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县城的年轻人：没机会，没前途，不快乐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真实故事计划 Author 吴寻
去大城市，还是小县城？是困扰90后整整一代人的问题。在县城买房、生活成本更低，离家更近，在诸多叙述中，更适合年轻人安顿生活。
阿龙是安徽省颍上县人，在县城打拼了10余年，他在尝试过各种可能后，发现县城生活不易。
阿龙一刀剁掉自己的手指是在一次下乡做席中。
那时离过年还有不到一个月，冬天最冷的时候，晚上8点多，忙完这晚的最后一桌席，他扔下勺子，点燃一根烟，往席棚的角落里走去。从乡下田野里刮来的冷风迎面吹来，他眯着眼，整个人疲惫不堪。
冬天是安徽北部农村做席的旺季，乡村的红白喜事较多，阿龙已经连续做了28天，人有些恍惚，切菜时胳膊都在发抖。可他算了算，年前几乎没有歇息的时间，还有几家乡村婚宴在等他去张罗。
等席棚下的三两桌人陆续散去，他艰难起身，打算再把排骨剁一剁，明天来了就可以直接下锅。挂在木桩上几个灯泡摇摇晃晃，形影闪烁，他盯着排骨，拿起笨重的砍刀挥下去，却剁在了自己的拇指上。拇指从关节处几乎完全断掉，仅连着一点皮，血哧哧窜在案板上，他已感觉不到疼痛。
阿龙今年30岁，高中毕业后进城谋生，他已经在县城生活10余年，在这期间娶妻生子。县城所在的阜阳市颍上县，地属华北平原的黄泛区，淮河沿着本县南部边界流过，曲曲折折，泥沙俱下，阿龙的县城生活就在这片平地上摊开。
下乡做席，是县城青年阿龙生活的又一次掉落。去年国庆，我们几位同学在县城聚会，因为在乡下做席，他晚上十点才匆匆赶来。两年没见，他衰老了许多，明亮的眼睛黯淡下去，说话很少，露出一副疲态。
做席要早上四点起床，赶路去乡下，因此他一口酒也没喝，只是盯着面前斟满酒的酒杯发呆。一个对红白事做席很感兴趣的同学问：“你怎么想到要下乡做席的啊，倒是很久没吃过乡下的席了。”这句话，让颓唐的阿龙有了话头。
“我是和一位舅舅下乡做席，他在这行做了几十年，邻里八乡的红白喜事都找他做。我跟着学，无论刮风下雨，一有活我就得背个布兜，兜里装着两把砍刀，插着三四把长勺，往乡里奔去……”他主要负责切菜、配菜，两三天里要做几十到上百桌席，菜刀始终登登登切个不停。在他的讲述中，有同学流露出复杂的神情。
在皖北乡村红白事做席多数是乡村厨师，很少有县城去乡下的，更别说阿龙这样的年轻人。可阿龙也别无选择，十年来，他开过服装店、早餐店，送过快递，做过物流，全都以失败告终。
差不多5年前，阿龙靠他爸的支持，在县城付了一套房子的首付，终于成为一名城里人。如今大女儿已经10岁，在县城上小学，小女儿1岁半。家里家外都要用钱，阿龙只能凭借过人的勤奋勉强维持。县城发展空间有限，能选择的职业不多，在开的早餐店因为疫情关门后，阿龙再无门路，只能去送外卖，下乡做席。
如同断指，阿龙县城生活断断续续，终究无法安顿下来。赶去医院缝合拇指后，阿龙无法工作，在做席赚钱的最佳季节，他都只能待在家里养伤。
县城在中国是农村的尽头，城市的开始。
枢纽节点上的县城，资源和空间都极为有限。因此，县城的年轻人很少谈论机会和运气，可为了生活，他们又不能不拼尽全力冲击头顶上低矮的天花板。
18岁那年，当班里的同学都在冲刺高考时，他回到镇上帮爸妈做棉花生意。那时他就要独当一面，做起事来风风火火，质检、谈价、卸货、算账、给钱都得他干。每收够两万斤棉花，他要雇一辆大卡车，跟车到山东菏泽卖。买家不付尾款，他硬生生在小宾馆住了四天，以蹲守老板的方式解决了问题。
读书与否将县城年轻人的道路分为两条，读书上大学，县城就是一个起点，阿龙不读书，县城就是他的全部。早早结婚后，第二年阿龙的孩子就出生了，生活压力变大。他和妻子决定从镇里进县城发展。
阿龙有三个中学同学，一个在县里开饭馆，一个在镇上开小网吧，还有一个继承了家里的婚纱摄影店。网吧和摄影店都处在濒临倒闭的状态，原因是网咖正逐渐取代网吧，大影楼正淘汰街边婚纱摄影店。
县城可供普通青年发展的路径实在是有限。没有足够的资金，阿龙只能做相对低端的生意，他和老婆决定在县城开一家平价女装店。
女装店开在县里一所中学附近，算是闹市，人流不息。两边的门面店都是卖衣服的，小县城消费低，这条街上没什么大品牌，基本上都是加盟店，卖的衣服也都是杂牌子，几十块钱一件，甚至一百块钱就能买三件。
开店，装修是件大事，那段时间阿龙和老婆都很积极，每天从镇里往县里跑，认真研究装修风格，亲自挑选装修材料，并监督工人施工。一个多月后，一间干净亮堂的店面落成，尽管看上去与旁边的服装店并无多大差异，阿龙满心欢喜，梦想着这家店可以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第二次进货加盟总店那边就出了问题，不仅缺货，价格还上涨了一倍。硬撑了半年，来店里逛的人越来越少，再加上进货成本高，价格超出县城的人消费水平，没人买。最终关门大吉。
进县城的第二次创业，阿龙撺掇两个初中同学合伙开物流站。当时是2015年，县镇的物流、快递行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阿龙瞄准了这个方向，说服了同学阿岩和阿福，加盟市里一家新开的物流公司，在县里设立一家物流分站点。
与阿龙一样，阿岩和阿福也是一直在县城谋生的青年。三个人中阿岩学历最高，大专毕业，学的是煤矿专业，毕业后在县里的一家煤矿工作。那几年随着煤炭降价，矿上也越来越不景气，他每月工资从八千降到三四千，下矿次数却不减。
结婚接着孩子出生，一种家庭责任感使他对下矿产生畏惧，怕发生意外，便辞职回镇上帮爸妈维持家里的婚纱摄影店，生意日渐惨淡，退无可退的情况，他只能选择前往县城发展。
阿福高中毕业后一直混迹于县城，干过装修、装过空调、卖过房子，像一只勤奋的“猪”追赶每个风口。
物流站的仓库租在农贸市场里面，十来平米的屋子，房顶有五六米高，卸完货就没地方站脚了。大货车每晚七八点从市里开过来，三人甩掉身上的衬衫，光着膀子卸货，在货车上爬上爬下。货物基本都是大件，钢材、床板、成桶的油漆等，每件都有几十公斤重。卸货一个多小时，他们的裤子都湿透。
卸完货的第二天，阿龙骑一辆电动三轮车载着阿岩和阿福，穿梭于高楼耸立的城北开发区，把货物一件件送到客户家里。此时颍上县城即将通高铁，房价一直在上涨，均价五六千，最高达到一万多。干物流站，阿龙他们是没有底薪的，一件货挣一两块钱，每到月底算账，三位老板一个人只能赚一两千块钱。
不到三个月，阿福率先脱离了这里。阿龙了解阿福做事只有三天辛勤的性格，跟他说，总部很快就会给他们设置底薪加提成制，还给交五险一金。阿福不信这一套，不来干活后消息也不回，从此没再和阿龙联系过，继续混迹于县城的其他行当。
第二年阿龙在县城买了套房子，但十几万首付是他爸给的，装修钱得靠他自己挣。不久后阿岩也开始动摇，常借腰肌劳损的原因不来干活。阿龙的坚持什么也没能改变，每月还是只能赚一两千，总部承诺的底薪和五险一金也始终没兑现。
县城物流市场就那么大，还有几家大公司驻守在这，新公司很难有大的发展。站点草草收场，阿岩迫不及待地回到了煤矿上班，宁愿多下矿，工资起码会实实在在的多一些。
阿龙试图在县城安顿的生活，又一次被中断。
生活将县城的年轻人分为两波，一波是多数没读书的普通青年，一波是在县城当老师或公务员。这一分野最明显的是在朋友圈，有编制的年轻人会晒日常生活，是一些泡澡、打球、旅游的照片。而阿龙几乎一年都不发一次朋友圈，现实生活已足够他应对。
县城的房子交付后，为了凑装修款，阿龙从信用卡和一些借贷平台套出七八万，每月背负高昂的利息。为了多赚钱，他开始在一家快递站点送快递，一个月能挣四五千块钱，还完各类欠贷，勉强够一家人生活。
在县城，快递站都集中在一条街上，足有二十多家，阿龙送一件快递能挣四块钱，还给交社保。就在他以为这活能干个几年的时候，第二年几个站点为了争抢客户，打起了价格战，把价格压得越来越低，没等他提出辞职，店长就宣布站点倒闭。
县城的发展空间始终有个天花板，阿龙每一次尝试跃起，总是被拦截下落。无数年轻人的命运在县城这片小水域里漂浮。好在阿龙总是乐观，有一颗想要把生活过好的心。快递干不了，阿龙开始琢磨开早餐店。
有了之前开店失败的经验，阿龙给早餐店做足了准备。从没做过饭的他去市里学了半个月厨艺，回来后在家练了十来天。根据县城人的口味，他准备做菜馍，一锅菜馍要放多少油盐，配什么料子，他不断尝试，直到他和老婆都满意了才正式开业。
早餐店需要人勤快，三四点就要起来和面、熬稀饭，等到黎明第一缕阳光照进来，客人们才陆续进店。干活时，阿龙和老婆都穿着白色制服，戴着帽子和透明的塑料口罩，这种卫生保障在县城的小餐馆里难得一见。阿龙总结一套口碑生意经：青菜只买早上最新鲜的，沙拉酱、蕃茄酱都是大牌子，别人买一桶辣酱就几十块钱，他买的要一两百。
生活节奏缓慢的县城人，平时很注重早餐的质量，味道不错的饭馆很快就能口口相传。生意逐渐好起来，附近卖菜的、做工地的人都过来吃，还有人从城南专门开车过来，一句话不说，吃完用餐巾纸擦擦嘴就走了。在阿龙夫妇的操持下，饭馆每月利润都超过了一万元，这在人均工资才两千左右的县城，是很高的收入。
好势头被打断发生在2020年年初，疫情爆发后，他的早餐店三个月无法营业。同时他老婆在这期间怀上了二胎。疫情有所缓解后餐馆再次营业，可生意已不如从前。老婆预产期将至，阿龙意识到这家店靠他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无奈下他只得把店转让了出去。
早餐店是县城青年阿龙生活的高光时段。关店后，生活回归到飘忽不定的状态。
失业，房贷，然后是二胎要养，阿龙不仅要跑到乡下做席，还在城里送起了外卖。他每月有一半时间做席，一半时间送外卖，一天送12个小时，能送五六十单。如果一个月送够700单，每单就是5块钱，达不到的话每单就只有三四块钱。
像匹不知疲倦的马，阿龙奔波在乡县的道路上，不敢有喘息的时间。
“以前我还有心思和朋友去KTV唱唱歌，现在完全不想去，一闲下来心里就跟有蚂蚁爬一样。”干两份工作，一边做席一边送外卖，他才能维持住一家人的县城生活。
在阿龙剁断手指的那个夜晚，舅舅看到他的断指，吓得哭了出来。赶去医院的车飞奔在乡间路上，阿龙拼命攥着断掉的手指，血不断渗出来，滴在他裤子上、座椅上、档位盘上。一个多小时路程里，他甚至睡了一觉，因为连续干28天，太累了。
几个月过去，如今阿龙仍在家养伤，什么活也干不了，手指上缠着纱布，胳膊被套在脖子上的绷带吊着。偶尔，他带着一岁多的小女儿到楼下小公园里玩，小区里的孩子们横冲直撞，他猫着腰，把吊着的那条胳膊缩在怀中，另一只胳膊挡在正蹒跚学步的女儿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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