。

“儒林”,一个富于诗意的词语:以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的成群秀木比喻众多的儒者——读书人,本身就充满了对知识和文化的赞颂。

九江儒林地名景观凝聚了地域的文化传承和文化精神。

关于九江儒林乡雅号的来历,除了前面提及的代宗皇帝赐名说之外,坊间还有一说:此雅号为明代方献夫(1485—1544)所赐。方献夫,丹灶人,南海县历史上首位内阁大学士,曾一度担任内阁首辅(位同宰相),明代南海第一高官。传说明正德(公元1506——1521)年间,方献夫来九江探望同窗好友,拜会乡间名士,目睹此地文人荟萃,不禁赞曰:“真个是儒林之乡也!”于是,九江遂得儒林乡之雅号。历史烟云苍苍,九江儒林乡雅号的来历或许难以究实。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种光荣,儒林乡这一地名是从九江地域文化中提炼出来的,是对九江地域文化的概括。

清人黎春曦在顺治十四年(1657年)撰《南海九江乡志》。曾这样概括九江地域文化特征:“人文蔚起,俗尚读书”。崇文重教,是九江地域文化的传统,也是九江地域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

九江历来就有兴学育人的传统。明清时期,私塾、社学、书院遍布各村,鼎盛一时。

私塾又称蒙馆,是民间初等教育的主要机构。儿童6—7岁入塾,修业期约5—6年。据记载,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九江堡私塾兴旺,仅从象山到忠良岗不足2公里的地段就有私塾六七所。

社学是民间中等教育的重要机构,主要接受12岁以上的学生。明清两代,九江(不包括沙头)设立的社学多达28所,即:良村社学(南方)、溪南社学(南方)、龙涌社学(新龙)、翘南社学(下西)、珮山社学(下西)、洲水社学(下西)、万安社学(大同)、蚬岗社学(大同)、明义社学(河清)、明义社学(镇南)、南溟社学(河清)、石溪社学(镇南)、梅圳社学(梅圳)、大稔社学(下西)、龙潭社学(上西)、龙湾社学(上西)、南华社学(下东)、镇平社学(镇涌石龙村)、水松社学(南方)、石桥社学(南方)、洛阳社学(南方)、仁让社学(南方)、登赢社学(下西)、桥东社学(下北)、长兴社学(下北)、平章社学(沙咀)、安平公所(河清)、乐公所(河清)等。

书院是民间的成人教育机构,其主要宗旨是教习科举应试人才。明代,陈子壮在九江堡北方大洲(翘南村)创办樵南书院。清代,九江(不包括沙头)开设的书院有儒林书院(九江圩)、文澜书院(上东沙滘)、桐乡书院(大同崖山麓)、敦根书院(敦根)、显乡书院(大同凤凰岗)、河清书院(河清)、璜玑书院(璜玑)、烟桥书院(烟南)、观澜书院(镇南)、震亨书院(大谷)、三姓书院(下西)、文明书院(南方松山麓)、西成书院(下西)、象山书院(下西象山麓)、礼山草堂(南方礼山)等15所。

明清时期,九江办学机构的数量在整个南海县乃至整个广东省都是位居前列的。仅以道光年间的社学为例。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编写的《南海县志》云:“南海县属社学,旧省志所载,百有二十,为岭海之冠。”南海县有社学120所,居全省首位。当时,南海县共辖70堡,作为七十分之一的九江堡有社学12所,占全县十分之一,居全县前列。古有竹枝词讴歌九江办学之兴盛:

目人烟遍四方,古榕修竹护村庄。弦歌自信儒林胜,到处家祠作学堂。

九江的办学质量也可圈可点。仅朱次琦先生于咸丰八年(1858年)开设的礼山草堂,就培养出了包括康有为、简朝亮、梁耀枢等在内的一大批国家栋梁之才。

九江崇文重教,历来人才济济,文风鼎盛,成果蔚然,可以概括为三多:

一是举人、进士多。封建时代,参加科举考试,接受朝廷的选拔,是读书人报效国家的重要途径。自明正统三年(1438年)关铭乡试中举伊始,数百年间,九江的举人、进士辈出。仅晚清时期,从道光元年(1821年)至光绪六年(1880年),短短60年间,九江(不含沙头)考取的举人、进士就达54人之众。在21世纪的今天,你走在烟南村的石板路上,还可以看到一些刻着如“光绪癸巳恩科副贡”之类的字样的厚石板。村里老人会告诉你:这些石板叫旗杆夹。古时科举考试,村里有人取得了功名,就会在自家大门外的左右两边竖上荣耀的旗杆,两根高高的旗杆分别用两块厚重的石板夹住。这些记录着历史荣耀的旗杆夹,也记录着九江曾经的风尚,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九江的举人、进士这样多。

二是文人学士多。明清时期,九江卓有成就的文人学士数以百计。

诗界名流:明天顺元年(1457年)进士黄篪,明正德三年(1508年)进士黄重,明正德二年(1507年)举人曾俊,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举人陈良珍,被拥为岭南诗坛盟主的朱樵(生卒年月不详),明万历年间(1573—1620)创立雅言诗社的朱继凤、朱畴、郑融,明天启年间(1621—1627)在象山诗社酬酢往来的朱实莲、陈子壮、陈子升等,清代诗人岑征、冯城、曾文锦、冯锡镛、明炳麟、朱士琦等。

画坛翘楚:明代有朱完(1529—1617),清代数何翀(1807—1883)。朱完善绘山水,尤以墨竹见长。上海博物馆收藏朱完《山水》扇面一帧。何翀画的山水人物和花卉翎毛广为时人称道,曾在广州开设“竹清石寿之斋”画室,求画者如云。其创作重视摹景写生,曾在西樵山设“碧云画楼”,开岭南画家点染南国风光之先河。

书家圣手:陈梦兰、朱完、陈子壮、陈进成、冯城、关仲瑒、明炳麟、关器等。其中,朱完是闻名遐迩的广东书法大家。《九江儒林乡志》以“书赅众体,八分肃整清劲”十个字评价朱完的书风。朱完留存的书迹,在家乡有“良二千石”牌坊的题额,在肇庆七星岩的摩崖石刻中,有一方镌刻“帝殇百神之所”的隶书碑文。这两处书迹,字大盈尺,气势雄伟,笔力矫健,堪称书法艺术的精品。

九江更孕育出了一代岭南大儒朱次琦(1807—1881)。朱次琦既是伟大的思想家,九江学派的开创者;又是伟大的教育家,康有为的老师;更是伟大的诗人,引领了岭南近代诗歌的风潮;还是颇有建树的书法家。他对中国近代文化史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朱次琦

三是传世著述多。明清时期,九江130名作者留下了245部著作。这些著作中,既有阐述政治、经济、哲学、军事、社会学、语言学等的人文科学著作,亦有专论天文、地理、历法、农学、医学等的自然科学著作,更有大量的诗文作品。九江还是南海唯一在历史上编修过乡志的地方。



















儒林地名景观凝聚了九江崇文重教的地域文化精神,也播散着崇文重教的儒林文化精神。九江人以自己身为儒林乡人而自豪。这种镌刻在儒林乡人心中的自豪感,化为一股生生不息的力量激励着九江人不断发扬儒林精神,使自己无愧于这片被誉之为儒林乡的热土、无愧于儒林乡人的称号。一代又一代,历史的风雨使儒林文化深入九江民心,化为民风民俗,派生为其他具有浓厚儒林文化风情的地名。探花桥和三元桥就是其中的代表。

探花桥位于下西翘南村大伸涌口,因探花陈子壮(1596—1647)生于斯、长于斯而得名。陈子壮是九江历史名人朱让的外孙,从小就住在翘南村外祖父家接受教育。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参加殿试,陈子壮考得一甲第三名进士,即“探花”。陈子壮为官正直,曾遭魏忠贤迫害,后从九江起兵抗清,就义于广州,与顺德陈邦彦、东莞张家玉并称为“明末岭南三忠”。家乡人民的敬仰这位英雄,把他居住过的地方称为“探花塾”,并于清嘉庆五年(1800年)捐建了横跨大伸涌口的“探花桥”。这座石桥长11.3米,宽1.85米,高2米,桥身下为半拱,上跨巨梁,左右设护栏,桥面铺花岗石,两边桥栏石上都刻有“探花桥”三字。1993年,九江镇政府集资,旅港乡人潘新安捐资,更换了破损的桥栏石,按原状垫石提高桥墩90厘米,1994年春节前竣工。潘新安先生还在探花桥旁边陈子壮旧居故址上附建探花公园一座。1994年7月5日,探花桥被列为南海市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探花桥旁有一座观音古庙,多年来,这里的香火格外旺盛。古有竹枝词唱到:“两岸垂杨展绿荫,探花桥内礼观音。数行红粉阶前拜,一个祈求一个心。”显然,众“红粉”的“一个祈求一个心”,就是祈求送子观音送给她们的儿子如同探花陈子壮,成为一个闻名遐迩的儒林人。由此可见,儒林乡人还在胎前就开始接受儒林文化的熏染了。

探花桥

三元桥座落于儒林街区船栏街,清道光五年(1825年)由乡人集资修建。这座东西向的单孔壁拱弓形石桥,东接船栏街,西连今天的九江文化中心,长17.67米,宽2.44米,高2.3米。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分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童生试在县、府举行,中者称生员,即秀才;乡试在省城举行,中者称举人;会试和殿试在京城举行,中者称贡士和进士。乡试、会试和殿试第一名,分别称解元、会元和状元。同一考生在乡试、会试和殿试时都获得第一名,叫做连中三元。九江人为激励学子连中三元而建该桥,因此,当年凡是赴试的学子,都是先行过三元桥才奔向考场的。三元桥设计之特别在于:上落阶距较高,人行不易,有“就马不就人”之说。其寓意大约是激励学子们连中三元后,不用步行,威风凛凛地策马过桥回故乡。1994年7月5日,三元桥被列为南海市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关于三元桥,还有一个在当地广为流传的故事:九江大儒朱九江把女儿嫁给了门下高足梁耀枢状元的弟弟。有一次她回娘家路过三元桥遭遇劫匪,劫匪问:“轿里什么人,留下买路钱。”她回答:“进士女,状元弟妇回娘家。”劫匪闻言立即下跪,并护送她回到朱府。这个传说告诉人们:就连九江的劫匪都懂得尊重读书人,尊重文人学士,甚至爱屋及乌,对他们的家人刮目相看。可见九江儒林文化的根基之深厚,影响之巨大。

三元桥

总之,儒林地名景观既是由九江儒林文化凝聚而成,又是九江儒林文化的活化石,还是九江儒林文化的传播器。

探究九江儒林地名景观与九江地域文化的关系,我们不难发现,地名与地域文化息息相关:一方面,地名是地域文化的积淀,它来源于地域文化,记录了地域文化;另一方面,地名具有传承地域文化的社会功能,地域文化往往借助地名而代代相传。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地名具有教化作用,能够对人的精神世界和价值取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激励人们奋发向上。因此,保护好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老地名,创造出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新地名,不仅功在当下,而且造福千秋。











来源 |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作者 | 李克和、张维嘉

选稿 | 郑雨晴

编辑 | 黄舒馨

校对 | 杨肖翠

责任编辑 | 林丽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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