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从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谈起
对不同政体进行比较的自由度越大，政体选择的空间越大，这个社会得到合理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大。对政体研究的自由度越小，政体选择空间就越小，得到的合理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小。绝对没有研究不同政体的自由，就绝对得到最不合理的政治制度。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上卷，1993年已经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出版过，下卷一直出不来，1996年去匈牙利，我才买了本书的下卷。直到最近（1999年？）全书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
我其实并不是波普尔专家，只是有幸先读过此书，今天也只能和大家分享一下读这本书的感受，着重谈开放社会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我们先从波普尔本人说起。
卡尔·波普尔出生于一个犹太人的家庭，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接触过许多20世纪的大学者；年轻时做过木工，也作为一名民主社会主义者参加过工人运动，甚至追求过共产主义。
后来，奥地利的共产主义者组织了一场游行，其目的旨在挑动警察开枪，警察也果真开了枪。这件事对波普尔震动很大，他决定对双方都加以谴责。
由于他的合作伙伴具有太强烈的暴力和阴谋倾向，他放弃了对共产主义的追求，但这段经历却给了他很好的机会，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当时的奥地利处于纳粹德国虎视眈眈的威胁之下，作为犹太人，波普尔对这种威胁格外敏感，便在1937年离开奥地利，前往新西兰和英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大部分时间在新西兰教书、研究，二战后他没有回奥地利，而是留在了英国。据资料介绍，他喜欢英国的理由很简单，说是英国送牛奶的时候，把牛奶瓶放在每家的门口，也不会丢失。在奥地利，奶瓶就会丢掉。
这当然是很小的事情，可经历过两种制度的人，跟只经历过一种制度的人，感受就不一样。我想，正是这些普通的社会现象和切身的感受，激发了波普尔等人对不同社会的反思。
而由于他在奥地利受到纳粹鸡犬主义的排斥，对鸡犬主义体制特别敏感，他所写出的东西，就比那些没有受过鸡犬主义威胁、没有在鸡犬主义制度下生活过的人更加深刻。
现在，我来谈谈我对开放社会的特征的理解。波普尔这本书，并没有从正面来讲开放社会，与其说是树立开放社会，不如说是在对开放社会的敌人进行批判，由此来树立开放社会的形象。显然，在波普尔看来，开放社会是好的社会，封闭社会就是不好的社会。
那么，开放社会有怎样的特征？按照波普尔的归纳，开放社会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其变化和进步是零星的，而不是整体的、全盘的。这样的社会，是多元的、法治的，实行民主的。这样，他几乎把开放社会等同于民主社会、平等社会、自发的社会，不是人工设计的社会，当然也就是好的社会。
那么什么是封闭社会呢？封闭社会是一个集体主义社会，是人治的社会，乌托邦的社会，其变化是一种整体工程的乌托邦的实现，因而是坏的社会。
有人会反驳我说：“你很会说话，在你的归纳当中，你把一切好的东西都放在开放社会的名下，把坏的东西都放在封闭社会的名下！”我想，如果我犯了这个错误，我很高兴，因为至少，你们同意我放在开放社会下的东西是好东西。
可有些人不喜欢这些，认为这些是坏东西，说我很公平，把坏的东西都放到了开放社会的名下。其实翻一翻教科书，听一听课，你们就会发现，许多放在封闭社会下面的东西，被说成了好的东西。
开放社会的敌人有哪些？从哲学思想上讲，有整体主义，本质主义，至善论，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其另一个说法，就叫历史决定论，叫“历史主义”是权宜的办法。其实我觉得，“历史主义”没有“历史决定论”表述得准确。
在政治上，开放社会的敌人差不多只有一个，就是鸡犬主义，其理论基础就是上面说到的那几种主义。开放社会的经济敌人，是大一统的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这一点波普尔有所涉及，但没有展开，因为这本书出版前一年——1944年，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讲的已经足够清楚。
从社会的组织形态上说，开放社会的敌人，就是一种集体主义的社会。为什么这样说？集体主义社会把个人决定自己命运、支配命运的权利从个人手里夺走，交给了集体，交给了领袖。
这样，个人选择的领域就不存在了，很多东西变成了集体的特权、领导人的特权。于是，它不仅不再向民众开放，甚至不再向国际社会开放，成了所谓的“闭关锁国”。
由于波普尔和哈耶克等人没有在俄国生活过，甚至没有在典型的中央计划经济下生活过，能够找到开放社会的敌人，是非常睿智的。
有人说：“集体主义好呀！集体主义提倡做好事，帮助别人。”可我讲的集体主义是一种政治哲学，就像亚里士多德说：“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你一个个人非常渺小，但只要你愿意结合成一个整体，就会具有强大的力量。想让集体强大，该怎么办？就放弃你自己，让你融合到一个整体当中去，这样你就具备了一种特殊力量。这就是典型的集体主义思维。
集体主义最大的问题，是在人与人之间制造不平等。集体主义认为一些人的权力、特权，甚至认识的特权，天然地高于另一部分人。这与我们讲的历史决定论有关。
历史决定论是什么意思？就是认为历史发展有个特定的规律。那么，谁有资格掌握社会发展规律？是我么？是你么？不是，是领袖，是导师。他宣称掌握了历史规律，其他人就只剩下义务，听从的义务。
你们不是常听说“团结论”吗？这是典型的集体主义思维，个人主义社会里是会觉得很荒唐的。你哪天听到说“团结在克林顿总统的周围？”说这些话的人，不知道自己受集体主义思维的支配。
而据波普尔的分析，这思想是柏拉图的发明，是柏拉图说：“你们作为在哲君统治下的理想国臣民的义务，就是追随领袖，服从领袖。”他还说，“部分是为整体而存在的，整体不是为部分而存在的”——如果把概念换一下，就成了“个人是为国家而活着，国家不是为个人而活着”。
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当中，一开篇就批评肯尼迪的话：“不要问国家为你做多少，而要问你为国家做多少”。这是多高尚的集体主义！
可是想一想，国家是抽象的，如果大家都为抽象的、看不见的东西做贡献，如果自己只有牺牲的义务，国家不是成了个怪物？国家用我的贡献去干什么？可见，集体主义并不只是我们身边才有。
这种思维显得很高尚，可是没有经过很缜密的论证。因为我出让了利益，就会有人获取；于是下一个问题就是：凭什么他有获取的权利？而我只有奉献的义务？这就是集体主义的最大问题。
根据波普尔的界定，神秘的或部落的集体主义的社会也可以称为封闭的社会，而每个人都面临个人决定的社会称为开放社会。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封闭社会（集体主义社会）到开放社会（个人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集体主义是陈旧的、不合时宜的，因而被个人主义所取代。
在西方，封闭社会的解体是因为交通（对外开放）和商业贸易（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商业和贸易中所带来的个人的首创精神和独立精神。
不仅如此，市场秩序、个人主义的开放社会与自由民主政体之间还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贸易所催生的市场，像波普尔的朋友哈耶克所说的秩序，慢慢地扩展，把市场之外的世界逐步纳入市场秩序之中去，从而导致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
我们来看看这种从单纯经济上的往来到不同的制度之间相互竞争的过程。制度的竞争离不开制度上的比较，这就要求有不同制度的参照系。大家从这本书中会发现，波普尔不仅在书中比较不同的政治体制，他还花了很大的精力去研究先哲们是如何对不同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的。
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还是民主政体，这种比较实际上是古希腊哲学家一直在反复琢磨的工作。西方人在2500年以前就开始比较不同政体之间的差异，然后寻找一个好政体。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一个典型。
《理想国》就是一部寻找好政体的著作。这个理想国由哲君统治，国民分三六九等，故在波普尔看来，不仅极不理想，而且是专制政体的典范。
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否认寻找理想国是柏拉图追求这种好政体的一种努力，而且这样的理想国是建立在对不同政体的比较基础之上的。
像波普尔这样的人，作为一个民间的人士，他有充分的自由来比较人类的不同体制的优劣。而且，不同的政治体制之间的竞争和对不同政体的比较研究在西方差不多有2500年的历史，那么在中国有多长的历史？中国对不同政体的比较有多长的历史？不过100年多一点，对不同政体进行自由比较的历史就更短。
人类社会选择政治制度的经验表明，首先，如果对不同政治制度比较越充分、越全面，选择一个合理性的社会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大。对不同制度的比较越少、越欠缺，那么，选择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小。其次，如果研究的不同体制类型越多，可供选择的政治体制就越多，选择的空间就越大。
这种开放性选择的关键就是民间是否有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波普尔那样的人士能够对不同政体自由地进行比较研究。对不同政体进行比较的自由度越大，政体选择的空间越大，这个社会得到合理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大。
对政体研究的自由度越小，政体选择空间就越小，得到的合理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小。绝对没有研究不同政体的自由，就绝对得到最不合理的政治制度。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责备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曾长期生活在周围没有不同政体参照系的环境之中。至少在1840年前，中国没有不同的政体参照系。看看中国周围的国家，看看中国内部不同的番邦，它们的制度跟中央王国的制度基本一样：集权程度不同的清一色君主制。
所以中国曾长期没有不同的制度版本可供选择，因而也就没有不同制度之间的竞争。纵然有研究的自由，也没有比较研究的对象。
在古希腊的时候，早就有不同的制度版本可供比较，雅典城邦自身经历不同政体，何况还有斯巴达等。古罗马及后来的西欧也是如此。君主制、共和制、贵族政治、寡头政治、财阀政治、神权政治、民主政治、僭主政治、封建专制、绝对专制、单一制、联邦制，各种政体，应有尽有。
换句话说，西方政体的多样性，为各国提供了很大的选择余地，就可以在不同的版本、不同的参照系之间挑剔、琢磨，因而选择合理的政治体制的机率就大。
体制之间的竞争像生物体之间的竞争，从长线看，优者生存，劣者淘汰。所以，从世界政体走向的大趋势看，民主政体越来越普遍，专制政体越来越稀少。
中国人看到不同政体的机会基本上还是1840年以后的事情。在看到西方的代议制、君主制、共和制等不同的政体之后，中国人开始比较了。但这种比较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障碍。
有人能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以一个民间学者的身份，能对不同政体之间的优劣进行自由地比较研究吗？研究者必须接受教科书给的对不同制度优劣进行评判的标准答案。任何越过雷池的举动，都要付出程度不同的代价。
从这种意义上讲，只有开放的选择，才能带来开放的政体。而波普尔在该书中指出，只有民主社会才可能是开放的社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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