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沃｜敬虔与正义
所以，父母应当遗留给子女的不是财富，而是敬畏的精神。
—柏拉图《法律篇》
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它支配着一个人看待整个世界的态度。我找不到一个准确的词来概括现代人的罪责，如果强迫我说出一个词，我只能说他缺乏敬虔，尽管我知道使用这个如今不能被大众所理解的词是有风险的。我要一一列举这个词具体牵涉哪些罪责。
首先我要说，现代人犯下了忤逆罪。他拿起武器杀死了前辈人所尊敬的那些事物。他没意识到自己是在犯罪，恰恰相反，他把自己的行为视作拥有美德的表现。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在柏拉图笔下的那场关于虔诚与不虔诚的对话中，他选取了一个实质上要犯下杀亲罪的年轻人。游叙弗伦（Euthyphro）是一个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的年轻人，他自认为知道“令上帝喜悦的事情是什么”，他来到雅典要以谋杀罪起诉自己的父亲。苏格拉底对这场离奇的官司感到很惊讶，他以惯常的方式质疑这位年轻人。
他（苏格拉底）的结论是：虔诚要求人们以诸神设定好的秩序来与诸神合作，它属于更宽广的正义理念的一部分。辩论的结果并没有推出游叙弗伦应当检举父亲。也就是说，游叙弗伦不应当根据自己片面的、不成熟的知识，轻蔑地践踏父子关系。
在我们当代，那个年轻人代表科学与技术，而父亲则代表自然秩序。若干世纪纪以来，我们一直被告知，要想实现我们的幸福就必须无情地攻击这种秩序；支配、征服、战胜……所有这些词汇似乎都是在描述一场军事战役。
人们随意地使用这些概念，就好像自然是人类的敌人，好像自然是充满敌意的、狂放不羁的，所以衡量进步过程中每一步的尺度，就是看人类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自然。如果不恢复古老的敬虔美德，人的罪过就不可能被赦免。
这种普遍流行的看待自然的态度，是一种否定物质（substance），进而否定上帝造物的合理性的异端邪说。我们已经说过（也许说得太多了），人不能效仿自然；但他也不应徒劳地去尝试改变自然的面貌。我不认为这里存在矛盾，因为人应当心怀敬意地与自然保持一定距离。
这种现代的立场似乎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人的傲慢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任何东西只要不是他自己创造的，就不具有存在的正当性。在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存在方式中，他制订计划，然后把它强加于自然。
有人说真正的宗教是服务于人类的，这种服务似乎体现在确保人能够彻底地战胜自然上。这种态度是不敬虔的，因为它违背了以下信念：造物或自然在本质上是善的，自然规律的终极原因是一个谜。而那些挑衅行为，是对宇宙秩序的颠覆。很显然，要接受上述观念，人就得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谦逊态度。
另一方面，一种无约束的自我中心主义在本质上就否认任何外在于它本身的正当性之源。它与非自我（nonself）处于交战状态。谁也不能否认，这就是人们所有嫉妒和自大的根源，而这些心态恰恰让人们觉得今天正义已经远离这个世界。
敬虔是意志的准则，它体现为尊重。它承认那些大于自我或不同于自我的事物具有存在之正当性。而且，要想让我们这个一切事物看上去都处于“完全冲突之中”的世界重归和谐，我们就必须以敬虔的心态来对待三件事物：自然、我们的邻居（这里我是指所有人）和历史。我要依次讨论三者。
自然，就是指构成世界的物质（substance）。自然反映了某种先于我们而存在的秩序，即使我们掌握了核裂变，我们也不可能完全理解自然，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道理。就连大自然的聪慧学生（译者注：莎士比亚），也在他的《安东尼和克利奥帕格拉》一书中借一位占卜师之口谦虚地说道：“对于自然这本充满着无尽的难解之谜的大书，我只能读懂其中一小部分。”
而且哲学家仍然认为，物质（尽管它容易被滥用）在本质上不是恶的。与最高超的医学技术相比，我们更容易被自然之自愈力（vis medicatrix naturae）治好。
在科学体系下，人们热衷于摆弄一部机器的各个小部件，却对整部机器的设计和目的茫然无知，我们看到这种偏执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恶果。这样一来，“自然的恶”刚被科学从前门赶走，又从后门被请了回来，有时候还附带着新的危害性因素。
对于这场对自然生活秩序的胜利，人们将付出不可预见的代价。人试图驯服自然，与此同时他也在消灭空间，这场对抗物质的战役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忽视了一个事实：空间和物质是抗冲击的减震器；我们越是削弱它们，我们所享有的隐私和安全就越少。
我们这颗星球正在陷入一种僵化（rigorism），所以人对任何一个偏远角落的所作所为都会影响到——不，是威胁到——整体。这个世界失去了弹性和耐心。
而且在这里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悖论：对自然不断地开战并不表明人优越于自然；相反，这表明了人对自然的痴迷专注，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被她囚禁了。就像雄狮在追求他的新娘！那些不断试图征服自然的人，证明了他们已经陷入了她迷人的罗网之中。
那些有灵性的人们不会把自然视作追求的对象，但他们往往成为最成功的自然之主，这看上去又是个悖论。为什么新英格兰的清教徒热心于宗教，却可以在战争和商业上表现得比其他人更强？
佩里·米勒（Perry Miller）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教义教导他们要培养一种“不为世事所动”的态度。正是这种不为世事所动的态度，使他们与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他们比那些沉溺于物质主义并贪图享乐的人们更加自由和勇敢。
我们看到德·托克维尔也对具有宗教精神的共同体做出过类似的分析。执迷于重构自然，这不过是一场青春期的热恋罢了。年轻人仅仅是聪明而已，他们相信理念，相信自己可以用理念来征服世界。
而成年人已经超越聪明达至智慧，他们也相信理念，但是生活告诉他们应耐心等待理念的具体化，也就是说要在某种限制下获知理念。
换言之，他发现物质是生活的一部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种对于人类力量的谦恭态度就是敬虔的本质；而且从长远看来，它可以为人们带来更大的回报，因为只有在我们尊重自然、不过于强烈地渴望占有她的时候，我们才能与她最融洽地相处。
如前文所述，娇纵心态几乎总是发生在那些抛弃了自然、脱离乡村来到城市的人们身上。我们发现，生活在乡下的人对于事物的秩序拥有一种更好的哲学上的顺从意识。
他不那么容易因生与死的循环而感到不安，他烦躁的时候更少，在危机时期他表现得更加镇定。与他的城市亲戚相比，他拥有更加完整的人格，因为他以敬虔的心态接受现实，这可能就是一种对天意的信仰。
对于那些失去了敬虔的清教徒，米勒给出了很到位的评论，他说这些人变得“不能像他们的先辈一样坚强地面对现实了”。结果，这导致了一种乐观主义与道德无能的奇怪结合体，从弗农·帕林顿（Vernon Parrington）到约翰·马昆德（John P. Marquand），这些研究新英格兰文化的学者都观察到了这个现象，这与过去人们持有的悲观主义和道德能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其他人一定会说，“若不是上帝恩典，我也免不了走上这条路；因为所有人都有犯这个错误的倾向。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握真正实在的关键一步在于摆正我们与自然的恰当关系。
一个极端是完全地浸染其中，这使一个人只有感知能力，却无反思能力。另一个极端就是完全地抽象化，这导致在哲学上否认物质性。后者就是统计学和科技的思维方式。完全拥抱自然或完全拒绝自然会造成同样的危害。
我们应当寻找一种正确的生活方式，既不受制于她，对她的每个波动都做出反应；也不会不幸地沉迷于她，试图完全征服它。这两种情况一个是引力，一个是斥力，二者都会使自然成为人的命运的中心。
桑塔亚那指出，我们应当远离尘世，就像尤利西斯离开瑙西卡一样，我们应当祝福它而不是爱上它。我认为，我们也应当以类似的态度对待物理自然世界。所以，对于伟大的物质世界，我们不要对它产生过分的欲求，它在事物的秩序中扮演一定角色，它应得到我们的尊重。
第二种敬虔，就是承认他人的重要性。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观察到，那些有修养、理性理解力强的人最容易包容那些异己的生活方式，他们熟知这样一个原则：人拥有一种人之为人的权利。
知识可以约束自我中心主义，从而使一个人尊重其他自我的真实性。骑士精神的辉煌传统所推崇的美德，就是要郑重其事地承认其他存在物的权利，不管他们是地位低下者还是敌人。
而现代的无条件投降规则既有违自然，也有违人性，它要求一种对他人生命的无限处置的权利，从而骄横地把人置于上帝的位置。骑士精神是人类基本的手足之情在现实中最典型的表现。
建立人类共同体的前提条件，就是要求人们具有足够的想象力去理解他者的生活，并具有足够的敬虔心把他者的存在也视作慈爱的造物的一部分。
对于两种人来说，这种仁爱是不可想象的：第一种人是野蛮人（barbarian），这种人会摧毁那些不同的事物，仅仅因为后者是不同的；第二种人是神经过敏者（neurotic），这种人总是想伸手去控制他者，也许是因为他自身已经丢失了人格完整性。
无论是哪种情况，这种不承认其他人或其他类型的人格的重要性的态度都属于目光短浅，这是心胸狭隘的表现，它对不同于自己者赋予较低的价值。要想消除这种意欲分裂我们这个世界的狂热精神，人们就得学会容忍他者。
如今那些热心人士呼吁理解宽容，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看到了容忍与敬虔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始终拒不承认人格（和自然一样）拥有一个我们所无法解释的起源，我们就永远不能阻止人们忤逆长辈和手足相残。
第三种敬虔，就是承认历史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人疯狂地试图割断自己与历史的联系，他们就好像在渴求一种集体健忘症。让我们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反思的存在物，所以我们唯一拥有的就是过去。当下是一条细缝，它没有宽度；未来只不过是我们头脑中的一块银幕，我们把记忆的结合体投射在上面。
要想获得知识，我们就必须尽最大可能地记住过去，我们还得明白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心中持续存在的记忆决定着我们的当前行为。大多数现代人之所以仇视过去，拒不承认它的重要性，基本可以归为两个原因：1、它为他们带来了困惑；2、它带来了约束。
如果它带来了困惑，这就意味着他们对历史还没有足够的理解；如果它约束了他们，那么我们就很好奇他们究竟计划着要干什么。
通过想象，我们有能力去理解先辈们的生活，我们认识到他们曾经生活在与我们现在同样真实的环境中。我们心怀敬虔地接受他们，接受他们的言辞和举止，把这些都视作整体实在的一部分，在任何对经验的总结中都不能漏掉这些。那些死去的英雄和烈士真的死了吗？这不是一个无意义的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作为一种影响力仍继续活着，帮助构建我们对世界的梦想。然而，失去了敬畏感的现代人想要把这些先辈们的记忆连同他们的骨头一起埋葬，试图单纯靠善意和无知来建立一个新世界。
对过去的认知是一支解毒剂，它可以祛除自我中心主义和浅薄的乐观主义。它可以抑制乐观主义，因为它教育我们要对人的完美性保持警惕，并且对那些旨在重建人类社会的方案保持一种清醒的估计。
关于浮华和野心的讨论，有什么样的教科书可以与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Lives）相媲美呢？有什么著作可以比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更有力地批驳了那种认为历史会自发进步的理论呢？阅读历史的人会受到限制，当他合上书卷，他会同意但丁在《地狱篇》中的说法：“我没有想到死亡毁灭了这么多。”
在罗马人那里敬虔被认为是公正（aequitas）的一部分，后者表达了柏拉图的正义概念——让每个人得到其应得。上文我努力要说明的是，有些东西是大自然所应得的，有些东西是我们的同类所应得的，而有些东西是那些已逝者所应得的。现代文明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责任感，它不知道究竟什么事物应得到何种对待，结果导致它的判断力渐渐被削弱。
注：本文摘自理查德·维沃《思想的后果》 王铂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第九章“敬虔与正义”（第174-182页）。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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