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梅州山区的开发：地名学的视野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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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名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给地理实体、行政区域或地点起的名称，地名往往带有强烈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因而能够比较完整地保留命名时所反映的文化内涵。本文将粤东北山区梅州乡村地名为解读对象，探讨地名与生态环境，山区开发，地名与族群关系，地名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地名与军事设施及经济活动等的关系，以期再现客家聚落名称所蕴涵的丰富人文因素。

关键词：梅州；地名；文化内涵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给地理实体、行政区域或地点起的名称，地名往往带有强烈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因而能够比较完整地保留命名时所反映的文化内涵。通过对地名的研究，可以发现许多有关历史、地理、经济、军事、民族、语言、宗教信仰等珍贵资料。目前就客家地区的地名研究而言，论者主要是从客家与畲族的关系、客家地区的山区地理特点两个方面切入，发现客家地区有许多带“畲”的地名和反映客家山区特点的带“坑”、“坪”、“坝”等山居文化特色的地名，至于比较全面地对客家地名蕴涵的丰富文化内涵进行探讨的成果堪称阙如。

梅州位于广东省东北部山区，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被誉为“世界客都”。悠久的历史与山区的自然环境使梅州积淀有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以梅州地区的地名为例，探讨地名与生态环境，山区开发，地名与族群关系，地名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地名与军事设施及经济活动等的关系，以期再现客家聚落名称所蕴涵的丰富人文因素。

一

地名所反映的历史上客家地区的生态环境与农田水利建设

梅州地处岭南内陆山区，山峦重叠，沟壑纵横，平原盆地面积狭小，“八山一水一分田”是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生动写照。一直到唐末宋初，当地仍是野兽出没的荒凉地带。刘恂《岭表录异》云：“广之属郡潮、循多野象，潮、循人捕得象，争食其鼻。”现在梅州境内留下许多以“象”为主题的地名，就反映唐宋时期梅州的这种生态环境。直至宋元时期梅州才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但是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开发的难度较大，加之开发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到清末梅州的农业生产仍面临“无平原广陌，其田多在山谷间，高者恒苦旱，下者恒苦涝”的窘境。历史上梅州地区的水田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在河谷平原或山间盆地上比较平坦的水田叫洋田，其中比较低洼的地方称作湖洋田，即“苦涝”之田，伴随湖洋田的出现，而出现许多带“湖、洋”字眼的村落。如兴宁龙北镇洋田村，该村地处山区盆地，地势北高南低，由于它的四周尽是高山，中间是盆地，有面积较大的湖洋田，故称之为洋田村。又如梅县畲江镇的湖洋田村也是因为村落的所有田地基本上都属于湖洋田这种耕作类型而得名的。另一种是山上的水田叫梯田，或叫山田，对这类水田，客家人往往针对山区高低起伏的地形，从高处筑陂开圳注流低处田亩，从而形成陂、塘、圳、坝等多种形式的水利设施，明清时期梅州境内陂、塘等水利工程设施大增，极大地促进梅州农业生产的发展，到光绪年间全境陂塘水圳等水利设施达140多处，其中灌田在1000亩以上的有13处之多，如梅县畲坑堡的五官塘灌溉面积达3000多亩。与水利设施相配套的是灌溉工具水车的大量使用，如道光年间，梅县长滩堡在程江上有水车2座，李坑堡有13座，石坑堡有6座。水利事业的发展，使得梅州境内出现大量与陂、塘、圳、水车相关的地名。最典型的如梅县水车镇、大埔县的高陂镇、蕉岭的三圳镇。水车镇是由于旧时境内怕旱易涝，农田灌溉多用水车而得名。高陂镇是由于明嘉靖以前，当地为解决农田灌溉问题，在离该地20里外的一较高地势的河流上游筑陂引水灌溉，故称高陂。三圳镇是由于旧时在该地开挖三条圳水来灌溉当地的农田而得名。又如平远县大柘镇车上村，因旧时在河边安装高车打水灌溉农田，故名车上。据传当时7处水车打水，故又称“七辆车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兴建新的灌溉工程代替原来的水车打水灌溉，但村名一直沿用。蕉岭县长潭的高陂村，清光绪年间，下游陂角村常遭旱患，村人在上游筑陂引水，得名高陂头，后改称高陂，一直沿用至今。

二

地名所反映的客家地区的姓氏源流与族群分化

现在客家学术界比较公认的客家形成时期为宋明时期，而就大本营地区赣南、闽西、粤东三地而言，粤东无疑是最晚的，一般认为是明清时期，主要的证据是根据现生活在当地的族群的开基时间，因此似乎给人一种感觉在这些开基的族群到来之前，当地似乎是一片真空，或者说生活的都是南方的一些少数族群。要诠释清楚这些疑问，对现存的一些地名进行分析便可以发现，客家史前时期生活着许多姓氏，只不过世乱时移，这些姓氏发生分化重组而已。例如就潘田这个地名而言，在梅州境内就有两个，一个在蕉岭，一个在丰顺，而得名的原因都相同，都是因为这两个地方在古代有潘、田两姓在该地开基，而现在这两个姓氏都不存在了。又如蕉岭新铺镇的塘屋岭村，得名的原因是由于明洪武初年，有杨、卜、练三姓聚居于此，因客家方言杨、卜、练与塘屋岭谐音，故名。现在三姓在当地都不存在了。蕉岭的横岗村，清乾隆年间，原有黄、江、夏三姓人迁此定居，咸丰末年，因战乱三姓迁走，人们便称此地为黄江夏，后取方言谐音横岗下，继称横岗。再如五华县河东镇的增塘村，相传在该地原来居住曾、唐两户人家，为了解决饮水问题，在两家房屋之间筑一口塘，以双方姓旁均加土字，故名。一般而言，这种以姓氏命名的地名往往在当地都不再生活着这些姓氏，现在当地生活的都是其他后来的族群，同时这些村落的历史都比较悠久。

三

地名所反映的当地重大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

这一类地名主要分成两类：一类是与该地区的开发产生过重要作用的事件人物有关。如丰顺县潭山镇的官溪村，原名白茫畲，山峦重叠，因每逢春天雾海茫茫而得名，后因当地生活的张姓祖宗官溪公为乡民打赢官司，后人为纪念官溪公而把白茫畲改名为官溪村。又如五华县硝芳镇硝芳村，古时此地居住肖姓，肖姓有位叫肖吉子的子弟在朝廷为官，深受百姓的爱戴，后被奸臣迫害致死，后人为纪念肖吉子，将其居住地命名为肖坊，后改为硝芳。另一类是指与粤东梅州地区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人物有关。历史上包括梅州在内的粤东地区是中国历史上开发较晚的地区，因此往往成为政府流放官员的地区。唐代韩愈刺潮就使得潮州地区的山山水水与韩愈结下不解之缘，至今潮州留下韩山、韩江、韩祠等大量的韩姓遗迹。梅州则因历史上有东晋的程义化、北宋的刘元城、抗日战争的邓仲元等历代名贤而留下义化路、元城路、仲元路等地名；另一方面，由于梅州处于岭南边陲地区，因此在朝代更替时期又成为一些王侯的流亡之所，至今在当地留下许多这方面的传说，如南宋皇帝赵昺的南逃、明王朝流亡政府的反清复明活动等。这些传说也在一些地名中打上深深的历史印记。如五华县梅林镇的洋塘村的得名就与元军南下有关。传说南宋末年元军南下，南宋军队节节败退，其中一支退到此地，当地军民在村边交通要道上挖塘以阻击元军。在所有的这些有关的地名中，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留隍”与“丙村”两个地名。梅县丙村，在梅县东部，据传南宋末宋帝昺南逃时曾经过此地，留名以纪之“昺村”，因昺与丙同音，后改今名。又如丰顺县留隍，传说宋帝昺南逃至当地的万江古庙夜宿，留下“万江庙小可留皇”的诗句，因而得名。后为避嫌疑，留皇写作留隍。

四

地名中所反映的客家地区冲突与融合的族群关系

明清时期是华南宗族社会不断发展的时期，宗族社会的发展带来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便是不同宗族、派姓之间的械斗。宗族之间的械斗到后来成为地方官治理地方社会面临的一个主要难题，以致嘉庆十年（1805年）两广总督那彦成发出“粤东地处海滨，民俗强悍，械斗之风，所在皆有”的感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着力从各个方面消除这一社会问题，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出现了许多以和平、团结为主题的地名。五华县硝芳镇新民村，原名三派村，由于温姓三房子孙不和睦而得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倡导团结和睦，摒除宗姓、房派争斗的陋习，改名为新民村，取抛弃过去的恩怨，做社会主义新人的寓意。又如大埔县桃源镇团结村，原名陈屋楼，由于村内姓氏多，过去多发生争斗，1955年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政府提倡消除各姓氏之间的矛盾，乃取团结为村名。丰顺县汤西镇和安村，旧称曹寨，以村内居住曹、蔡（蔡与寨谐音）两姓得名，且两姓隔阂很深，经常发生械斗，20世纪50年代“公社化”时，易名和安。

五

地名与地方军事性设施——围寨的设立

历史上，粤东梅州地区由于地处中原王朝统治的边陲地区，开发滞后，加之所属地区都是山区，境内山峦广布，元明以来山贼海寇依借崇山峻岭，不断发生动乱，这种“粤东盗风甲于他省”的社会状况一直延续到清末。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一方面国家不断实行剿抚并用的政策，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如明代南赣巡抚的设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另一方面，民间纷纷采取各种措施进行乡村自卫，其中一个最普遍的措施就是建立各种围寨进行自卫。明代兴宁县的乡绅对当时县境大量围寨出现的原因分析说“围寨，乡人设以避难也，择其地势险要四面无可受敌者为基，闻寇则筑以土恒，护以竹栅，加之荆棘，临时集众成之”。在这种情况下，梅州地区便出现大量冠之以“寨”为名的村落。如兴宁县宁新镇寨子村就是因为旧时该村筑有一个防盗、防兵乱的围寨房屋而得名。又如兴宁罗岗镇的土寨村也是因村子对面有1个土寨而得名。再如平远县坝头乡的保安寨下村，据资料记载，该村原名林居栋，1829年，当地群众为避战乱，上山筑寨，保护生命财产的安全，后人因此称该村为保安寨下。此外，还有一种因重大军事活动为背景而出现的以“寨”为名的村落。如梅县西郊乡的寨中村，据传同治四年（1865年）太平军康王汪海洋率太平军来梅，曾在该地安营扎寨，故名。又如梅县城北镇的明阳寨下村，又名宜娘寨、迷娘寨，据载就是因为北宋女将杨宜娘，奉旨征讨侬志高曾在此安营扎寨而得名。

六

地名所反映的客家地区族群的经济活动与地区开发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衰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当时的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即使身处广东内陆的梅州山区也不例外。表现在农业上出现商品性农业生产，大量的经济作物得到推广种植，手工业、采矿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家庭手工业成为农村经济重要的来源，另外也出现一些游贾四方的客家商人。当然其中的原因与清代以来山区人口的高度膨胀不无联系，这种经济发展格局反映在现今的地名上便是留下许多带经济痕迹的地名。梅县水车镇小桑村，相传南宋景定年间（1260～1264年），村民最先在当地的九龙嶂山麓种桑养蚕，因而得名。蕉岭新埔镇的油坑村的得名在于明朝万历年间该地盛产花生，花生油产量大，人们形容该地的花生油产量大，而称之为油坑。蕉岭文福镇的储村，相传该地所产番薯大而香甜，清朝县令经过，村民奉以此薯，县令吃后赞不绝口，命名薯村，因客家话薯与储谐音，后改储村。五华县潭下镇锡坪村，相传明朝初年，采矿者发现此地遍地都是锡矿，故名锡坪。梅县松口镇洋坑村，据传来此定居的祖先在当地养殖山羊极为兴旺，故名羊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成洋坑。梅县松口镇桃宝村，就是该地生产陶瓷，质量甚佳，故名陶宝，后改称桃宝。五华县棉洋镇棉洋村，因古时该地广种棉花和生产土布，又因地处平坦开阔的河谷，当地称河谷为洋，故称棉洋。兴宁水口镇陶上村，因村民一贯以烧陶为业而得名。

文章作者：宋德剑

文章来源：《中国地方志》2012年 第2期

选稿：耿曈

编辑：刘言

校对：周辰

审订：何雨桐

责编：刘言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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