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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0万大龄农民工,正在被赶出工地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Vista看天下 Author 指听


作者 | 指听
来源 | Vista看天下
ID | vistaweek


一则“超龄农民工逐步告别工地”的新闻,把这个看不见的群体再次推到人们眼前。

据《工人日报》报道,随着多地出台政策规范用工年龄,55岁以上的大龄农民工正在被逐渐清退出建筑工地。



日晒雨淋、高处作业、繁重劳动、施工现场居住条件差……这样的工作对于体力、精力都在走下坡路的中老年人来说,的确并不适合。

可听到这群人逐渐离开的消息,我却没法替他们开心。

高龄农民工,通常指的是50岁以上的农民工。

他们有的是从年轻时就来城里打工,还有人是到了中年才决定从老家走出来,一头扎进陌生的城市里。

相比于“违规”,这更像是高龄农民工跟社会做出的无奈交易。

那时城市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这份工作。


“年纪大的不要”


新闻出来后,有不少人为高龄农民工义愤填膺。

尤其是文中提及一名农民工质问“我还干得动,为什么不让我继续干下去”,更让旁观者感到心酸和不解。

但事实是,早在政策出台之前,这群50多岁、60多岁的体力劳动者,就已经在渐渐远离工地。

不是被工地“保护”,而是被“嫌弃”。


央视纪录片《行走中国》曾有一期节目,把镜头对准了山东泰安的一群农民工。

他们大多已经50多岁了,会用暗沉到看不出颜色的帽子,罩住自己花白的头发和额头上的皱纹。

每天早上6点不到,准时聚集在郊区的某段国道两旁。


看到招工的人开着小轿车来,就一拥而上、“竞聘上岗”。

纪录片的主角之一,是64岁的老程。

我对他的印象最深,是因为他“竞聘”总是失败。

每次挤到招工老板身边,往往还没来得及开口,对方就会堵过来一句“要年轻的,不要年纪大的”。


但老程依然每次都很积极,因为有一天找不到活,就意味着得从自己的钱包里倒掏出钱来吃饭。

有一天,他好不容易搭上了个切踢脚线的活。

热情地介绍自己的优势:“我有切割机,也有电镐,什么工具都有。”


眼看着就要谈成了。老程刚准备问工钱,一个目测40多岁的男人挤过来,直截了当地问对方,“我能不能给你干这个活儿?”


最后,老程当然没有得到那份工作。



即使没有这些条条框框,雇主也更倾向于去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干体力活,30岁当然比50岁更有力气、反应更快。

也意味着更健康的身体,更少的伤病,降低了雇主的风险。


高龄和事故的确存在一定相关性。2018年,上海建筑工人中超过60岁的占比仅有1%,而全年因安全生产事故死亡的人员里,超过60岁的占比达到15%。

但在这些数字下,被劝退的只有雇主。

老程们削尖了脑袋想干活,甚至越是繁重、危险的活也吃香,因为能赚更多的钱。

“在工地当一天小工能挣180块,搬东西打零工只能挣70块。”


《新闻1+1》曾在2015年报道过这群老年农民工。


因为常年的风吹日晒,他们看起来往往比实际年龄更大。


有人会特地花钱去理发店把头发染黑,让自己的外表年轻一些。


或者专挑伙食比较好的工地,因为“吃肉多,就更有力气”。



中国青年报曾经采访过一个59岁的农民工。他叫王济昌,在上海的工地负责装卸砖。

身高只有一米六,却要把15斤重的砖块搬上推车,再送到50米外的地方,这样的工作每天要重复50次。


因为力气小,即使他推车推得脸通红,速度还是很慢,经常被一起干活的人抱怨“像个蜗牛”。


但王济昌依然不敢跟工头提起自己的真实年龄,甚至还要处处表现出身体很棒的样子。

总被年轻人挂在嘴边的“年龄焦虑”,在这里以更加残酷的形势呈现。


相比于“苦”“累”,他们更怕赚不到钱。


这群生活在城市夹缝中的人,对于辛苦的忍耐度是超乎普通人想象的。


不只是工作,还有生活。


上面说的老程,住在招工市场附近的一个破胡同里。


打开铁门,地上满是废旧纸壳和看不出模样的垃圾。


屋子里没有厨房、客厅、卧室的分别,只有熏黄的墙壁和各种摇摇欲坠的桌椅。


老程带点自豪地介绍,很多家具都是他从外面捡破烂捡回来的。



无数个“没找到工作”的日子,他都在这里度过。


被“钉死”的生活


这群高龄农民工,也不是一开始就过得如此艰难、处处受限。


很多人都是从年轻就外出打工的,经历过人生的“高光时刻”。


冰点周刊曾经采访过一位64岁的农民工陈德才,他回忆当年“赚钱不要太容易”。


遍地的工厂、工地,像是会结出钞票的树。


尽管在更广泛的叙事中,农民工一直是城市中最弱势、最边缘的群体。

但对于个体来说,在城市里出力气、谋生活,远远比呆在老家更能改善生活。

陈德才当年顶着36岁的“高龄”,每天能挣到8块钱的工资。

而彼时老家一头猪不过也就卖个200块——“干一个月就能挣头大肥猪。”

农民工这个职业,诞生于城市化的高速发展。

但和其他行业不同的是,他们没办法迎来一批一批的代际更替,而是被钉死在了这个职业。

一方面,这些外出打工的人往往背负着整个家庭。能赚钱,不代表能攒下钱。

在城市里卖力气换得的钞票,一部分还给了城市,一部分变成了家里的房子、孩子的学费、老人的赡养费。


另一方面,农民工的工作是重复的、不稳定的。

我曾刷到过一个自称川哥的52岁民工大叔。在他的概念里,世界上的工作有两种,一种是“进工地”,一种是“进公司”。

川哥觉得进公司最好的一点是,“不焦(虑)活路”。

西南方言,意思是不为找工作而发愁。


工地上的活儿是有期限的,还没做完一个,就得急着去找下一个。

也不敢随便拒绝,因为不知道下一个什么时候会来。


年轻时不用太担心,肯出力、肯吃苦的壮小伙哪个工地都愿意要。

可年纪大了,一份工做完,往往就意味着又一次无限期的“失业”。

川哥今年52岁,身体算是同龄人中很不错的。

也有手艺,是工地里负责抹灰的“大工”,一天能赚300多块。

但同样免不了为找活发愁。有收入时,他的午饭就有菜有肉;没收入时,就只吃能饱肚子的炒米粉。

所谓的“职业发展”几乎不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中,过了最壮年的时刻,以后往往尽是下坡路。



就像年轻时“一个月工资能买一头猪”的陈德才,最终还是回到了老家。

他已经年过花甲,很难再找到肯让他“卖力气”的雇主了。

最后一份零工是在藤椅厂,因为搬东西动作太慢被老板嫌弃没用。

离开后,他和妻子都没有再找到工作。

而陈德才整个“农民工生涯”的高光时刻,停留在第二次外出打工的时刻。

那时他不仅在浙江的工厂扎下了根,还跟老板商量,给了妻子一个工作。

冰点周刊里写道:“夫妻俩在浙江,大儿子和大女儿在深圳打工,小儿子留在老家念书。”

可陈德才依然觉得,“不会有比这更好的生活了”。


“过了50岁,就不是找工作了”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国内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总数的17.1%,差不多4600多万人。


高龄农民工比例保持高位的最大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减少。

年轻人不愿进工地,宁可去送外卖、快递。

对这群高龄工作者来说,是幸运也是不幸。幸运的是他们依然有这么一条糊口的路,不幸的是已经年过花甲,依然还要困在这样疲惫而繁忙的生活之中。

在“超龄农民工不能进入工地”引发争议后,上海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曾做出解释。

被限制的主要是建筑施工作业,“工地其他辅助性岗位,比如保洁、保安、仓管等不受影响。”

但无论是在工地卖力气,还是去做稳定性更高的保安、保洁,其实都已经是“上等的选择”。

更多人只能像老程那样,每天在劳务市场里转悠,等着类似搬东西、卸货的零活,赚个几十块钱。


即使“保障农民工权益”的议题已经被讨论了很多年,但高龄农民工依然是其中最弱势的一群人。

很多人因为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不满15年而无法享受退休待遇,也无法一次性补缴满15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用。

至今仍有企业不愿意为农民工缴纳保险,甚至会在他们快到退休年龄时,用调岗等方式“逼迫”离职。

老程就说他不喜欢做长工,“因为怕老板不给钱。”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张翼曾经提到,很多农民工自己也不愿意交这笔钱。

“他们想把这些钱转变为现金,拿回家去接济家用,或者用来覆盖目前的生活用度。”

生活的重担,让他们无暇去思考未来。

只要今天能找到活儿干,赚到明天的饭钱,就算最大的胜利。


腾讯曾经在2015年做过一个图片报道,拍摄了一群五六十岁依然在外漂泊的农民工。

跟工友挤在杂乱破旧的宿舍里,一顿饭只吃五个1块钱的包子,花过最“大手大脚”的一笔钱,是给自己买了件80块的衣服。

他们把每一滴汗水都换成生活关卡的通行证,一开始是赡养父母、供孩子上学。

后来孩子长大了,又帮他们结婚、买房,在老家或者城市里扎根。

直到自己慢慢老去,不再是家里的顶梁柱。

最后也最难闯过去的那道关卡,是他们自己。

老程在片子中提到,“50岁是一道坎,过了这个坎,就不是找工作了。”

不找工作找的是什么,没有往下说。

他只希望能暂时靠打零工养活自己,不需要伸手跟子女要钱。

至于以后如果没人愿意招他干活了怎么办,如果丧失劳动能力了怎么办,他也没空去想。


在他那个塞满了“破烂”的屋子里,唯一看起来“值点钱”的东西是个音响。

每天吃完晚饭,老程都会换身衣服、换上皮鞋,去附近的广场上跳舞。

在昏黄的路灯下,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那大概是他唯一觉得自己“属于”这个城市的时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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