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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名所见之文化变迁

焦润明 江西地名研究 2022-03-18

地名本身就是浓缩的历史、浓缩的文化。从地名中我们可以考察一个民族文化演进变迁的历史内容,也可以发现各民族开发、垦殖与移民的历史痕迹。因此,地名不仅是一个地理方位的标志,更是一个特定区域历史文化变迁的见证。


一  所见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演进


从地名的历史中可以考察中华民族文化演进变迁内容的,莫过于长城,以及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和北京六大古都了。

长城不仅是中国的历史地名,更是中华民族的标志和象征。不过,在历史上,这一人工建筑物本是农耕定居文化抵御草原游牧文化的军事屏障。它的演变以及最终成为象征物的过程,反映了中国境内各民族融合的历程。

早在战国时期,燕国、赵国和秦国为了抵御北方游骑的南侵,都在北边修筑了长城。后来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又把燕、赵、秦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成为万里长城。长城在汉代也曾起过隔绝胡、汉的作用。

北方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政权一经稳固,便常以正统自居,把更北方的游牧部族视为夷狄。如拓跋部征服了华北,建立起北魏王朝,为了对付北边后起的柔然,也建筑长城来防御。利用长城来阻挡骑兵,多数场合颇有效果。

以后大规模修筑长城是在明代。有的学者认为长城“这条边墙所给予中国人的,是民族的心理安全感超过了实际的防御价值。《明史》最后三分之一篇幅所记载的事,很大部分发生在这条边墙的内外。”(陈正泰:《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版)明王朝为了抵御北遁蒙古草原的元朝残余势力,把兴修北方长城与加强长城防务,视为头等军国大计,并形成和完善了以“九边重镇”为中心的军事防守镇戍制度。随着清军进关与以北方少数民族满族为主体的清王朝在全国统治的确立,中国万里长城作为战争中的军事防御工程已失去意义。万里长城这一功能性的巨大变革,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历史见证。几千年围绕着长城的文化变迁说明:第一,长城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冲突与融合的标志地,是居住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分界线;第二,随着中华民族的形成,长城已变为“内城”,它的军事防御工程的性质被根本改变,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物了。

如果说长城的变迁反映的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话,那么,中国六大古都的兴衰变迁则能从总体上反映出中华民族文化的演变及整合。中国几千年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演绎都与此有关。

中国历代建都表现出自西而东、自北而南的趋势。作为政治与经济中心之古都的变迁,反映出中国多民族不断融合、版图不断扩展的历史轨迹。有的学者认为西安代表着黄河流域的汉族文化体系,称“长安型文化”;南京代表着长江流域文化体系“建康型文化”;北京代表着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融合文化体系,是为“北京型渤海文化”。中华文化是在这三大类型文化最终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

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是从黄河流域开始的,自西周始,西安即为我国古代都城,其后历春秋战国,都城又由西安迁至洛邑。秦朝统一六国,建都咸阳(临近西安),于是以西安为代表的黄河流域文化体系初步形成。西汉初都洛阳,继迁长安;东汉定都洛阳,进一步发展了汉文化。唐代仍建都长安,盛唐的繁盛,使它的文化融入了浓厚的西域诸族文化的色彩。

东吴时期初步形成和奠定了以南京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文化的基础。唐代以后,中国又大分裂,黄河流域政治混乱,文化蔫萎,但在长江流域,建都成都的前后蜀、金陵的南唐、钱塘的吴越则承担了继承和发展汉族文化的历史任务。

从五代开始,我国的文化重心即有由黄河流域东移的趋势,后梁、晋、汉、周和北宋的建都开封,就是东移的证明。

开封的兴盛的条件之一,是由于其地处中原,位于华北大平原的西部边缘,水道的中心。条件之二,是紧临南北大运河,其地又当大运河咽喉,是南北各类物资的汇聚之地。北宋定都开封,第一次把全国首都移出了西安、洛阳的范围,不仅含有首都位置“自西而东”的意义,还包括有“自北而南”的因素。确切地说,就是自黄河流域移向长江流域的变化趋势。这种趋势的出现,正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互相消长的结果。

在北部中国,契丹族与女真族先后建都北京。元朝在辽、金都城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建,它把更多的多民族因素掺入渤海文化之中。而明都北京、清都北京,则加速了中国南北各族文化的进一步融合。

到了近代,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呈分离状态。随着我国和来自海上的资本主义文明接触,遂在长江流域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吸纳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形成了以南京——上海为中心的近代新型文化,而北京则是封建势力的巢穴和中心。孙中山主张把首都建在南京,和彼德大帝把俄国首都由莫斯科迁至彼得格勒具有同样的意义。这种分离状态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而出现的。因而也只有等到形成它的原因消失,才能宣告结束。

总之,中国从古及今,首都位置的重大变化就有六次,也正因为都城位置西、东、南、北的迁徙,才把中国境内各地方与各民族的文化融为一体,成为今天的中华民族文化。


二  所见当地开发、垦殖与移民的历史


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是以中原为核心向东、向南、向西、向北不断扩展与融合的过程。从中国历史地名中可以发现开发、垦殖与移民的历史轨迹。

我国自汉、唐以来,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对边疆的统治,实行戍边和屯田,建立成批的军垦和民垦居民点。在东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区,保留有大量的“关、营、堡、寨、站、屯、卫、所、驿”之类标志的地名,即反映上述内容。还有很多如“宣武、武威、绥化、绥远、靖边、安西、安图、安东、安西、镇康”之类标识的地名则反映着宣扬武功、粉饰太平的戍边内容。此外,有些地名如包头(产鹿的地方)、哈尔滨(满语晒网的场所)、乌鲁木齐(维语优美的牧场)、昌图(蒙诺意为不结冰的湖)等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当地开发前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特点。

移民能把原居地的生产生活方式及风俗习惯带到移民地,这点从移民较多的地区的地名中即可看出。以台湾为例,台湾的人口,绝大部分来自闽粤两省,特别是福建省的南部和广东省的东部,所以可以说今日的台湾文化可视为闽南和粤东文化的延长,而且连对岸的很多地名,也同移民一起渡海到了台湾。

在今天的台湾地名中,以泉州为名者共有9个,其中5个同称为泉州厝。泉州府籍人口又分为安溪、同安与三邑等三系,因此,台湾也有4个同安村、3个同安厝、2个安溪与2个安溪厝。漳州府籍的人口多来自海登、长泰、龙溪、诏安、平和与东山等县,因此,我们在台湾也可以发现许多以诏安、东山(铜山)、平和、南靖、长泰、海登等为名之地。

总之,只要打开台湾地图,就可发现台湾与闽粤两省的地名,极其相似,今日台湾地名中所常见的溪、埔、尾、角、港、澳、围、坑、田、寮、陂、潭、隘等,在闽南粤东都很普遍。从中可见,移民与地名、移民与文化传播之密切关系。


三  所见不同民族历史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在西南亚、南亚和中亚,有不少带“斯坦”字样的地名,如巴基斯坦、巴勒斯坦等。“斯坦”型地名甚至渗入欧洲,比如在里海西岸、北高加索东部,有达格斯坦等。

“斯坦”原词出自波斯语,本义“地区”,即指面积比较大的地区而言。后随古波斯政治影响的扩展,波斯文化的传播,伊朗语各族的繁衍和与其他民族的密切交往,这个词又进入其他语言如印地语、乌尔都语以及突厥语中。总之,它说明带“斯坦”字样的地名曾是古波斯人及其民族曾经活动的区域。

这里重点谈谈巴勒斯坦这块神秘地方的历史文化变迁。今天的巴勒斯坦,古称迦南,位于地中海和阿拉伯沙漠之间。它在古代和现代史上之所以显得至关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它所处的地理位置的缘故。在古代,巴勒斯坦由于处在两河流域的大帝国和埃及王国夹缝之间,使它不时遭受到阿拉伯沙漠和北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冲击,以及地中海海上民族的劫掠。由此造成该地居民种系繁杂,迁徙频繁。阿卡德人称此地为“阿摩利人之地”;埃及人称它为雷特努;希伯来人称它为迦南;希腊人后来又称它为腓尼基或迦太基。由于腓力斯丁人的侵入,使它定名为巴勒斯坦,并一直沿用至今。

这块弹丸之地,既是交换商品的市场,也是人们拼搏的战场,同时也是交流各种思想文化的场合。自古以来,巴勒斯坦便具有国际性的特点,它集中反映了人类早期文明的发展轨迹。

总之,巴勒斯坦这块神圣的地方,由于它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众多民族的居住迁徙,遂造就了这里神奇的文化,甚至给世界都带来深远的影响。巴勒斯坦也就成了世界各种文化浓缩的地名标志。


四  所见征服者标志与殖民地的痕迹


一个在政治上得势的家族,可以把自己的权利和家族的显赫地位通过地名标识出来,以炫耀自己的统治。因此与历史上一些帝王的活动相联系,也成为地名中的通常现象。例如,与罗马帝国著名的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及其家族有关的君士坦丁堡这个名字,是同东罗马帝国的命运相始终的,甚至比帝国延续的时间更久。虽然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于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人灭亡,这个城市也被战胜者宣布为自己的京都并更名为伊斯坦布尔,但以后几百年间人们仍习惯地称它为君士坦丁堡,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据学者考证,“伊斯坦布尔”乃旧名的土耳其语化,仍是君士坦丁堡的意思。

与君士坦丁一世有关的城市还有阿尔及利亚的港口城市君士坦丁,德国南疆的康斯坦茨,罗马尼亚的海港康斯坦察等。

日本历史地名中也有很多与它的统治者有关。如:江户即是东京的前身,是真正名副其实地对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起着决定性影响的首都。古时候,东京原为武藏国统治下的一个小村——江户村。1603年,德川家康在这个滨海畔河的形胜之地设立幕府,江户的重要性陡增,在江户幕府统治的260多年间,它架空了天皇所在的平安京,俨然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事实上的首都。1868年明治维新后天皇迁都江户城,更名东京,从此东京成为日本的正式首都直至今日。

以上仅选取一些典型的事例论证地名与人类文化变迁的关系。地名是人类活动的历史标志,因而其所蕴涵的内容也应是极其丰富的。从地名形成、演变的历史中我们能够考察、探究出人类活动的历史痕迹。

来源:《中国地名》1998年第1期

作者:焦润明

选稿:佘本金

编辑:袁云

校对:郑雨晴

责任编辑:杨肖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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