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梅送出大山的贫困女孩们，真的改变命运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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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梅校长拒绝全职太太捐款”，这话题在热搜榜上挂了两天。黄付燕把视频转到朋友圈，配文“我们有个性的老大”。
在2018年，就是她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和丈夫回到母校，被张桂梅难看的脸色拒之门外。
走出校门时，黄付燕哭了。她难过的是，自己辜负了张桂梅和学校，没有让张老师满意。
来源 | 极昼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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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张桂梅在云南丽江市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华坪女子高级中学（以下简称“女高”）。12年来，穿着黑布衣，满脸皱纹，头顶稀疏短发的张桂梅手拿小喇叭催促学生“快点，再快点”。
独栋教学楼逐渐扩大成校园，女孩们“啪嗒啪嗒”跑向教室的脚步声一年年地响。她以透支健康为代价，累积下23种病痛，将1804名女孩送出大山。
学生大多清贫，来自山区，遭遇过家庭变故，有的父母重男轻女。她们将张桂梅比作第二个母亲，认可她的“完美”和“伟大”，也背负上她的价值期盼。
近来，63岁的张桂梅在视频里激动地说，“指望他们养你啊？你有能耐的时候，男的还拿你当回事。”她始终希望培养出独立卓越的女性，对社会有用，懂得感恩，但不要惦记女高这个起飞的地方。
我们找到女高最初几届的毕业生，了解她们走出大山后的生活。通过贷款进入层次不同的大学，毕业后回到云南，在基层工作——这是她们大致的路径。
平淡生活里，张桂梅的期望犹如夏天的藤蔓，牢牢攀附在她们的心墙。邻近而立之年，她们努力成为她口中理想的人，为不能达到她的要求，无法回报她和女高而自责。
很难讲清女高和山里的家，哪一个对她们的影响更大。在雷同的不幸里成长，女高教她们以更大的善意面对原生家庭。
逃离大山、独立生存、回馈社会，在这个过程里，她们知足于有所改善的生活，也在一种奉献的道德标准下，等待童年以来的伤口真正愈合。
相似的方法
黄付燕走出那座大山近十年。2015年，大学一毕业，她随当时的男友一起去了上海。激烈的竞争感扑面而来。
在她住处旁，有两所小学，她看到里面的教师简介，老师们都是重本毕业，或是硕士、博士甚至海归。想着自己二本的小学教育专业，她瞬间没了自信，转而干起销售，后来又换到一家私企做人力资源。
每天2.5个小时花在通勤上，地铁“挤得人摞人”。直到2017年怀孕，她回到丈夫的老家贵州，全职照顾家庭。
拿到第一份销售工资时，她曾从这3500元中捐出1500元给女高，张桂梅高兴地收下，开了一张收据。
2016年，她以上海私企员工的身份又回了趟母校，张桂梅却觉得她没有正式工作，婉拒了她的捐款。
黄付燕能理解，这大概是张老师认为，私企工作“对社会没啥贡献，也没多大前途”。
现在，她考进贵州安顺市普定县一个乡村小学的特岗教师，教数学，也兼班主任。她自知，这样也不一定符合张桂梅的期望。
“要对人民有帮助，在一些机关部门，或当民警、当兵，直接守卫国家。”这是黄付燕对张桂梅期望的解读，“这种比较伟大。”
如今，黄付燕看见自己的学生里，有单亲、精准扶贫户或留守的孩子，都本能地特加关注。她常常会想起，在曾经很多个清晨，自己一个人在教室学习，张桂梅给她拿来牛奶和面包。
黄付燕是女高第一届学生，在2008级理科2班。那时她们成绩很“恼火”，每次考试县里排名，女高总是垫底。她记得高一某次物理月考，题比较难，全班最高分才20多分，把老师气得不行。
为了提高成绩，学校只有打时间战。她们被要求剪短发，穿校服。每天5点半，她们起床出早操，6点半早读，晚上11点多睡觉。
吃饭只给10分钟，一个月里只有一周能放假一整天，其余三周各放半天，供大家到县城洗一周一次的澡，买一些生活用品。
生活里只有无尽的知识点、题目和测试。
黄付燕现在还会做噩梦，回到女高考试。她所在的那一届，共招100个学生，最后毕业96个。辍学的女生里，有家长不让读的，有受家庭影响不愿上学的，也有承受不住这样压力的。
08级文科3班的叶云，同样从这个教学方式里撑下来，现在是丽江市永胜县一所乡镇中学的老师，教语文和历史。
班上学生多为白族和彝族的留守儿童，父母十五六岁结婚后就离家在外。学生学习基础较差，有几个至今不会讲汉话，还有几个男生学会了抽烟喝酒。
她似乎愈发理解了当年的张桂梅，尤其是那种气愤夹杂着“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她坦言，自己也会“打骂”学生。有次，一个男孩从宿舍上铺摔下来，手骨折了。
出院后的一天，叶云见他在班上玩手机，得知是他在校外赊账买的，想到他的单亲妈妈，气得拿起教室里的笤帚就打他。
她们从学生身上，看到了自己曾经的影子，又不由得将女高和张桂梅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传承下来。
女高教给黄付燕的两点重要品质，一是感恩，二是节俭。那时张桂梅给她们放电视剧《雪豹》，教大家唱《红梅赞》，用红色经典引导她们，再教育大家感谢社会和提供帮助的人。浪费也要坚决杜绝。
午饭时间，从第一个学生进去到最后一个学生离开，她都守在食堂督促，看碗里有没有剩饭。
当时黄付燕觉得她管得太多，好烦。如今，孩子们吃饭时，她也像张桂梅一样看着他们。二年级的孩子年龄尚幼，不懂国家的概念，她就不断给他们讲感恩父母。她始终认同女高的红色教育。
十二年来，女高对学生的严格程度也与日俱增。现在，统一的作息加剧学习的时长，学生5点半起床，12点20分晚休，只有5小时睡眠时间。
吃饭的10分钟里，张桂梅坐在食堂里计时，用喇叭放红歌。每天下午，女孩们回宿舍洗漱15分钟，穿拖鞋回教室，以便晚上回去躺下就能休息。
12字校训“刚强、勤敏、宽厚、慈惠、知礼、质朴”的铜色字体仍旧泛着幽光，周围的墙体已斑驳。红色在校园里愈发显眼。
学妹们面对着“共产党人顶天立地代代相传”几个红色大字宣誓：“我是女高人，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
我是女高人，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我是女高人，我要上清华揽月，进北大摘星，同学们，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一日复一日。夜深了，走廊亮起暖黄的灯，穿着红短袖黑长裤的女孩们或站着背书，或趴坐在小桌前做题。
张桂梅身子佝偻，扶着楼梯一步步走上来，喊道：“姑娘们，不要再学了，快去睡觉吧！”
唯一的稻草
杨珍不想当农民。
活到28岁，她认为最苦的还是干农活。儿时家里种烤烟，烟叶最底层一片患病了要摘除，放到背篓，从田里背出来，倒到小路边。
二三十斤重，一趟要走五六分钟，整个白天她都在来回走。饭点时回到家，她还要继续做饭。
她更爱读书。母亲身体不好，家里没有更多的经济来源，2008年听说要建一所免费女高，她赶紧报考。
女生都期望抓住这根稻草，找寻命运的出路。同在08级理科2班，当时的班长王晓阳现在回想，没有女高，她很可能读不了高中。
她父母离婚早，母亲改嫁到邻村，基本不来往。家里穷，父亲重男轻女，继母又带来一个妹妹。亲姐姐初中毕业后就出去打工，王晓阳知道，读书的机会不会落到她头上。
张桂梅再熟悉不过此类情况。她18岁从东北老家来到云南支边，在华坪县教书多年，张桂梅看到很多家庭贫困的女生不受父母重视，早早辍学嫁人生子。
王晓阳就有这样一个初中同学。其母亲不让她上学，一次她阑尾炎发作要住院动手术，家人不管，觉得是一笔巨资。
她那时十六七岁，绝望之际有个男人给了她一点温暖，便与他结婚。几年后，因为不能生育，老公与她离婚。
2003年，张桂梅决心办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切断悲剧的循环。县里财政无法支持，她上街筹款，被骂骗子，被吐口水，被狗咬。
直到2007年，她当选为党的十七大代表，因为一条破洞的旧牛仔裤引起记者注意，这一愿望才通过媒体喊出了声。各级政府出资，女高开建，面向整个丽江市招贫困生。
起初，学校只有一栋5层教学楼，钢筋水泥散乱在地。招来100个学生，没有宿舍楼，寝室由教室改成，一间就容纳了30多个学生和一位女老师。
没有食堂、厕所、围墙和大门，她们吃饭、上厕所都需在隔壁中学。女孩晚上不敢去上厕所，得由女老师陪同。
得以免费读书，女孩们愈发勤奋。高中三年，叶云只有寒暑假才回家。她是丽江市永胜县傈僳族人，家距学校170多公里，要坐5个小时的车。高一去学校报到时，她晕车，吐了一路。
4岁时，叶云父亲离世，母亲几年后改嫁，她跟着外公外婆长大。路途远，家乡没通路的情况下，张桂梅曾到她家家访。
离去时，体弱的张桂梅感觉身体不适，叶云外公牵出家里的马，将张桂梅驮着走了几公里陡坡，才送到马路。叶云很触动，当时就想，“一定要读书，一定要读出去。”
这些女生获得了学校的诸多支持。
张桂梅给叶云找来一位资助人，肖叔叔。这位华坪县农业局工作人员每月资助她200元作生活费，常来看她，给她买牛奶和衣服，告诉她各科如何学习。
叶云记得，张桂梅也因此骂过她两次。一次是肖叔叔来女高看她，而她的成绩不理想，陪在一旁的张桂梅狠狠批评了她。
再是一个星期天放假时，叶云生病了要出去打针，被张桂梅撞见，“肖叔叔对你那么好，你还跑出去！”叶云委屈得哭了，她没有辩解，托朋友帮忙买了药，留在教室做作业。
张桂梅的严格就是女高的围墙。黄付燕说，为了节省学生的学习时间，张桂梅让教师扫地，给老师们开会定详细目标，让一定时间内学生成绩提高到一个分数上。
她们刚开学几天，就有老师辞职。曾有17个老师，一下走了9个的情况。最初的那批老教师，如今只剩下四五个。
即便女高如此努力地去扭转女孩的命运，学校的严格、大山的贫困、原生家庭的伤痛，始终在另一端撕扯她们。
王晓阳的继母与父亲吵架后走了，父亲又找了一个阿姨。父亲常在阿姨家，不管她。后来，阿姨的儿子要结婚，父亲拿出存折取了1000块钱。
她难受得像“这个世界要塌了”，感觉自己就是个外人。她一个月生活费300块，父亲都不愿意给。这是学校没法缓解的悲哀。
近年，女高的教育不断引得争议，有网友评论张桂梅是极端女权。有受访学生反问，什么是女权？她们由此回忆起，曾经要搬桶装水上楼，男老师就在旁边看着。
一开始，她们只好两个人一起抬，走一阵得歇一脚。后来，女孩练得都能独自用肩膀扛水上楼。虽然，有时没抱稳，桶装水一下掉到地上，会震响整栋楼。
她们说，这就是张桂梅教育她们的，女孩子要独立自强，不要觉得自己是女孩就做不了一些事。
这么多年过去，她们对引发舆论的女权话题不感兴趣。
当下，在一些女生话语体系里，还是会这样表达：女生读书的后劲不如男生、思考不如男生理性，为了丈夫孩子辞职，遭到家暴时也不会决绝地报警。
适应大山外
2011年，女中第一届毕业生参加高考，96名学生有69人考取本科，综合上线率100%，一本上线率4.26%。成绩可喜，崭新的世界向她们敞开大门，又悄悄放上了门槛。
黄付燕考取了内蒙古师范大学，在呼和浩特。全家人无一人出过远门，最后找到了邻居家同在当地上学的亲戚。
第一次坐火车，黄付燕紧张得不敢动，实在憋不住了才上个厕所。同伴带她去买饭时，她硬着头皮跟着，自卑感“突突”往外冒，“太贵了”。
此后，她自己坐硬座往返学校，在北京或西安转车，全程约38个小时。第一次独自坐火车，00:18开出，她上了车发现座位上有人，一看，自己的票是昨晚的。
班长王晓阳被云南师范大学录取。到了昆明市，她发现跟同学相比，自己缺的是才艺、见识和组织、协调的能力。
大学里有各种文艺活动，而她只会读书，到了表演节目的时候，什么都不会。大一时，她再次当上班长，发现女高的经验不再奏效。
同学们来自各个地方，意见多，难统一。组织班级去校外烧烤，“你根本就想不到要怎么联系，联系哪些人或单位。
在城里生活的人，有那种见识的人，就知道要打电话，要去沟通协调”。慢慢地，她觉得自己根本不适应这个岗位，第二年向班主任辞职。
“班主任也看出来，我确实是努力了，但是做不好”。
也有女生几步跨了过去。
父亲病逝后，女高10级学生杨明莲无心学习，高三最后一次全省统考时，她跌至全班倒数第一名。
最后，她去了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一个三本院校，学费每年要14000元。父亲患癌前就有心脏病，不大能干重活。
母亲做菜农，只够维持日常开销。后来父亲做手术，母亲出去借钱，邻居觉得他们还不起，都不借。杨明莲想过复读，但女高不接受复读生。
办了生源地贷款，揣着母亲给的一点钱，杨明莲去了昆明。学校里有钱人家的孩子多，她离得远远的，“你融不进那种圈子，非得融入又被挡住，会成为一个笑话”。
大学里的差距显现，敏感的性格加剧她的自卑感。加入的手语协会需要轮流上台表演，她害怕出错，不敢上去。社团聚餐，她一个人坐着，不知道和别人说什么。
直到热心的室友和学姐跟她沟通，不断鼓励她。后来她又加入学院排球队，每天和队员一起训练，在全校比赛中获得集体第二的名次。她觉得自己改变了很多。
她们努力化为泱泱大众中的一员，受到冲击时，又用长久以来形成的吃苦性格去抵挡。无一例外，女孩们都贷了款，做兼职，尽量不向家里要钱。
杨珍高考分数上了三本线，学费贵，她直接去云南保山学院读了大专。支持她读书的母亲意外离世，父亲不让她继续读书。
放暑假，她回家待了一两周，就去了孤儿院帮忙，这是张桂梅担任院长的儿童之家。
在张桂梅的支持下，她坚定要继续上学的决心。两个月后，她领到大约800块工资。
加上亲戚给的几百块钱，和一个阿姨送的旧手机，她背着高一入学时女高发的床单被套，从儿童之家启程去保山。
开学军训时，父亲又打来电话，让她别读了。只能自己想办法。
除了贷款和贫困补助申请，她去学校移动营业厅当业务推销员，第一次给同学们宣传，太紧张，把办套餐送的礼品说错了，赶紧从讲台跑下来。
回想起来，当时的她不知道还有家教或者其他什么出路，“大山里出去，思维封闭。”
价值标准
离开女高后，杨珍每年都会回去看张桂梅。前几年，她都在还债，是大学时欠的贷款和生活费。她对生活的要求是“吃饱穿暖就好”。
她在丽江一家汽车4S店当助理，白天上班，晚上回家看书，上网课。去年，她报了一个专升本。
交谈中，提到女高和张桂梅的教育，她们说得最多的是“感恩”“做对社会有用的人”。她们在意张桂梅的评价，甚至比亲友对自己的满意度更在乎，但都觉得自己尚未达到要求。
她们认同女高的教育模式，包括引起质疑的填鸭式教育，“我们不是城里的富二代、官二代，农村只有这条路，才能拿到敲门砖”。
她们认为自己的命运被改变，否则就像周边的女同伴，在农村早早嫁人生子，甚至走不出县城，贫困落后将一代又一代延续。
杨明莲回到家乡，在当地某医院当药师。她觉得，自己的职业符合女高说的“对社会有用的人”，不管是日常的开药、采购等工作，还是疫情期间在高速路口执勤。
她相信，这是在“守护身后一个县的人民”。
在云南文山当了4年大学生村官，王晓阳近来考到乡政府，这几年都在村里忙着扶贫工作。
她说自己现在还没掌握与人沟通、协调的技能，回山里工作，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农村人质朴热情，人情味浓。
看到工作中接触的贫困人群与重男轻女的观念，她感慨“命运对我太好了”。
但她后悔结婚太早，回馈女高太少，“如果有一天女高有困难需要我们帮助，我会义无反顾地回去”。
女高交出的高考答卷越来越好，2019年的一本上线率是40.67%，本科上线率82.37%，排名丽江市第一。
今年高考，女高159名考生里有150人考上本科，其中70人达一本线。学校不再只有贫困或单亲家庭的学生，也有家境良好慕名而来的孩子。
张桂梅一点点变老，用日渐衰弱的躯体催促1804名女孩跑出大山。生活也将这些女孩带往不同的地方。
最初几届学生大部分留在云南工作，不少人进入事业单位，多是教师或医务人员，一部分已婚育。白天忙于工作，下班陪伴孩子或掌灯读书。
她们彼此联系较少，偶尔听闻一些同学因为心理压力大患上精神疾病，或中途辍学的几个同学的孩子已上小学，过得不好，家里闹矛盾。
王晓阳和杨珍至今与父亲关系很淡。王晓阳嫁到文山时，“只有姐姐担心我嫁得远了，以后过不好怎么办”。
杨珍和父亲之间鲜少通电话，父亲生病了也不跟她讲。她想和一些同学那样喊张桂梅“张妈妈”，但她不敢，怕自己当着她的面哭出来。
进入乡镇中学后，叶云把时间都花在了工作上。她同时担任3个班的任课老师，1个班的班主任，手把手教孩子们洗头洗衣，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周末事也多，常不能休息。感觉有些孤独，她养了一只狗。因为家庭的关系，她恐婚恐育。
她带着很强的戒备，反复向来访者确认，内容是否会对女高和张老师造成不利。
张桂梅在她心里，是无法形容的完美角色，“比亲情还高，又比老师范围更广”。她说，女高将她保护得太好，出去才知道，社会里有很多骗人的事。
独自去文山学院报到时，她就被黑车司机丢在半路上。在大学，她除了上课以及偶尔和朋友出去玩，平时都在宿舍待着。
“封闭”，她觉得自己的家庭与别人的格格不入。
大学毕业后第一年，找不到工作，她在丽江一边做家教，一边到处投简历。广撒网，不管什么工作。
得知她为参加入职考试要培训，外婆问“你有没有钱啊”，要把家里那匹驮过张桂梅的马卖了。叶云哭了，放弃了培训，从此也不敢与两位老人说自己的情况。
外公那年又生了病，村里的闲话四起，“拼死拼活供她到大学，现在什么工作也没有找到”。想到张桂梅和肖叔叔，她的压力更大，把自己逼得喘不过气来。她精神焦虑，长期昏昏沉沉。
复习一年后，叶云考到如今工作的学校。去看他们的想法冒出来好多次，但直到现在，她都“不敢”和两位帮助过她的人联系。她认为自己过得不好，对不起他们。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叶云、王晓阳、杨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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