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Wall Street Journal
新冠疫情蔓延的大背景下，各国政府纷纷呼吁人们减少外出和人际接触。不少人表示，工作必需或者社交需求使得他们无法长时间呆在家中，但却有另外一部分人，认为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不社交”对他们来说，反而是日常惯例。由此，一种现象再次悄然自邻邦日本走入人们视野：蛰居族。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与内阁府的定义， “蛰居族”指拒绝参与社会生活，没有亲密社会关系，“消失”时间达6个月以上的群体。这些在大众的印象中本应踏入职场的青壮年人士，选择了从浩浩荡荡奋斗浪潮中撤出，闭门不出，回避一切社会交往。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日本的蛰居族群体中，70%以上为男性。
战后日本经济空前繁荣，但20世纪80年代，繁荣转为泡沫经济的破裂。之后，大量企业倒闭和裁员，导致“就职冰河期”的出现。刚毕业的学生们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只能靠打零工度日，有的人甚至从此不再迈出家门，与社会隔绝。由此诞生了一大批蛰居族。Yoshiko22岁开始蛰居，55岁时在公寓中死去，尸体两个月后才被发现。
发展至今，人们对这一群体的印象中往往带有阴郁、悲惨的色彩。部分原因是因为，一部分蛰居族因为威胁到他人、被亲人杀伤，或是即使患有重病也无法走出家门就医的事例见诸媒体报端，例如2019年，日本前农林水产省事务次官熊泽英昭将其蛰居、对他人有暴力威胁并患有发育障碍的儿子刺死一案。与此同时，也有蛰居族认为这只是一种人生选择，“如同流浪一般”。例如日本的蛰居作家池井多，他出生于1960年代，于1985年进入职场，却突然在初入社会时退出，开始长达35年的蛰居生涯。蛰居族们一天的生活简单得出奇，他们与外界社交领域断绝往来，并没有太多物质需求，有的人依靠网络平台度日，有的人昼伏夜出。据日本内阁府的调查，开始成为“蛰居族”的人年龄最多的是在60-64岁，占17%。但从20-24岁开始不出家门的人也占了13%。其中蛰居超过7年的占46.7%，将近一半。据日本中文导报报道，日本“家里蹲”的总人数可能已经超过百万人。而男性在这一群体中占绝大多数。如此鲜明的性别比例差异，让人不得不开始从性别角度思考这一问题。目前，有不少学者基于日本社会的现状，给出了对“蛰居族”产生原因的分析：现代社会对于效率的空前重视、竞争激烈的升学和就职环境、“父职缺失”给孩子造成的影响等等。一方面，日本社会对男性有着标准单一的期待和定位，即赚钱养家的一家之主。而当社会面临转型，自由职业和临时雇佣出现的同时，社会体制并没有给就业失败的人以更多的选择空间。当生存空间逐渐缩窄，竞争压力加大，数次不符合社会要求的青年便远离了主流轨道，经过几次就业和辞职的反复，最终走向了蛰居生活。同时，60%~90%的蛰居者在学生时期就已有因校园欺凌等原因而“不登校”（拒绝去学校）的经历。蛰居的男青年们，多数有着敏感、柔和的性格，与传统语境中对男性的要求有着不同程度上的偏离。里基·库克的家人在夏威夷，他独自居住在日本。
图/摄影师Maika Elan
另一方面，女性在这样的世界里拥有的，不是自由，而是忽视。与面对进入职场、继承家业压力的男性不同，回家操持家务、结婚生子被视为正常的女性归宿，这也正成为职场上歧视女性的合理借口。女性在承担较少社会职场压力的同时，也失去了向上攀升的可能。基于此，在家呆了很长时间的女性，往往不太会被视为蛰居族，也不会获得与男性同等程度的担忧，家庭主妇以及育儿中的女性甚至完全不被包含在此前所述的内阁府数据中。“我只有迫不得已外出买东西时才会出门，除此之外不想跟任何人说话，包括父母，因为我的父母总说女性要帮忙做家务。”一名蛰居女性如是说。在NHK的调查中，女性蛰居族平均宅在家里的年数达到七年半，其中家庭主妇占比一半以上。当男性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痛苦沉浮时，女性同样因沉重的家庭负担而苦不堪言。这背后的原因，或许可以从社会学者上野千鹤子教授的著作《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找到答案。她在书中深入剖析了现代社会中，由年长男性支配一切的父权制，与追求超额盈利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合谋。她指出，女权主义者们敏锐地发现，对“市场”而言，“人”不过是劳动力资源。把成年男性比作军事工业型社会的“现役兵”的话，那么在社会其他成员中，儿童是“后备军”，老人是“退伍兵”，病人及残疾人就是“伤残兵”，女性则是辅助照料他们的“非人”。
家庭源源不断地向市场投入劳动力，而无法胜任市场环境的人则返回家庭中，这正像是市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生产者从自然中获取资源，又把“废弃物”排放至自然环境中。是蛰居族们“没用”吗？恐怕并不是，而是人在这样的“军事工业型社会”里，只有一种用法。在此种现象发生的背景下，许多人也开始思考，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让或主动或被动与社会切断联系的人，重返到人群中继续生存？近年来，“社会再生产”这一概念，逐渐受到社会学研究领域关注。为攫取超额利润而运作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被培养成生产要素，本身不再成为中心。而人本身如何延续自身的生活、没有工资却维系了个体生存的劳动，却被忽视了。此种前提下，与周围“无缘”的个体数量也日趋上升。其一，是个体逐渐脱离传统组织机构，借助网络媒体、独立创作等形式重回人际交流中，以自我表达确立自身的存在价值。自由职业者大原扁里就是其中一位。他在32岁时辞去东京的工作，过上了“周休5日”的隐居生活，并在数年后出版了《做二休五：钱少事少的都市生活指南》，一时引发热议。蛰居族作家池井多，于2017年与一群蛰居人士共同创办了专属于这一群体的杂志《HIKIPOS》，让同类们得以相遇。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在重新探寻回到职业生活中的方法。其二，关于心理救助、社会互助和多元制家庭的探索，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成为对固有模式的一种无形反抗。身处制度分明的父权社会，除了就职和回归家庭外，人和人是否还可以用其他方式产生联结？说到这里，就有必要提及应运而生的“租赁姐姐”社会干预服务。
“租赁姐姐”小栗彩子在2016年8月与34岁的中村郁夫对话，当时，中村已经在他的房间里呆了七年。
图/摄影师Maika Elan
自1998年起，大阪的“New Start”组织开始提供这项服务，由年龄相近的年轻人走入蛰居族的世界，对他们进行心理上的支持。在救助者们眼里，蛰居族并非像大众想象一样懒惰、自私，而是处在压抑和困境中的个体。蛰居族的生活方式，说不定恰好帮人际关系紧张的高压社会维持了某种平衡。蛰居族青年Chujo在“New Start”居住，尝试融入社会。
图/摄影师Maika Elan
非营利救助组织“白滨援救站”亦对此现状作出了回应。这个组织由和歌山县三段崖附近小镇教堂的牧师藤薮庸一与其妻亚由美创办，专注于救援因为与社会失去关联、孤独绝望而自杀的人，并且接纳他们共同生活。在教堂改造成的救助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情，“没有人发号施令，大家都淡然把一切准备停当”。在日复一日与周遭友善他人逐步建立关联的过程中，很多陷入绝望的人重拾了继续生活下去的能力。一位获救助者做了如此比喻：“如果能把上不了台面的豆腐渣变身为饼干点心，使得大家都喜欢吃的话……即使你被人扔掉了，我也会让你再度活过来。”从此次疫情中社交回避者的感染风险大大降低一事也可以看出，没有无用之人，只有个体和环境的匹配程度高低。目前，日本针对人与社会之间凋零的“缘”发展出多种自救及互助探索，例如2009年的“蛰居族对策推进事业”，以及在各都道府县设立的“蛰居族地域支援中心”，出发点都是帮助蛰居族们重返社会、给予其生活上的援助。同时，青壮年人蛰居现象已绝非日本独有，大有向世界各国蔓延之势，包括我国。他国解决这一问题的诸多举措，也许会成为我们未来的镜鉴。当人不再是按照单一标准生产出来并用后即弃的工具，而真正成为彼此的支撑，世界会变成何种形态？这或许只是美好期望，但其中可能也蕴含迈向崭新生活方式的通途。“我们要构建的社会，是把相互依存看作解放而不是看作耻辱的社会。”P.S. 本文观点仅代表特约作者个人观点，部分图片来源网络。 参考资料：日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无缘社会》稻泉连《工作漂流》上野千鹤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项飙、吴琦《把自己作为方法》杨江连《浅析日本蛰居族的存在》师艳荣《日本社会转型与青少年蛰居问题的演变》师艳荣《日本蛰居族——社会病理的产物》刘争先《隐蔽青年现象探析》《日本青少年蛰居问题研究》https://new.qq.com/omn/20200407/20200407A07GE900.html（100万日本蛰居族，最不怕新冠的人）https://www.sohu.com/a/295979868_383724（日本当代蛰居族的困境）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1954913.html（日本蛰居族的封闭生活）http://www.ifengweekly.com/detil.php?id=7459（拯救日本百万蛰居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