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探日本地名、名胜古迹名称中的中国文化元素

摘要：《诗经》、唐诗宋词等经典文学作品不仅在中国有着极高的流传度及影响力，在邻国日本自古以来也备受推崇，并不断地得到传播与发展。本文围绕部分命名中带有中国文化元素的日本城市、名胜古迹，对该类场所命名的来源、内涵进行了阐释，分析了其背后的关联因素。

关键词：日本地名；名胜古迹；命名；中国文学

一、引言

诗词歌赋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因其文字优美典雅、意境深远，不仅在中国有着极高传播度和影响力，在邻邦日本，自古以来也备受推崇并不断地得到推广，其表现是多方面的。日本一些城市、名胜古迹的命名来源于此便是其体现的之一。日本广岛大学黄艾麒所著《以〈诗经〉中的诗句命名的日本名胜古迹考》，整理了以《诗经》中的诗句命名的十处古迹；张秀华的《日本地名考》，挖掘了日本地名在反映日本的历史、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所起到的重要，这些都给项目展开提供了一些启发。通过阅读优秀论文、查阅图书资料等途径，搜集具有中国文化元素进行命名的场所，阐释了其来源依据、涵义，并就其关联因素进一步进行了挖掘与分析。

二、命名的来源及涵义

从江户幕府到明治时期陆续出现许多命名自《诗经》的场所，这些场所大多为幕府时代的藩校或上流社会使用的场所，如“静嘉堂、鹿鸣馆、关雎堂”等。建成于明治十六年（1883）的“鹿鸣馆”，是上流社会以欧化的方式来招待外国贵宾并接待住宿的地方，为其命名的中井樱州精通中国文化，擅长诗文，鹿鸣馆出自小雅中的《鹿鸣》一诗：“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这与接待外国贵宾的目的极为贴合。关于命名自诗经的场所，由于前人研究成果中涉及的介绍较为丰富，故在此不做赘述。

富山县“高冈市”，是著名漫画家、《哆啦A梦》的作者藤子·F·不二雄的故乡。庆长十四年（1609年）三月十八日富山城失火被烧毁，战国名将前田利长便重新建造了高冈城，并移居到此。“高冈”来自《诗经·大雅》中的“凤凰鸣矣，于彼高岗”，诗意为“凤凰鸣叫示吉祥，停在那边高山冈”。

“仙台”是日本本州东北地区文化、政治和经济中心，是宫城县的县厅所在地，江户时代作为伊达氏的城关镇而繁荣。有认为该地名出自唐朝诗人韩翃的诗《同题仙游观》“仙台初见五城楼，风物凄凄宿雨收”，但也有记载是市内有「川内」这一地名，将这个地名音读为「センダイ」，以后又借用「仙台」表记，于是就有了「仙台」这一地名。

“岐阜”是位于中部地方的县，地处过去的美浓、飞弹两国所在地。据传地名源于织田信长（1534-1582）迁居稻叶山城，从尾张政秀寺禅僧泽彦宗恩进言的“岐山、岐阳、岐阜”中选取得名。泽彦和尚建议效仿中国周文王起于岐山，一统天下的故事另起地名，抱有结束战国纷乱、统一日本愿望的织田信长继而选取“岐阜”为名。

“浅草”是东京都台东区东部的地名，通常特指以浅草寺为中心的区域，该寺历史上数次遭损毁，到江户初期德川家康（1543-1616）重建浅草寺，使它变成一座大群寺院，并成为附近江户市民的游乐之地。“浅草”二字出自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日本有两处叫“后乐园”的庭园，一处是位于东京的“小石川后乐园”，该园是江户时代水户德川家的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1628-1701）时期建造完成，他听取了朱舜水的建议，以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其命名。另一处位于冈山市，是冈山藩主池田纲政命家臣津田永忠于1700年建成。

“偕乐园”位于日本茨城县水户市，由水户藩的第九代藩主德川齐昭（1800-1860）下令兴建，“偕乐”两字出自《孟子·梁惠王上》：“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原指君王施行仁政，与百姓休戚与共，同享欢乐。

与偕乐园、冈山市的后乐园同属于日本三名园的“兼六园”位于石川县金泽市，原本属于金泽城藩主的庭园，于1673年始建，加贺历代藩主经过挖掘水池，修建亭台，堆砌假山，修剪园艺等，前后耗时大约170年建成如今的样子。其名称源自宋代诗人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中的表述：“洛人云‘园圃之胜不能相兼者，六务。’宏大者，少幽邃；人力胜者，少苍古；多水泉者，艰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园而已。”此名直观表达出园林在总体布局、景观体现中所具备的“宏大、幽辽、人力、苍古、水泉、眺望”六元素。

此外滋贺县著名的近江八景，也是选取了最为优美的八处景色，仿照与其结为友好省县的中国湖南省的潇湘八景命名，湖南的潇湘八景为潇湘夜雨、洞庭秋月、远浦归帆、平沙落雁、烟寺晚钟、渔村夕照、山市睛岚、江天暮雪，近江八景是唐崎夜雨、石山秋月、矢桥归帆、坚田落雁、三井晚钟、濑田夕照、粟津睛岚、比良暮雪，对比下来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也体现了日本驾驭中国文化能力之娴熟。

基于以上信息发现，这些地方主要为幕府时期大名、藩主的领地或私家庭园，其命名主要来源为《诗经》、儒家经典、唐诗、宋代文学名著等文学作品或典故。接下来围绕这些中国经典作品在日本传播的广度及深度，探讨命名存在的合理性。

三、文学经典的传播与发展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公元5世纪《诗经》便已经传入日本，早在奈良时期《诗经》已经作为教材参与到上层贵族的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中，被直接或间接地化用于朝廷外交文书、典章制度、君臣昭表以及他们创作的汉诗和和歌当中。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日本上流社会一直重视对汉文化的学习吸收，至江户时代，一方面很多藩主自身对诗经等经典文学有相当的造诣，另一方面这些经典也已经辐射到一般的儒士阶层，他们或以《诗经》为研究对象，发表自己的经学观点、文学主张；或以《诗经》为切入点，寄寓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中有部分人是各藩主家臣或朋友，从以上命名可知一部分是这些人的建议得到藩主认可并被采纳。

从唐贞观四年(630年)日本首次派出遣唐使至太和八年(894年)，共派遣19次，这些遣唐使对当时的中国文化几乎采取了全部照搬接纳的态度，大量唐诗被他们带回日本。到了镰仓室町时代，周弼选编的唐诗选本《唐贤绝句三体诗法》得到了广泛传播，之后还出了注释本和解说本，对传播唐诗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暂时没有查阅到宋、元时期中日之间有官方记录的往来，但民间贸易与僧侣交流较为活跃，来华的僧人将大量文学经典著作带回日本并传播开来，范仲淹、欧阳修及其作品在日本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关于中国儒家经典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及路径学界普遍认为是在公元5世纪前期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早期仅供日本贵族阶层学习，奈良、平安时代的几百年间，通过国家开办的学校“大学寮”及民间开办的“私学”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日本青年，但整体没有得到较大规模的传播。进入武士社会后，日本对于儒学经典的输入和学习热情空前高涨，据记载，1211年至1241年的30年间，日本僧人俊芿、园尔就从南宋带回朱子学著作1000余部，同一时期也有中国僧人将大批朱子学著作引入日本并进行弘扬，从而使儒学传播更为深入。到了江户时代，由于德川家康对朱子学的重视，《孟子》在近世的传播中也获得了极高的地位。可以说经过长时间多途径的传播，儒学经典已经内化于日本国民尤其是上层社会的价值理念之中。

本文所述名胜、城市在彼时多为藩主宅邸或领地，结合以上分析很容易理解自奈良、平安时代开始一直到江户时代，日本上层阶级对来自中国的文学作品一直拥有深厚的见解与认同，借此命名合理性很高。

四、结语

虽然截至目前能搜集到的命名自中国文学作品的地名、名胜古迹名称不多，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缺乏全面性，因此成果也许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中国文学在日本传播的过程中，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日本地名文化的一部分这点毋庸置疑，在挖掘本国灿烂辉煌的文化传播及影响力的过程中，重温了中华文化无穷的魅力。

来源：《文化综合》2021年第26期

作者：曹玉华  庄子丹

选稿：耿瞳

编辑：邬卓晶

校对：汪晨云

责任编辑：刘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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