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亚裔老人死了，为什么？这篇1.5万字的长篇特稿找不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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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本文翻译自《纽约时报》的文章，原文作者Jaeah Lee是驻旧金山的杂志记者，专注于刑事和司法。是密歇根大学2021-22年的奈特·华莱士报告研究员，也是美国马赛克新闻奖的首届获得者。
图源：NYTimes
一.
几个星期以来，Monthanus Ratanapakdee一直敦促她的父母待在家里不要出门。自从那一群暴徒袭击国会大厦以来，她就一直感到不安，但实际上，人们在过去一整年都已经不得安宁。整个2020年，许多陌生人不知为何找上了她。
在1月份，一位老人在金门公园对她大喊大叫——全是一些关于“病毒”和“滚回去”的言论——当时她正看着她10岁和7岁的两个儿子在操场上玩耍。2月，两名女性在慢跑时对她正在码头和朋友玩耍的大儿子大喊大叫。3月份，就在美国进入封锁之前，一名妇女在医院外攻击了Monthanus；她在跑到马路对面前躲过了一拳。11月，当她的儿子们在海湾边骑车时，一位老人朝着她的方向吐了口唾沫。
当Monthanus谈到为什么外面的世界完全没有安全感时，她的父亲，Vicha Ratanapakdee，总会问：“真的有那么糟糕吗？”
Vicha是一位84岁、有一头柔软白发的瘦小老人，是一个终生虔信佛教的人，也是一个会张开双臂拥抱世界的人。当Monthanus和房东或者路人起冲突时，他会告诉她放手，把一切的矛盾留给因果轮回。在她和丈夫吵架后，他经常缓和她的情绪，调笑他的女儿话太多。Monthanus并不总是同意她父亲的看法，但她深爱着他的态度。
今年一月，Vicha希望在最近的一系列心脏手术后恢复身体，以便能步行到更远的地方。他于2000年从泰国第一次来到旧金山，与正在上商学院的Monthanus共住了一年，并在2018年再次回来帮助她照顾两个儿子。一直以来，步行都是他探索旧金山的方式。在疫情期间，Vicha通常在早上8点之前离开家，并在外孙们开始Zoom课程之前回来。
1月28日上午，Monthanus和孩子们还在熟睡的时候，他准备出门了。他的妻子建议他先喝杯咖啡；他告诉妻子，自己不会离开太久，并压低声音以免吵醒孩子们。然后，他穿着夹克、牛仔裤和白色棒球帽，溜出公寓，走下两层楼梯，走进雾气弥漫的早晨。
Anza Vista街区隐藏在远离喧闹的山顶上，通常很安静。在Vicha停下脚步的拐角处，可以看到海湾和市中心的摩天大楼。一段监控视频记录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视频画面粗糙而简短：一个高大的身影突然穿过街道，撞上了一个小得多的人；瘦小的人影蜷缩在人行道上，再也站不起来；白色的棒球帽飘落在地上，像一片落叶从树上掉了下来。
在1月28日，Monthanus在儿子上完网课之后，她开始担心她父亲在哪里。也许他去了距离他们家几个街区的Target，他喜欢在那里买咖啡，然后逛一会。疫情期间，她劝他避免室内购物，改为坚持户外散步。当他计划接种第二针新冠病毒疫苗时，她甚至说服了他在几个星期内都在散步时把钱包留在家里。
她走出去查看他们大楼的正面和背面。街道很安静。当她回来时，她发现他的平板电脑不见了。她试着打电话，而一个陌生人接起了电话。这名警官告诉她，她的父亲遭到了殴打并被送往医院。她听到他说“严重的创伤”。该警官表示，她需要打电话给医院才能了解更多信息。
然而，接电话的护士只带来了更多的问题。没有人能够认出Vicha，因为他被发现时，口袋里只有一枚25分的硬币和一对钥匙。Monthanus给了护士她父亲的名字、他的病历号码和他的六张处方，其中包括大剂量的血液稀释剂。在过去的两年里，在她的母亲被诊断出患有痴呆症，且她的父亲有三处动脉阻塞之后，Monthanus开始更加密切地照顾她的父母。当Vicha从每次手术中恢复过来时，Monthanus睡在他床边的地板上，陪伴他度过痛苦。
与护士交谈几个小时后，一位医生打电话请求许可将导管插入他颈部的静脉，并在他的头骨上钻一个小孔，以释放出血造成的压力。Monthanus同意了，也使得她的担忧变成了恐慌。“我可以见我父亲吗？”她问。她联系了丈夫Eric Lawson，丈夫也从他工作的餐厅匆匆赶回了家。
那天晚上，这对夫妇站在她父亲位于三楼重症监护室的房间门口。一根又长又粗的管子从Vicha的头上伸出来。静脉导管和电极贴片将他的身体与一系列机器和液体袋连接起来。Monthanus跑到她父亲身边，握住他的手。“爸，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她重复道。
一位护士进来并解释说外科医生无法止血。到那时，Vicha已经失血过多，即使第二次手术成功，他也几乎肯定会在余生中失去最基本的生活能力。有一次，一位神经科医生暗示，如果是他，自己很可能会选择让他停止生命支持。但Monthanus从没犹豫。她想让他活下去。“即使他会一直坐在轮椅上或一直醒不过来，我也能接受。”她说。
她从来没有机会做出决定。入院两天后，Vicha在黎明前于睡梦中去世。在视频通话中，Monthanus和她的妹妹独自在房间里。她又看了他几个小时，紧握着他的手。
在医生宣布Vicha死亡后不久，Monthanus的电话响了。一名凶杀案警探向她表示了哀悼，并表示他们计划将这次袭击指控为谋杀。
我父亲刚去世，你为什么要给我打电话？Monthanus起初感到非常疑惑，心中充满了震惊。她从与警方最初的谈话中了解到了嫌疑人的一些小细节：男性，19 岁，非裔美国人。但她的脑海里盘旋着更大的问题。袭击发生在哪里？是什么让她父亲血流不止？在救护车到达之前，他在外面躺了多久？什么样的人会这样做？
第二天，她试图重走一遍她父亲出门的路线。她猜他会从他们的大楼顺时针走一圈——她经常建议他走那条路，因为它包括一段上坡路，可以帮助他做一些有氧运动。当她到达山上时，她注意到一个邻居在他的车库里工作，并问他是否知道前几天发生的事情。邻居似乎不会说英语，但他指着她喊道：“就在那里！”Monthanus低下头。几步之外，她注意到车道尽头有一个黑色的污渍。看起来像血，但她不确定。
那天晚上，Monthanus, Eric和他们11岁的儿子Titus坐在她的床上，在谷歌上搜索她父亲的年龄和她发现污渍的十字路口。Monthanus问Eric, 如果父亲是被谋杀，那这件事为什么不在新闻中？一位也在帮忙搜索的朋友给她发了两个链接，其中含糊地提到了Vicha, 其中包括服务于当地华人的媒体KTSF用中文发表的一篇文章。“周四旧金山发生了几起暴力犯罪，”文章开头说。“大多数受害者是亚洲人。”
晚上10点左右，新的搜索结果出现了。当地的ABC新闻发布了监控摄像的片段。Monthanus的身体麻木了。她关上笔记本电脑，告诉Titus离开房间。她在纠结是否要把它展示给她的母亲，但母亲在最近中风后已经变得更加脆弱。她的母亲一直将父亲的死归咎于轮回业力；由于最近的心脏手术，Vicha变得虚弱，而他经常开玩笑说生活太痛苦了。有一阵子，Monthanus也半信半疑。
当她的母亲看到视频时，她僵住了。“她告诉我，‘马上去把血洗刷掉，’”Monthanus说。否则，她的母亲相信，Vicha的灵魂将无法离开这个世界，开始往生的旅程。午夜时分，Eric和男孩们上床睡觉后，两个女人提着水桶、手套和洗碗刷开车到街角。当她的母亲将一壶水倒在混凝土上时，Monthanus蹲下擦洗，头灯在他们身后闪闪发光。“你做得不对，”她妈妈一边抓着刷子一边厉声说。Monthanus倒水时，她感觉自己的呼吸一点一点缩短，直到她喘不过气来。
1973年Vicha 和女儿Monthanus 在泰国，图源：NYTimes
二.
在美国进入封锁状态前几个月，旧金山州立大学亚裔美国人研究教授张华耀（Russell Jeung）感染了严重的流感。他刚和几个从北京来的亲戚吃过饭。病毒在武汉爆发的消息开始在国际新闻媒体上传播。
“我和我的妻子想，可能吗？”张教授回忆道。但检测很快显示他们感染了H1N1，一种常见的流感，并且这种症状会在一周内消退。但是，当医生问他最近是否去过中国时，他变得警惕起来；当他得知他的亲戚们被告知无法登机回国，并被困在机场附近的一家酒店时，他又一次变得担忧。“我们知道在SARS流行时发生了什么，亚洲人会如何被回避和骚扰，”他指的是2003年的非典爆发，“我只是通过个人精力和社会学知识对种族主义有所警觉。”
张教授为“亚裔美国人”和“歧视”设置了搜索提醒。结果证实了他的担忧。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私立学校要求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春季学期不要返校；店主拒绝了看起来是亚洲人的顾客；唐人街空无一人。2020年1月下旬，一名男子因心脏病发作昏倒在悉尼的一家餐馆外死亡。“没有人帮助他，因为他们认为他感染了新冠病毒，”张教授说。在读到洛杉矶地区的一名亚裔美国青少年在2月份因新冠被欺凌而住院后，张教授联系了加州两个亚裔组织的同事。
在他们看来，种族主义事件越来越多，因此他们要求州检察长办公室帮助他们追踪这些事件。“但他们说，他们没有能力追踪种族主义，” 张教授回忆，“所以我们创建了自己的网站。” （加州总检察长办公室收集该州仇恨犯罪的数据，但不收集其他涉及口头骚扰的案件，这些案件通常不构成犯罪。）
张华耀教授，图源：goldengatexpress.org
在网站启动后的一周内，Stop AAPI Hate 收到了673份关于口头和身体攻击以及其他形式的骚扰（如随地吐痰、咳嗽和在线威胁）的报告。提交的材料来自31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其中近一半的报告来自加州和纽约。
“即使没有太多宣传，我们也已经收到了社区的强烈回应，他们希望有人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张教授在该组织的第一份报告中写道。这些报告的数量在全年稳步增长，到2020年底达到了2,800份，然后大量报告如大洪水般涌来。
三.
Vicha去世两天后，Eric创建了一个GoFundMe页面来为葬礼筹集资金，其中包括一张Vicha的照片，以及从事实和感性的混合中得出的袭击者描述：“一个卑鄙的19岁暴徒，开着一辆偷来的车来到Vicha的社区，并决定通过残酷对待一名老年人来证明他是多么的强悍，”Eric写道。“既然 Vicha Ratanapakdee先生已因伤势过重而死亡，起诉这起凶残的仇恨犯罪是伸张正义和确保社区安全的唯一途径。”
后来，随着更多信息的涌入，Eric将“被盗车辆”改成了“一辆因肇事逃逸而瘫痪的汽车”；在观看了一集“S.W.A.T.”后，他还将“暴徒”替换为“成年男性”，因为其中一名非裔警察向他的搭档解释了这个词所带有的种族主义意味。Eric在圣何塞附近长大，他形容自己是一个在成长过程中从不考虑种族问题的人。因为他的母亲是墨西哥人，他认为自己是混血儿，但陌生人通常认为他是白人。
第二天早上，Eric拨打了当地几个新闻台的举报热线，并给记者留言，邀请他们来到司法厅，他和Monthanus计划在那里会见凶杀案侦探。那天下午，这对夫妇在法院台阶附近录制了他们对 KTVU记者Evan Sernoffsky的第一次采访。该片段附有Vicha的照片和标题“84岁遇害老人在旧金山的家人认为他受到的攻击起因于种族主义。”
Vicha的故事和一系列关于亚裔老年人在四个城市遇袭的报道一起出现。著名活动家阿曼达·阮 (Amanda Nguyen) 在广为传播的Instagram视频中分享了Sernoffsky的报告，以及另外的两则报告，一个是关于一名64岁的越南妇女在圣何塞被抢劫，另一个是关于一名61岁菲律宾男子的脸在纽约地铁上被开箱刀割伤。
“主流媒体没有足够关注我们的故事，” 阿曼达·阮对着镜头说，并敦促她的广大追随者分享故事并标记CNN和MSNBC。“我们很重要，种族主义正在杀死我们。”当一段视频显示一名91岁的老人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唐人街被推倒在地时，演员金大贤（Daniel Dae Kim）和吴彦祖（Daniel Wu）悬赏 25,000 美元，奖励任何能提供更多嫌疑人信息的人，并在推特上写道：“请记住陈果仁（Vincent Chin）。” 陈果仁于1982年在底特律被两名白人男子殴打致死。
演员刘思慕（Simu Liu）在Variety网站上写道：“这就是我父母所走过的旅程；他们的梦想和奋斗，他们的悲伤以及坚定不移的乐观。在你看到任何改变之前，还要有多少个 Vicha Ratanapakdees？”
随着2月份农历新年的临近，数百人走出门对这些袭击表达抗议。像Vicha这样的故事使得一些人成立社区巡逻队，陪伴老人上下班，巡视街道上的可疑活动，而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会打电话报警进行干预；大学生、高中生和初中生在家乡组织或参加了集会；枪支商店的老板报告说，亚裔顾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然后，在3月16日，亚特兰大地区的一名白人枪手开车前往几家水疗中心，射杀了8人。这是美国一年多来最致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其中有6名受害者为亚裔女性，而这对许多看到此番行为的人来说是出于仇恨、厌女症和种族主义的明确迹象。
在推特和其他平台上，亚裔美国人用悲痛和愤怒的情绪点燃了他们的社交媒体。不到24小时后，切罗基县治安官的发言人将这件谋杀归结为一名性瘾者“度过了非常糟糕的一天”；然后据透露，这位发言人曾身穿一件称冠状病毒为“CHY-NA进口病毒”的T恤。人们的怒火沸腾了。
张华耀教授说，3月份，Stop AAPI Hate收到了大约2,800份报告，与他在2020年全年收到的数量大致相同。“我们不知道如何归因于报告的增加，” 但他认为，针对老年人的袭击和亚特兰大枪击事件导致更多人提交报告。但他也怀疑这些数字反映了一种只会在大疫情期间加深的敌意。“这是压抑许久的愤怒和沮丧被导向亚裔的一年，”他说。“有五十万人死亡，人们悲痛万分。我认为很多悲伤和愤怒都持续被引导到了替罪羊亚洲人的身上。”
每周甚至每天都有新的攻击案例出现。一些袭击者在向受害者挥拳或挥刀时高喊着种族主义词汇。其他人则一言不发地伤害或杀死了无辜的人。这些故事引发了持续的新闻报道和社交媒体热点，在这一切之下，潜藏着人们想要了解袭击诱因的愿望——以及种族身份究竟在其中是何种角色。
四.
Monthanus和Eric第一次在电视上露面时，旧金山的地方检察官指控 19 岁的Antoine Watson犯有谋杀罪和虐待老人罪。法庭文件称，Watson在袭击发生前几个小时因“鲁莽驾驶、超速和未能在停车标志前停车”而被指控。现场的一名目击者告诉警察，他看到“一名18至30岁的非裔男性”走近并踩在“一名躺在地上的老人身上。”另一名目击者说他听到一个声音大喊：“你为什么看着我？你为什么看着我？”然后便是“什么东西破碎的声音”。
Watson不认罪。他的公设辩护人Sliman Nawabi对谋杀指控提出质疑，认为Watson无意杀死Vicha。Nawabi将这起事件描述为“冲动的无动机攻击”，是由一名青少年心理健康崩溃造成的。他说，Watson在疫情期间失去了工作和生活的依靠；除了参加大学课程和在联邦快递工作外，他之前还接受过心理和药物治疗。在保释听证会上，Nawabi表示他认识了到此案的“种族色彩”，但补充说，“这种针对亚裔社区或老人攻击的虚假叙述是有误导性和有偏见的。”他要求法院下令进行神经心理学评估，并提议将Watson限制在家中，在那里他的家人可以照顾他，同时需要治疗和咨询，这样Watson就不会成为“刑事司法界的又一个统计数字”。
Monthanus和Eric一直在忙着安排她父亲的葬礼，同时还要接听家人、朋友和陌生人的电话和信息。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指派的受害者代言人帮助这对夫妇申请国家报销火化、葬礼和其他费用。捐款涌入了他们的GoFundMe页面，他们在几天内就超过了10,000美元的目标。旧金山市长伦敦·布里德（London Breed）和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都表示了表示哀悼。如此广泛的支持一下显得有些难以招架而且怪异。有人向记者谎称他是Vicha的儿子，并代表家人谈论他的遗体会发生什么。另一个自称是Vicha儿子的人以他的名义设立了一个筹款活动。
在那一周的2月4日，这对夫妇在电话中与旧金山地区检察官Chesa Boudin进行了交谈。作为前公设辩护人，Boudin是前一年上任的新晋进步检察官中的一员，并承诺改革。Monthanus和Eric投票支持他。现在他们希望他能做出行动。“我们问，'这是仇恨犯罪吗？'但他却说，'我不能谈论这个，'”Eric说， “正是他回答问题的方式让我觉得，他并不是真正关心我们的心情，也不关心我们所问的问题。”
无法讨论案件细节的Boudin明白Eric和Monthanus为什么会这样想。“任何时候一个家庭遭受暴力犯罪，尤其是凶杀案，都会有问题，”Boudin说道， “为什么会这样？它怎么才可能被阻止？通常，人类的自然反应是希望有人为你所经历的痛苦负责。”他补充说，“虽然我们的系统在处理案件和惩罚方面非常有效，但我们无法有效地为处于痛苦中的家庭提供各种答案。得让他们有一种事情最终了结的感觉，或者那种能够让他们在遭受了难以想象的伤害之后继续生活的感觉。”
大多数州（包括48个州和华盛顿特区）都制定了法律来处理以受害者的种族、宗教或性取向等为动机的仇恨犯罪。这些法律可以为基本的监禁判决增加时间。在加州，这些罪名可以将刑期延长三年。但在实践中，证明偏见很困难，尤其是在没有明确表述的情况下。在采访了30多个州的检察官后，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法学教授Avlana Eisenberg发现，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经常避免增加仇恨犯罪指控，甚至——也许尤其是——当犯罪特别可怕时，”她在《大西洋月刊》上写道。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被告已经面临长期监禁，还因为正如一位检察官所说，“我们不可能知道一个人的内心究竟在想什么。”美国司法统计局6月报告称，从2005年到2019年，联邦检察官拒绝对大约五分之四的案件提起仇恨犯罪指控，理由多是“证据不足”。
如果Watson被判犯有谋杀罪，他可能会面临25年至终生监禁。被判犯有仇恨罪不会显著延长这样的刑期，但这一罪名对受害者及其家人来说一直有更多的象征意义：这代表着能否指出案件中存在的偏见。
亚特兰大枪击案一个月后，一名白人枪手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联邦快递工厂杀死了8人。其中4名受害者是锡克教徒，这促使人们呼吁检查枪手是否出于种族偏见。调查人员约谈了100人，查看了175,000份计算机文件，其中一些表明枪手访问了白人至上主义网站。
然而，在7月，联邦调查局（FBI）得出的结论是，枪手在枪击事件后自杀，并非出于“偏见或推进意识形态的愿望”，而是患有精神疾病并犯下了“自杀式谋杀罪”。倡导组织锡克教联盟发表声明，要求该局澄清“如何以及为什么”排除种族偏见作为动机：“尽管执法部门表示调查已经结束，但对于所有失去亲人的家庭来说，幸存者、锡克教社区和任何其他受到仇恨暴力影响的人，这些问题将永远存在。”
《COVID-19仇恨犯罪法》在两党的支持下通过并在5月由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其主要目的是改善犯罪报告和数据收集状况。虽然它没有改变仇恨犯罪的法律定义，但该立法承诺提供资金以加快对仇恨犯罪调查的联邦审查，并以此批准对当地执法机构的拨款。它还鼓励这些机构在仇恨犯罪的影响和受害者服务这两方面提高认识。该法律识到了需要更好地追踪针对亚太裔美国人的暴力行为，并因此受到赞誉；但它也因在执法部门面临严格审查时倾向于增加警察执法频率，以及未能从根源上解决种族主义或犯罪而受到批评。
“公共安全的意义远远大于逮捕或起诉某人的权利，”负责加州安全与正义倡导组织的Tinisch Hollins说。Hollins在过去的十年中因谋杀失去了两个兄弟。通过她的组织，她帮助犯罪受害者和游说团体增加国家提供的支持服务。她说，仇恨犯罪法的最大缺陷之一是它们对惩戒的关注。“这背后可能有一个合理的逻辑，但问题是：它会阻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吗？”她继续说道，“无论该法律的意图如何，或者它是如何被接受的，这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仍然没有改变。这就像当你需要使用锯子时，却继续使用螺丝刀一样。”
五.
几周过去了，随着怀疑的增加，Monthanus和Eric陷入了更深的悲痛之中——凶杀案调查人员似乎永远无法给出一个直接的答案；走向地方检察官，他似乎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他们的利益之上；对于嫌疑人Antoine Watson，除了他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巨大伤害之外，他们对他知之甚少。他们原本认为可以迅速伸张正义的法院系统慢得令人困惑。那时，Boudin告诉记者，警方没有证据表明Vicha的死是出于种族仇恨。
在讨不到任何满意说法的情况下，这对夫妇开始自行寻找线索。有些人认为除了视频之外，还有更多的内容在网上疯传，这促使Monthanus敲响了街坊四邻的门，问他们是否愿意分享各家安保摄像头拍下的画面。只有一户人家同意了。视频的拍摄角度与原先公布的视频相同，只是这段视频更长。Monthanus现在可以看到她的父亲爬上山坡，走到一个他常常会继续直行的角落。取而代之的是，他停顿了片刻，然后向右转，仿佛是什么引起了他的注意，从而让他决定改变路线。
Monthanus夫妻拿着Vicha的照片，图源：Twitter
袭击发生后，当她父亲躺在地上时，一对开车经过的夫妇停下来给他盖上毯子。当她一次又一次地重播镜头时，Monthanus不断地得出同样的结论。“他没有从我父亲那里拿走任何东西，甚至没有拿走平板电脑，”她说。“我拿回了所有东西：房子的钥匙，甚至是25分钱硬币。” Eric也说到， “那时我就想到：这不仅仅是某种事故、抢劫或随意的袭击。这是仇恨犯罪。’”
4月，Monthanus和Eric参加了市政厅对面的集会，大约有一百多人聚集在一个广场上进行演讲和武术表演。几个年轻人举着标语牌，上面画着一名75岁的华裔妇女，几周前，这位女性被一名白人男子拳打脚踢，但是紧接着她用一块木板予以回击。
Monthanus和Eric合影留念，并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罢免Boudin。人们纷纷停下来通过碰肘与他们打招呼，以表达哀悼并向他们致意。一名穿戴着防毒面具和防弹背心的年轻人说，他是在看到视频后从纽约市飞来的。Eric称赞他的穿着，并说他也考虑过穿上一件防弹背心。在Vicha死后，他订购了一件防弹背心，一些胡椒喷雾，并且在他们的公寓周围安装了安保摄像头。他也在注册枪支持有证的等待名单上。
集会不仅可以让这对夫妇在悲伤中不那么孤单，还可以帮助他们寻找似乎无法在其他地方得到的答案。Eric说，Vicha死后，他在新闻中看到了“一个接一个”亚裔遭到攻击的视频。“我当时想，‘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在他们参加的前几次集会上，Eric随意调查了参加者，询问他们是否曾被吐痰或推挤，以及肇事者的种族。“与我交谈过的每个人都说它来自一个黑人，”他告诉我。“我知道这不是科学调查或其他什么。”这些反应都印证了他脑海中的一个想法。
数据虽然不完整，但表明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更可能是由非白人犯罪者所为，而不是针对西班牙裔或非裔美国人的犯罪者。但绝大多数仇恨犯罪的肇事者都是白人。
Eric在几次黄金时段的采访，包括“晚间热线”和CNN的采访中表示，Vicha的死不是随随便便发生的例外，而是一个种族以另一个种族为攻击目标的结果。他的评论引发了一场更大、更混乱的关于种族的辩论，这场辩论一直围绕着袭击展开。
在湾区，亚太裔美国人占了人口的四分之一，而Vicha的故事引发了至少两种对立的叙述。一个是非裔肇事者和亚裔受害者的模式，象征着几十年前就存在的紧张形势；另一种叙述认为这种模式不仅是错误的，而且相信它是一种种族主义的误解。这些谈话也引出了美国黑人被亚裔肇事者毫无意义地杀害的记忆——Latasha Harlins，一名年轻的少女，身上带着2美元和一瓶橙汁，于1991年被一名韩裔店主开枪打死；Akai Gurley，一个手无寸铁的年轻父亲，在2014年被一名华裔警察于黑暗的楼梯间里枪击致死。而这些记忆，以及萦绕在他们心中的不公正感，仍然与其他黑暗的历史层层重叠。
对于一直在旧金山帮助暴力袭击受害人的社区组织者Sarah Wan来说，这场辩论唤起了2010年的回忆，当时数百人聚集在市政厅外抗议一系列类似的事件。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一名57岁的亚裔女子被从铁路车站月台推到铁轨上的故事，以及一名83岁的亚裔男子在被一群男孩殴打后头部受伤死亡的故事。在每种情况下，嫌疑人都是非裔。
Wan的团队社区青年中心作为回应，在袭击发生的Bayview-Hunters Point开设了一个新办公室。当Wan第一次在那里设立分部时，Bayview正处于剧烈的人口结构变化之中，以亚裔的涌入和非裔居民的外流为标志。“在某一时刻，一个群体可能会出现，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人口，而另一个群体则感到被排挤——感觉他们不再有发言权，”A.Cecil Williams牧师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关于2010年抗议的文章。近年来，Bayview人口中亚裔的比例已经是1980年的5倍，而非裔的比例则缩水了一半以上。尽管湾区半数亚太裔居民属于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定义的低收入或极低收入人群（四分之一生活在高收入家庭），但他们通常被视为社会上越来越多不平等现象中的受益者。
“建立信任真的花了我们10年的时间。”Wan说，“然而，到现在仍然有来自非裔社区的人，每周都会来到我们的办公室，说我们只关心自己人，说我们只是占用了他们的资源。偏见仍然存在。但我们不想放弃，因为除非社区中的每个人都安全，否则没有人是安全的。”
要充分理解Wan和Lacoste面临的挑战，需要了解几十年来塑造该社区以及许多其他因素的力量，这其中包括收入歧视，就业歧视、多次科技繁荣的长期阴影、街头暴力的负担、对心理健康关注度的不足，不断增多的无家可归者，以及警察对这一切的回应。这些变化并不总是可见的，但它们存在于人口的涌入或逃亡、不信任和不满之中，也在每个血淋淋影像背后逝去的生命之中，无论是非裔还是亚裔。
六.
即使在反对亚裔仇恨的运动中，每一种悲伤和决心的表达都不同。3月，一名挥舞着老挝国旗的男子在加利福尼亚州圣马特奥举行的抗议活动中告诉一小群人，Vicha让他想起了他的祖父母——他们收集废旧瓶罐来过日子，这就是为什么他决定“冲在前线”，并在奥克兰的唐人街巡逻。当月，在加州安提阿一场纪念被警察杀害的菲裔海军退伍老兵Angelo Quinto的抗议活动中，一名来自夏威夷的年轻女子在回忆起她的菲律宾和日本混血移民家庭时泪流满面。她的家人在菠萝和甘蔗种植园工作。一天晚上，警察无故拘留了她正在与心理疾病和毒瘾作斗争父亲。4月，在旧金山唐人街巡逻时，一位前市长兼台山和香港移民的儿子指着街对面的银行说，他的母亲几年前在那里被抢劫了。他说她不想上法庭；她只是想埋掉这段记忆。
在亚特兰大枪击案发生一周后，在奥克兰麦迪逊公园举行的纪念活动中，一位母亲和她年幼的儿子站在一起，举着一个画着Vicha面容的牌子。她是住在Alameda的泰国移民，那是“一个多元化的小镇，”她说。但去年的一天，在她家附近骑自行车时，一位老人冲她喊道：“你不属于这里。”还有一次，当他们带着儿子在附近散步时，他们向一位正在听音乐和跳舞的年轻女士挥手微笑。“她转过身来对我儿子说，‘滚远点，小孩。’”每一件事都让她震惊，这使她不得不参加了纪念活动。她希望“大家齐心协力，不要互相指责。这就像霸凌行为一样：当有人在家被兄弟姐妹欺辱，然后又去学校把压迫转嫁给其他孩子，形成了这样的连锁反应。”
Monthanus和Eric渴望了解Vicha的逝去，了解其背后的动机，这使他们成为了比自身更大的对话的中心。在他们参加的集会上，不时有不同的非裔走近麦克风，或者在场边与这对夫妇见面，并尽力打破僵局。其中一位年轻的组织者向他们讲述了去年夏天在他身边游行的亚裔美国人的情况，并说他是和自己亚裔邻居一起长大的，最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的分裂”。另一个人在即兴演讲中把手放在胸前，看着Monthanus说：“我的心与你同在。”
Monthanus不知道如何真正理解这些手势。她可以看出Vicha的死比她自己的悲痛更重要。他是她出生前的历史和她可以帮助塑造的未来的一部分。但让她参加集会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她渴望有人为她父亲的逝去付出代价。在那天她自己手写并在前一天晚上排练的演讲中，Monthanus告诉人群在必要时致电政府部门寻求帮助，包括警察。“你可以拨打311或911，”她提醒他们，“不管用什么语言求助，他们都可以帮到你。”
七.
四月的一个微风习习的下午，我在金门公园对面的Wat Nagara Dhamma见到了Monthanus。那是一座在两层楼小房子里的佛教寺庙。在楼上一间装点着金色和红色的安静房间里，她跪在一座佛像前，花瓶里装满了新鲜的郁金香，前面摆着她父亲的黑白肖像。她低着头，张开手掌在地毯上摸了三下。Monthanus和她的父母信奉佛教。根据佛教，人在死后，灵魂需要100天才能到达来世。这是她的第70次祈祷。她每天早上都来祝福她的父亲一路平安。
Monthanus递给我一块点心，问我有没有看到最近的新闻，加州河滨市（Riverside）一名64岁的亚裔妇女在遛狗时被刺伤腹部，后来因伤势过重死亡。那个星期早些时候，纽约市又出现了两段视频：时代广场的一名女子在去教堂的路上被故意推倒并踩踏；一名男子在列车上殴打并掐住了另一名男子。在每一个例子中，旁观者似乎什么也没做。
这些故事让Monthanus充满了疑问。为什么，自从她父亲去世后，感觉好像每天都有更多的案例发生？为什么没人介入？“我想知道为什么，”她说。
再过一周，她的儿子们将重返学校，而身为学区食品安全检查员的Monthanus将重返工作岗位（丈夫Eric在疫情之前曾在两家餐厅担任服务员和经理，目前处于失业状态）。她能感觉到疫情的压力开始减轻，但曾经对未来有过期待的她现在感到恐惧。自从她父亲去世后，她和Eric一致认为，任何人没有他的陪同都不会在晚上外出。每当她离开家时，她都会在浴室里测试一罐胡椒喷雾，如果烟雾让她的眼睛产生灼烧感，她就会把喷雾装进口袋。
在她父亲去世后的几个月里，她和Eric花了很多时间在集会上、法庭上或与记者和律师通电话。他们的小儿子Troy当时8岁，聪明活泼，但患有自闭症，在封锁期间更容易情绪起伏，经常跺脚和大喊大叫。他们的房东发出了一系列噪音投诉和驱逐警告。Eric还忙着给唐人街的建筑师和建筑经理发电子邮件，他正计划在距离龙门（Dragon Gate）几个街区的地方画一幅壁画。
几乎没有一刻可以留给他们用来悲伤。有一次，这对夫妇同意暂时停止参加集会。但不可避免地，他们会坐上后面贴着Vicha海报的车。“这不是因为我们感觉不舒服，”一天晚上，Monthanus 告诉我。她坐在她父亲曾经睡觉的床上，Titus在附近玩电子游戏。“但亚太裔仍然每天都在遭受更深的攻击。它是不间断的，你知道吗？”她想起她在集会上遇到的那些辞掉工作，全职巡逻或发声的人。
她担心她的儿子暴露在这样的环境中会受到不良影响。她试图让他们远离视频，但在看晚间新闻的时候，有时暴力袭击的片段会在她关掉电视之前闪过。葬礼结束后，Monthanus和Eric聘请了一名心理治疗师来帮助Titus，但他没有在沟通时落哭，甚至很少在治疗期间说任何话。在一次谈话中，治疗师问他是否感到生气，他以一种羞怯的青春期方式回答说：“我不知道。” Monthanus清楚额外的课程可能很多，除了学校课程之外，周末的泰语课和编码课程以及他的A.D.H.D.治疗都会转移他的注意力，但她和Eric担心创伤可能会在数年或数十年后显现出来。
她不确定Troy是否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有一天，在敲了邻居的门询问他们的监控录像后，她回到她的车里，发现Troy在后座哭泣。当他们回到家时，他拿出她的手机，并没有放他平常的卡通片，而是滚动浏览她的照片。“爷爷去哪了？” Troy问她。Monthanus从背后把他拥入怀中；她不想让他看到她哭。“如果你想念爷爷，”她告诉他，“去他的照片那打个招呼。”Troy走到两幅他祖父的带框画像前，它们现在并排挂在墙上。“爷爷好！”他一遍又一遍地喊道。
Vicha 和他的外孙 Titus摄于2009年，图源：NYTimes
Monthanus知道她也应该为自己找一个心理咨询师了。她想为儿子们坚强起来，可是晚上她根本睡不着觉，而且令她没想到的是，她不时泪流满面。有时，Titus会走进她的卧室看电视，看到她转身问：“妈妈，你在哭吗？”有时她走进一个房间，看到自己的母亲转身走开，抽泣着欢呼：“没关系！他现在一定很开心，因为他再也不会回到这个世界了！”有时，当独自一人时，Monthanus的内疚感越来越大，她崩溃了。“妈妈，你知道吗？我是个坏女儿，”她会说， “那天我告诉他可以走那条路。是我杀了我爸爸。”
Monthanus抵达旧金山司法厅的台阶前。这是一座横跨一个街区的，气势宏伟的混凝土建筑，Antoine Watson计划在那里出庭接受审前听证会。Monthanus一只手紧紧攥着几张纸，而旁边一位新闻摄影师正在和他的三脚架缠斗。
在三月的第一次集会上，数百人曾聚集在这里支持她的家人。Monthanus当时太情绪化了。今天她准备了一份演讲稿，印了几份发给记者。但台阶几乎是空的。时间还早，Monthanus这样提醒自己，但她总是感觉世界似乎已经往前看了。但是自从她父亲遇袭以来，已经发生了太多次同样的袭击。头条新闻全神贯注于对明尼阿波利斯警官德里克·肖万 (Derek Chauvin) 的审判，这位警察因谋杀乔治·弗洛伊德 (George Floyd) 而被定罪。
在内心深处，Monthanus保持着镇定，但她的沮丧正在逐步增长。在最后一次法庭听证会之后，Monthanus打电话给地检办公室指派给她的受害者辩护律师，要求提供一名泰语翻译。她发现很难理解法律词汇，并且让Eric费劲来解释法律词汇和错综复杂的细节让她感到愧疚。几周后，她被告知说办公室没有聘请翻译的预算。在询问如何申请工资损失赔偿时，她同样感到被冷落。在她父亲去世后，Monthanus放弃了为一家进出口公司处理海关文件的夜班工作，以帮助看管孩子。“你知道她说什么吗？她说：‘你不是受害者。你父亲是受害者。”（根据加州法律，只有在未成年人死亡或住院的情况下，受害者家属才有资格获得工作赔偿。）
在他们等待Antoine的听证会时，Monthanus和Eric从旁听席的前排看着法官审理了一系列其他案件。由于疫情，法院以有限的能力重新开放，但面对着大量积压的案件。Boudin在封锁前的几个月，即2020年1月开始了他的任期，接手了5,000多项刑事指控。
两个小时后，Antoine终于进了房间。Monthanus从前排慢慢地走到靠近旁听席的座位上，凝视着他。他的橙色连身裤宽松地套在他高大的身躯上，镣铐束缚着他的手腕。他的头发长出来了。在坐下之前，他看了一眼房间的后排，认出了一个年轻人，微微一笑。
八.
Antoine在旧金山长大，童年的一部分时间与他的兄弟姐妹、父母和祖父母一起在Vicha后来居住的Anza Vista地区度过。“全家人都在极度痛苦中，”代表Antoine母亲发言的Jenifer Steiner告诉我， “当Antoine在2021年1月28日醒来时，他并没有想着要将某人推倒并杀死，无论受害者是什么种族或性别。那不是他的为人。”Steiner是Antoine母亲的老朋友，也曾经是他的小学校长。她说，Antoine需要“心理健康支持”，而不是坐牢。据公设辩护人Sliman Nawabi称，Antoine为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懊悔和羞愧，并希望他能与Vicha的家人坐下来解释他在生活中所经历的挣扎。他的母亲在疫情期间也失业了，她通过另一个州的亲戚找到了工作，并在外地工作了一段时间来养家糊口。“她哭着醒来，她又哭着睡着，”Steiner说， “她失去了她的孩子。”
听证会不过是简短地走个程序，而审判日期尚未确定。在两名法警护送Antoine出去时，后面的年轻人离开了法庭，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回来了。“Antoine，”他喊道，抱起婴儿。“爱你，兄弟。”年轻人重复了一遍。Antoine转过身再次微笑，直到门在他面前关闭。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Monthanus想到了她早些时候在法庭上看到的一名被告人。该男子接受了家庭暴力指控的认罪协议，事后他的受害者问法官她是否可以说几句话。当她说完后，被告人拿掉眼镜擦了擦眼泪。Monthanus也想和法官说话。“我一直没有机会说出我现在的感受，或我怎么面对每次洗衣服，每次开车上班这样的小事，”她说道，同时看着她的后视镜，泪流满面。她想起了坐在车后座的父亲和孩子们，以及她早上准备上班时他们开的玩笑。当她下班回家迟到时，他宽慰地迎接她的方式。她想到了Antoine，也知道他的生活中有人爱着他。
“他19岁就要入狱了……”她话音一落，深深地叹了口气。
当她的良心受到困扰时，她总是向父亲求助。他引导她做出人生中的重大决定，也帮助她渡过她难以做出抉择的时刻。他是鼓励她去美国的人，也是她在这里开始生活的原因。现在只剩下关于他的记忆留存世间，只剩下他的声音在她脑海中响起。她知道，如果他现在还在这里，他会说什么。
“那个Antoine还年轻。他还有大把时间在等着他。给他一个机会，”她仿佛听到她父亲在说，“放手吧。”
几天后，Eric问我是否看到有关奥克兰唐人街商会会长陈锡澎(Carl Chen)遇袭的新闻，他一直大力支持在附近增加步行巡逻和摄像头监控。陈锡澎与记者分享了一张照片，据他称，这人攻击了他。照片上的人看起来像是非裔。
Eric说，这张照片是从后面拍的，没有露脸，使得照片上的人看起来很可憎。“我知道这太疯狂了，”他说，“但有时我也会有这种感觉——我想知道这是不是我内心的种族主义表现出来了。还是我只是太敏感了？难道这就是我的创伤吗？我不是法官。我也不是律师。我更不是警察。我只是一个有感情的普通人。”
他坐在自己的车里，思考着这个问题。据说Antoine在袭击Vicha的那天早上把车停在了那里。“老人家去世了，因为Antoine鲁莽驾驶而且没有被捕，”他说，“然后当他整个上午都在外面大喊大叫时，也没有人出来和他说话。”
他想到了Antoine的家人，还有他朋友曾经告诉他的一些事情，比如他朋友的儿子和另一个家庭的小孩有摩擦时，他会和他们见面并谈谈。“我有一种奇怪而愚蠢的幻想，”Eric说，“未来的我，真正的我，会说，‘我希望我们能原谅所有人，而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坏事的确发生了。’现在我感觉，也许他的家人把我视为敌人。在某种程度上，我倒确实是。但我不希望事情变成那样。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想知道真相。我只想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一旦我听到了真相，我认为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它。”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让他全身而退，”他补充道，“我认为，他必须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一旦他真的付出了代价，我想，我们应该可以用某种方式原谅他，并继续我们的生活。否则将永远不能释怀。但也许无论如何，我们受到的伤害都难以磨灭。”
在她父亲去世一百天后，Monthanus与Eric、他们的儿子和几个朋友一起登上了一艘船。三个僧人拿着成堆的兰花和玫瑰，一张Vicha的相框照片和一个装着他骨灰的森绿色盒子。他们的金盏花长袍在阳光下闪闪发光。Monthanus在一条褶皱连衣裙外穿着一件黑色羊毛斗篷，当船驶离码头时，这条裙子会随风飘舞起来。Titus身着黑色西装，在甲板上追着他的弟弟，脚上穿着一双正好合脚的皮革乐福鞋。这双鞋曾经属于他的祖父。
他们向着金门大桥驶去，他们迎着汹涌的波涛念诵五戒。网络摄像机为身在国外的朋友和家人们播放了这次仪式。
在他的第三次心脏手术之前，Vicha在纠结是否要进行手术，因为他不确定手术是否会成功。他告诉Monthanus，如果哪天他的时间到了，他想被撒在海湾里，让那里成为他永恒的家。“你会活下来的，爸爸，”Monthanus告诉他， “我会来照顾你。你必须活得更久，才能看到Titus大学毕业！”
在桥的另一边，海湾与太平洋的交汇处，船停了。一行人鱼贯而出，来到了甲板的边缘。所有人都沉默了。一位僧人俯身，轻轻地将Vicha的骨灰散入拍打的波浪中。朋友们散下花瓣为他送行。Monthanus轻声哭泣着。Eric抱着她，她则抱着儿子们。当她看着花和骨灰随着水流向大海远去时，她对父亲开口说话了。“我信守诺言，爸爸，”她说，“下辈子，我希望我能再次成为你的女儿。”
原文链接：
https://www.nytimes.com/2021/08/17/magazine/vicha-ratanapakde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