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与河西的民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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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地名作为语言的活化石，是研究民族分布及其变迁的重要依据。历史上河西走廊为多民族、多部落分布之地域，民族变动极为频繁，不同民族都曾以自己的语言命名过地名。本文通过对河西走廊有关地名的追索研究，初步探索了河西走廊地区历史上民族演替及分布状况。

关键词：河西走廊地名民族分布

历史上河西走廊为多民族多部落分布之区域，仅秦汉时代，在河西走廊活动的民族或部落就达十几种民族几十个部落。这些在河西历史上活动过的民族或部落都以自己民族语言命名过地名。但由于民族之间空间相继占用，民族之间同化与融合持续发生，使大部分原地名被他民族语言所覆盖，只有少部分地名被他民族所借用或在其语言底层得以保留。而不同语言之间的借用音讹现象又非常严重，造成一地多名。如有的少数民族语文地名变成汉语地名时，其称呼竟达十几种之多如焉支山，就有焉支、燕支、烟支、胭脂、胭支、燕脂、烟肢、燃支、焉耆、焉提等名称，使得对民族语地名的辨别，地名含义的诠释带来难度。因此，研究这部分地名要比研究汉语地名困难和复杂得多，一般要借助于民族历史、分布及其语文加以解决，在此基础上复原民族地名分布格局。

历史上河西走廊分布的地域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民族当数羌族，因此也留下了大量羌语地名。如姑臧即来自羌语，“姑”是指羌族部落的“种”姓，“臧”是羌语“家族”或“部落”的意思。在今天的藏语中还可找到对应语，有人认为藏语nguts'ang即是羌语姑臧，至今藏族的部落和家族仍有称“臧”(现写代“仓”)，如阿万仓、霍尔仓、多仓等。古代在凉州南山莲花山一带还有一个“姑”(ngu)姓羌人部落，这个部落在羌语里被称作“姑臧”。今武威莲花山下冯良寨还有顾姓人家。可见当时凉州一带为羌族“姑臧”部落的中心分布区域。汉武帝打通河西走廊，“通道玉门,隔绝羌胡”，在羌人胡地设置了河西四郡，今永登县境内的伏羌堡，天祝县境内的“镇羌河”、“镇羌滩”、“镇羌驿”等地名，皆源于此。河西走廊最大的河流黑河，汉时称羌谷水，当为羌人分布之地。今天河西还有羌语地名遗留，如武威城东的黑羌塘(今大河驿西盛家庄)、羊下坝，城北的羊同(今永昌镇)、红羌(今洪祥乡)等。除羌人地名而外，在汉以前，武威一地还有赤青泉和赤乌镇地名。《元和郡县图志》:“赤水军，在凉州城内，本赤乌镇，有赤青泉，名焉。”可见直至唐代这两个地名还在被借用。何光岳在《焉耆、乌孙的族源和迁徙》一文中说:“《世本》载炎帝之后三乌氏，为侯国，则为姜姓。三乌氏，即三个乌氏族的部落联盟，这个三乌氏或许是乌氏、焉氏、赤乌氏，乌氏也转音为乌孙。”这里不管他的后一个推测对与否，其前一个推测大抵是不误的。赤青泉和赤乌镇就是因赤乌孙曾迁居于此而得名的。解放后，武威出土了大量汉代木简，其中磨咀子汉墓出土的汉代木简上记有死者的籍贯，其中有一“姑臧北乡西夜里女”。西夜里女，这是西夜族部落所在。当时已采取了汉葬但仍称本族名字，故只记“女”字。这也说明了汉代河西走廊民族之间的同化与融合。《汉书·西域传》记有:“西夜国，王号子合王，治呼犍谷，去长安万二百五十里。与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随畜逐水草往来，而子合土地出玉石。”姑臧的西夜里，为其始居地，至汉代尚有遗留部族。

在汉之前，匈奴曾驱逐了月支和乌孙建立了统治地位，分封休屠王和浑邪王统治河西走廊，因此也留下了一些匈奴语地名。今河西走廊的祁连山，即为匈奴语，匈奴呼天为“祁连”，祁连山亦谓之天山。今大黄山，一名青松山，又名焉支山，焉支山就是匈奴对这一山的称呼。焉支即“燕支”、“胭指”的对译，亦写为“阏氏”。匈奴被逐出河西走廊，其即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蓄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可见二山在匈奴人心目中的地位。除此而外，今武威境内的石羊河，汉以前称狐奴河，“狐奴”快读可称“谷”，所以《汉书·地理志》就将其记为“谷水”。再如今金昌境内的脑儿墩山，是匈奴对此山的称呼的谐音，匈奴称此山为“脑儿都山”，“脑儿”为匈奴语对水的称呼，意为出水的山。汉武帝在驱逐了匈奴之后，在河西走廊广设郡县，其中已知确指为匈奴名的有三县:一为休屠县，一为鱳得县，一为骊靬县。体屠县，《史记·大宛列传》:“太初三年(前102年)，置居延、体屠以卫洒泉。”《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二:“休屠城，即汉休屠王所理之地，汉亦为县。”据李并成先生考证，其治在今武威市三岔古城。汉代还将其北的潴野泽改名为休屠泽，可见今武威以北至民勤当为匈奴休屠部落的主要分布地。鱳得县，《资治通鉴》卷二九○胡注:“鱳得，张掖郡治所，匈奴王号也。”鱳得县治在今张掖市西北。关于骊靬县得名之由来，历来说法不一。但据近人之研究，西汉骊靬县早在匈奴据有河西时即为匈奴犁汙(汗)王的牧地，汉因以其部落名名县，治在今永昌县南古城。值得注意的是，姑臧一名先为匈奴人从羌人那里借用而来，汉人又从匈奴人那里将这一地名原封不动地搬用，而此后一直被沿用。表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在相互接触、交流的过程中，往往有其一致的方面，这也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空间上相继占用，相互融合的基础。

汉代在河西走廊设置的县中，还有两县比较特殊，一为居延县，一为敦煌县。居延县当为安置居延降人而置，殆无疑义。而敦煌县就颇费思量，也颇多争议。自从应劭说，“敦者，大也;煌者，盛也”。言敦煌为兴盛之地。此说千百年沿而不改，对后世影响极大。但仔细一推敲，此说便难于成立。即使在汉代以前，匈奴人统治河西时期曾在河西建有五城，而无一城在敦煌。且匈奴所封二王浑邪、休屠王都一在鱳得(今张掖市西北)，一在休屠城(今武威市北)。表明其时敦煌地地位远不重要。即使到西汉设置河西四郡时，敦煌郡是四郡中设置最晚的一个，可见其时敦煌还未引起世人注意。而此时敦煌之名早已出现。西汉以至隋唐敦煌成为世界性的大都会，那是由于其特殊的交通地位所致，与其名称是风马牛不相及。应劭的说法已错，那么，敦煌的得名又源于什么?这就难免牵扯到当时当地的民族分布状况。按惯例，少数民族往往以族名地，而汉族于边地也往往以原民族或部落之名命名新开地。敦煌亦当属此例。敦煌又作敦薨，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敦薨标在今天山以南的广大区域，敦煌当亦为敦薨人的原居地。作为汉代初年河西走廊极西的边郡，面对的是敦薨人，居住的是敦薨人，以之名地当属顺理成章，今敦煌汉时当为敦薨人分布之地。

东汉时河西走廊郡县有所变动，新增张掖属国、酒泉属国、张掖居延属国。张掖属国，以安置归附的匈奴等部族而设，官职亦因其俗，沿在今民乐县永固乡八卦营古城。该城亦为原匈奴在河西建置的五城之一。张掖居延属国，治在今K710城。据汉简资料知此属国当在西汉时已设，很可能是为居延人而设置，说明此时居延人种落繁盛。酒泉属国，其治所当位于今酒泉之市南、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祁丰区和大河北部的祁连山北麓山前水草地带。具体地望无考。从东汉增置的属国来看，河西民族分布格局发生些微变化，以黑河流域成为各少数民族分布集中之地。

鲜卑族入居河西走廊由来已久。到魏晋南北朝时代其一部秃发鲜卑迅速崛起，并建立了南凉政权，与前秦、北凉、西凉并力称雄，曾一度将都城由今青海乐都迁往武威，后之于北凉。但其部族大部分分布在武威以至南山一带，到北魏灭北凉时，其有四部鲜卑还在武威周围游牧，《资治通鉴》卷一二三: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七月，魏太武帝向源贺(南凉主秃发傉檀的儿子)询问攻取凉州的战略，源贺答道:“姑臧城旁有四部鲜卑，皆臣祖父旧民，臣愿处军前，宣国威信，示以祸福，必相帅归命”。因此，今武威地区还留有不少的鲜卑语地名。如今武威城西五十里，有土弥干川地名。《太平寰宇记》:“土弥干川,即古今匈奴为放牧之地，鲜卑语髓为土弥干，言此川肥美如髓，故以名之”。实因魏晋南北朝时鲜卑族于此驻牧而得名。在今武威城西还有朵浪村、朵浪城等地名，朵浪乃朵澜之转音。考朵澜一名，来自鲜卑部落名。《资治通鉴》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年):“秋，七月，秦平凉太守金熙，安定都尉没弈干与后秦左将军姚方成战于孙丘谷，方成兵败。…没弈干，鲜卑多兰部帅也。”这个多兰就是朵澜，为鲜卑语，乃汉文译写之别。上述三名均分布在今武威市西营河流域，表明这里为鲜卑族多兰部的主要聚居地。除此而外，今金昌市亦有鲜卑语地名，如土尔干川，当为土弥干川之别写，其与武威之土弥干川如此相近，或因自然环境一致(肥美如髓的川)，或为鲜卑族迁徙，也未可知。

唐代时，在民族平等开发的环境下，河西走廊留下了很多不同民族的地名，为我们复原当时河西民族分布、民族构成提供了线索。如当时(七世纪中叶到八世纪中叶)敦煌城东五百米远的地方就有一个从化乡，其地本为安城，因羡慕唐朝而附归化，故名从化乡。这个乡的居民为中亚康、安、石、曹、罗、何、未、贺、史等姓氏的胡人村落。与此类似的是敦煌城北亦有一个兴胡泊，当为粟特胡商聚集之地。武威城自古是“车辙马迹，辐凑交会”，商业贸易发达，因而也聚居了不少善于经商的胡人，当时有“武威大城有七，胡居其五”之说。除胡人数量众多之外，武威城内还有不少回鹘人，岑参有诗《戏问花门酒家翁》，并在另一首诗《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中有“花门楼前也秋草”之句。花门为花门山之简称，花门山位于今黑河下游，为蒙古高原诸部进入河西走廊必经孔道之一。唐时回鹘由此大量进入河西走廊，花门山一带亦分布有大量回鹘，后即以花为回鹘的代称。凉州既有花门酒店、花门酒楼，那么居住有一定数量的回鹘人当是无疑的。在今民勤县父老相传他们那里原是沙陀国的地方。沙陀原是西域西突厥别部处月种，唐时举族迁往甘州，后又因吐蕃相逼，东走归唐。所循路线大致沿龙首山东南走，经民勤绿州，再南循今景泰而入靖远，由此过黄河而入关中。沙陀没有在民勤立国，但在民勤境内停留或留下一些遗民则是有可能的。

唐末五代时期，河西走廊为吐蕃统治之区域，吐蕃奴隶主在河西实行强迫民族同化政策，大部分民族都被“吐蕃化”，其在地名上表现也很明显。《宋史》中出现西凉府有六谷族，这个六谷族为吐蕃部落，因游牧于武威南山六条河谷而得名。这六条河流自东而西次第为古浪河、黄羊河、杂木河、金塔河、西营河、东大河等河流，其中古浪、杂木、东大河均为藏语，古浪，原为古孜浪尔，即黄羊川，意为黄羊很多之意;杂木河，源于藏语杂而木，意为古崖水;东大河藏语名为“江帐”，汉译为蹇占，其意为长城或长墙。这六条河谷至今下游为农业区，上游还是牧地，表明自古至今这六条河流上游一直为游牧民族活动之区域。六谷族既以地名族，可见这一带为吐蕃人分布集中之地。另，今永登县有庄浪，金昌县有锦羊岭，均为藏语地名。庄浪，藏语意为“野牛沟”;锦羊岭，藏语译音，意为高峻的山岭。河西走廊至今还有藏族集中分布区——天祝藏族自治县，其境内地名也多为藏语地名，此为寻常道理，故不赘述。

继藏族之后，蒙古族留给河西地名文化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不仅仅因为蒙古族曾统治河西长达百年以上，即使在元灭亡以后，关外仍为蒙古族牧马之地。不限于此，蒙古族还常常牧马于走廊北山甚至走廊内，今天肃北蒙古族地域分布不连续的特点就很能说明问题。正因为如此，河西走廊才留下了大量蒙古语地名。今敦煌境内的党河，就是蒙古语“党金果勒”的简称。元代蒙古大首领党金洪吉台驻牧于此，在这里开辟了大片牧场，经济得到了繁荣。党金洪吉台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特取自己名字前两个字“党金”，把唐代以来的甘泉水更名为“党金果勒”，由此亦派生出了党城、党城湾等蒙语地名。鼎新县，初名磨蒙，蒙语名毛目，清时还曾于其地置毛目厅。今金昌市内亦有黄胡拉山、黄胡拉梁、黄胡拉沟，那力沟口、巴苏井、毛卜喇、者撒寨、者来坝山等蒙语地名。黄胡拉山，蒙语意为有洼地的山。黄胡拉梁、黄胡拉沟亦与此相同。那力沟口，意即小山沟口;巴苏井，意即饮牛羊的水井;毛卜喇，意为苦涩的泉水;者撒寨，意为财库镇;者来坝山，“者来”，蒙语，指街巷，意为者来镇，即镇建于山前坝旁。除此而外，安西有布隆吉、五个庙，七个驴等地名;酒泉有银达乡、鞑子沟;武威亦有达子沟，其地曾为蒙古族牧马之地无疑。

明清时代回回大量入居河西走廊，在地名上亦有反映。如今安西县有“回民北渠”、“回民南渠”、“回回堡”等地名。清雍正至乾隆年间，吐鲁番维吾尔迁居瓜州，清庭将其部众安置在此，安营扎寨，开渠屯田。后维吾尔返回原籍，汉民入居，遂用旧名。这是文化相继占用的典型例证。其实回回入居河西由来已久，唐宋时代即见诸于史籍。元代高昌王亦都护家族因元黄金家族内乱而迁居于今武威永昌堡一带。入明亦都护家族改姓张，清时于其地置高昌乡，仍借用高昌王的封号，表明清代其地回回还很多。以后族人四散，各奔他乡，这里的回回遗留无多，但地名却一直被入居者所沿用。今武威于家槽子至今还有世称“张府”的地名。清代，武威城内更有回族聚集区，并建有清真寺，因其地位于城河沿滩，又名回回滩。同治年间回民马松山起义失败，回回滩遭烧杀，夷为瓦砾，余众逃入巷中，被清兵及汉族洗回者狙击追杀，回族群众被踏死码起来，尸堆如山，因此又被称为踏码巷，至今地名仍在(位于解放巷西)。此外，解放前河西走廊还有一些反映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地名，如镇番(今民勤)、平番(今永登)、抚彝(今临泽)等，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清时河西民族地域分布状况。地名作为区域文化在地面上的凝结者和活化石，它往往含有诸多的信息。通过地名起源的追索、地名空间分布的分析，能了解河西走廊历史上民族分布、民族迁徙和民族关系。这也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

来源：《中国地理历史论丛》1998年第1期

作者：张力仁

图片：网络

选稿：周辰

编辑：吴雪菲

校对：王鑫

责任编辑：吴泓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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