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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埃利斯——一个游荡者的自我消耗(三)

廖河 投醪河 2021-09-30


编者按:趁弗朗西斯·埃利斯在外滩美术馆的个展“消耗”之际,笔者试图对其作品做一次个人视角的梳理和解读,此篇为系列评论第三篇。在第一篇中,我主要针对他创作介入的具体性个体性作了简单分析。第二篇中,主要分析贯穿其作品创作逻辑的矛盾性:“做与不做”、“政治与诗意”、“艺术与生活”等,并从中揭示制度规训、行动的价值以及个体意义等话题。在第三篇中,我将继续沿着这个线索,将重点放到“边界问题”,以及在文化领域和日常生活中被忽视的制度性问题。






《绿线》方案


“边界”是物体/空间之间相互分界却又连接的部分,边界的存在既明确了两者各自独立、对抗、不可调和,也意味着两者相互持衡、缺一不可,可见“边界”自身就充满了内在的矛盾性。在地缘政治中,很多边界是由统治家人为划分的,这种政治行为将原本复杂的、紧密相连的整体强行分离,其实质是意识形态对事先存在的宰制。这种一刀切的行为在调停争端、明确归属的同时也阻断了事物之间的联系,当斥力不能流动转化时,矛盾便汇集到边界地带,酝酿了更大的危机。在政治上,边界既是管理力量最薄弱、最不规范的地带,也是象征领土、主权的外交话语最强硬的地带。因此,当处理边界问题时,常常出现遇到到责任“山阴不管会稽不收”的推诿情况,一旦涉及利益时又施以武断强横的决策


《绿线》1995

 

埃利斯的很多作品都是从边界问题展开的。《绿线》就对准了这条人类社会中最矛盾的边界线——巴以边界。在国际法中,耶路撒冷作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国共有首都,这一归属权注定了巴以边界是混乱而含糊的。事实上,清晰的国界线只存在于地图和政治家的口中(而且有多种版本,经常变动),而在现实情境和民间事务中,这条边界线一直模糊、低效。


1995年,埃利斯拿着钻了小孔的绿色油漆罐,沿着地图上的巴以边界穿越圣城耶路撒冷,用脚步和油漆实地画出了这条线。为了这次行动,埃利斯做了详尽考察,全程使用58升油漆,沿途穿越市井、马路、私人领地、军事禁区……全长24公里。这条线最早的雏形——即地图上的界限——是1948年中东战争休战后由以色流政治家在地图上用绿色的蜡笔随手画出的(也许背后做了很多思考),连同当年由阿拉伯政治家用红蜡笔画出的界限之间的区域,以及两条笔迹(注意是蜡笔线条的粗细)按地图比例尺放大所形成的区域被认定为双方达成共识的无人区——这听起来多么随意荒谬。埃利斯作为个体严肃认真的实地丈量行为与代表国家的政治家所做出的草率政治决策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通过这种对比,我们看到了政治行为的荒谬和虚无,甚至质疑它的合法性。在《绿线》中,埃利斯作为一个身体力行的实证主义者通过游丝一般的绿线将矛盾诗意地揪了出来,这也印证了他自己说的“有时做诗意的事会变得很政治,有时做政治的事会变得很诗意”。

 

《环行》示意图及关于沿途城市的绘画


类似的边界实践埃利斯还做过《环行》(1997),他为了从墨西哥到美国而不穿越美墨边界,大费周折顺时针环太平洋一圈最后从美加边界进入美国,绕行用了五星期,途径12个国家和14个城市。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对苛刻的边境条例的反思:边境的存在究竟是有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还是起了反作用?

其他作品如《桥》(2006)、《遇河之前莫过桥》(2008)都以在海洋中建立临时连接的方式,试图打通两国(区域)的界线,构建一种个体的、艺术上的暂时互通。这些作品都质疑了国际上对全球化的普遍热衷与实际操作中严苛的边境管制之间的矛盾。


  《遇河之前莫过桥》2008,截帧及假想图


《桥》2006


边界问题带有很强的政治口吻,容易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埃利斯能够声名远扬与这些话题的敏感性和尖锐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前两篇中我们已经点出埃利斯的政治性探讨不局限于明显的地缘政治,还深入到了文化领域和日常生活的微观权力关系之中。接下来我们将分析埃利斯是如何在文化领域通过对制度性的反思揭示其中的矛盾。


这些矛盾涉及规范与失范的关系、美术馆体制问题等等。


《法比奥拉》项目,水中的倒影又是一种复制


埃利斯于1994年开始在世界各地搜集关于法比奥拉(Fabiola)肖像的各种版本的复制品并持续至今。法比奥拉传是四世纪罗马天主教女圣徒,宗教故事中将她描述为被丈夫虐待、乐于助人的美丽棕发女子,她也被视为护士的守护神和最早的女权主义者。在被遗忘了一千多年之后,她又被18世纪的基督徒用历史剧的方式带回到大众视野。十九世纪末,学院派画家雅各布·亨纳尔依据文字描述创作出了第一幅法比奥拉肖像画,并成为典范。遗憾而尴尬的是,这幅作品于1912年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据说毁于旧金山大地震),好在消失之前已经有了一些该画作的摹制品。


古董版本


镶嵌画版本

刺绣版本


充满现代气息的法比奥拉


让我们回到埃利斯的《法比奥拉》项目。他搜集的300多张作品虽然媒介、面容、局部形态各异,但基本都指向了共同的母图像——一个戴红头巾的年轻女子侧面肖像,虽然原作已经消失,但观众基本可以依据五花八门的复制品猜想出雅各布·亨纳尔笔下法比奥拉的模样,并依靠复制品所提供的信息继续复制新的“亨纳尔版的”法比奥拉。可以说是复制品证明了原作,并以假想出来的规范来自我约束。这个看似荒谬的悖论式逻辑其实大量存在于现实之中,尤其是文化领域。


《法比奥拉》项目陈列

单针对法比奥拉,我们就可以发现,即使是亨纳尔的原画不也是一种对早已不存在事物的反证吗?往上追溯,原画所依据的历史剧不也是对已经被遗忘之人的重新塑造和反证吗?如今源源不断的新《法比奥拉》被创作出来,对于未见过原作的作者来说,这几乎是略作提示(侧面,红头巾)的主观创作行为。即使这样,《法比奥拉》系列仍能保持整体的一致性,可见范式的约束性并不会随着原典的消失而消失,范式进入了自足、自治、自生产的循环中,即“范式→生产→巩固范式→再生产”。而对于观众来说,即使在缺少了标准件的情况下,仍能识别出法比奥拉,并饶有趣味地品头论足一番,可见这种讨论本身就是相对性的、去中心化的。

 

这种关于标准件和范式的探讨不禁让我想到五代山水画(甚至更早的绘画作品)的标准件问题。以五代最有代表性画家荆浩、关仝、董源、巨然这四位为例,目前留存下来传他们的作品很可能是同时期的复制品甚至是后人根据前人对其风格的描述假想出来的伪作,至于真正的荆、关、董、巨作品究竟何样无从考证。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对于五代山水画的认知其实是不可靠的,当下对于标准件的猜想以及所谓“五代风格”的构建都是来源于非标准件,这个逻辑本身就充满了悖论色彩。在此情况下,伪作甚至不得已成为了对标准件假想的佐证,当这些伪作产生影响并波及几代之后,它已经成为了“真迹”,并树立了这套话语系统的典范性,而真正的标准件已没那么重要了。

 

传董源《溪岸图》



传荆浩《匡庐图》


关于当下美术馆体系背后的权力结构等制度性话题,埃利斯做了《当代巡游》(2002)与《夜巡》(2004)。


《当代巡游》2002,截帧


《当代巡游》创作于MOMA搬迁闭馆之际,埃利斯请百来号乔装打扮的演员用轿子抬着馆藏经典作品的等大复制品(奇奇·史密斯本人也扮成“展品”参与)从曼哈顿一路游行到长岛。当平日里供奉在高雅空间里且价值连城的美术史经典被暴露在嘈杂粗燥的纽约街头时,莫名的违和感涌上来。这个行为作品可以看作是埃利斯对MOMA搬迁事件的一种闹剧式演绎。埃利斯通过游行活动,指出了陈设空间与展品价值之间必要的对等关系,以及环境对作品的赋值与身份认证能力。志愿者的抬轿行为可以被视为经典崇拜心理的象征,相同的着装也暗示了一种文化认同背后的身份认同。反观现实,如今陈设在美术馆中的艺术品一旦脱离了发生现场和上下文语境,不就等同于标本一样被朝圣、供奉吗。只不过“抬”着它的是评论家的笔墨和一次次商业奇迹罢了。关于艺术品与艺术体制的问题是值得每一个去过美术馆“朝圣”的观众以及艺术体制的参与者(包括艺术家)共同反思的。

 

正如埃利斯自己讲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必须创造寓言”,在2004年创作的《夜巡》中,他又成为了一次伊索(他还让一只孔雀代替自己参加威尼斯双年展),这次的主角是一只狐狸。埃利斯在英国国家肖像画廊闭馆后放了一只狐狸进去,任其在美术馆里游荡,寻找出路,狐狸而对周围珍贵的名作充耳不闻(狐狸当然不会感兴趣),这个寓言式作品不仅暗示了美术馆与普通观众之间的阶级隔阂,更指向了被我们忽视的深层问题——无处不在的监视。


《夜巡》2004,截帧


狐狸“夜巡”的全过程被监控器拍摄下来,我们观看录像其实是在对狐狸监视,但我们却丝毫没意识到这个行为。这个作品的动机来自于初到伦敦的埃利斯对于满大街的监控设备感到不适。对于长期生活在墨西哥来的埃利斯来说,被监空包围的生活犹如《楚门的世界》中的楚门,也如同《夜巡》中的狐狸。监控作为一种现代技术,它的实施对象是人,并且人类有意识的屈从于机器管辖。如同福柯提出的“全景监狱”模型,监控仅是广泛的权利宰制的某个缩影而已,我们其实早已身处于由现代制度和技术所构建起来的密不透风的权力机器之中。曾在好莱坞科幻片中令人细思极恐的情境正在现实世界里一点点兑现,并被我们强大的适应能力一点点接受。新技术带给我们的刺激和便利诱使我们降低警惕,逐渐麻木甚至依赖,而这实质上是一种驯化。直到我们看到学校的“智慧课堂监控管理系统”对孩子的课堂行为扫描、记录、分析并做出行量化评估时,才思考这种行为是否“越界”,惊叹并谴责技术和制度已经对人驯顺、裁决到如此程度。这种反思隐含了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

 

杭州一中学课堂监控系统


中国当代艺术家徐冰也做过一部监控电影《蜻蜓之眼》(2017,全片素材来自于公开的监控录像,没有一帧是导演出来的。徐冰在杂乱的素材中选择可用片段,重新组织,构造出了一个女主人公以及一段离奇故事,并从中引申出整容、交通事故、情感纠纷、网络直播等社会现实话题。无处不在的监控将世界异化为一个大舞台,我们既是自己故事的导演和演员,也是别人故事的观众和配角。《蜻蜓之眼》让我们重新去思考个人隐私、身份、网络技术……


《蜻蜓之眼》2017,徐冰


《蜻蜓之眼》截帧


埃利斯和徐冰对于我们熟视无睹的制度性的反思时刻警示着:“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夜……

 



(未完待续)                                          文/廖河


 

*部分图片为笔者拍摄,部分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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