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戊戌变法一百二十周年回看

历史是条长河，永远向前流动。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变乱的性质，就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文化大转型”现象，其间死人如麻，痛苦至极。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从此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

——历史学家唐德刚

120年前即1898年的6月11日，清德宗(光绪)皇帝发出《明定国是》诏，即日起正式开始戊戌变法，可惜这个“百日维新”却是速兴速亡。站在今天回看120年前，那场变法为何最终失败？它给中国带来什么？120年后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启示？请听历史学家唐德刚给我们讲解120年前的戊戌变法。 

唐德刚（1920－2009），安徽合肥人，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红学家。华裔史学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动人物，著有《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等。唐德刚的另一大贡献为关于中国近代演变的“历史三峡”说。

在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中，我们苦难的中国人民，承担了无数次大小“革命”，也有变法。粗浅地说来，“革命”易而“变法”难也。盖革命者，革他人之命也。革他人之命则敌我分明、对象显著，而手段单纯。变法者，变自己之法也。变自己之法则对象不明、敌我难分，而手段千变万化也。毛泽东不言乎：“矛盾”有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别也。敌我矛盾可以一枪了事，人民内部矛盾则抽刀断水，沾涟不尽矣。“变法”者亦“人民内部的矛盾”之一种也。

君不见戊戌之变时有新旧之争、帝后之争、母子之争，甚至婆媳之争。帝党中有后党，后党中亦有帝党。开衙门、关衙门，纠缠不尽！

苏东坡不也说过“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苏子这话，并未说透。谈时政、评当朝，当局者固迷，旁观者亦未必清也。不信，到报摊上去翻翻，有几位大家名笔不在自说自话，甚至瞎说胡扯？

但是天下真有天不知、地不知的变法？非也。时间因素不够嘛！等它一百年，再回头看看，自会透明如水晶球。

今且谈谈一百年前的戊戌变法。

“社会转型”需时数百年

有人或嫌我们“转型”（也可说是“现代化”吧）太慢了一点。君不见日本转型，只需三五十年便可完工吗？其实日本转型是个例外（容后节细论之），其他民族社会转型，均需三两百年始见肤功也。

我国古代的商鞅变法自公元前356年变起，至前221年始皇统一凡130余年，始搞出“秦政法”（毛泽东语）来。但是秦皇“任刑太过”（顾炎武语），再继续向前“转”进。又实验了100余年，至汉武帝以后才慢慢地搞出个“霸王道杂之”（汉宣帝刘询的话）的中央集权文官制和重农轻商的大帝国的“定型”来。这一汉家制度的“定型”，一“定”便是2000余年，基本上没有原则性的改变。在始皇前、武帝后这两个定型之间，“转型期”延长至300余年！

近代欧洲社会的转型，实始于14世纪初年（1300）的文艺复兴。一转也是300余年，直至17世纪（1600）之末，才逐渐“定型”；变成以自由个体为社会基础，以大规模机器生产为财富来源的“资本主义”（capitalistic）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和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或parliamentary government）来。这一现代西方的“定型”已维持了400余年。可是在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原苏联各邦同意再组邦联。西欧各国与此同时也正在大搞其“币同型”（common currency），一个新的西方政治社会的“转型期”又已显其端倪矣。——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尚前途漫漫，而当代西方社会又已开始转型，这大概是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的必然后果吧！

在近代世界社会转型史中，日本转得最快。1868年明治维新后，不出一代，日本便已跻身世界先进强权之列。这可能是由于维新前，日本的封建制度与中古欧洲封建制的基本形态甚为接近，因此日本一旦实行“欧化”（欧洲式的现代化），则社会发展程序若合符契，所以就一鸣惊人了；另一点则是岛居小邦的关系。西方的现代化，尤其是“经济起飞”，都是从“小邦”（small state）开始实行的［而现在又逐渐走向大型的经济邦联（economic commonwealth）］；美国独立之初不也是13个小邦的邦联吗？现在亚洲的“四条小龙”还不是四个“小邦”？

我们中国是个有特殊历史和“亚洲式社会”（Asiatic society）背景的大国，一旦搞起“西式”的“现代化”（简称“西化”）来，凿枘不投，就没有日本搞“西化”，一拍即合那么轻松了。我们搞“西化”，尤其是搞脱胎换骨的“全盘西化”，那就要迂回曲折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慢慢向前爬行了。——康梁变法便是这次爬行中的一小段，搞“全盘西化”的胡适则是另一小段的领袖。

固有文化的“现代”处理

“全盘西化”这个口号多吓人！胡适原来就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可是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咒骂之下，这位调和性极重的启蒙大师乃改口说什么“充分西化”和“充分世界化”。其实“充分世界化”这口号大有语病，甚至欠通。“全盘西化”这口号听来虽吓人，但是我们今天如把中小学教科书翻开来看看，其中除掉我们继续用筷子吃饭一些小事物之外，还剩下多少“固有文化”呢？近百年来在教育上，在日常生活上，朋友，我们几乎在不知不觉之间，是真的“全盘西化”了。

可是我们的固有文化就真的一无可取哉？——怎能如此说呢？“中国的固有文化”至少可以和“西方固有文化”分庭抗礼，甚或占“世界固有文化”之一半。怎能说一无可取？只是“文化”加“固有”二字，便属于前一形态或中古形态的文化了。它要经过一个痛苦的西式“现代化”（二次大战前只叫“西化”）的洗刷，才能属于转型期以后的次一形态或现代形态。

我国固有文明里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孔孟之道、四维八德……无一不需“现代化”（包括“科学化”“民主化”）的处理始能适应于次一形态的社会，无一不经现代化处理而能公之于全人类（世界化）的。因此所谓“西方文明”，非本质优于我“东方文明”也。近300年来西风之所以能压倒东风者——包括西方小说之能够压倒东方小说者——“固有”与“现代”之别也。近百年来吾人所见之所谓“西方文明”者，“现代文明”也。他们通过这个“现代化程序”，早于我们300年；而吾人口口声声所说之“东方文明”者，仍停滞在“现代化”前期之“固有文明”也。“固有文明”比诸“现代文明”就相形见绌了。等到东西两个“固有文明”都完成了各自现代化的程序，到那时两个“现代文明”截长补短，才能言其高下。

但是我们如果要把全部“中国固有文明”都加以现代化处理，那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它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分段前进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所领导的“戊戌变法”，便是这“分段前进”的“现代化运动”中的一小段——集中于“政治现代化”的一小段。

从“科技现代化”到“政治现代化”

但是康、梁所领导的这“一小段”又是整个的“现代化运动”中的哪一段？

曰：从2000年的中国通史来看，它是第二个“转型期”中的“第二阶段”，也就是“政治改革阶段”。 “政治改革”在清末原有“急进”“缓进”二派。急进派以孙文为首。他们搞的是“驱除鞑虏、建立民国”，暴力革命，以美为师。缓进派则以康有为为首。他们主张“变法维新、君主立宪”，和平演变，排除暴力，以英制为鹄的。——这两派之同时兴起、殊途同归，都是受了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的挫败，清廷丧权辱国的影响。在此之前，这两派原都寄望于“同治中兴”（1862—1874）期间及至甲午战前，中兴名臣所推动的以科技为主，以船、炮、路、矿为内涵的新政，也就是所谓“洋务运动”。

这种早期的“新政”，事实上便是我国“现代化运动”中的“第一阶段”，也就是“科技现代化”的阶段。再用个最新的名词，那就叫作“四个现代化”吧。

其实搞这四个现代化的老祖宗还不是李鸿章等“中兴名臣”呢！它的两位老祖宗是林则徐（1785—1850）和徐继畲（1795—1873）两位总督大人，尤其是前者。他的幕僚魏源（1794—1857）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开始呼吁改制，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见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版《海国图志》序）。魏之所谓“夷之长技”者，用目前的语言来说，那就是“西方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也就是“科技现代化”，即“四个现代化”。——140多年之后，我们搞“洋务”的历史又“重演”一次罢了。

科技现代化经林、徐二公首倡之后，至同治中兴，竟成显学。一时新政云涌，人才辈出，中兴名臣如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陈宝箴、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把四个现代化实在搞得有声有色。虽然我们历史家一直在咒骂昏聩淫佚的慈禧太后，把建海军、修铁路（天津到沈阳）之款数千万两，拿去修治颐和园。纵使如此，我们的海军那时在规模上，还是超过日本的，路矿的资源就更不必谈了。自鸦片战败（1842）之后，我们苦苦地搞“四化”，搞了52年之久，纵自“同治中兴”算起也有32年，谁知至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之役，那些坛坛罐罐，被东洋鬼几炮就打掉了。

我们甲午战败（1895），非由于器械之不精也，资源之不广也，或人才之不足也。我们之败，是败在颟顸落伍、贪污无能的政治制度——我们的“祖制”，也就是属于前一形态的老制度。搞“坚船利炮”搞了数十年，至此朝野上下始如大梦初醒。原来没有个赶上时代的政治制度，则纵有超等的坚船利炮，旧瓶装新酒，也无济于事。

远在80多年前，这也是清末朝野上下一致的呼声，他们那时所坚持的“变法改制”这个大方向，正和大陆今天的改革开放一样，是历史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时代精神。除了最无知、守旧和自私的少数冬烘之外，基本上是无人反对的（包括慈禧老太后在内）。因此清末在甲午、戊戌（1894—1898）之间，主张变法改制的时论和奏章，真如狂风暴雨，雪片飞来。在当时这类文献里，我们读得最沉痛的，莫过于日本的战胜者，对我国战败者的“劝降书”了。

一封沉痛的日本“劝降书”

在中日甲午之战的后期，我国当时最现代化的北洋舰队，被日方打得几乎全军覆没之时，剩下的几艘残舰，于1895年2月由海军提督（海军总司令）丁汝昌率领退守威海卫，被日舰重重包围，走投无路。当丁提督与他的高级僚属海军总兵张文宣正预备自杀殉国之时，他收到一封敌军主将的劝降书。这封劝降书值得一读，以明国耻，以志其恸。今且节录若干段原文于后：

大日本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祐亨，致书与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军门汝昌麾下：时局之变，仆与阁下从事于疆场，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则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仆之此书岂徒为劝降清国提督而作者哉？大凡天下事，当局者迷，傍观者审。……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北之因，苟使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能行于今日乎？［上句或有抄脱之字，否则可能是译者文字欠通顺所致，因此函原稿为英文。］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以不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与我日本相战，其必至于败［亡］之局，殆不待龟卜而已定之久矣……（原函汉译全文见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民国二十年，大公报出版，第2册，第197—198页。）

伊东此函作于1895年阳历1月23日。十天之后（2月12日），丁汝昌就自杀了。

伊东这封“劝降书”虽算不得是我国清末变法改制的重要文献，然此书出自把我海陆两军都打得全军覆没的敌军主将之手，它对麻痹已久的中国朝野，简直是一记“震击治疗”（shock therapy），使战败国人民觉悟到“政治改革”实远比“科技改革”更为重要。因为在此之前，倡导变法改制的虽亦大有人在——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吁请改制，便在甲午战争的六年之前。康之前还有冯桂芬、容闳等人——但是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同情者固不乏人，认真的就寥若晨星。可是这一次为日本小弟所战败，情况就不同了。再加上伊东这封连劝带讽的劝降书，一朝传出，对古老的大清帝国，真是一极大的震撼。自此以后“变法改制”的呼号乃如狂风暴雨，不可抗拒。康、梁师徒，风云际会，也就一马当先了。康、梁师徒何以会有这样的机运？下篇且把老康解剖一番，自见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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