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没给我们什么时间来反思和吸取教训。这种冠状病毒激怒我们，将我们动员起来，让我们分身乏术。但随着疫苗的出现，也许是时候暂停一下了。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发现了什么？这些发现将如何影响我们的未来？上周，我们在线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柳叶刀-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与健康大会”（Lancet - CAMS Health Conference），为这些思考提供了一个契机。
梁卓伟着重提出了“东亚例外”（East Asian exceptionalism）的现象。为什么中国、日本、新西兰和韩国等国在抗疫中的表现比西方国家好得多？他的回答是“社会学印记”（Sociological imprinting）。这一区域是许多新发传染病的首次发现地，因此当地居民已经准备好行动和接受政府的命令。冯录召展示了中国“零新冠”（zero-COVID-19）战略的运作方式。初期快速控制，随后注意抑制。目前的主要威胁是输入病例，边境管控和筛查是重中之重。Till Bärnighausen阐释了经典公共卫生功能（监测、隔离和健康促进）在疫情期间的新含义和人们的再创造。监测不再需要直接接触；隔离由方舱庇护医院（Fangcang shelter hospitals）实现；健康促进则为非文字的干预措施，比如寓教于乐的视频。Holger Schünemann强调了对不确定性保持透明的重要性。例如，戴口罩。综合证据表明，口罩可以降低14%的新冠病毒传播风险，但这一证据的确定性很低。戴口罩的潜在作用也与病毒暴露有关：在低暴露区域，可能不需要口罩；而在高暴露区域，口罩则可能是一个明智的预防措施。乔杰探讨了新冠对儿童健康的启示。她得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结论：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新生儿要与母亲分离一个多月，新冠对婴儿运动、认知、个体和情绪发展的潜在影响是十分严峻的。曹彬认为新冠的长期后果（包括生理、社会和心理方面）真实存在且十分重要。“新冠长期症状”的存在对于这种影响多器官的病毒来说并不奇怪。
Roy Anderson展望了疫苗的分配问题。群体免疫是指已免疫人群对病毒传播速度的影响。他估计我们需要达到60-70%的免疫率才能安全，同时建议我们应该从城市开始接种疫苗，而彻底“消灭”病毒需要2-3年时间。哪些群体应该先接种疫苗取决于具体情况：在高收入国家，优先考虑老年人合乎情理；但在肯尼亚这样的国家，也可能要从年轻人开始接种。寸韡讨论了第二代新冠疫苗的设计方式。即将审批的疫苗与未来几年将要使用的疫苗不太可能相同。陈思邈明确表示，即使有了疫苗，我们仍然需要一些非药物干预措施：保持物理距离的措施；有效的检测、追踪和隔离系统；使用设施隔离，这种方式目前在亚洲广泛使用，但在西方国家完全没有；以及明确的沟通和教育。许文波警示了隐藏在冷链产品中的新冠病毒再次输入的风险。叶志敏提醒人们注意老年人的持续风险。在养老院，保持身体距离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且隔离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影响极大，甚至部分封锁也会中断必要的照护模式。翟振国强调提高新冠患者临床照护质量的重要性。临床指南的迅速发展和实施能挽救生命。刘忠说明了疫情期间的研究可以为改善临床照护提供即时的信息，他研究的恢复期血浆有效性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会议最后，《柳叶刀》新冠委员会主席Jeff Sachs重申了遏止疫情和理解其人道挑战的重要性，同时提出了一系列同样紧迫的问题，包括疫情对经济的严重创伤和如何为复苏开辟道路。我们从这次中西合作中收获了经验和教训，这只是一个开始。除了这种交流外，我们还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来理解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但至少我们已经开始了。Richard Horton
richard.horton@lanc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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