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抗战老兵找老伴，对方竟是失散六十年的原配！

抗战老兵邱大明其人奇人异事

一，日本侵华时期邱大明、刘泽华就居住这样的房子

92岁的抗战老兵邱大明和88岁的刘泽华在接受我的造访（摄影：甘侠义记者）

在很多人的帮助下，我刚刚去重庆和广州采访。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生活在重庆市的邱大明老人。如果让我用最为简洁的语言勾勒出邱大明老人的一生的话，我只能用：

“92岁、61年、210块和一脚踹踏”来“浓缩”他的人生和现状。

顾名思义，92岁，当然是老人现在的年龄。（笔者说明：此文初稿写于2006年。）

61年，指的是因为日本发动的战争，他和原配妻子在分别61年之后重逢，再婚。

210块的“块”字，是北京土话，指的是人民币的“元”。邱大明准确的收入是210元。

那么“一脚踹塌”的意思是，邱大明现在居住寓所的墙，我一脚可以踹塌。

其实，邱大明老人是国军抗战将士们人生的“浓缩”代表，他们的人生具有“远去时代”、“已去时代”的意义和烙印。看见这一个人，就看清楚这一批人；而且，就了解了一支曾经的军队；了解了在二战中曾经让侵华日军焦头烂额的军队的全部由来及其根源和去向。

站在邱大明老人的家中，我感慨万千：侵华日军轰炸陪都重庆的时候，邱大明住的房子就应该是这样的。如今，快70年过去了，很多重庆人的生活条件都大大地改观了，可是，我们曾经参加抗战的老兵邱大明还住在这么破烂的地方。在邱大明家里，环顾四周，除了电视是今天的东西，一切的一切都是历史的印迹、和历史的还原。

没有想到的是，邱大明非常健谈。他像一架打开的收音机，只要你不关上开关；他就永远地播放自己坎坷的人生和对战争的看法。这声音和思想的传递，时而，像慷慨激昂的交响乐；时而，又像委婉动听的小夜曲；还像伤感悲伤的少女们在乡间小溪旁的抽泣……。

我方军去过日本、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在世界各国的国情中，国民“有罪”和“终生有罪”，这样的国家着实不多。他邱大明是1975年被释放的，毛泽东、蒋介石也都逝世40年了。可是，在看官中，还有不少人认为：“邱大明是反动派，应该被镇压。”

——就是说他“罪不可赦”、“终生有罪”、“不可宽恕”。

如果我说：“邱大明在抗战中被日寇的步枪子弹击中两枪！”

这，当然还是“罪不可赦”。——我是日本通，日本人看中国人从来是这样的情景：

“四个人以对手的方式站在互殴的对手面前；其中，两位日本人踌躇满志、信心勃勃。而那两位中国人，已经被互殴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作为中国人的人生部分：就是自己打自己。这一点，日本人已经是习以为常、举杯相庆了。”

在对邱大明等国军抗战将士问题的同情，中国人的观念也在潜移默化地演变着。

在1950年，就没有人敢于同情他们。在1967年，就更没有人同情他们，

1966年，中国人有六亿人每一天早上都做仪式：“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那时，美国一亿人口中，没有一人敬祝美国总统“万寿无疆”、敬祝副总统“身体健康”。现在的中国，也已经无一人“敬祝万寿无疆”了。——这就是变化。

1860年以后，美国人没有屠杀美国人的记录。2037年，卢沟桥事变一百周年时，中国人民之间的敌人还是在中国人民中间吗？

——邱大明就是一部分中国人民的敌人。尽管他曾经和侵华日军血战过。

本自然段说的是“国军抗战老兵邱大明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仍然生活无改观。”

其实，政治上（国家荣誉）他、他们，也是无从改观。而且，丝毫没有改观的希望。

——至死如此。这就是我方军下的政治、时代、历史的定义。

邱大明、刘泽华每月只有210元人民币的特困补助

二，善待国军抗战老兵已经是一句空话

2006年9月12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的好朋友《重庆晨报》的记者夏显虎记者、甘侠义记者，带我去了92岁的抗战参加者邱大明先生的家。邱大明先生的寓所在重庆长江南岸区的野猫溪，顺着崎岖不平的山间石阶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等走到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时，就走到了。如果没有四川当地记者的带领，想在重庆市叫作“野猫溪”的地方找个人物的话，可能比登天还要困难。首先是问路，对方可以听懂北京话，可是，他们说的四川话我却未必完全可以理解。——多亏重庆当地记者！

夏显虎、甘侠义是四川的大记者，他们是最早采访抗战老兵邱大明的记者之一，他们写邱大明的文章已经风靡中国的媒体；他们笔下的抗战亲历者已经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得到永生。他们笔下所描绘的邱大明，无疑，已经是脍炙人口的；要不，我这个北京的追星族怎么会一路追到重庆去呢？尽管是赴四川记者之后尘，我同样感到采访充满意义。

四川重庆记者甘侠义、夏显虎带领我去重庆江北城三洞桥邱大明老汉家。一进门，92岁的邱大明就微笑着走过来和我们握手。我自以为92岁的老人应该接近“呆傻、迟钝”的范畴，谁知道全然不同，邱老头子非常精神、健康、健谈。邱大明的老伴儿88岁，叫刘泽华。她刚刚摔断了胳膊，坐在床上不能动换。刘泽华看见甘侠义记者就像看见了亲人一样，她拉着甘侠义记者的手哭诉了起来：“……胳膊摔断喽，没有钱医治……。你们来看看我们，太好了。”

我拿出200元钱放在老太太手上，她感动地又哭了。我感到她浑身软软的，像面条一样。我轻轻扶了她受伤的臂膀一下，她马上痛苦万分的呻吟。吓得我急忙缩回手来。

采访开始。我以下的文章部分引用四川重庆记者夏显虎的文章：

“70年前，1936年秋天，四川宣汉县一个偏僻的山村，一个名叫李德芳的农家姑娘，偷偷和一个驻扎在当地的国民党士兵邱大明结婚了。”

那时的邱大明在中国政府军20军杨森的部队。甘侠义记者告诉我：杨森，四川军阀，娶妻几十个。

“邱大明是四川荣昌县人，19岁参军，随部队调遣到四川宣汉驻扎。在那里，经过司务长的介绍，邱大明认识了李德芳，并经李德芳父母的同意，他俩确定了恋爱关系。

由于军队不允许士兵和驻地百姓结婚，邱大明就只能与李德芳偷偷来往。交往一段时间后，两人就决定结婚了。

那时，李德芳才17岁。婚后邱大明仍然呆在部队，不值班的时候，他就跑到李德芳家里，和妻子恩爱缠绵。

（李德芳就是今天的刘泽华。）

半年后的一个晚上，邱大明所在的部队接到紧急命令，连夜开拔奔赴四川万源。来不及向妻子道别，邱大明就随部队走了。”

邱大明对我说：“当时是紧急集合，军官在夜幕苍茫中声嘶力竭地训话：

“弟兄们！经过整编，我们要连夜开赴抗日战争的前线了。今天，我们要强行军到万源县集结，在那里，我们和兄弟部队一律打乱系统，重新整编成新的部队。如果谁开小差的话，当兵的要挨打，当军官的就地枪决！”

当时，我们川军武器非常不好，只有少量的马克沁重机枪和捷克轻机枪装备部队。一个连百十号人，只有2/3的士兵有中正式步枪。我们川军先开到淞沪前线，败下阵来撤退南京。当时，南京都失守了，让我们川军顶上去。我们同日军作战是打一回，败一回；打一回，败一回。飞机没有，坦克没有，骑兵没有。好在我们部队有少量的枪榴弹，还是美国支持的。”

邱大明说：“数不清的弟兄们战死了，连我们师的师长和副师长也阵亡了。抗日战争初期，侵华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可以说是横行肆虐，烧杀抢掠、无恶不做、干尽坏事。”

邱大明手指老伴儿，叹口气对我说：“这一走，就是60多年。”

刘泽华对我说：“我17岁，刚刚结婚5个月。他就上前线抗日去了！”

邱大明所在部队是杨森的部队，开赴上海补充淞沪抗战爆发被打垮的国军。随即溃退至南京。然后，再转战江西九江、湖北枝城一带抗日。邱大明也因为拼命杀敌，升为少尉排长。

有一天，战斗间隙，邱大明在一个集镇上，碰见一位老婆婆坐在路边伤心哭泣。老婆婆说，她得到一块银圆，准备到街上买点大米，却被告知是块假银圆。

邱大明拿过银圆，趁老婆婆不注意，就用自己的一块真银圆和老婆婆的假银圆调换了，交给老婆婆。说：您别哭了，这银圆不是假的，去买大米吧。

老婆婆很高兴地走了。邱大明把那假银圆揣在左胸的内衣口袋里，又回到战场上去了。

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侵华日军一颗流弹击中邱大明的左胸部，这重重的一击把邱大明打了一个跟头。弟兄们都大喊：“排长中弹受伤了！”滚到坡下的邱大明慢慢恢复了紧张的神志，他伸手一摸，发现是那块假银圆挡住了日军的子弹，救了他一命。多年以后，当他和李德芳（今天的刘泽华）奇迹般重逢时，他也认为是自己积德行善的结果。

三，淞沪抗战爆发两人分离，时隔60载再婚

照片说明：邱大明一年前开始随老伴儿一起相信天主教，说是为了精神上有寄托。

“失散61年再婚夫妻竟然是原配”四川重庆记者夏显虎以此为题在《重庆晨报》上馔文描写这段人间奇事。我突发奇想，一再追问这对亲历抗日战争聚散离合的老夫妻：

“如果不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你们的事情是否会被更多的人物提及？关注？比方，四川各大报纸都采访了你们；四川电视台也追踪报道了你们。甚至，中央电视台也在主要节目中播放了你们的坎坷经历。如果没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活动的话，你们二位会不会被人们忘却？”

邱大明和刘泽华一时语塞。他们可能没有想到我会问这样的问题。

四川重庆记者夏显虎在他的采访记中这样写到：

新婚半年，丈夫上战场，天各一方60年。年老寻伴，对方竟是原配！惊喜交加，演绎爱情传奇。我市惊现爱情传奇：新婚夫妇当年因抗战天各一方失散60年，晚年找老伴，竟发现对方是原配！

近日，记者在南坪这对患难夫妻家里，采访了这个惊世爱情故事。

刘泽华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嫁给一个高大的男人。那时正值抗战，丈夫在结婚半年后随部队开拔，从此再无消息。刘泽华后来又结了婚，1954年来到重庆，住在两路口。后来，她在南坪的一座山上，买了一套很小的房子，住了下来。

刘泽华的老伴去世了，家里就出现了很多矛盾，刘泽华老人住不下去了，就带着积蓄的一点钱，悄然出走。

一个80多岁的老人，孤独地在山城的街头飘荡。最后，她来到江北城三洞桥，偶然认识了一个中年女子。那女子就把老人带回家，认老人做干娘，让老人暂住下来。

干女儿夫妻俩都没有工作，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老人就得经常把随身藏着的钱拿出来，买米买菜，补贴一家人的吃喝。

这样住了一年多时间，老人带的钱就剩余不多了。老人很着急啊，身上没了钱，干女儿一家连自己的生活都没有保障，哪来闲钱喂养她这捡来的老婆子啊？

老人在麻将馆里认识了叫李蜡芝的热心妇女。于是老人就托李蜡芝帮她找一个合适的老伴。

李蜡芝很是同情老人的遭遇。几天后就有消息了：这老汉是李蜡芝的干爹，一个人住，也是很孤独的，身体还很硬朗，有简陋而干净的住处。

刘泽华老人满心期望地等了几天，那个老汉却没有露面。

刘泽华坐不住了，主动提出在李蜡芝的家里见见那老汉。左等右等，那老汉终于来啦，戴个很旧但很干净的草帽，那时是夏天。

那老汉一进门，居然像个害羞的姑娘，低着头半天才低声说：“我没钱，吃低保的，养不起你。”

“我不要你养啊，我还有点钱，我只要个落脚的地方就行了。”

但是，那老汉又不开腔啦。这次见面显然没有结果。

其实，那个名叫邱大明的老汉每个月有一点钱，足够两个老人的生活费，他也渴望有个老伴，但是，邱大明老人害怕这送上门的老婆婆是个骗子。

一个月过去了，刘泽华还惦记着邱大明。她决定到邱大明的家里去看看：一张简易的床，一张用木板钉的小桌子，这就是邱大明的全部家当啦。

刘泽华老人是上午去邱大明家的，然后她就到麻将馆去了。中午的时候，她要回家吃饭去啦，突然回头看见邱大明老人就坐在不远处的角落里，正看着她呢。

刘泽华老人感觉有戏啦，就走过去招呼邱大明。

邱大明老人低声说，到我家去吧，吃个便饭。

邱大明老人说的便饭，就是一盘青椒拌皮蛋，还有一盘头天剩下的回锅肉。通过这顿简单的便饭，两位老人终于走近啦。

两位老人都不知道，这是他俩失散60多年后，吃的第一顿团圆饭。他们都认不出对方来啦。

又过了一个月，几次往来后，刘泽华主动提出住到邱大明家里去，邱大明已经不反对啦。

刘泽华老人添置了一些碗筷和日常用具，并把左邻右舍邀请来，发了一些糖果，算是和邱大明老人的简单婚礼了，这一年是1997年，邱大明已是83岁。

刘泽华老人提出办个结婚证。老人这辈子，已经漂流怕了，就想有个稳定的家，好好过几年，“死了也好瞑目啊。”

邱大明老人也同意办个结婚证，这时，他俩才想起应该互相交个底。

邱大明：你是哪里人啊？

刘泽华：四川宣汉的，塔河坝，炉子山。

邱大明：我也是那里的人啊，那里的人都姓李，你怎么姓刘啊？

刘泽华：我以前就姓李啊，后来在重庆改姓刘的。

邱大明：你以前叫李什么？刘泽华：李德芳。

邱大明惊得目瞪口呆：你说什么？

刘泽华奇怪地看着邱大明：李德芳啊。

邱大明急迫地问：你母亲是不是姓余？

刘泽华：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邱大明哭了起来：我是你丈夫啊，我找了你60多年啦！

四，我是你丈夫啊，我找了你60多年啦！

邱大明刘泽华二位从去年开始信仰天主教（方军摄影）

以上，是引用我的好朋友四川《重庆晨报》记者夏显虎的文章。夏显虎作为知名、资深记者活跃在重庆，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而且，他的文章更细腻和周全，这对于勾勒出一位92岁人生的画面来，有异曲同工之妙处。经过他的同意，做宗上引用。

分手时，邱大明送我一张光盘，上面刻有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中，全国媒体对他们夫妇的采访记录。我想这张光盘，应该是研究亲历抗日战争最后一批人最好的档案资料。而且，有这样的人生证据，弥足珍贵。

本人这次四川之行得到四川资深文字记者夏显虎，和摄影记者甘侠义的大力协助，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带我访问亲历抗战的92岁的政府军前少校邱大明先生，和1937年淞沪抗战中守卫四行仓库800壮士的最后一人；中国政府军前中校军官92岁的杨养正先生都是仅有的口述历史的“战争最后的证言者”了。

2008年奥运会应该是一个历史的标杆。以此推算的话，这个时间标杆距离1931年9.18事变过去了77年。距离1937年全面爆发抗日战争的卢沟桥事变，过去了整整71年。距离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过去了整整63年！我们假设那位战争亲历者的年龄在当时是20岁，那么，2008年他应该多少岁了呢？

那时，亲历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批人将自然消失。

随着战争亲历者的离去，又一本关于战争巨著，将在我们手上，悄悄地合上。

亲历战争的老人们留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警世恒言？

我们将汲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使之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我们将留给历史什么样的思考和反思？

下一本战争的巨著扉页将在什么时候打开？

战火纷飞中我们中国人还会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吗？

       方  军                2006年9月25日

五，邱大明自述的淞沪抗战经历

重庆摄影记者甘侠义，甘大帅哥带我去邱大明、刘泽华家采访途中。

我认为邱大明、刘泽华的家非常遥远，要找一个多小时。如果不是重庆摄影记者甘侠义相助，我是很难找到这个采访对象的。如今，我一直希望找到甘侠义，又很困难。

是重庆摄影记者甘侠义带我去邱大明家采访的。甘大帅哥充满了人情味。

我认为，曾经参加过“淞沪抗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像参加过“卢沟桥事变”等等大战一样重要。邱大明是一个非常坦然的人，他陈述自己参加抗战的经历：

“我随杨森20军参加淞沪抗战，我们部队上去没有几天，就被彻底打完了。”

“我们部队同侵华日军作战是屡战屡败，师长、副师长、团长都战死了。”

“抗战八年我全部参加了，你说得哪个战役重要？哪个战役不重要？我没有想过。参加抗战就随时准备着牺牲！呵呵，哪个战役都重要，哪个战役都会牺牲……”

“日军的子弹狠狠地击中我的胸膛。要不是胸前口袋里有一块假币，我早阵亡了。”

邱大明向我和甘侠义记者回忆：淞沪抗战爆发，川军怎么就成了主力了？——东北当亡国奴了！华北被侵华日军占领了，华东被日本占领了，只有四川腰杆子还硬的起来！

但是，当时川军穷哇！地方杂牌军嘛！要枪没有好枪、要炮没得好炮！

邱大明说：我刚刚结婚，就要随军到上海去！不敢说不去！不好意思说不去！

邱大明很自豪地叙述：我们国民革命军第20军为川军杨森部，自淞沪会战起，我军打满8年抗战，我20军参加全部相关抗日战争。

邱大明自解：我们川军原来专门打内战。那时，我们的敌人实际上是军阀们自己的敌人。我们那时川军是为了“穿衣、吃饭、领军饷……。”可是，1937年8·13，上海打起来后，我们川军就走向了抗日战争的前线。我们的敌人就变成了日本人了！

邱大明说：我们20军成立时，辖五个路七个师又五个混成旅，可谓建制庞大，远超一个军该有的规模。然而在经过四川内战以及军政部对该军的不断改编，至1936年第20军仅剩下三个师。即便如此，第20军还是没有“做实”编制，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的第二个月，第20军又奉命缩编为两师制乙种军。这对呼声极高要求开赴抗日前线作战的第20军官兵来说，无疑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

第20军缩编为乙种军后实力大减，但更致命的是该军的装备，根本无法与装备精良的日军相比。第20军所属每个团只有四门迫击炮，每个步兵连只有三挺轻机枪，机枪连仅有两挺重机枪。除此之外，就只有步枪了。然而川军配备的步枪，主要以川造为主，这种步枪损坏率高，射程又近，以此装备去和日军对抗，其结果实在令人担忧。好在杨森在建设自己的部队时，比四川其他各路军阀投入的财力更大一些，这才使所属部队更换使用起大约百分之30左右的汉阳造步枪。

邱大明指手划脚地说：我记得：1937年9月1日，第20军在贵阳进行总动员，军长杨森在训话时说道“本军过去历年在四川打内战，为了争权夺地，牺牲了不少人的生命，也给人民带来了难以估计的损失和苦难，真是可耻的行为。今天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调赴上海地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无上光荣的任务。望我官兵，上下一心，共同努力杀敌，保卫国土，竭尽军人天职，造福后代”。

杨森话毕，听训官兵群情激奋，一致表示“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誓在前线与日军死战！”

川军20军军长杨森

邱大明老人回忆：我刚刚结婚，部队集结时就不准再次外出。因此，我失去同妻子、家人告别的机会。而且，四川各地都是万人空巷、万人相送。谁也不好意思临阵逃亡。

邱大明回忆：8·13上海打起来后，10月8日，第20军经过火车运输抵达南翔，随后根据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命令归第19集团军总司令薛岳指挥，开赴上海近郊的老人桥、郁公庙、新泾桥、谈家头、池后宅、战头桥一线构筑防御工事。为了作出表率，杨森与副军长夏炯都亲自参与到掩蔽部的挖掘作业中，事毕又带着军部人员到前线观察战局，了解战况。两天后，友军位于陈家行的阵地被日军攻占。此时还没有全部抵达战场的第20军奉命参战，其任务就是夺回陈家行以及附近丢失的阵地。

邱大明回忆：我们川军的士气都是在特定气氛中，特定形成的。

最先投入作战的是第134师402旅804团。旅长杨干才于10日夜率部前往第32师报道，随后命第804团投入反攻。第804团团长向文彬手头实际可以使用的只有两个步兵营（另一个营由军部直接指挥），他将两个营一左一右配置，借用夜色尽数投入作战。经过一夜激战，第804团成功收复陈家行以及附近的桥亭宅、顿悟寺阵地。但全团此时仅剩下120余人，向文彬只能将所有战斗兵编组为一个临时营级单位连夜修筑防御工事，以备日军反扑。这次战斗，是川军对日首战，虽然伤亡巨大，却使其他派系的友军对川军的看法转变不少，就连蒋介石也通过电话向杨森表扬了向文彬，并奖给全团官兵6000元法币。

1937年，参加淞沪抗战的川军。如今，已经快80年的历史了。

重庆晨报记者甘侠义摄影：邱大明给方军讲解中日关系。

“全国解放前夕，我参加忠义救国军，同解放军打了几年的游击。”

“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我曾经挺身而出。这一点，我对得起祖国。”

“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当年川军出川抵抗日寇的军人都应该得到优待。”

“中日战争？你问我中国和日本国还会不会有战争？不会了！起码是大规模的地面战争再也不会有了。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了！”

我问邱大明，淞沪抗战爆发，川军20军杨森部开赴上海援助中央军御敌，那么，后来呢？邱大明说我们20军在淞沪抗战爆发后参战，实际上是惨败，然后，大举撤退。但是，我们20军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参战，几乎后来爆发的大战役中都有我们20军的身影。

邱大明说话非常的风趣，他说：解放后，我还随国民党军队的残渣余孽们在大山里打游击。我们为什么不摸出来呢？我们从“线报”中得知：1950年开始的“土改运动”和“镇反运动”等运动中，原国民党军队的投诚、投降人员一律都“就地正法”了。用我们的话，叫：

“敲碎了沙罐罐！”——照脑壳开枪的意思。

邱大明反问我：“那么，我们敢投降吗？”

邱大明笑着说：“1953年底，我们了解到抗美援朝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因为剿匪的解放军不少开赴朝鲜前线，这时再投降的原国民党军队残渣余孽们已经不用马上枪决了！这样，我们这些散兵游勇、残渣余孽，才敢从山里面转出来，正式投降县里解放军和乡政府。”

1953年投降的邱大明确实没有被枪毙，他被判处无期徒刑。

后来，他被政府押送新疆监狱，随其他原国民党军队人员在新疆服刑。我去采访邱大明，刚刚好说道“新疆焉耆县的新生连”我还亲眼见过，我还和“新生连”的原国军上校、中校、少校军官们聊过天哪！

在中国近代历史中，从1949年到1979年，在押的原国军军警宪特人员以军衔区分：

少校以上军警宪特、原旧政府人员，是县团级，是“历史反革命”。

少校以下的军警宪特，原伪政府公职人员，是县团级以下，是“现行反革命”。

邱大明是1975年在新疆焉耆县监狱释放的，他们一群人组成了“新生连”。他们的连队有百十号人，都是60上下的原国军军官。我们铁道兵六师汽车营四连的驻扎地也是焉耆县开都河边，我们两个两队距离一公里。我们当时都是20多人的人。

“新生连”的人一律穿黑色衣服，我们一律穿绿色军装。他们人生坎坷、经多识广、风趣幽默、谈笑风生、生死成趣；我们比他们少不更事、没有受到什么教育，在茫茫戈壁上，我们两支队伍迅速亲热起来。

六，写邱大明必须提到两个惊人巧合

现在，回想写邱大明，回想起两个惊人巧合。

其一，他们夫妻因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而分别60多年！再次会面、复婚。这种天上人间才有的巧合、才有的人间奇闻，非哪个作家在家中杜撰才能编出来的故事。

其二，时隔30多年，我和国军抗战将士邱大明再一次相遇！这种机遇也是人间少有，世上难寻的奇事。

此时，本文所描述的原国民党军官邱大明，就在我方军本人1976年到1979年部队（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六师汽车营四连）所在地：新疆焉耆县的，原国民党军队释放人员所组成的“新生连”相遇、相知、相识。（国民党军队释放人员因为种种原因，临时组成新生连。就是，没有监狱狱警、军人、武警持枪看押的，可以自由活动的，但是，无家可归的出狱国军原在押人员。）以后，才有的这次“巧遇”和“他乡遇故人”的采访。

邱大明向我回忆：我是国军少校，属于原国民党军警宪特县团级人员。我是1975年宣布释放的。但是，公安部规定：“任何释放人员，原籍家乡必须有亲属接应，方可实施释放。如果无任何亲属，当地政府应该安排食宿、住所、工作。使之成为社会一员。”

——开始，我的家乡没有联系到任何亲属。后来，一个远房亲戚说可以回重庆，但是，不能提供任何住所。没有办法，我只能在“新生连”生活。因为“新生连”管吃、管住、管看病。——我怎么不想回家乡呢？——那是彻底解放啊！“新生连”不还是“原监狱”吗？

1979年，当地政府、公安局派出所来信说：“找到住所一间。但是，必须个人出资买下后，才能上户口！”焉耆县公安局、劳改局一问多少钱？说一间房子2000元！我的天呀！但是，我们原国军军警宪特县团级人员被释放人员的“安家费”是3000元！

——还能买一间房子上户口！——邱大明说起这事儿至今高兴万分。

“于是，1979年我告别新疆焉耆县，坐长途汽车到了吐鲁番。买了去重庆的火车票！坐了整整8天的火车！汽车！终于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家乡重庆！”

1979年笔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县当兵。部队的任务是修建吐鲁番到库尔勒的铁路。在新疆焉耆县开都河边，刚刚好是1976年由毛泽东、政府释放的原国军军官组成的“新生连”。顾名思义“新生连”就是一伙快60岁的原国民党军官组成的监狱释放人员。再也没有警察、军人、武警持枪看押他们了。我们的汽车连，和被监狱释放的国民党军官“新生连”住所很近。所以，我们两支队伍在交集时常常说话。

我穿的是解放军军装，红色的领章在黑白照片中看不出来。

有人问我：既然邱大明被释放了，为什么还要在“新生连”生活？我一听，就知道这人没有去过新疆！新疆四面是戈壁滩，从甲地到乙地往往相隔几十公里！没有水！没有植物！只有烈日当头！——当年新疆维吾尔老汉库尔班·吐鲁木骑着毛驴从新疆到北京看毛泽东，就是准备着带上“囊”（新疆馒头）和水，头顶烈日走了几个月，才从新疆、经过甘肃、陕西、山西、河北，才走到北京的。

新疆占我国国土面积的1/6，可是，人口才有一千万人。因此，看见内地人都感觉亲切。

1975年政府特赦的国民党在押高级军官出狱的情景

邱大明笑着说：“当时3000元可是‘大钱’了。”

我也同意他的看法。1975年，我当时21岁，每月从军队领取10元的津贴费。

那时，我们铁道兵6师刚刚从他的老家重庆建设完铁路，转到新疆南疆线；修建新疆吐鲁番——库尔勒的铁路。而他，又从新疆焉耆县的风沙里起程，返回故里重庆。我在新疆感到最有趣、印象最深刻的事物，无外乎和国民党军官们谈话。那时，他们都扛着铁锨，缩着袖子，破衣烂衫、风尘仆仆、谈笑风生地调侃当年和日军血战的故事。我是从那时起，知道国民党军队抗日的；也是从那时起，我知道原来国民党军人尽是知识分子，大知识分子，他们之中尽是中国人的精英。这群衣衫褴褛的老人，风趣、健谈、诙谐、大度，个个是团长、师长，营长，个个是曾经同共产党军队作战的战俘。

更是从那时起，我知道了许许多多的人命运多舛、跌荡起伏。

也是从那时起，我知道了“三年内战，国共伤亡军人有600万之众。而且，多数是农民的儿子。”——我原来以为都是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呢，原来，双方都有尸横遍野的情景。

我从1991年开始到1997年为止，一直在日本国，利用留学生的身份采访原侵华日军老鬼子。我从1998年开始，至今，一直在国内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国军抗战将士、八路军、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原苏联打入东北的苏联红军老兵、还有慰安妇、劳工、远征军、黄埔军校老兵等等老兵。

类似遇见与邱大明类似的“他乡遇知音”的故事，我还不是第一次遇见。

笔者采访的原黄埔军校毕业的抗战军官范先正在浙江天台县

我2005年在浙江天台采访国军抗战将士，遇到一位叫范先正的老兵。他当时90岁，在新疆玛纳斯的监狱35年！不是他不想回浙江天台的老家，而是，他老家已经无任何亲属，他无可投靠！他从1976年被监狱释放，一直在新疆的玛纳斯监狱组建的“新生连”劳动、生活。直到1983年的4月，才从新疆玛纳斯“新生连”回到浙江天台的表妹家栖身。

范先正，1941年入伍，考入黄埔军校。一直在抗战前线搞电报、电讯工作，在抗日战争中受轻重伤数次。1949年，他妻子已经被部队带往台湾，他不知道，依旧回到家乡接妻子。不想，解放军已经进入浙江。他被俘，被判处死缓。

我在新疆焉耆县解放军铁道兵六师。范先正在新疆玛纳斯“新生连。”——都是新疆人！

写范先正的内容，我放在《最后的抗战老兵》一书中。

我在1975年、1976年在新疆焉耆县的（被撤销的监狱、邱大明等收监的原国军抗战将士们被政府释放。）遇见过被释放的邱大明等原国民党军队在押人员百多名。然后，我于2006年9月又一次正式采访他。

采访之前，我不知道我们能再一次“邂逅”。是采访当中，双方谈话的焦点，在邱大明人生经历中的“1976年在新疆焉耆县监狱被政府释放。”而我方军当时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六师汽车营四连当兵！我们四连也在新疆焉耆县开都河旁边驻防，我们四连和邱大明所在的“新生连”仅仅一公里远。我们连队里有很多四川兵，而“新生连”是原国民党军官组成的，我们20多岁，他们50多60多岁。当时，大家“他乡遇故人”所以，总是聊天。

“新生连”是被释放人员，他们由于各种原因，一时不能回到家乡去。他们全部穿黑色的棉衣棉裤，肩扛劳动用的铁锨。每一天早晨，他们出去劳动。而我们铁道兵汽车连需要出车、出动。所以，那时，我们就常常接触。

“新生连”属于新疆监狱管理局、劳改局、劳改农场。他们没有汽车用。而我们铁道兵六师的汽车营有五个连队的各国汽车500多辆！德国的太拖拉、日本的五十铃、日野，都是最先进的外国汽车。因此，“新生连”还联系我们给他们拉过煤炭、粮食，搬过家等等。

去过新疆的人一定有印象：辽阔无比！没有人烟！别说遇见老乡，就是遇见内地人也是亲切无比！何况，我们解放军是“五湖四海”的兵！“新生连”也是各地的原国军老军官。

“新生连”的原国民党军官们都是县团级左右的人物，有文化，有见识，他们的谈笑风生给我们这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年轻军人们以很强的吸引力、给我们留下很强的印象。

我1972年参军，在我的军人生涯中，我在一些监狱工作过。

1， 西安市韩森寨边上的监狱，我常常去。那里面的犯人管烧砖；每天成吨的出砖。

2，新疆焉耆县、塔什店的监狱我去过。他们分成“刑事犯罪”的监狱，和“政治犯”的监狱。关押原国民党县团级军警宪特的监狱是“政治犯”的监狱，随着1975年释放一批；1976年全部释放，他们全部出狱成自由人了。邱大明先生，就是新疆焉耆县被释放后，暂时在“新生连”等待政府联系其家人、亲属，等待回家的“新生”人员。

我们的“邂逅” 就是源于1976年释放原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和2006年我对他的采访。——有这样的缘由。我知道焉耆县的“新生连”，他知道焉耆县的铁道兵。如此而已。

可以说，亲历过二战后最为不幸的老兵群体就是中国的国军抗战将士们。

他们的人生亲历了三次苦难：

其一，是日本帝国主义带来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时候，他们迎着日寇的炮火冲锋陷阵。有321万中国国军抗战将士阵亡。受伤的、失踪的有累计五百余万人。

其二，内战，中国人之间的战争。也叫解放战争。双方死伤接近数百万人。

其三，从1949年到1979年的专政。1950年的镇反运动：原国军（多数为参加过抗战的将士，因为，内战从1946年开始。淮海战役的1949年1月结束。）有接近百万人被镇压。就是枪决。以后，是关押。就是入监服刑。这个人数也是将近百万人。其余，在中国民间的原国军人员，一律受到来自于人民群众最严厉的监督、专政。

蒋介石的八百万大军除两百万逃到台湾外，全部是如此下场。

（修改此文时，我63岁。时间是2016年7月。我的人生中接触最多的两批人是党派斗争的牺牲品：其一，原国军抗战将士们。我采访400多位。其二，右派。我认识十几人。）

邱大明，刘泽华最后一张照片

此照片为四川关爱抗战老兵团体拍摄，摄影者不详。

抗战老兵邱大明、和夫人刘泽华因为日本侵华而在战火纷飞中分离60几年。以后，又相遇、再婚。邱大明老兵和刘泽华没有同生，却做到了“同死”。他们在无限的困苦中相依为命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2015-12-15  （原文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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