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大师》③ | 在现实面前，他的理想一文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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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继续阅读《大学与大师——清华校长梅贻琦传》。昨天我们读到海外归来的梅贻琦受邀到清华任教，并在这期间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大事——娶妻。
虽然夫妻二人的婚后生活十分幸福，事业上的麻烦也接踵而至。
在那个风起云涌、拉帮结派的社会大背景下，清华也很难“独善其身”。赏识自己的老校长周诒春离开了，学校高层陷入到混乱之中，恰在此时，老朋友张彭春的到来，让他再次看到了希望。
那么，张彭春真的可以力挽狂澜吗？梅贻琦又会如何面对这一“改革大潮”呢？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清华旧制
清华学校自1911年学堂时代起，即开办中等、高等两科，每科皆以四年毕业，后来改为中等科五年，高等科三年。直到1921年，改高等科四年级为大学一年级，但大一生仍为留美预备生，毕业之后直接留美。
对于这种情况，张彭春到校后，迅速提出了一个大刀阔斧的改革计划。
与此同时，张彭春与他南开的老同学、时为物理学首席教授的梅贻琦交换意见后，决定重组“课程委员会”，聘请梅贻琦为委员，共同草拟筹备新设大学的具体步骤与课程。
换句话说，他们是想将“清华学校”变成一所新型的独立大学——清华大学。清华毕业生与全国其他大学毕业生一样，必须参加国内统一的公开招考，录取者方能享受免费出国留学的待遇。
清华自创办之日起，教育目标是培养留美预备生，学生在八年预备期内，除做好功课预备，还要熟悉美国的语言文字、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社会政治等，以适应美国社会生活。
根据这一方针，无论是学制、课程、教材、教学方法、课外活动，甚至董事会设置等，几乎全部搬用美国学校一套模式。
张彭春到校之前，清华学校有职员与教员之分，职员的地位高于教员。教员又分为西学部与国学部两部分，实际上是分为中国国文教员、中国西文教员、美国教员三部分。
以学校对教员待遇和重视程度来说，纯种的黄发蓝眼的洋教员，为上等人；黄种的西文教员，被定为中等人，最后沦落为教书匠的中文部教员，被看作是劣等的土佬，属最末一流。
按学科划分，洋文高于中文，洋课程高于土课程。就当时的课程而言，美国的影响极其强大，就拿公民课来说，课本不但是美国的，而且上面还印着星条旗，讲的内容也是“美国政府的组织原则”。
据后来有人回忆说，这种课的作用，主要是教学生“爱美国”。从定位“留美预备学校”那天起，就注定了这所学校早期的发展路径与方向，必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除了课程美国化，美式英语也成为师生间通用的主要语言和文字。学校的行政会议、布告、出版物、校长训话、中外名人演讲、学生演讲与辩论会等，几乎全部要用英文。就连早期的校歌，也由一位美籍女教师以英文编写。
仅仅十年左右光景，从清华园校风到师生的内心世界，无不渗透着美国化影响，甚至空气中都飘荡着一种特殊的美国气味，与墙外的社会生活，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在部分国人眼中，这些特立独行、怪模怪样的“美国化”，对中国并无多少益处，有人干脆称清华是一所“贵族学校，买办学校，游民制造所”。
正是鉴于这样一种校园氛围与教育方针，造成了清华国学部课程的惨淡，而聘请的教书先生不被重视，甚至当面受辱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大刀阔斧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彭春决定对清华进行一番整改：以后的教育方针，要强调学生面向世界文化和现代科学，同时重视中国文化比重，对新制大学教育则“强调个人创造力和应付中国实际需要的能力。
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1925年5月，清华学校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正式宣告立。连同王国维、梁启超等几位大名鼎鼎的导师，也首次集体进入清华师生的视野中。
清华学校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定为校训，后来的清华大学校委会决定，把校训镌刻在清华校徽上，以励师生。
自此，内含真正“强大”、“不息”奥秘的八字校训，如同一座高耸的路标，昭示着清华师生前行的方向。
正因为有了如此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情感交结，梁启超接到清华聘书后，才立即决定就聘。
国学研究院既开，仅王国维、梁启超二位导师显然不足以应付各科学业，于是，清华教务长张彭春又将“汉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史学奇才陈寅恪招揽来。
这就是当年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世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清华校方为聘请“四大导师”任教，可谓不遗余力，其中一个被后世广为称道的鲜明特点是：重视真才实学，不慕虚名，不轻信文凭。
在“四大导师”之中，只有赵元任一人怀揣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证书，而其余三人均无博士、硕士头衔，较为年轻的陈寅恪连个学士学位也未拿到。
尽管头上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帽子，但这三位教授却学贯中西，堪称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
纷争不断
改制后的清华学校，以崭新的面貌和勃然的姿态向前发展，清华的历史将揭开新的一页。只是，当这新的一页揭开之时，清华师生与社会各界所看到的，不是校园稳定与师生专心学问，而是风波迭起，纷争不断。
钱锺书先生在后来所著小说《围城》中，对清华各系之间的纷争有过经典的调侃性描写：
“理科学生瞧不起文科学生，外国语文学系学生瞧不起中国文学系学生，中国文学系学生瞧不起哲学系学生，哲学系学生瞧不起社会学系学生，社会学系学生瞧不起教育系学生，教育系学生没有谁可以给他们瞧不起了，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
《围城》中的话虽是调侃戏谑之语，但生活中的事实与此一描绘相差不大。
由于张彭春正是“教育系的先生”，所以他在清华师生眼中的地位，并不算很高，不被一些师生放在眼里也属正常了。
后来，张彭春迫于压力，只好携家眷离开清华，回到了南开大学。不过，张彭春虽然离开了，可清华改革的浪潮却仍在继续着，因为梅贻琦接下了他手中的“火炬”。
张彭春离开后，梅贻琦在众望所归下，当选为新的教务长。对于时年37岁的梅贻琦而言，这是一个重大转折。
梅贻琦在波谲云诡的派系斗争中，没有气馁与退缩，反而披挂上阵，继续推进改革，并凭借任教11年的丰富经验和阅历，披荆斩棘，终于晋身于清华学校的高层并执掌教务。
梅贻琦在登上教务长高位后，更加谨慎小心，勤劳进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学校前途与师生利益计谋筹划。
新的学系制度已建立，清华步入了一个新时代，师资阵营也得到进一步充实壮大。与此同时，学校又聘请部分外校与社会博学之士前来任教，丰富了清华课程内容，学生也消除了“试读”与“修业文凭”的担忧。
自此，清华“改大”的基础形成，并顺利朝着文理工综合规模和方向的现代化新式学校快速推进。
一个全新的、朝气蓬勃的国立清华大学，如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的婴儿，即将在某个丽日艳阳的早晨呼之欲出！
结语
今天，我们读到了张彭春与梅贻琦在清华推进的改革措施。张彭春虽然颇有“改革之才”，但却在内部的派系斗争中倒了下去，幸好他的老同学梅贻琦力挽狂澜，才得以保住改革成果。
那么，梅贻琦的挺身而出，又会对清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他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张彭春呢？让我们期待明天的阅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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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话题
梅贻琦凭借着一种干劲儿，积极投身到清华的建设中，即便前路困难重重，也无法阻挡他前进的脚步。在你的人生中可曾有过这样的热血时刻？你又是凭借什么坚持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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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与大师》② | 他留学归来，依旧是“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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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清华校长梅贻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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