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我才觉得自己可以拍电影 | 专访陈建斌
作者 | 广中百
十点人物志原创
陈建斌的采访结束当天，有工作人员问起：“在你所有接触到的导演和演员里，陈建斌是否算难采的？”
这个疑问并非来得空穴，持续两个小时的采访里，他更多只愿意谈论当下和新片，每每问题与过去所塑造的一些经典角色和经历靠边时，他会流露出些许回避面色。
更多关于故事和细节的追问，得到的答案也较为概括。
比如，问起演绎人生中的困境和迷茫期，他会答：“有吗？可能有吧，你既然说大家都会有，那我也有吧。”
聊起在拍《第十一回》时和演员们的交流与碰撞，他给出的答案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法。”之后不再展开叙述更多。
谈及新电影想要传达的作者性观点，他的回答始终离不开“信念与爱”。
想了想上述工作人员的问题，答道：“我觉得不算难采，因为他至少是真诚的。”在被各种“花言巧语”包裹的舆论环境下，很多回答也许看似“笨拙”且“直接”，但事后总结，是能够自洽的。
某种程度上，也许这就是陈建斌思考问题和表达的一种方式和呈现面向。如今50岁，演了20余年戏的他，已有自己较为完整的艺术价值观和难以撼动的戏剧坚持。理解和走近他，需要更多的时间。
他似乎历来如此。
导演钮承泽曾评价陈建斌：“他是第一个不受我控制的演员。”戏剧导演赖声川也曾说：“这个演员挺难搞的。”
一些过往的片场花絮因此被大家记得。拍《乔家大院》时，因经常在现场临时改词改戏，他曾一度让搭戏演员蒋勤勤捉襟见肘。2011年，和演员孙俪同组拍电视剧《甄嬛传》时，第一场戏孙俪就被陈建斌的严厉“吓到”。
饰演雍正的陈建斌需要与饰演甄嬛的孙俪演一场亲密戏，陈建斌直接现场指出对方的问题，“我是皇帝，你应该主动些。”孙俪事后回忆，那天拍完后，陈建斌还问起：“你为什么要这么演，而且表情也十分严肃。”
《甄嬛传》剧照
陈建斌和孙俪说：“以后你对我有什么想法，你要直接告诉我你对演戏的想法，千万别当面跟我讲‘好好好’，背后说我耍大牌，不好合作，我不喜欢这样的人。”
某种程度上，陈建斌不认同用“固执”一词来形容自己。“你换一个说法，其实就是坚持和执着。”
他回应道，“我非常愿意跟导演、编剧和演员探讨，有没有可能把我们的戏拍得更好。如果你不说我不说，就为了博个好人缘，当个老好人，我觉得好像这很虚伪。”陈建斌始终觉得，在艺术创作上不应该有所顾忌，“因为碍手碍脚创作不出好东西来。”
更多在意的，仍是自己的追求和标准的达成。
《甄嬛传》雍正一角大火后，这几年，陈建斌又出演了很多市井小人物角色，深入人心。
电影《第十一回》中坐过牢的中年男人马福礼、《无名之辈》中的落魄保安马先勇，同是自导自演电影《一个勺子》中的西北农民拉条子......很多人也会就此将一个大的命题抛向他——是否对塑造小人物有什么情结或责任感？
陈建斌是拒绝这种总结概括和外部认知的。“我从来不这么想问题，那我还演过枭雄和皇帝的呀。曹操和雍正是小人物吗？不可能的对吧，是这个故事、剧本、人物有意思，我正好碰上了，就演他。”
在不同的角色见从容游弋，陈建斌也自有一套方法。与很多演员会去为角色专门去体验生活不同，他从不在这件事上花时间。
“我不用去走进他们，体验生活，我每天都在生活中，我并没有觉得自己生活在云彩上，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大人物。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为什么要专门去理解他呢？不用，我理解他们就跟理解自己一样。”
陈建斌认为，无论是面对庙堂之上的皇帝一角，或是在市井穿梭的普通百姓，其实都只是穿了一身不同的衣服，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有爱，需要去面对生老病死的人。
他始终试图去这些“人”身上，寻找自己能理解的部分。“哪怕很小，但只要我有，我能感受到，我就觉得自己可以去演绎他。我首先要演的是人性，而不是那身衣服。”
这些年所出演或导演的戏，大概只占找上门来的1/10。当对人物找不到切入口时，他便不会去拍、演。“这就是我拒绝那些人物最重要的原因。”他不愿穿上“皇帝的新衣”，做自欺欺人之事。
包括从演员转型做导演，也是攒足底气才去做的选择。
十年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陈建斌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电影必须得拍顶级的，因为电影代表了你艺术最高的标准。”
他至今也这样认为。无论是《一个勺子》或是《第十一回》，他厘定自己，已经做到了能力范围内的极致。
“我不会跟别人比，跟自己比我是已经全力以赴了。我无愧于自己，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以下是陈建斌的自述：
这次新拍的电影《第十一回》，我觉得是个能让大家充满想象力的故事，你会觉得它不仅仅局限在此时此刻，而是可以勾连你回想二三十年前的事情。
在这个里面，几代人在不同时代的遭遇和感情纠葛，各自为爱做出的牺牲，都是充满想象空间的，这让我很喜欢。
我觉得故事并不复杂，当然也有很多人看完以后和我说，会有一定理解的难度，或者有些地方看不懂。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可能是意外的惊喜，他们觉得复杂，是他们在电影中感悟到了属于自己的东西。
这个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其实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马福礼，居然跟剧场舞台上正在演出的一个艺术作品——拖拉机杀人案，发生了关系。而且，这个艺术作品还是在讲关于马福礼的人生，但他自己并不认同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内容，他想改变这个现状。
由此衍生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在这个拖拉机杀人事件中，谁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谁是凶手，谁是帮凶，谁和谁才拥有真正的爱情、婚姻、孩子。
当然剧本创作过程中，也遇到过一些较难的部分。比如，如何把我们想表达的内容与趣味性、观赏性融合在一起，不仅只是一味地搞笑幽默，这其实是很考验人的。
一开始，其实是想把剧本写成是十次在排练厅里的排练，十次都被各种各样的原因和误会打断了，然后产生诸多误会，但这样做的话，以我们的能力会很难完成，很难在单一场景里实现，它可能就会变成一部很文艺的电影。
这个想法很快被放弃，我还是希望影片中这些人物能在剧场和生活中，产生冲突和矛盾。
当然也有很多人问我，在票房和影片作者性、观赏性、娱乐性之间是如何取舍的。
说实话，我其实特别不愿意把电影弄得很闷，很自我，没人看。我想，艺术作品最终的目的，一定是得跟人互动，如果没有和观者互动，自己在那儿过瘾，没什么意义。
与我的第一部电影相比，这部电影的人物较多，如何把周迅这样的好演员，第一次演戏的窦靖童，包括演小品的贾冰和说相声的于谦，统一在一个空间、一种场、一个味道里，对我来说，也是考验。
影片中在剧场里的部分，有场重头戏是我们需要用红布来表演戏中男女的感情戏，那段戏不是凭空就有的。
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拍了20多个版本，不同的表现形式。最后这个红布的形式，是在20多个里选出来的，我们觉得它既传统经典，又很前卫，观众和演员在这块红布之下，可以拥有太多想象的发挥空间。
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觉得演员都各有天赋，他们也给了我很多惊喜。
我记得窦靖童有一场戏，是她坐在游乐场的旋转摆锤上，我站在下面喊她。那场戏是她拍的最后一场戏，我在下面其实不知道她在上面会怎么演。
当我看回放时，我看到窦靖童在那个座椅上又哭又笑。那真的不是剧本里写好的，也不是我指导的，就完完全全属于这个演员本身，我觉得特别特别好。
我发现，也有观众察觉到，电影用了一些虚实相间的手法，这其实也是故意为之的，不是为了炫技，而是想表达一种对应关系。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有时候在照镜子，会觉得镜子里那个人才是真实的，是那个人在照我。这也是影片中剧场和现实生活的对照，剧场里的事情讲得很真，现实生活中的事情却很假，我很喜欢这种对应关系。
某种程度上，我认为电影就是在照见生活中一些隐匿的真实，或者逐渐被大家忽视的真实。我拍电影也是这样。
可能很多人看《第十一回》时，会觉得剧中主角马福礼这个人没有立场，没有角度，左右摇摆，他会因为别人的意见而改变自己的想法，甚至根据别人的评价来定义自己制作的豆花的咸淡。
但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里，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我们的认知、立场、角度从哪里来？不都是从外在手机、电脑的众多资讯中来的吗？
比如专家推荐的养生之道，今天说鸡蛋胆固醇高不能吃太多，明天又说这个是错的，鸡蛋富含很多蛋白质要多吃。很多人也在其中跟随着。
仔细想想，我们特别有立场和特别坚持的事物背后，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被左右着的，而这些发文章的人，以及背后的科学家，不也是在不断地发现、更新着认知吗？他们并不是说，我就是怀着恶意去捉弄你们，只是因为他们其实也是摇摆的。
当我把这些东西呈现在银幕上时，很多人会觉得：“啊，马福礼为何是这样一个人？”可你不觉得吗？我们自己就是这样的。
在我看来，不管豆花是咸还是淡，不管你相信科学还是信仰，前提都是你要相信，要有信念，才能最终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
《第十一回》中很多人对马福礼给出的建议，都是真挚且充满相信的，所有东西的出发点都是对彼此的爱，他们的目的和信念就是为了使他生活得更好，得到最好的幸福。
我认为，保持信念真的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无论是舞台还是生活，正因为有了这些信念的支撑，家庭才能够存在，我们也才能够生活下去。
我觉得，在影片中，摇摆的马福礼和对戏剧入迷到着魔状态的戏剧导演胡昆汀，就是我这个人的一半一半，既清醒又糊涂。
我有着如马福礼般被左右的时候，但我知道好的标准其实一直都没有改变。托尔斯泰、契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到了今天还是好的，不会因为到了今天大家都在用微信讲段子，都在发心灵鸡汤了，这些就不好了。以这个信念为基础，在大方向上我就不会被轻易改变。
而戏剧方面，我演了那么多年话剧，所以这次拍电影也服从了自己的内心，选了一个有剧场和话剧关系的电影，毕竟这是我最熟悉和最密切的。
总的来说，我觉得自己对艺术创作者部分是清醒的，但在这之外，虽然不能说是完全糊涂，但确实不是特别敏感。我更倾向于关注艺术领域的事情，恰好艺术一直都在诠释着人性。
说实在的，我拍了电影《一个勺子》之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成绩，只是检验了一下我能不能做导演，能不能把一个电影拍完拍好，给我一个信心。真正算得上做电影导演，我觉着得从这部《第十一回》开始算起。
你说为何要去转型做导演，其实你看我履历，我1999年就写出了电影剧本并且拍了出来，虽然当时并不成熟。我是文学青年出身，看过大量的文学作品和电影，虽然我写不出那么好的东西，但我能看出来。
所以，每次我一看自己写出来的剧本，或者我请别人写的剧本，就知道值不值得拍，就完全取决于剧本故事是否合适我，跟外界的东西没有任何关系。
在我看来，一个好的演员要有的第一素质，他得是个特别天真的人，敏感，且有颗赤子之心。而作为导演更需要有一个对美学理解的综合高度，包括绘画、音乐、摄影、灯光、表演等，这个特别重要。
我差不多就是40岁左右，才觉得自己具备了这个能力，可以拍电影了。
当演员那么多年，你问我有没有过困境和迷茫的时候吗？说实话，我其实是一个对自我特别有要求的人，这不是夸自己，但我永远不会满意自己的，不管我做出什么样的成绩，演成什么样，都不会沾沾自喜说：“我就很满意了。”到今天为止都从来没有过，总觉得还能更好，还应该更好。
比如，刚刚我们谈到我写剧本，我觉得写得不错，挺棒了，但当我看到贝克特、莎士比亚写的剧本时，就觉得还得多磨练、学习、读书、思考。这中间我哪儿有时间迷茫啊，不迷茫了。
我也从来没想过，要成为一个什么伟大的剧作家或演员。但那些人就像跑步时的终点线一样，不设一个终点胡乱跑是不行的，关于能不能跑到终点，其实不重要。
我知道，我永远也不可能写出《哈姆雷特》，可这并不妨碍那成为我努力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奖项、观众知名度的获得，只是在告诉你，你的努力是对的，你应该继续努力。
至于会不会有懈怠的时候？其实，我的生活并没有那么丰富多彩，看电影、看书、听音乐就是我全部的娱乐，但它也是我努力的方向。放松一下看部电影，看本书，就是我的生活方式，我也在其中学习着。
我的书桌案板下，一直放着四个字，“天道酬勤”，我始终相信，老天会眷顾那些努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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