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古地名文化演变初探
摘要：本文以桂林古地名为研究对象，通过翻检包括正史地理志、地理总志、地方志、地理著作、笔记、舆图等主要记载古地名的文献，在梳理古地名数量和类型，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将地名文化解构为地名语词文化和地名实体文化两部分，分析不同阶段桂林古地名文化的状况，通过对比研究，总结出桂林古地名文化演变的总体规律。研究有助于了解桂林的古地名文化的形成机理，为传承和保护桂林地名遗产提供理论支撑，丰富桂林地名文化理论研究。
关键词：桂林；古地名文化；演变
地名是人们对具有特定位置、范围及形态特点的地方约定俗成的语言代号，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特点。地名文化包括了地名语词文化和地名实体文化两个层面。地名语词揭示了地名的语源文化内涵，地名实体文化体现了其所指代实体的地理、历史和乡土等。秦代开凿灵渠之后，岭南与中原加强了经济、文化的联系，西汉时期在桂林设立了始安县，唐宋年间中原文人、官员的迁徙促进了桂林地区的开发，明清时期桂林逐渐发展为广西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在区域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众多的地名，这些地名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烙印，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桂林地名文化遗产面临消失和更新的形势，梳理桂林古代地名的文化特征及演变规律对于总体认识桂林地名文化有重要的意义，也可为城镇化过程中地名的命名或更名提供参考。本文以正史地理志、地理总志、地方志、地理著作、游记、笔记、舆图等区域地名记载较为详细的地理类文献为依据，以今桂林及周边地区为区域，梳理桂林古代地名的数量、类型和文化内涵特点，从地名语词和地名实体文化总结桂林地名文化演变规律，以期为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桂林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提供理论支撑。
回顾与桂林相关的地名，《山海经·海内南经》中已有“桂林八树在番禺东”的记载，“桂林”最早作为植物地名，并不能与现在的桂林等同类比，即使是秦代设立的桂林郡，治所在桂平市，与现在桂林市也相距甚远。汉代以前的文献对当前桂林的地名记载极少，汉代在桂林设立始安县之后，桂林的地名逐渐增多，不同阶段具有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
一、唐代以前：地名偏重于政区沿革、地理位置，地名遗存少
（一）地名数量实现个位数到两位数的突破
唐以前记载地名的地理文献主要为正史地理志和地理著作，桂林地名数量呈现增长的趋势，但总体数量还较少。先秦的《禹贡》未见桂林有关地名的记载，《汉书·地理志》记载了6个桂林相关的地名：零陵郡、零陵县、阳海山、湘水、离水、始安，《后汉书》中仅有“零陵”一个桂林有关的地名。《晋书》《宋书》增加了新设的政区地名，地名分别为8个和7个。北魏《水经注》中共记载了22个关于桂林的地名，至此有关桂林地名的记载已经突破两位数。《隋书》记载了8个有关桂林的地名。总体来看，唐代以前桂林地名记载数量大体上呈现增加趋势，实现了个位数到两位数的突破，但总数不多，见表1。
表1 唐以前桂林相关地名统计表
说明：1.以上统计以与桂林相关区域为依据，主要以桂林及周边地区为范围，但不局限于今桂林市；2.文献统计依据以具体的条目为范围。
（二）政区地名为最主要的地名类型
唐代以前地名类型主要有两种：政区和山水地名。正史地理志中记载的地名以政区为主体。《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6个有关桂林的地名中，零陵郡、零陵县和始安为政区地名，离水、湘水和阳海山为山水地名。《宋书》、《晋书》所记载的也都是政区地名。《隋书》记载的桂林有关的地名中，除了平乐的目山之外都是政区地名。《水经注》以水为纲，除了记载沿途的政区之外，还记载沿途的地物，特别是把山水地名放到较为重要的地位。根据表1，可统计唐朝以前文献资料中记载的政区地名31个，山水地名19个，其他地名1个。
（三）地名文化侧重地名实体的位置和历史沿革，地名遗存少
唐代以前桂林的地名在语词方面鲜有涉及，更主要偏重于地名实体的记述。一是对地物位置和所在区域的记载，如《汉书·地理志》中载“阳海山，湘水所出”，又如《水经注》载“漓水亦出阳海山……南过苍梧荔浦县。”二是政区地名多记载历史沿革，如《隋书》中载“始安，旧置始安、梁化二郡。平陈，郡并废，大业初废兴安县入焉。”三是地名的直接陈列，即直接将地名列在书卷之中，如《晋书》中载：“始安，始阳，平乐，荔浦，常安，熙平，永丰”，即是直接陈列地名。
从唐代以前地名遗存来看，很多地名并未沿用下来，有的地名则发生了演变。一些县级政区地名得以流传，如荔浦、阳朔、平乐、兴安等，而建陵、熙平、永丰、始安等则并未沿用。政区名称“桂林”还并非指现在的桂林，从《山海经》作为植物名，到秦代的桂林郡（治桂平），再到三国时期桂林县（治象州），西晋的桂林郡（治柳州），隋代的桂林县（治象州），作为政区地名的专名“桂林”长期存在，但治所尚未在今桂林市的范围之内，即唐代之前所言的桂林与现今意义的桂林所指的地域范围并不相同。文献中记载较少的自然地物地名与现在亦有所区别，如漓江在《汉书·地理志》中称为“离水”，《水经注》又作“漓水”。
总体而言，唐代之前所记载的桂林地名结构、意义、类型都较为简单，地名文化侧重于历史沿革和地理位置的记载，对桂林地名的命名规律、命名原因记载较少，是桂林地名文化的起步阶段。
二、唐代：山水景观地名初步形成，地名文化内涵多样化
有唐一代，文人、官员的迁入和经营，使桂林区域和山水景观得到开发，记载唐代桂林地名的文献方面除了正史地理志、地理著作之外，记载地方风物文献的出现使地名数量和类型大幅增多，文化内涵也丰富起来。
（一）地名数量突破五十阶段
唐代桂林地名数量有大幅度的增加。其中正史地理志记载与之前比增加了一些新的政区地名，《旧唐书》、《新唐书》
分别记载了22个、24个地名，大多为政区地名。《通典》中记载数量为18个。地理总志是唐代记载地名的重要文献类型，《元和郡县志》桂州条目下有38个相关地名。涉桂的笔记则更为详细，莫休符《桂林风土记》记载了桂林的地物和风土人情，原书为三卷，现仅存的一卷中有42个条目，载有54个桂林相关的地名。总体上唐代桂林地名记载数量较之前有所增加，见表2。
表2 唐代桂林相关地名统计表
（二）山水景观地名成为主体类型
唐代桂林地名数量增加的同时，地名类型也多样化，山水景观地名逐渐超过政区地名，成为地名的主要类型。正史地理志、《通典》以及《元和郡县志》尚以政区地名为主体，如《通典》中政区和山水地名分别为12个、6个，《元和郡县志》有21个政区地名和17个山水地名，《旧唐书》和《新唐书》也大致如此。《桂林风土记》记载的地名类型则明显多样化，除了政区地名和山水地名，增加了建筑、园林、寺庙、祠塚、亭台、水利等类型，其中园林景观地名作为重要类型开始大规模见于记载，东观、越亭、岩光亭、东山亭、碧浔亭、拜表亭、隐仙亭、逍遥楼等都是如此，山水景观地名逐渐成为地名类型主体。
唐代桂林山水景观地名的增多与当时文化兴盛和区域开发密不可分。许多朝廷委派或者贬谪到桂林任职的文人官员，注重改造桂林山水，使其更加适合观赏游，李渤便是代表人物之一，其在隐山、南溪山增设亭台，修建栈道，这些改造活动丰富了地名的类型，桂林山水地名记载由此得以凸显。
（三）地名文化体现了山水景观的开发进程，传统地名学探索趋于成熟
1.地名体现主体对于山水景观认识、开发和解释
地名文化发展具有一定稳定性，唐代以前地名文化得到了延续，地名实体的历史沿革、地理位置、名称罗列等都见于文献记载，同时在地名实体的开发过程和文化解释方面有所加强。唐代文献对地名实体的形态进行较为详细的记载，山水形态最为明显，如独秀山“高耸直上，周回一里余。迥出郭中，下有岩洞。”对地物开发记载也较为详细，而主要体现在山水景观的营建方面，修建亭台、种植花木，宝历年间李渤于隐仙亭“开置亭台，种植花木。”桂管观察使裴行立在訾家洲“创造亭宇，种植花木，迄今繁盛。”类似的记载较为常见。此外，唐代地名文化注重与历史人物或传说的关联性，如伏波庙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之祠也”，又会仙里“旧有群仙于此，辎羽驾，编于碧空，竞日而去。”从上可知，唐代桂林的地名实体文化中蕴含了人们对于山水景观的认识、开发以及对于地名实体文化的解释，体现了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
2.地名语词文化内容丰富，地名学日趋成熟
与地名实体文化相比，唐代桂林地名的语词文化特点更为突出，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较为明显：
（1）一地多名体现了文化的传承与空间的分异。唐代之前桂林地名主要为一地一名，唐代则出现了诸多一地多名的现象，常见于山水地名，如漓山又名沉水山，阳朔山即零陵山，越城岭又名临源岭等。漓江在唐代有“桂江”与“漓水”等名称，如“漓水，一名桂江。”《元和郡县志》中两个名称亦同时存在，在灵川县和临桂境内称为桂江：“桂江，一名漓水，经（临桂）县东，去县十步，杨樸平南越出零陵下漓水即谓此也。”又“灵川县，龙朔二年分始安县置，东临桂江。”阳朔境内则称为“漓水”，如“漓水在（阳朔）县西二十里。”
一地多名的形成，可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从时间尺度来讲，同一个地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名称不同，但是因为地名文化的继承性，原地名得以沿用，与现地名共存。从空间来说，则是因为特定时期同一个地物在不同地区有不同名称，这在河流名称上比较明显，出现明显的分段意识。
（2）地名得名渊源解释初成体系。唐代桂林对地名命名渊源的分析在文献中较为常见，大致可归为自然和人文因素。如对于各县名称的分析中，有因山水而得名的，如阳朔县“取阳朔山为名”，荔浦县则“因荔水为名”；也有因所在地而命名的，如永福县“武德四年析始安县之永福乡置，因以为名”，永丰县则于“吴甘露元年析汉荔浦县之永丰乡置”。《桂林风土记》所记地物较多，对其繁杂的地物地名进行了分析，归纳起来大致分为如下几种：因历史人物而命名的，如伏波庙因伏波将军马援之祠而命名；因山水形态而命名有北牖洞、沉水山；根据姓氏命名有訾家洲；根据方位命名的有东门亭；根据传说命名的有舜祠、双女塚、会仙里等，可见唐代桂林地名中命名渊源的分类已初成体系。
（3）语源、语义地名考辨增多。对地名的考辨丰富了唐代桂林地名语词文化，如对“阳朔山即零陵山”进行了梳理和说明，“汉时称阳海，晋以后称阳朔，一山而先后殊名矣。此云阳朔山即零陵山，殆因前人有湘出零陵山语，然彼以郡县名统称，犹言零陵之山实非是山，本名零陵则证合之似赘。”另外对于避讳地名也有说明，漓山因“其名与昭应骊山音同，故遂改名为仪山”。则唐代对于地名语源和语义的考辨已经成为桂林地名文化关注的方面。
（4）“桂林”作为地名与今桂林地域趋于相似。唐代之前的“桂林”地名可称之为与桂林有关的地名，在地域上与现今桂林不是同一区域。唐代在桂林设立桂州，此时从诗词、笔记记载来看，当时已经被称之为桂林，由此桂林地名的界线逐渐清晰。
三、宋代：山水地名景观格局完善，地名与地方文化融合
（一）地名数量突破八十
宋代桂林地名数量较之前有较大增加。正史地理志延续了之前的特点，有关宋代的地名数量较少，元托克托所修
《宋史》静江府条中记载宋时桂林地名只有11个。记载岭南风物的笔记则地名数量要多一些，《岭外代答》为36个，《桂海虞衡志》志山条中为45个。宋代地理总志所记载地名数量较多，《太平寰宇记》所记的桂林相关地名已经达到81个，《舆地广记》为41个，《方舆胜览》的数量为46个。总体而言，宋代地理方面的文献类型和数量更加丰富，地名数量明显提升。
（二）岩洞类地名大量增加，山水地名景观格局基本形成
宋以前的地名类型在宋代得以传承，又出现了新类型，阶段性特点鲜明。政区、山水和建筑地名类型得到延续，前述《宋史》条目中所载皆为政区地名，《舆地广记》中记载的41个地名中，山水地名与政区地名基本上对半分成，政区地名稍多，《太平寰宇记》则包含政区地名、山水地名、建筑、宗祠、水利地名，以及其他类型的地名。总体而言宋代以前的地名类型得到了延续，同时园林景观地名增加了一些新的类型，《方舆胜览》中记载了学校、楼馆、堂舍、园林、湖泊等园林景观类型。桂林溶洞数量众多，“山皆中空，故峰下多佳岩洞，有名可记者三十余所，皆去城不过七八里。”宋代以前对于岩洞也有所记载，但大规模、集中的记载还首推宋代。《岭外代答》中记载了23个岩洞地名，《桂海虞衡志》志山条目中记载的桂林地名皆为山、岩、洞名。
综上可知，宋代桂林地名类型更加丰富，记载也更加详细具体，在山水、岩洞地名的贡献突出。唐代之前地名记载以政区地名为主，唐代桂林山水地名开始凸显，宋代各类文献记载中，以山水地名为主的非政区地名占主导地位，山水地名景观格局基本形成。
（三）地名与地域文化融合，扩展了景观导向功能
1.地名语词文化在宋代得到延续并发展深入
体现在地名命名渊源分析、通名类型和地名群方面。唐代桂林地名在命名渊源上已经趋于系统，宋代进一步完善，注意到了方言对于地名的影响，如驳鹿山原名驳乐山，“后人以乐为鹿，故亦名驳鹿。”宋代桂林出现很多相似地物的通名类型，如“岩”与“洞”，“山”与“峰”，“江”和“水”等，周去非在记载桂林岩洞时对“岩”和“洞”进行了区分，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所载“岩洞与此同，惟白龙乃洞名，龙隐则岩洞俱有”。体现了对于地物的区分更为细致。
此外，宋代桂林形成了众多专名相同的地名群，如以“辅星”命名的有辅星洞、辅星峰，以“伏波”为名的有伏波庙、伏波岩、伏波山，以“龙隐”命名的有龙隐洞、龙隐岩等。
2.地名成为地域文化的载体，游览导向功能突出
宋代桂林地名实体文化中，融入了地方文史，涉及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是区域文化的代表。如白龙洞“盛暑重裘而入”，栖霞洞则“六月无炎，大冬温然”，很好地诠释了桂林溶洞冬暖夏凉特点。又如回涛堤“长五百五十四步，以捍水势，居人免垫溺之患”，漓山则“旁有洞穴……世乱民保以避寇，旱或祷祀颇灵。”地名不再只是代号，从地名中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地方”，体现地方文化。
另一个地名实体文化特点是游览功能明显，在地名的记载中根据游览线路进行描述，如“龙隐洞、龙隐岩，皆在七星山脚，没江水中。泛舟至石壁下，有大洞门，高可百丈。鼓棹而入，仰视洞顶，有龙迹夭矫，若印泥然，其长竟洞。舟行仅一箭许，别有洞门可出。岩在洞侧，山半有小寺，即岩为佛堂，不复屋。”又叠彩岩“在八桂堂后……登大半有大洞门，入洞行十许步，则曲转穿出山背，北望平远如画，前后洞门皆有苍石嵌岩……前山脚有小洞，幽暗不可穷。”类似的记载在桂林地名中很常见，总体反映宋代桂林景观开发日益成熟。
四、明清：桂林古地名文化的集大成阶段
（一）桂林地名记载数量突破三位数
笔者在翻检不同时期有关桂林地名的地理文献的过程中，发现元代地理文献对桂林地名的记载甚少。明清相关文献桂林有关地名文献资料种类增多，桂林地名记载更加详细，数量大幅增加。地理总志的地名已经具备一定规模，《明一统志》和清初《读史方舆纪要》分别记载了227、112个桂林相关地名，《大清一统志》、《嘉庆重修一统志》等都有相当数量地名记载。明嘉靖、万历以及清嘉庆、光绪《广西通志》所记载桂林的地名数量更为庞大，更不论各个版本的《临桂县志》，总体上明清桂林的地名数量已经远超前代记载的地名数量。其他文献也记载了一定数量地名，如《桂胜》记述桂林风景名胜，其卷一中就有70个桂林地名，相继成书的《桂故》记载了24个桂林地名，多为政区地名。明末徐宏祖游历桂林，在其著作《徐霞客游记》中记录了大量在游历桂林期间所接触的桂林地名。总体而言，明清时期地名数量已经具备相当规模，以至后期地名数量从数字上统计的作用似乎不是很大了。
（二）地名类型丰富，覆盖日常所见的自然和人文地物
明清文献资料中记载的桂林地名已经基本稳定，类型逐渐齐全。地方志被称为地方百科全书，各个版本的《广西通志》和《临桂县志》中所记载的地名较为全面且具有代表性，从所列的条目即可见地名的类型。如雍正《广西通志》分为星野、气候、饥祥、图经、舆图、沿革、疆域、山川、关梁、驿站、沟洫、田赋、额办、屯田、盐法、榷税、积贮、户口、物产、风俗、蠲恤、城池、廨署、学校、坛庙、寺观、古迹、兵制、秩官、封建、名宦、选举、乡贤、忠义、校友、卓行、儒林、隐逸、迁客、方伎、列女、杂传、土司人物、诸蛮、艺文等条目。县志的条目具有高度一致性，如清嘉庆七年蔡呈韶修、光绪六年补刊本《临桂县志》的条目与《广西通志》相差无几。其他文献则从不同角度进行记载，丰富和补充了地名类型，如《桂胜》与《桂故》所记载的地名类型有所不同，前者以山水标目，所载桂林地名多为山水名胜地名和少量建筑古迹地名，后者注重于讲述桂林历史沿革，所记载的桂林地名多为桂林当代各级政区地名和一部分典型山水地名。《徐霞客游记》以游历者的角度记载着典型山水地名以及作者途经的许多小型聚落地名。《读史方舆纪要》作为地理总志，则侧重考订古今郡县变迁，详列山川险要战守利害，因此书中所记载的桂林地名类型主要为各级政区地名和山川地名。
从明清文献条目及内容来看，其涉及的地名已涵盖了常见的地理实体，自然方面的山川、湖泊、地貌等常见地名皆可归入相应条目，相对于之前的文献，很多未见于文献记载的小地名也予以记载和描述，如宝瓶山“在城西十八里大律街村，山形如宝瓶。”人文条目方面所涉及的范围更为广泛，常用的人文地名在文献中都会有相应的条目，如历史沿革地名可反映明清桂林政治文化，建筑、学校、桥梁、关隘等皆可反映其人文文化，寺庙、道观地名反映明清时期桂林的宗教文化，应该说明清完善的地名类型为桂林地名文化遗产保存提供了依据。
（三）桂林古地名文化集大成时期
古之修志，注重旁征博引，明清文献所见桂林地名很好继承历史时期文化，并赋予新的内涵，如嘉庆《临桂县志》中关于独秀山的记载中引用了《桂林风土记》《太平寰宇记》《桂海虞衡志》《桂胜》《赤雅》《广西通志》等文献，同时在该条目下增加石刻、诗词和游览的内容，总体上地名文化方面更加丰富。经过历史积淀，桂林古地名在演化中兼容并蓄，至明清发展到新的高度，形成一些阶段特点。
1.地名通名与专名增多，名称与现今较为接近
地名语词文化方面首先表现在通名和专名类型增多。如前所述，明清桂林的地名的数量和类型已经大量增加，与之相应的地名专名和通名也更为丰富，如雍正《广西通志》中“沟洫”条目收录了重要农田水利地名，其通名类型有水、湖、陂、塘、河、潭、陡（见表3），其中以“塘”和“陡”的名称占了绝大多数，这是符合岭南地形特点、具有区域特色的地名。
表3 雍正《广西通志》沟洫地名统计表
资料来源：雍正《广西通志》卷二十一《沟洫·桂林府·临桂县》
其次地名命名渊源有新的思考。传统的命名渊源在明清依旧得到延续，且是主要的类型，如对于根据形态和传说而得名的情况在桂林较为常见，白鹤山即为此例，因“尝有白鹤翔集顶上，因名。”随着地名增多，对于得名渊源也有新的思考，如陈宏谋所在的横山村，因“陈氏聚族居其（横山）麓，即以山名村。”即考虑到了聚落名称与地形的先后关系。再如人物也会对地名有影响，如戴秀岩因“郡人戴秀隐于此”而得名。总体而言，明清时期对于地名命名渊源的解释已趋于完善。
再次，桂林古地名经过演变，明清趋于稳定，与现今地名比较相近。曾经出现的地名群如伏波山、伏波岩，伏波庙，至清代则趋于统一，“伏波山亦称伏波岩”，七星山亦稳定下来成为主要名称，这些名称与现代桂林地名已经比较相近，一个更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漓山”向“象鼻山”的过渡，稳定下来沿用至今。“漓江”长期称为“丽水”“漓水”，自宋代之后“漓江”常见于诗文，明清则逐步确定为正式名称，如雍正《广西通志》和《嘉庆重修一统志》皆将“漓江”作为主名称，已成为主流。越城岭从始安峤、越城峤、始安岭、临源岭、越城岭，至清代则稳定“越城岭”之称，沿用至今。
2.地名与诗词文化深度融合，景观开发与游览较为成熟
经过唐宋的营建，明清桂林的景观开发已经较为成熟，独特的地理环境让前来游览的文人墨客流连忘返，留下诸多诗篇，这给桂林地名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以独秀山为例，在唐代已为重要的景观，历代文献皆有记载，唐宋文献所见关于独秀山的诗句较少见于文献记载，嘉庆《临桂县志》在梳理独秀山诗句中，唐代有张固的《独秀山》，宋代有沈晦《独秀山读书岩》，明代有5首诗，清代14篇相关诗、序、题记等。明清地名通过与记录后人所作与之相关的诗词歌赋相关联，单个地名的文化内涵得到丰富。如果说宋代桂林地名所关联的是景观的组织与引导功能，那么明清的景观就已经形成了现实的吸引力，这与景观开发一脉相承。
另一方面，明清桂林地名文化上增加了相关历史事件，丰富了地名文化。如白龙洞，南宋时的记载为“白龙洞，在南溪平地半山中，龛有大石屋，由屋右壁入洞，行半途有小石室”，局限于地理位置及其形态特征的记载，清代文献记载有补充“五代汉末，南汉谋并静江地，湖南遣兵屯龙洞以拒之，即此。”丰富其地名文化内涵。又如訾家洲，唐代记述其地理位置和命名缘由，清代则有记“訾家洲在临桂县东南江中，先是訾家所居，因以名之。虽巨浸不能没，自古以为浮洲，唐元和中裴行立建亭洲上，柳宗元有记。”也在原有的基础上，补充后人在此活动事迹，使得地名文化内涵得到延伸，更加丰富。
五、结语
地名文化由地名语词文化和地名实体文化构成，通过对历代记载地名的主文献系统梳理和分析，发现桂林古地名文化的演化具有清晰的发展脉络，阶段性、传承性和区域性明显。
桂林古地名文化演变可以分为唐代以前、唐代、宋代和明清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特点鲜明。唐代以前地名数量稀少，不过也实现个位数到两位数的突破，这一时期比较单一，政区地名是最主要的地名类型，遗存下来的地名很少。唐代地名数量突破五十，主体的地名类型则从政区地名转向山水景观地名。宋代地名数量比唐代有所发展，突破八十阶段，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岩洞类地名大量增加，山水地名景观格局基本形成。明清桂林的地名数量大量增加，突破了三位数而不局限于此，地名类型极为丰富，覆盖日常所见的自然和人文地物。
桂林地名语词文化上体现了较强的传承性。唐代之前所记载的桂林地名主要是对地物位置、所在区域和历史沿革的记载，作为桂林地名文化的起步阶段，这些特点在后来无不得到了延续。至唐代，地名语词文化内容丰富，传统地名学日趋成熟，表现在一地多名广泛出现、得名渊源解释初成体系、语源和语义地名考辨增多等方面。宋代继续延续，在地名命名渊源分析、通名类型和地名群方面有所发展。明清桂林古地名通名与专名增多，名称与现今较为接近，成为桂林古地名文化集大成时期。
地名实体文化体现了很强的区域性。自唐代开始，桂林的古地名与山水景观的发展密不可分，唐代的桂林地名体现了主体对于山水景观认识、开发，宋代桂林山水地名景观格局完善，与地方文化融合，并扩展了景观导向功能，在地名的描述中根据游览线路进行描述。明清地名与诗词文化深度融合，反映出地名实体文化所体现出来的山水景观已经形成了现实的吸引力，景观开发与游览较为成熟。
综上所述，地名文化不断演变，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征，由于地名文化具有继承性，地名文化演变是地名文化内涵逐渐丰富的过程，也体现出很强的地域性，是地域文化的典型符号。
作者：许意如 王荣
来源：《中国地名》2019年第2期
选稿：何铂羽
编辑：袁云
校对：孙欣仪
责任编辑：郝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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