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近半癌症死亡由已知危险因素造成,其中吸烟、饮酒和高BMI的影响最显著
《柳叶刀》(The Lancet)发表2019年全球疾病、伤害和危险因素负担(GBD)的最新研究,指出吸烟、饮酒、高BMI和其他已知危险因素是导致2019年全球近445万癌症死亡病例的原因。其中,全球过半数男性癌症死亡病例和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女性癌症死亡病例,由研究中所估计的危险因素所致。识别文中二维码或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阅论文原文。
分析34种危险因素对23种癌症类型所导致的死亡和健康状态不佳(ill health)的影响表明,这些因素在2019年造成了全球445万例癌症死亡(占所有癌症死亡人数的44.4%),其中吸烟、饮酒和高身体质量指数(BMI)是主要原因。
2019年,所有男性癌症死亡病例中的半数(50.6%,288万)由研究中所估计的危险因素造成,与之相比,这一比例在所有女性癌症死亡病例中超过三分之一(36.3%,158万)。
男性因环境和职业危险以及行为危险造成的死亡和伤残所致的寿命年损失高于女性。
2010年至2019年间,全球危险因素所致癌症死亡病例估计增加20.4%,并且这一比例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作者呼吁对降低危险策略进行投资,同时加强卫生系统,以实现早期诊断和有效治疗。
《柳叶刀》(The Lancet)发表2019年全球疾病、伤害和危险因素负担(GBD)的最新研究,指出吸烟、饮酒、高BMI和其他已知危险因素是导致2019年全球近445万癌症死亡病例的原因。
本项最新研究首次估计了危险因素如何在全球、区域和国家范围内,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不同年龄组的男性和女性癌症患者的死亡和健康状态不佳产生影响。
虽然癌症是仅次于心血管疾病的全球第二大死亡原因,但迄今为止,大多数癌症负担研究都仅分析了全球范围的单一危险因素或特定国家的多种危险因素。
“本项研究表明,癌症负担仍然是一项重要的公共卫生挑战,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日益严峻。吸烟仍然是全球范围内癌症的主要危险因素,而导致癌症负担的其他重要因素则不尽相同。”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健康测量与评估研究所(IHME)所长、本研究的共同通讯作者Dr Christopher Murray说,“我们的研究结果可帮助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识别关键的危险因素,并针对这些因素采取措施,从而在区域、国家和全球范围内减少癌症所导致的死亡和健康状态不佳。”[1]
利用GBD 2019研究的结果[2],研究人员考察了34种行为、代谢以及环境和职业危险因素在2019年如何影响23种癌症类型所导致的死亡和健康状态不佳。还对2010年至2019年间的危险因素导致的癌症负担变化进行了评估。癌症负担的估计基于死亡率和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后者是衡量因死亡和伤残导致的寿命年损失的方法。
除了造成2019年445万癌症死亡病例(占所有癌症死亡人数的44.4%)之外,本研究中所涵盖的危险因素还导致了2019年全球范围内男性和女性患者的1.05亿癌症DALY,占当年所有DALY的42.0%。行为危险因素(如吸烟、饮酒、不安全性行为和饮食风险)是全球绝大多数癌症负担的罪魁祸首,造成了2019年370万死亡病例和8780万DALY。男性中有近288万死亡病例(占所有男性癌症死亡人数的50.6%)可归因于所研究的危险因素,与之相比,这一数值在女性中为158万(占所有女性癌症死亡人数的36.3%)。在全球范围内,导致男性和女性癌症死亡和健康状态不佳的主要危险因素为吸烟,其次为饮酒和高BMI。
全球范围内,男性和女性中可归因于危险因素的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为气管癌、支气管癌和肺癌,占可归因于危险因素的所有癌症死亡病例的36.9%。在男性中,其次为结肠和直肠癌(13.3%)、食管癌(9.7%)、胃癌(6.6%);在女性中,其次为宫颈癌(17.9%)、结肠和直肠癌(15.8%)、乳腺癌(11%)。
研究人员发现,男性和女性在两大类危险方面存在差异:行为危险以及环境和职业危险。在行为危险方面,男性(33.2%)中可归因于吸烟的癌症DALY几乎是女性(8.9%)的四倍。而关于饮酒,男性(7.4%)的癌症DALY是女性(2.3%)的三倍以上。男性中的癌症DALY较高可能是由于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吸烟和饮酒。
在考察环境和职业危险时,研究人员发现男性(3.9%)中可归因于癌症的DALY是女性(1.3%)的三倍,表明与女性相比,男性更有可能在暴露于致癌物风险较高的地方工作。
归因于环境和职业、行为以及代谢危险因素的健康状态不佳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在70多岁时达到峰值,具体取决于各国的社会人口指数(SDI),SDI较高的国家往往在较晚的年龄达到峰值。
2019年,虽然高SDI国家的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13.1%,但全球癌症死亡(25.4%)和可归因于危险的癌症死亡(26.5%)在这些国家的发生不成比例。危险因素所致癌症死亡率最高的五个地区为中欧(每10万人中有82.0人死亡)、东亚(每10万人中有69.8 人死亡)、高收入北美地区(每10万人中有66.0人死亡)、拉丁美洲南部(每10万人中有64.2人死亡)和西欧(每10万人中有63.8人死亡)。全球各地因环境和职业、行为以及代谢危险因素导致的癌症死亡和健康状态不佳的模式各不相同,在SDI较低的地区,不安全性行为是健康状态不佳的主要危险因素。国家水平的数据可通过在线资源获取。[3]
2010年至2019年间,全球危险因素所致癌症死亡人数增加20.4%,从370万增至445万。同期癌症所致健康状态不佳增加16.8%,从8990万DALY增至1.05亿DALY。而绝大多数癌症死亡和健康状态不佳增加的原因为代谢风险,其中死亡人数增加34.7%(2010 年为64.3万例死亡,2019年为86.5万例死亡),DALY增加33.3%(2010年为1460万,2019年为1940万)。
“在人群层面减少暴露于癌症危险因素的政策工作十分重要,应该成为支持早期诊断和有效治疗的癌症控制综合策略的一部分。”华盛顿大学医学院IHME健康测量科学助理教授 Dr Lisa Force说。[1]
作者团队承认本项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而这些局限性主要存在于现有的数据来源和知识中。由于缺乏数据,与SDI较高的国家相比,SDI较低的国家的估计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扩大有关危险因素和癌症负担的数据可用性,对于提供具体的地理位置信息和改进估计至关重要。本项研究中所包含的危险因素基于现有知识,但随着知识的扩展,可能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纳入其他危险因素。GBD 2019研究的结果是在COVID-19大流行之前估计的,因此评估COVID-19对可归因于危险因素的癌症负担的影响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新西兰奥塔哥大学(University of Otago, New Zealand)的Diana Sarfati教授和Dr Jason Gurney(均未参与该研究)在本文的相关评论中写道:“我们对通过根除或减轻可改变的危险因素来进行癌症一级预防寄予厚望,以期能够减轻未来的癌症负担。减轻这种负担将改善健康和福祉,并减少对人类的复合影响以及癌症服务和更广泛的卫生部门的财政资源压力。”关于癌症危险与贫困之间的联系,他们表示:“与癌症风险较高相关的行为模式与贫困有关,这绝非偶然,尤其是在国家内部。贫困影响人们生活的环境,而这些环境又影响着人们能够做出的生活方式决定。预防癌症的措施需要卫生部门内外的共同努力,其中包括旨在减少暴露于致癌危险因素(如吸烟和饮酒)的具体政策,以及接种可预防致癌感染(包括乙型肝炎和HPV)的疫苗。” END
NOTES TO EDITORS
This study was funded by the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It was conducted by the GBD 2019 Cancer Risk Factors Collaborators.
[1] Quote direct from author and cannot be found in the text of the Article.
[2] The GBD 2019 study provides comprehensive global health estimates that are comparable for causes of death, disability, and their associated risk factors. The study estimates mortality, incidence, prevalence, years of life lost (YLLs), 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 (YLDs), and disability-adjusted life-years (DALYs) for 369 causes of death and disability, 87 risk factors and groups of risk factors at the global level, regionally, and for 204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3] GBD Compare and GBD Results Tools (https://vizhub.healthdata.org/gbd-compare/ and http://ghdx.healthdata.org/gbd-results-tool)
题图 Copyright © 2022 FatCamera/Getty Images
中文翻译仅供参考,所有内容以英文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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