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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汉方位地名之比较

李 山 江西地名研究 2022-03-18

摘 要: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地名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不仅反映了特定区域的自然特征,还积淀了社会文化。以俄汉语中的方位地名为语料,总结俄汉语方位地名的命名类型,探讨其折射出的两国地理和历史 文化特征,从而促进跨文化交际的发展。 

关键词:俄汉语;方位地名;命名类型;地理特征;历史文化

     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反映了当地的自然环境, 具有很强的地域特征。此外,地名作为一种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地名中蕴含着命名者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方式乃至整个民族的文化理念,透过地名可以对特定区域的自然及社会文化管窥一二。俄汉语方位地名是在中俄两国人民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是中俄两国自然环境及社会文化的百科全书,对相关俄汉语地名词典和语言材料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加深对中俄两国自然社会文化的了解。

一、俄汉方位地名的命名类型

作为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的典型语言,汉语和俄语在形态结构及语义的表达上拥有各自鲜明的特点,方位地名的命名也是如此。俄汉方位地名的命名可分为以下5种类型。


(一)由表示地理方向的方位词构成的地名

构成方位地名的地理方向词包括东西南北,俄汉语中这类地名数不胜数。

俄语中此类地名主要由表方向的形容词+地理实体名称构成,如Восточнаянива(东尼瓦)是阿穆尔州的一个村落,восточный指明村落位于国家东部,нива意为田地,象征乡村田间的自由劳动;Северобайкальск(北贝加尔斯克 )一 词主要由 “Север”(北部)和“байкал”(贝加尔湖)两部分组成,指明城市位于贝加尔湖北部。此外,还有Западная сибирь(西西伯利亚)、Северокурильск(北库里尔斯克)、Североморск(北莫 尔 斯 克)和 Северная земля (北地)等。也有一些地名只由方向形容词构成,表明其所居方向,如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е(远东村 )、 Восточный(沃斯托奇内)和 Южный(尤日内)等。

汉语中由表地理方向的方位词构成的地名也不胜枚举,多由方向词+名词或名词+方位词构成,其中的名词多指地理实物。如河南省因大部分地区位于黄河以南而得名;台北市因位于台湾岛北部盆地而得名;鸡西市的称呼来源于境内的鸡冠山,因其位于山的西面而得名。此外,中国还有很多由方位词 +美好愿景构成的地名。如:西藏自治区中的“藏” 在藏语中是“圣洁”之意,而西则指明其地理位置在西部;江西省南部的“南康”市寓意“安康”;南昌市则表明汉高祖“平定南越,昌大南疆”的雄心壮志。类似的还有北宁市、南平市、东丰县和定南县等。


(二)由表示平面位置的方位词构成的地名

这类方位词包括前后左右中。在俄汉语地名中,此类方位词的使用各有侧重:俄语中较少以“左” 和“右”命 名 地 名,Лево-сосново(左索斯诺沃)和 Правовосточное(右沃斯托奇诺耶)因分别位于河流左右两岸而得名;带前缀3a-的地名很多,结构多为3a+ 地理实体名称,如沃罗涅日州的3aбугорская (扎布戈尔斯卡亚 )意为 “在山的那 一 边(3a бугором)”,此 外还有3aволжье(扎沃尔日耶 )、3aсосна(扎索斯纳)、3aдонск(扎顿斯 克)、3aплюсье (扎普柳西耶)、3aкаменск(外卡缅斯克)和3aречная (扎列奇纳亚)等。俄语中用前缀 mежду-和形容词средний 表 示 “中 ”,这类地名也不多见,如Междуреченск(梅日杜列琴斯克)和 Междугранка (梅日杜列格兰卡)表示位于两地理实体之间,而 СредняяПолтавка(中波尔塔瓦)中的Средняя意为在河流中游。

中国内蒙古地区有很多带方位词“前”“后”“左” “右”的地名,蒙古语中称东为左,称西为右,这类 地名多由部落名称+方位词构成,如鄂托克前旗、察哈尔右翼前旗、乌拉特前(后)旗、阿拉善左(右)旗和巴林左(右)旗等。此外,中国也有很多表示位于某 地中部的地名,这类地名多由地理名称+中字构成, 如扬中市、巴中市、绥中县和辽中县等。


(三)由表示立体空间的方位词构成的地名

此类方位词包括“上”“下”及其近义词,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上下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位于河流的上游下游,二是指所在地的地形地势高低。

俄罗斯山川河湖众多,因而这类地名不胜枚举,其中很多地名以其居于河流上下游而得名,如 ВерхняяПолтавка(波尔卡夫塔)、ВерхняяПышма (上佩什马)、Нижнийурледим(下乌尔列季姆)和 Нижнеудинск(下乌金斯克)等。再如рхнийБык(上贝克),Бык在俄罗斯南部方言中指河岸凸起的小山岗。горный(纳戈尔内)、Верхнеблаговещенское(上布拉戈维申斯科耶),Подвислов(波多维斯洛夫)和 Низинное(尼金诺耶)等则是依据其所在地区地势的高低而命名。

中国以河流上下游而命名的地名有上高县、上犹县和下汤县等,数量远少于俄罗斯。表示地势高低的多用“高”字,如高州市和高密市等。此外,在中国古代“上为北,下为南”,这类地名多成对出现,如上蔡县和下蔡县、上西村和下西村。


(四)由表示范围的方位词构成的地名

这类方位词包括里、内、外及旁(临)等表示界定范围的词。俄语中带при-(在……,在……附近)的地名不可胜如 Приморск(普里莫尔斯克 )、Приозёрск(普里奥焦尔斯克)和 Приамурье(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等;汉语中带“临”字的地名出现的频率也非常高,如临汾市、临川市、临泉县和临漳县等,它们都是以临近的河流湖泊等命名。

用表示范围的“里”字命名的方位地名并不多见,它还指故乡和故里,如满洲里指的是“满洲民族 故里”,龙里县则因龙氏故里而得名,这都反映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故土情结。

带有界定范围“内”或“外”字的地名屈指可数, 如魏称黄河以北为“内”,黄河以南为“外”,因而有内黄县和外黄县之称。



(五)带阴阳的地名

     俄汉语方位地名明显的区别在于汉语中存在不计其数的带阴阳的地名,而俄语中没有此类地名。据 《谷梁传》记载:“水北为阳,山南为阳”,受中国地理位 置和山川河流走向影响,河流北部和山脉南部光照更 充足,因而更宜居,这类地名的结构多为山川河湖名称+阴/阳,如咸阳市、襄阳市、安阳市和江阴市等。

二、方位地名反映俄汉民族的自然地理特征

在早期社会中,人类的活动范围相对较窄,生产 生活与周围的自然地理环境息息相关。为了避免旱 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更好地适应地理环境,早期的人类多选择地势较高或依山傍水的地方定居。古人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临山便于伐木获得柴草,傍水便于灌溉农田和汲取饮用水,自然地理环境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必需品。出于生产生活及交流的需要,很多地理实体成为方位地名命名的理据。

中国地名专家牛汝辰指出,“地名词的地理分布趋势反映该民族的地域个性,即地方水文和地貌特征”。通过对方位地名语料的分析可知,依地理实体而名是俄汉语地名的主要命名方式。如俄语地名Приупский(普里乌普斯基)来源于临的Уря(乌里亚河),Верхнийуртуй(上乌尔杜伊)因其位于河流 Уртуй(乌尔杜伊)的上游而得名。汉语地名淮南市取义城市位于淮河以南,汾西市得名于其在汾河以西。借助这些地名可以了解当地的水文情况乃至城市与河流的相对位置。此外,还有一些地名反映了所在区域的 地貌特征,俄语地名Верхнеборовая (上博罗瓦亚)的命名依据是城市位于山谷Боровая(博罗瓦亚)的上部,Подгорное(波德戈尔诺耶)则因地处山麓而得名。汉语地名中的山东省和山西省则因分别位于太行山的东西两侧而得名。因此,借助方位地名可以了解特定区域内的自然地理特征,特别是水文情况和地貌特征。



三、方位地名反映俄汉民族的历史文化特征

语言是文化的产物,是人类在漫长社会发展中形成的对客观自然的认知,是反映民族历史文化的一面镜子。地名作为一种专名存在于语言系统中, 有其读音与由特定文字表现的词形,且人们在给地名命名的过程中赋予其某种含义。因此,地名不仅是简单的符号,还是文化信息的载体。透过对地名的文化考察,人们能获得丰富的历史背景信息。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积淀而成的思维方式及民族心理等无不对其语言产生影响,中俄两国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民族心理也充分反映在语言文化中,并对两国地名文化产生深远 的影响。中俄两国人民内心深处都怀有故土情结, 特别是中国早期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土地为人民提供了粮食和生存空间,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故土深入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中。因而,自古以来中国人都保持安土重迁的生活状态。中俄两国历史上由于戍 边、自然灾害和战乱等导致民族迁徙不断发生,迁徙 至新地的人为了表示对故乡的思念之情,或将故乡的名称移至新地,使子孙后代铭记其根源,如前文提及的Полтовка就是为了纪念移居至阿穆尔地区的 波尔塔瓦人的故乡,而南兰陵则是南北朝移居至此的人为纪念其故乡山东兰陵而命名。

通过对方位地名语料的整理分析可发现,汉语方位地名数量远多于俄语,这体现出中国人重方位的心理,而“阴”和“阳”二字则是中国方位文化的集中体现。中国山川河流多为东西走向,受地理位置影响,山脉南坡光照相比北坡更充足,而河岸则情况正相反,北岸光照较南岸更加充足。此外,受地转偏向力的影响,河流南岸受河流侵蚀作用而土质松散, 因而山南水北更适宜居住。《老子》中也指出“万物负阴而抱阳”,这是古人适应客观自然规律的结果。不以“阴”字命名地名还受文化因素影响。在中国, “阴”有“暗”的含义,古人对生死的恐惧使得带“阴” 字的地名相较于带“阳”字的地 名少之又少,因 为 “阴”字会使人联想到阴间等不吉利的事物。但这并不代表河流南岸无人居住,人们避开“阴”字另取它名,如济南市和开封市等。

避讳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制度,这起源于原始社会初期人类对语言的一种迷信,先民认为为了避免巫术通过名字对人施行诅咒造成伤害,应当隐瞒其姓名。此外,为了突出君王权力的至高无上性,与帝王及其宗室亲族同名的地名被更名,如前文提及的内江和内丘等。而俄国自彼得大帝执政起开疆拓土,为了宣示沙皇对征得土地的占有权,很多地名以沙皇及皇室成员的名字命名,如 Екатерининка(叶卡捷琳宁卡)和Николаев(尼古拉耶夫)等,这是“皇权和征服此地的标志”,也是中俄地名文化的重要差别。

综上所述,通过对比分析俄汉语地名的命名类 型及其反映的历史文化内涵,研究者能进一步了解俄汉语方位地名命名理据的异同,进而探究俄汉语地名命名者的心理特征乃至中俄两国的社会心态, 这对俄汉语学习者具有重要的意义。


来源:《河北北方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作者:李山

选稿:耿曈

编辑:佘本金

校对:林丽婕

责任编辑: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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