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传》⑤ | 人到中年，最怕遇见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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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读 | 辛峰
十点人物志出品
在昨天的阅读中，我们读到了任正非在市场营销中的绩效考核机制以及他管理思想的精髓，还有华为在壮大之后的招兵买马。
那么，华为在此之后又将迎来什么样的挑战呢？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设立华为董事会
有一天，财务部总监纪平敲门进来，说是有重要事情向他汇报。
他说：“我们最早的员工持股快10年了，很多离职员工想将股权兑现，能不能兑和怎么兑，公司要拿出具体的政策来。
作为全员持股的股份制公司，持股人众多，需要成立一个董事会来制定相关规则和进行管理，这涉及公司和员工的直接经济利益。”
这让任正非想起了三年前朱镕基来华为视察时与自己的谈话。当时，随行的有包括招商银行在内的四大银行的行长。
华为刚刚跻身国内电信设备四巨头行列，任正非在谈话中提到融资是最大的难题。
朱镕基当场要求政府各部门积极支持华为和像华为这样的民营企业发展，并表态说，你们华为要什么条件我支持你。
任正非当着朱镕基的面连连点头。
不过，事后他除了与招商银行合作外，并没有向其他银行贷款。
1997年华为按照《深圳市国有企业内部员工持股试点暂行规定》进行员工持股制度改制，完成了一次巨额增资。
这立刻引来了外界的质疑和抨击，竞争对手也背地里向中央告状。
当时，恰逢国际金融技术与设备展在北京展览馆开幕，华为有部分产品参展，由华为北京研究所所长刘平负责展会工作。
开展的第二天早晨，刘平得到组委会的通知，说晚上要加开一场领导专场，有中央领导要来参观。
刘平闻讯立刻着手准备。当晚6点多，安检人员仔细检查完会场，不久，一群人走了进来。
刘平眼尖，发现走在前面的是朱镕基总理，他的心不禁怦怦直跳。
朱镕基、温家宝等中央领导缓缓走过前面几个展位，没有驻足，也没有说话，不一会儿便来到华为的展位。
朱镕基总理站到华为展台前，对陪同人员说：“这家公司我去过。”刘平急忙走向前去，向几位领导敬礼问好，朱镕基向刘平伸出手。
刘平激动不已，简要地把展出产品的特点向总理做了汇报。
听完刘平的汇报，朱镕基说：“你回去转告你们老板，在技术上要创新，在经营上要稳健！”
刘平大声说：“谢谢总理的鼓励！”朱镕基一行走过去的时候，一个随行人员拉住刘平说：“总理参观展位一般都不说话，今天给你们说的话很重要。”
任正非知道后非常兴奋，要求刘平马上把朱总理的讲话一字不漏地写下来，因为朱总理的讲话无疑透露了中央对华为的态度，说明华为没有多大问题。
随后，华为又作了一些改进，包括取消内部职工银行、工资发到员工的建设银行卡上。
这次风波过后，任正非终于可以定下心来考虑成立董事会的事情了。1999年的最后一个月，华为在深圳麒麟山庄召开了股东代表大会，选举董事长和董事。
任正非在会议发言说：“华为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早期创业时的‘持股模式’功不可没。
但凡事皆有两面性，持股人收益高，有人就眼红了，闹了不少事情出来。
因此我们要加强股权管理，理顺利益关系，今天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推举一位董事长出来抓这项工作。
孙亚芳同志年富力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我提议将她列为第一候选人。请大家不要把我作为候选对象，我将集中精力做好公司内部的管理工作。”
任正非的意思很明白，董事长是专门负责应付外界的麻烦事的。后来经过无记名投票，最后全票通过，由孙亚芳担任华为的董事长。
这样一来，孙亚芳就有了三个头衔：董事长、高级（后来改称常务）副总裁、人力资源管理委员会主任，也意味着华为开始形成“左芳右非”的格局。
在千禧之年到来的时候，任正非去昆明探望母亲，准备和家人开开心心地过几天。
在创立华为的头几年，任正非根本无暇顾及父母的生活，以致母亲糖尿病很严重的时候，他还不知道。
华为规模发展后，管理转换的压力很大，任正非不仅照顾不了父母，连自己也照顾不了，他在那段时间也累垮了。
后来，他的父母到昆明与他的妹妹一起生活。1995年，任正非的父亲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塑料包装的软饮料，喝后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
1999年12月31日，任正非总算抽出时间，在公务结束之后，买了一张从北京到昆明的机票，去看望母亲。
然而，他刚到昆明就接到通知，让他于2000年1月3日随国家领导人去访问伊朗，因此，他在昆明只能待一天，然后就要赶回北京。
回北京之前，任正非与母亲约好，春节他不工作，跟几个弟妹陪母亲到海南过春节，痛痛快快地聊一聊，没想到这个约定却成了他永远也兑现不了的承诺。
2000年1月8日，任正非结束对伊朗的访问，在机场刚送走国家领导人就接到纪平的电话：任母出车祸了。
事故发生在8日上午10点左右，任母提着菜从菜市场出来，被飞驰而过的汽车撞成重伤。孙亚芳已前往昆明组织抢救。
任正非闻讯心急如焚，从伊朗乘飞机几次中转赶往昆明，当他风尘仆仆地到达昆明时已是深夜，任母处于弥留状态。
任正非再也没有跟母亲说话的机会了，没过多久，任母溘然长逝。
母亲就这样离去了，任正非悲痛万分又后悔不已。
他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说，当天没有给母亲打电话，如果打了，拖延她一两分钟时间再出门，也许母亲就躲过了这场灾难。
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事情过去很久以后，他回想起来，依然悲从中来：“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华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机会与责任，也销蚀了自己的健康。”
刚刚进入21世纪，任正非就遭受了一次重大打击，接踵而来的还有很多磨难。
最明显的是优秀人才的结构性流失、公司人员臃肿、人力成本不堪重负、市场销售停滞不前、管理层出现重大决策失误……这一切都需要他去面对，他没有多少时间感伤、消沉。
进入21世纪后，人们谈论中国企业界，在任正非所从事的这个行当，总喜欢把他与侯为贵相比。
评价二人的做事风格时会说侯为贵是“以和为贵”，任正非是“是非不分”；华为壮大后，两家公司在业界又有了“华为是狼，中兴为牛”一说。
刘平在他的《华为往事》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有一次，我陪任总见一批邮电局的客人，谈到兴起的时候，任总脱下袜子，一边抠脚丫子，一边慷慨激昂地给客人演讲。
中兴的掌门人侯为贵看上去像一个退休的老工程师，温文尔雅，说话慢条斯理。
有一次参加中国移动的签约仪式酒会，我和侯为贵及中国移动的领导坐在一桌。席间，侯为贵只是眯眯笑着，很少说话。
他们两人性格不同，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成功的企业家。
其实，任正非和侯为贵只是因为生活经历和环境不同，才会一个显得比较粗犷，极具军人气质；一个显得比较细腻，更具知识分子和技术干部风范。
侯为贵的语言能力和演讲才能就像他的性格那样，温和、稳健，虽然缺乏任正非的偏执、犀利、思辨的锋芒，但却以其中庸而深刻的哲理，影响着中兴的“气候”。
事实上，他们都有远大的抱负，都有对科技的热爱与追求。在他们所处的那个年代，一般人在40多岁就已经开始考虑退休以后的事情，但他们却来到深圳，开始了艰苦的创业之路。
正因为他们的战略目标相似，且前进方向也一致，“抢道”的事情就无法避免，必要时只好不顾甚至违反“交通规则”。
既然要争，就得做到知己知彼。
从1998年到2001年，华为和中兴互派“谍工”到对方公司卧底，主要是搞技术情报，搞不到技术情报就搞会议纪要，连市场动态、人事变动等都在搜罗之列。
华为的高层领导一般会看竞争对手每周或每月的动态。
一天，华为副总裁洪天峰来向任正非反映一个重要情况，并拿出一盒录音带。
这是一个保安提供的电话监听录音，是从用服中心大厅里的公用电话打出去的，受话方是中兴一个部门的号码，内容是关于向对方提供A8010接入服务器源代码的交易。
任正非听完录音后表情凝重，马上找来费敏、刘平等人开会，要求彻查“内奸”，并要各技术部门重点清查与中兴有关联及交往密切的人。
刘平很快就查出了“内奸”。这事刚完，《华为人报》主编离开华为投奔中兴又兴起了一阵波澜，历时两年才平息。
经过这两件事后，华为各部门主管、各办事处主任都收到了总部下发的补充通知：招人的时候要注意应聘者的工作背景，防止间谍。
之前华为就明文规定，夫妻不能同时都在华为工作。补充规定进一步明确华为员工的配偶或是男女朋友不得在中兴工作。
少数管理干部和技术骨干，配偶已在中兴工作又不愿调离的，华为对其本人要限制使用。
结语
今天我们读到了任正非设立华为董事会、母亲的车祸去世以及与中兴在发展中的斗争。
那么，华为在此之后又将迎来什么样的挑战呢？让我们期待明天的阅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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