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IS的新会地名文化景观分布、 演进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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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GIS核密度空间分析方法，结合地方志查阅、村民访谈，对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的城乡聚落、居住区和地片2270个地名文化景观进行研究，发现新会地名呈北密南疏、西密东疏的空间分布特征，自然景观类地名数量较少，依古兜山、牛牯岭及谭江西江支流带型分布，人文景观类地名数量较多，沿会城、司前、罗坑等镇街中心及区境三省道多点串珠式分布，分布中心由潭江上游支流向东部下游两岸摆动迁移。各类地理实体的空间分布，宋代以来大量人口的迁入与融合，明代开始海洋堆积成陆的变迁和随之激增的农业生产，民国时期民族文化复兴思潮，近代以来大量的侨乡文化以及现代房地产商业化的快速兴起都对新会地名分布演变产生影响。自然环境从古至今对由聚落选址决定的地名空间分布具有持续重要影响，人文特征对聚落内涵的表达比单纯的自然环境特征越来越更获聚落居民认可。近年来，房地产快速商业化催生大量“大、怪”地名，对居住区自然人文内涵的表达存在程度较大的偏差，严重地破坏了地名文脉及地方文化的传承，亟需通过研究新会地名文化演变规律、加强规范管理、营造正向社会氛围、引导公众参与和监督等方式进行正确指引。

关键词：地名；文化景观；核密度估计法；空间分布；新会

文化景观是指人类为了满足某种需要，有意识地在自然景观之上叠加人类活动的结果而形成的复合景观，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综合的地理特征。地名作为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实体或人文实体的专有名称，能够反映各时期地名所在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状况特征，是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期，地名文化景观的研究主要基于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国外学者关注地名文化特征、政治内涵、移民迁移与融合等内容，国内学者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地名来由、类型划分、命名方式与背景等方面。随后地名受到交通、民政、规划管理等领域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多在地名的应用方面进行研究：对“大洋怪重”地名（即指专名或通名的含义远远超出地理实体实际地域、地位、规模、功能等特征的地名；包含外国人名、外国地名，用外语词命名的地名；怪异难懂的“怪地名”，即用字不规范、含义怪诞离奇、含义低级庸俗、带有浓重封建色彩的地名；重名同音的“重”地名）提出管理对策，对地名标识提出管理建议，研究地名规划的编制原则和优化路径，构建地名数据系统为城市地名管理提供服务等。研究方法多为定性描述或数理统计。

随着遥感技术、GIS空间分析技术等方法的引入，地理学者开始关注地名研究。国外学者Yeoh定量分析新加坡城市街道地名，探究国家政治环境与地名文化的关系；Post等分析教会与资本经济对新柏林地名演变的影响。国内学者同样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地名区划、地名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及地名演变特征方面：王彬等运用EOF模型和GIS技术分析广东地名空间分布及地名敏感区域，按地名景观类型在空间上将广东分为客家、福佬、状语和粤语四大地名区，发现广东政区地名不均衡的分布演变规律与移民、区域开发和国家行政区域体制变迁有关；李建华等认为宁夏中卫县农牧交错地带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与边塞文化、移民文化、方言文化有关；陈晨等运用GIS核密度估计法，以地理区域角度分析北京地名文化景观分布特征与历史时期城市功能分区的关联；朱竑等认为广州荔湾区城市地名演变反映出城市的发展更新规律；王法辉等通过状语地名时空分布分析，印证广西走向壮汉杂聚的历史过程；赵静等发现南海诸岛地名的更替消亡与社会文化环境联系紧密；林琳等认为增城地名文化景观空间格局与文化交汇区特征有紧密联系。这些研究都为探索地名文化景观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和框架。

新会位于珠江三角洲西南部，广东省中南部，新会的西北、西南部主要为丘陵山地，东南、中南、中西部是平原地带，水网密布，主要有西江、潭江流经，是历史悠久的古邑，珠三角五邑之一。据《晋书·卷十五》记载，（晋）恭帝（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分南海立新会郡，距今已有1600年。悠久的发展历史和丰富的自然地理环境使新会产生了丰富的地名文化景观，其反映出新会侨乡文化、海陆变迁和移民与方言等有别于其他岭南地区的自然文化景观特征。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社会和城镇化快速发展，地理要素大量增加，社会文化氛围和价值观念受到冲击，房地产快速商业化和对地方传统历史文化忽视与不自信的氛围催生大量“洋、大、怪”等不规范地名，造成地方文化传承的弱化或断裂，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健康发展。

已有地名研究多以城市地名、政区地名及农村聚落地名为对象，对城乡聚落及周边地片地名和反映现代聚落地名特征的居住区地名的整体演变研究较少，在地名类型的选取上还有拓展空间，对更广泛地域范围和更深层时间跨度的地名演变研究还可进一步加强。本研究基于GIS核密度分析法的空间平滑法，拓展地名选取范围，摆脱行政边界限制，探究宋代至今新会地名文化景观分布及影响因素演变，分析地名蕴含的丰富自然人文特征，从分布及影响因素的演变入手探寻历史时期新会地名传承发展规律，响应国家对加强和规范地名管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地名文化的要求，以期提高对地名文化及地方历史文化内涵重要性的认识，在新时期为新会地名文脉和地方文化的规范与传承提供指引。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及选取

1.1.1数据选取 城乡聚落是城镇与乡村在历史时期逐渐形成的人类聚居场所，人地联系紧密，聚落地名作为聚落的符号代表，能充分体现代表整个聚落的自然人文特征；地片是在野外承载着周边聚落人们长期生产生活活动的区域，其地名是在此活动的人们长期约定俗成，经过较长时间跨度被所在区域人们认可和使用并固定下来，对其区域自然人文特征具有较为明确指代作用的一定区域的总称，具有较强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改革开放以来，城镇中居住区地名数量激增，虽然与聚落地名有所区别，反映的自然人文特征有夸大的特征，但其分布与产生原因同样对新会地名景观和历史文化的传承具有重大影响。因此，本研究选取新会城乡聚落地名、居住区地名及聚落周边地片地名作为研究对象。

1.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地名数据主要来自江门市新会区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中的城乡聚落、居住区及地片地名，参照《中国地名词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江门市地名志》《新会区标准地名录》《江门市地方志》《新会县志》等文献资料、网络地图工具及居民访谈。去除一些无从考证，地名来源无法确定的地名后，获得江门市新会区共2270个地名，其中城乡聚落及居住区地名1423个，地片地名847个，地名用字5974个。研究选取广东政务服务网广东省江门市标准地图中新会区部分为底图进行研究。

1.2 研究方法

首先，通过新会第二次地名普查、各类地名文献资料及互联网统计新会区地名信息，了解地名由来，进行数量统计并分类；其次，通过互联网查询地名的地理坐标，将地名作为离散点，把地名坐标及其他属性信息导入ArcGIS，建立GIS的地名数据库，实现地名及其属性的空间数据化；再次，通过GIS基于空间平滑法的核密度分析方法，得到江门市新会区各类地名核密度分布图，实现新会区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可视化，分析江门市新会区地名文化景观的分布特征；再次，将新会各类地名按产生年代分类，通过GIS标准差椭圆及平均中心分析，得到新会各类地名分布演变图，分析新会地名空间分布演变；最后，通过文献梳理、地方志查阅、居民访谈等方式，结合江门市新会区地名文化景观分布特征，探究各类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为新时期新会地名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2 新会地名统计及分类

2.1 新会地名统计分类

根据江门市新会区地名命名来源及其反映的自然人文景观特征，将地名分为自然景观类和人文景观类。自然景观类地名细分为地形地貌、水文、地理方位、动植物、自然现象5类；人文景观类地名则细分为聚落、时代政治、农渔商事、建筑园林、美好希冀、氏族、数字序列、用典等8类（表1和表2）。

2.2 新会地名分类特征

2.2.1 自然景观类地名：以白描式“冲、坑（亨）、步（埗）”等凸显五邑地区自然地理特征 这类地名以白描式、派生式命名方式对聚落周边自然地理特征、方位、动植物特征及自然现象进行直接描述。在新会地名中自然景观类地名共有2017个，用字频数为2344，占总用字比例的39。24%，占总涉及用词比例41。18%。其中用字/词频数最多的为地理方位类，其次是地形地貌、水文、动植物类和自然现象类。

地理方位类地名除“东、南、西、北、上、下、中”外，多出现“头、口、边、心、背、顶、旁（邦、榜）、尾（美）”等以人类或动物身体部位表达方位的字样，多与周边自然或人文地理景观地名用字相结合，借参照物表达聚落相对方位，如田心里、坑尾等；水文类地名以“冲、塘、江、湾、洋、河、潮、洲、滘”等字样为主，如临潮、汇湾等，多与周边自然或人文地理景观地名用字或方位用字相结合，增强地名指向性；地形地貌类以“坑（亨）、山、岗（冈）、岭、步（埗）、洞（古越语）、罗（古越语）”等字样为主，反映出新会聚落所处丰富的地形地貌，有很多岭南特有的地形地貌用字“塱、咀”等，和古越语用字“洞、罗、猛”等，较多与同类型用字组合，形成单表地形地貌特征的地名；动物类地名以“龙、鹤、牛、鱼、蛇、贝”等字为主，包括富有祥瑞寓意和陆地河海常见的养殖与野生动物；植物类以“梅、竹（篁）、蓢（朗）、莲（连）、松（从）、茶、葵”等字为主，包括富有高洁品质、岭南地区常见的植物瓜果和种植作物，部分植物类地名别称与简写现象十分常见；自然现象类以“星、云、月、风、雷、霞”等天体和天气现象为地名用字，表达所在区域出现的各种带有美好寓意的自然现象。

2.2.2 人文景观类地名：以派生式“里（裡）、屋、围”为起源展现新会农渔商生产生活情景人文景观类地名以派生式、企望式等多种命名方式对聚落各人文功能及活动属性进行描述。在新会地名中人文景观类地名共有2822个，用字频数为3630字，占总用字比例的60。76%，占总涉及用词比例57。62%。其中用字/词频数最多的为美好希冀类，其次是聚落、农渔商事、数字序列、建筑园林、氏族、用典、时代政治类地名。

美好希冀类地名是人文景观类地名乃至整个新会地名中用字/词频数最高的一类。包括“新、大、安、和、兴、美、长、仁”等字，反映新会人民对个人品德、健康，农业生产以及邻里关系等方面的美好希冀，“新”和“大”是新会较有特色的企望用字，反映新聚落生活的开始、新田地的开垦，以及大规模的生活生产范围，多与同类型用字组合，形成单表企望意义的地名，如新升里、永安、忠孝等；聚落类地名以“里（裡）、村、屋、家、古（古越语）”等字为主，其中，“里”字数量最多，是古代居民邻里组织形式。“古、都”为古越语，意为村落，聚落类地名用字一般在地名中用作通名，不与同类型用字组合，如田心里、黎屋、新西村等；农、渔、商事类地名以“围、顷、田、圩、仓（苍）、渔、那”等字为主，反映新会地区聚落的产业活动，新会大面积围田使“围、顷”字在地片地名中大量使用，如联兴围、红古围、两顷三、顷二等，“那”字为古越语，意为田，反映新会所属岭南地区的稻作文化，如那老、那邓等；数字序列类地名以数字为主，除一到十的数字外，还有“百、万、双、两、孖、单”等字，用以表达聚落数序、聚落之间的联合和农田的面积，是新会独具特色的地名类型；建筑园林类地名以“堂、桥、门、井、庙、建、寮、楼，园（苑、元）”等字为主，建筑类地名用字常与美好希冀类、地理方位类用词组合，如祥堂、桥东等，园林类地名中多有“园”写作同音“元”字，表达美好希冀；氏族类地名以各姓氏用字为主，有三种情况，一是聚落中数量较多的姓氏，如黄屋，二是聚落开村始祖的姓氏，如大姚、小姚，三是多姓结合的姓氏之一，如黄马；用典类和时代政治类地名用字占总用字比例较小，用典类地名特征鲜明，均典出古代诗歌典籍或韵文，如“天、地、玄、黄……成、岁”出自《千字文》，代替简单数字为地片命名，其他如“爰处”典出《诗经·国风·邶风·击鼓》：“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意为何处；“南薰”典出先秦《南风歌》：“南风之熏兮，可解吾民之愠兮”，意为微风自南来；时代政治类地名以近代政治特征用词“红星、红旗、解放”为主，由于新会历史时期较少受到政治文化的影响，古代政治用字“官、仕、衙”数量较少。

3 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

新会地名整体密度较高，每1km2范围内有1。675个地名。空间分布不均衡性，呈北密南疏、西密东疏的特征，这与其自然地理条件、镇街中心、河流及道路分布有很大关系。新会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丘陵山地主要分布在区境西北、东南小片和西南大片区域，所以地名总体在西南部分布较少，主要分布在北部和东部的谭江、西江及其支流两侧，在非镇街中心的局部呈现沿道路两侧分布的特征。会城街道、司前镇、罗坑镇、双水镇的地名密度明显高于其他区域（图1）。

图1 新会传统地名北密南疏、西密东疏的空间核密度分布特征

3.1 自然景观类地名：带型分布

新会自然景观类地名的空间分布与总体地名分布特征相似，依古兜山、牛牯岭、圭峰山和谭江西江支流形成带型分布的特征，地名在会城、司前、罗坑、双水多核心-边缘分布，并沿谭江西江及其支流两侧、局部非镇街中心的道路两侧低密度连片分布（图2和3）。

图2 依古兜山、牛牯岭及谭江西江支流带型分布的自然景观类地名

地形地貌类地名集中在古兜山山脉东北部、圭峰山山脉南部和牛牯岭山脉东北部三个自然地理状况较为复杂的区域，呈现出围山沿河的地理要素依赖性分布特征：中部古兜山山脉东北罗坑、双水、崖门的地形地貌类地名聚集范围最广，在古兜山山脉与谭江之间呈“5”字型分布，北部圭峰山山脉以南在会城、大泽、司前呈串珠式带状分布，东北部牛牯岭山脉东北在睦州镇附近跨虎山沿S47省道“8型”带状聚集（图3(a)）；水文类地名多沿新会区北部谭江西江支流两侧及交叉口处分布，以贯穿新会全境的谭江支流两侧及河流分叉口的地名核密度最高，呈单侧树状分布，谭江主江及西江支流劳劳溪、荷麻溪两侧在睦州、大鳌、古井、崖门四镇中心形成低密度点状聚集（图3(b)）；地理方位类地名在新会地区分布广泛，在城镇等周边参照物较多的区域更具集中性，在罗坑、司前、会城、睦州四处以核心-边缘分布（图3(c)）；动植物类地名主要在新会西北核心聚集，地名用字以有祥瑞寓意的“龙、凤、鹤、竹、梅”为主，在新会中北及东北部低密度点状分布，从东到西由单纯白描象形到选择附有祥瑞寓意的动植物地名转变（图3(d，e)）；自然现象类地名数量较少，主要在司前、双水、崖门三处低密度点状聚集，其他镇街中心也有少量分布（图3(f)）。

图3 依自然地理实体分布的不同类型自然景观类地名

3.2 人文景观类地名：多点串珠式分布

人文景观类地名沿会城、司前、罗坑等城镇中心及境内三省道多点串珠式分布，在新会东北部大鳌、睦州、三江中密度块状均匀连片分布（图4和5）。

聚落类地名主要分布在新会西北部谭江支流两侧及分叉口平原，在大泽、罗坑和会城呈扇形连片聚集，其余以崖门、三江为中心低密度连片分布，会城是其中分布密度最高的区域，反映行政中心井然有序的居民组织形式，南部由于历史时期沙田耕作需耕三年荒三年，沙田佃户经常迁徙，影响民众定居而少有聚落类地名（图5(a)）；农、渔、商事类地名在新会东北部环形围绕西江支流分布，在大鳌、睦州和三江三处高密度聚集，商事类地名文化景观是以圩市地片地名表现的，分散在处于交通中心的各城镇中心及次中心，渔事类地名随渔业活动少量分布于西江支流两侧（图5(b)）；时代政治类散点状分布在新会中东北部，其中古代政治用字“官、仕、衙”等主要围绕在作为新会政治中心长期受政治文化影响的会城周围，近代政治用字“红星、红旗、解放”分散分布（图5(c)）；建筑园林类地名主要聚集于新会西北部，在司前、罗坑、双水、会城形成3处点状聚集，中部罗坑双水主要为建、构筑物地名，东部新会主要为园林类地名，西部司前同时分布有建筑与园林类地名（图5(d，e)）；美好希冀类地名连片分布在西北部地区，在会城、大泽、司前、罗坑4处T型分布在地名发展较成熟的区域，“新、大”等新会特色的希冀地名用字在新会范围内广泛分布（图5(f)）；氏族类地名点状聚集在罗坑、双水和司前，其中双水的氏族类地名多来自宋末至明清由台山迁来的移民，司前的氏族类地名主要由明清时期从附近（今江门市范围内）迁来的居民产生，有一家分迁为多个聚落的特点；罗坑氏族类地名用字多与聚落类用字组合，如李屋、张屋，是1952年土地改革时统一更名的结果，记录了新会的历史变迁（图5(g)）；数字序列类与用典类地名主要集中于新会东北部，多以田地面积数字及排列数序和字序对地片和聚落命名（图5(h，i)）。

图4 沿会城、司前、罗坑等城镇中心及境内三省道多点串珠式分布的人文景观类地名

图5 依镇街中心及交通分布的不同类型人文景观类地名

3.3人文特征对聚落内涵的表达比自然环境特征更得到聚落居民认可

新会地名类型丰富，地方特色突出，忠实地反映出新会自然人文景观特征及人们对聚落内涵的认识方式。自然景观类地名凸显五邑地区丰富的地形地貌和动植物资源；人文景观类地名展现新会农渔商生产生活情景，聚族而居的生活特征和对个人高尚品德、邻里和睦及农业丰产的期望反映在地名中。自然景观类地名用字常与其他类型结合以丰富地名蕴含的信息，人文景观类地名较自然景观类地名能更独立地反映聚落特征。新会地名类型及结构的分异表现出自然人文景观是聚落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特征对聚落内涵的表达比自然环境特征更能获得聚落居民的认可。

4 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的历史演变

将新会地名的命名时间按宋及宋前、元、明、清、民国、解放后6个阶段划分，多数地名随聚落及地片的开发而产生，也有少数地名新产生于原地名的更改。地名总体发展呈现上升趋势，新增地名由地名原点潭江上游支流逐渐向东部下游两岸摆动迁移，分布趋势从与谭江平行的东北-西南方向向不明显的分散方向转变（表3，图6和7）。

宋代逃妃事件使聚居于南雄珠玑巷的人口大量迁至新会，形成新会地名的第一波高潮，原住民和移民多临水而居，以自然景观地名为主，罗坑司前一带谭江支流西侧是新会地名最初的聚集地；元代宋元海战幸存宋军移居新会，新增地名在新会境内已有聚落区和谭江两侧分散，拥有自然人文景观双重属性的地名开始增多；从明代开始，新会农业、手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人口激增，地名相较元代开始爆发式增加，地名分布中心出现远距离移动，大量新增地名分布在新会境内西北部的司前、大泽、罗坑和会城等地沿谭江地带，区境东南部沿海地名出现聚集，西江支流劳劳溪和荷麻溪两侧开始出现地名，此时人文景观类地名占总地名比例超过自然景观类地名，开始更多展现新会人文景观风貌；清代新会沙田面积持续扩大，同时江门海关成立，农业、商业的发展使新会新增地名由区境西北向中东北部转移，谭江及西江两侧的新增地名点离河流距离开始增加，区境东南部沿海及虎跳门水道地名集聚形成规模，文化景观类地名占比持续增加；民国时期，局势不稳定性增强，聚落增加量较少，新增地名多为开垦围田而形成的地片地名，分散在谭江东北部，与河流关系进一步减弱；建国后，土地革命、农业合作化时期对原有聚落编制、土地划分和地名标准进行调整，在原有地名基础上产生一批新的地名，同时近年来随着新会经济发展加快，一大批新的城乡聚落和居住区围绕镇街中心及交通沿线产生，具有极强的聚集性，引导新增地名中心向北部移动，其中居住区有部分“大、怪”地名涌现，多分布在房地产快速拓展的镇街中心，反映了房地产快速商业化和浮躁社会氛围影响下夸张的自然人文景观，与实际自然人文景观有所出入。

图6 新会地名数量及占比演变

图7 由潭江上游支流向东部下游两岸摆动迁移的新会地名

5 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及演变的影响因素

5.1自然环境的影响

5.1.1 山水类自然实体的分布决定了山文类水文类地名的形成及分布 新会各类自然景观地名充分反映了相应自然实体的空间分布。地形地貌类地名用字如坑、山、石、岗、岭等多围绕在圭峰、古兜和牛牯岭山地周围的平原，沙、角、岸、欧、屿、滩等字主要分布在新会东南浅海淤积成沙田、沙洲的平原区域；水文类地名多沿新会西江、谭江支流两侧及交叉口分布，以冲、湾、河、水、江、洋、溪等字表示，还有部分如塘、水、潮等水文类用字广泛分布在新会全境，来源于新会水道纵横、水塘密布的自然环境。

5.1.2 海岸带地名与实体对应关系记载了“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 唐代谭江出海口位于今罗坑，与今天的崖门相距甚远，当时的海岸线在今司前-会城-江门一带。由于新会位于谭江出海口，西谭两江汇流带来上游大量泥沙，加之海潮顶托，逐渐淤积，使沧海逐渐变为桑田，从西至东形成司前南部、会城河以南等区域。明万历《新会县志》记载：“厥地汉为海，宋元为潮田，我朝洪武为桑田”。在如今一些非沿海沿河区域的水文类地名如小泽、潮透、北洋、沿江等，和部分随时间向新会东南沿海推进的地形地貌类地名都来自新会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自然景观类地名景观的分布记载了新会自然地理环境的变迁。

5.2 人文环境的影响

5.2.1 与农业生产相关 河流淤积形成面积巨大的沙田（水中可耕之地），使新会成为历史上珠三角沙田最多的县之一。道光《广东通志》记载新会县清初至嘉庆年间田亩数净增14万余亩，吸引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开发，农业生产与农耕文化大量反映在地名景观中。因耕田堤围而产生的“围”字和面积单位“顷”字经过长期使用形成农耕类通名；数序和引用序列为便于命名和区分大面积连片耕田而形成独特的地名景观，成为小范围内一套独立完整的地名体系。

5.2.2  与民国时期民族文化复兴思潮有关 用典类地名在民国时期的大量出现与民族文化复兴的思潮有关，传统文化是民族认同与发展的基石，民国时期朴素的新会人民将对传统文化历史、语言等方面的重视表现在新会地名中，大鳌大量耕田的地片地名引《千字文》作字序以代替单调的数序，在自然要素单一又缺乏人文景观特征的耕田中形成了独特的传统文化地名景观。“南熏”是新会最青睐的用典类地名，引自《南风歌》，大量出现在民国时期。

5.2.3  与人口迁移与融合有关 南宋时期苏妃之乱导致大量移民南雄珠玑巷南迁至新会，奠定今天新会氏族宗族的分布。形成了包含“黄、罗、李、陈、王、张、梁”等41个姓氏的地名，和带有移民聚落特征的“屋”、“家”等聚落类地名。氏族类地名与聚落类地名的分布及迁移演变体现了新会人口迁移扩散和融合的过程。新会地名深受粤方言的影响，形成“冲（涌）、沥、沎、塱、步（埗）、氹、滘”等典型的粤方言地名用字，以地形地貌及水文类地名表现较多，广泛分布在新会全域；古越语是远古时代至秦末在南方百越一带的古越人使用的语言，在宋代汉族人南迁新会后，古越语地名数量陆续减少，留存下表田地的“那”字，表自然地理环境的“洞（峒）、罗、冲、猛”，表聚落人文景观“古、都、良”等，如那邓、古猛、冲邓等，在司前、罗坑、会城一带分布。这些粤语、古越语及其他汉语地名的分布体现了新会人口迁移与融合的过程。

5.2.4 与侨乡文化有关 新会作为珠三角五邑之一的著名侨乡，受到大量侨乡文化的影响。但由于聚落地名较为稳定，命名影响因素较多，侨乡文化影响力度较小，仅有“南阳、龙洋、金银里”等8个地名，反映新会人民外出谋生和归来捐赠的历史。微观尺度上，侨乡文化地名在桥梁工程、图书馆、学校、企业、碉楼建筑等归侨捐赠建筑物中体现较多。民国时期，大量侨资建设，产生大量居住商业建筑，以“庐、楼”“南洋”等反映侨乡文化地名，如和胜碉楼；改革开放后侨资建设公益建筑，地名多以“侨”或捐资人及其亲属名为专名，如华侨中学、侨兴市场、黄克兢大桥、景堂图书馆等大量出现。

5.2.5 与房地产商业利益有关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使新会新增大量居住区地名，建国后新增地名中有13。71%都来源于居住区地名。与历史时期形成聚落地名不同，居住区地名形成时间短，在经济快速发展形成的浮躁社会氛围中受到夸张、特立独行等价值观和房地产商意志影响，部分居住区反映夸张相似的自然人文景观，造成居住区地名指位性不足，同质化特征明显，缺乏地方文化特点。其中，方圆月岛首府、名城上都、美的·海棠公馆、金泽公馆、3号公馆、圭峰花园森林官邸、富力英皇金禧花园、御府名门等“大、怪”地名不断出现，与房地产快速开发及利益不无关系，商业化导致近年来居住区地名完全偏离新会地名文脉的轨迹，脱离了新会固有的自然和人文特色。

5.3 新会地名文化规范与传承指引

2018年六部委联合发文《关于进一步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的通知》，强制要求各地对“洋、大、怪”地名进行清理整治。

1）深入研究新会地名文化特征。在进行地名命名更名的规范管理前须认真研究新会地名文脉与传统文化演变规律，在地名命名更名时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反映地方文化特色；

2）大力宣传新会优秀地名文化及地名相关知识。引导人民群众认识并重视地方特色文化，提高群众文化自信，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实事求是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氛围；做好规范地名与地名命名更名相关知识的宣传，使群众了解地名的重要性，形成群众监督基础；

3）加大地名命名更名管理力度。响应国家政策要求，出台规范性文件，修订地方性法规，建立地名管理系统，定期进行地名普查，严格地名审核，定期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对地名实现全过程的规范管理；

4）完善地名命名更名的公众参与监督制度。通过多种渠道如主流媒体、网络信息平台、听证会等方式积极引导群众参与到地名的传承和保护中，在与群众交流的过程中收集采纳有效意见，引导群众对地名工作的重视与支持。

新会地名北密南疏、西密东疏的分布特征和分布中心由潭江上游支流向东部下游两岸的摆动迁移，都显示自然环境从古至今依然对由聚落选址决定的地名空间分布具有重要影响，但从人文景观类地名用字在地名中的高使用率和人文景观地名占总地名比例对自然景观地名的反超来看，人文特征对聚落内涵的表达比单纯的自然环境特征越来越更加获得聚落居民的认可，反映着聚落居民的生产生活活动和精神面貌逐渐超越自然环境的标记，成为聚落精神中更加核心的内容，地名为聚落留下人们思考、活动的印记。近年来由房地产快速开发和社会浮躁氛围产生的“大、怪”地名对居住区自然人文内涵的表达存在程度较大的偏差，破坏了地名与聚落内涵之间良性的相互作用，扰乱地名文脉的传承与发展，割裂地方特色文化的延续。建议通过研究新会地名文化及其演变规律为地名管理提供依据，在全社会形成重视地名文脉和地方特色文化的氛围，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地名的保护与传承，促进地名文脉与地方文化有序延续。

6 结 论

作为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名是区域自然、文化景观发展演变的重要载体。

1）新会地名类型丰富，地方特色突出，具有明显的空间聚集性，呈现出北密南疏、西密东疏的分布特征。地名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两大类，忠实地反映出新会自然人文景观特征及人们对聚落内涵的认识方式；

2）自然景观类地名以白描式“冲、坑（亨）、步（埗）”等凸显五邑地区自然地理特征，依古兜山、牛牯岭及谭江西江支流带型分布，具有极强的地理实体依赖性和历史延续性；

3）人文景观类地名以派生式“里（裡）、屋、围”为起源展现新会农渔商生产生活情景，沿会城、司前、罗坑等镇街中心及S27、S270及S47三条省道多点串珠式分布，空间分布差异性大：氏族聚落、建筑园林类地名主要分布在移民较多、历史悠久的新会西北部，农渔商事、用典、数字序列类主要分布于自明代开始逐渐沉积成陆进行农渔业生产的新会东北东南部，美好希冀类地名在区境内普遍分布；

4）新会地名分布中心自宋代开始由地名原点潭江上游支流向东部下游两岸摆动迁移，分布趋势由与谭江平行的西北-东南方向向无差别分散演变。各类地理实体的空间分布，宋代以来大量人口迁入与融合，明代开始海洋堆积成陆的变迁和随之激增的农业生产，民国时期民族文化复兴思潮，近代以来大量的侨乡文化以及现代房地产商业化的快速兴起都对新会地名的分布与演变具有重大影响，影响因素从自然环境因素主导转变为人文环境因素主导。

本文未能获得地名产生时期的自然地理及社会经济数据，如能通过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量化地名空间分布演变的影响因素，探究其他因素对新会地名分布及演变造成的影响，并在对近年来新会“大、怪”地名清理和规范的基础上，引导今后地名命名规范化、科学化，使其回归新会地名文脉的原有轨道，将成为今后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议题。

来源：《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年4月

作者：林琳 王馨儿 曾娟

选稿：何铂羽

编辑：徐亭

校对：华丽

审订：郝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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