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研究 | 韩锋 郭晓彤 杨晨 | 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乡村景观保护与发展协同——以武陵源中湖乡为例
全文刊登于《风景园林》2022年第10期 P89-94
韩锋,郭晓彤,杨晨.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乡村景观保护与发展协同:以武陵源中湖乡为例[J].风景园林,2022,29(10):89-94.
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乡村景观保护与发展协同——以武陵源中湖乡为例
韩锋
女 / 博士 /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ICOMOS-IFLA 国际文化景观科学委员会副主席 / IUCN 世界保护地委员会专家 / 本刊编委 / 研究方向为文化景观、世界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
郭晓彤
女 /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为文化景观、世界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
杨晨
男 / 博士 /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 研究方向为文化景观、数字化遗产、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设计
作者写作心得
摘要
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乡村景观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多层次价值体系的有机构成,为自然遗产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在国际遗产保护理念和中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不断完善的背景下,解读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乡村景观价值内涵及其保护与发展的局限,从价值认知、规划制定和多方共治3个层面构建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乡村景观保护与发展协同框架。以武陵源中湖乡为例,识别乡村景观在生态、农业、文化和审美等方面的价值,提出乡村景观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协同策略,为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乡村景观的“五位一体”可持续发展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
世界自然遗产地;乡村景观;乡村规划;遗产保护;可持续发展
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最重要的自然保护地类型。在中国已登录的14处世界自然遗产地和4处世界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地中,有13处位于“胡焕庸线”以东的人口稠密区,这些世界自然遗产地内均包含一定数量的乡村景观。乡村景观作为文化景观遗产反映了不同时期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具有珍贵的遗产价值和发展潜力。长期以来,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乡村景观受到自然保护地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两套独立并行的规划体系统筹,二者在协同实施的过程中存在乡村景观价值认知局限,导致乡村人地分离、资源浪费等诸多问题。目前,中国正在推行“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促进自然保护地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并轨”,优化世界自然遗产地乡村资源配置。如何认知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乡村景观的多元价值,并以此为依据,制定弹性精准的乡村规划和多方共治策略,已成为研究的热点与难点。
1 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乡村景观的多元价值认知
1.1 乡村景观的遗产价值解读
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遗产的定义,乡村景观属于有机演进类文化景观,是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2017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关于乡村景观遗产的准则》中将乡村景观定义为“人类通过农业、畜牧业、渔业、林业、狩猎和采矿等多种生产方式与自然互动而形成的陆地及水域”,该文件同时指出“所有的乡村地区都可以作为遗产进行解读”,延续乡村景观的多元遗产价值能为社会发展提供生态服务、文化支撑与经济收益。
乡村景观的遗产价值主要表现为因地制宜的聚落模式、可持续的农业系统、历史文化遗迹以及地域性的审美特征。聚落模式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深刻认知与资源利用智慧,包含独特的乡土建筑、农田布局、水网结构和防御设施;可持续的农业系统能够促进土壤保质和物质循环,向社会稳定地输出食物、木材等农业资源,也能为众多物种提供栖息地;乡村历史遗迹承载了地方记忆,对塑造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具有重要意义;富有韵律的农田和聚落肌理给人以优美的视觉体验,能够引发诗意栖居的情感共鸣。
1.2 乡村景观对世界自然遗产地的重要贡献
依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提出的保护地体系(图1),乡村景观具有国家层面价值和地方层面价值。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乡村景观呈现出自然与文化交织的独特魅力,与自然遗产的关联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 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与其他保护地价值之间的关系
1)乡村景观承载了世界遗产价值。世界自然遗产地内众多的山峰、溪流、动植物栖息地等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OUV)载体均位于乡村范围内,与乡村景观形成了紧密关联的有机整体。
2)乡村景观展现了世界自然遗产地生物与文化多样性。原住民基于自然环境,创造了丰富的传统生态智慧、民族文化、可持续的农业系统以及独特的景观风貌,为世界自然遗产地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近年来,许多研究都致力于发挥世界自然遗产地乡村景观对生态文化系统保护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例如探索乡村与世界自然遗产地共生模式;优化农业系统与自然资源的空间关联;基于乡村历史格局、文化习俗和发展需求引导原住民就业;识别并保护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景观要素等。
2 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乡村景观保护与发展的重点及难点
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乡村景观对提升世界自然遗产地韧性和促进世界遗产OUV永续传承至关重要。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乡村景观保护与发展应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充分认知、保护和利用乡村传统生态智慧、资源管理经验、历史文化习俗等具有积极效益的价值载体,将其作为乡村环境治理、社会福祉、经济发展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依据。但现阶段仍存在较多局限。
2.1 缺乏对乡村景观价值及其与世界自然遗产地关联的全面认知
长期以来,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内的乡村常被认为是遗产资源的消耗者和威胁环境保护的管控对象,村庄自身的保护与发展受限,导致大量乡村景观价值载体被忽略和损坏、乡村历史遗迹缺乏修缮、农田荒废、传统文化流失等问题。并且严格的生态管控措施极大地限制了居民的传统生产与生活,难以实现人与自然协同的可持续发展。
2.2 缺乏针对世界自然遗产地乡村弹性精准的规划内容
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内的乡村受到自然保护地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的共同管控,二者各有侧重且相互协调。自然保护地规划以协调乡村景观与世界自然遗产地关系为重点,从遗产保护角度为国土空间规划提供科学建议。国土空间规划侧重乡镇和村庄的人口规模、土地利用、产业发展、建筑风貌和基础设施等内容,为自然保护地规划提供各类底线资源的空间布局和指标依据。但在协同过程中,常因乡村景观价值认知局限而导致规划内容缺乏弹性和精准性(图2)。例如国土空间规划易忽视乡村景观与世界自然遗产地山水的关联,采取“一刀切”的社区搬迁加剧人地矛盾;自然保护地规划缺乏对单个村庄的精准和深入引导,易造成经济发展滞后和“千村一面”等建设问题。
2 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协同规划过程中存在的乡村景观价值认知局限
2.3 缺乏世界自然遗产地乡村多方共治和社区参与的机制举措
仅依靠空间规划难以实现对世界自然遗产地乡村的精准动态管理,需要调动政府部门、地方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基层民众等多方力量协同治理。目前,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缺乏利益相关者合作交流平台,未能充分利用乡村景观资源提升产业能力和扩宽经济发展渠道,缺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有效沟通,难以将社区需求与乡村规划内容紧密结合。
3 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乡村景观保护与发展协同框架
针对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乡村景观保护与发展的重点及难点,从价值认知、规划制定和多方共治3个层面构建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乡村景观保护与发展协同框架(图3)。
3 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乡村景观保护与发展协同框架
3.1 以世界自然遗产地乡村的价值认知为协同基础
识别村庄的传统生态智慧、特色农业系统、乡村历史文化和乡村审美价值等多元价值载体,深刻理解其在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文化系统中的角色和作用。通过田野调查和深入访谈、制定资源清单和评估报告、举办座谈会和问卷调查等方式,加强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沟通交流与价值认知共识,为规划制定和多方共治提供基础。
3.2 以世界自然遗产地乡村的规划制定为协同路径
加强自然保护地规划对世界自然遗产地多层次价值体系和乡村发展的科学协调,深化国土空间规划在乡村层面的规划内容。通过准确引导村庄的职能制定、农田保护、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和风貌营造,促进乡村景观多元价值与自然保护地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的紧密结合与协同落实。
3.3 以世界自然遗产地乡村的多方共治为协同保障
构建对话平台和反馈机制,促进政府部门、企业、非政府组织和专家学者等多方交流合作,实现“上下联动”的高效治理。通过技能培训、产业扶持等方式提升社区居民的遗产保护意识和管理能力,帮助社区居民将乡村景观多元价值转化为生态红利和社会经济效益。
4 武陵源区中湖乡乡村景观保护与发展协同策略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是中国最早登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之一,具有卓越的自然美学价值和珍稀的动植物资源,拥有以土家族为代表的多元民族文化与秀美的田园风光。中湖乡是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内乡村景观最丰富的区域,总面积67.8 km2,包含6个行政村和2个居委会,存在多层次遗产价值认知、自然遗产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协同等现实问题,具备研究的典型性和迫切性(图4)。
4 中湖乡区位以及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内峰林与耕地分布情况
4.1 认知中湖乡乡村景观价值及其与世界自然遗产地关联
中湖乡东部为高耸峰林,属于武陵源山川余脉,西南部为绵延丘陵,孕育了众多土家族村庄,其乡村景观与世界自然遗产地具有密切关联。本研究系统识别了中湖乡的乡村景观价值,制定资源清单和评估报告,提供遗产保护、资源利用、产业发展和村庄建设等方面建议。
1)中湖乡因地制宜的村庄选址布局与自然基底高度契合。例如鱼泉峪村依托向阳缓坡,以村居为中心形成“林-田-居”包围模式,充分利用土地和日照资源,建造梯田固土以减少滑坡;青龙垭村靠近溪流,采用线型布局开垦水田,发展出成熟的水力碾磨技术。
2)中湖乡的梯田、果园和茶园等农业系统具有生物、文化和经济综合效益。例如“鸭稻共生”“鸡果共生”等传统农业技术不仅有助于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展现传统生态智慧,也有助于生产水稻、桃、李、藤茶等有机农产品,为乡村生态农业提供了良好基础。
3)中湖乡的石英砂岩峰林等自然景观与土家族文化相互交织。例如杨家界居委会和野鸡铺居委会内的山峰多以“杨家将”“向王天子”等英雄传说命名,道教寺庙“龙凤庵”、军事遗迹“乌龙寨”、红色战役遗址“白马山”等遗迹也记载了中湖乡各时期的历史事件。
4)中湖乡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景观创造了丰富的审美体验。例如有机生长的聚落形态、层次丰富的水田和梯田肌理,以及吊脚楼、傩戏、摆手舞等土家族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构成了一幅优美的乡村景观画卷。
4.2 结合中湖乡乡村景观价值协同规划内容
中湖乡内村庄主要受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和各村庄规划统筹,但现行的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并未对世界遗产缓冲区内的大量村庄制定精准的分区管控措施,各村庄的规划内容也较为粗放。本研究以新一轮规划修编为契机,协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与中湖乡各村庄规划,促进二者的规划内容与乡村景观价值紧密结合(图5)。
5 基于乡村景观价值的中湖乡乡村规划协同策略
1)基于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管理分区,细化村庄职能和发展路径。梳理各村庄与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地质价值、生物价值、文化价值和农业价值的关联形式和重要程度,在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中制定精准的管理分区,并通过村庄规划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村庄职能、发展路径和协同策略(表1)。
表1 基于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多层次价值的中湖乡村庄规划协同策略
2)结合特色农业系统,优化资源管控措施。针对中湖乡内的村庄土地利用资源效率较低,社区搬迁和人口流失导致大量耕地闲置等问题,在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中进行科学论证,弹性地保留生态保护区内既有的传统农林系统,并通过村庄规划结合“鸭稻共生”等特色农业技术,为各村庄的旱田、水田、果园等不同农业用地类型制定高效的生态农业保护与发展策略。
3)延续乡村传统生态智慧,合理布局村庄。传统村庄布局与自然基底存在资源利用和风水关联,呈现人与自然共生智慧。在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中认知乡村传统生态智慧,对世界遗产保护影响较小的村庄采用在地引导的社区调控模式,并通过村庄规划合理布局居民点和基础设施,保留独特的“林-田-居”等土地利用模式,以及依山傍水的聚落形态。
4)发掘乡村景观资源,促进产业发展。各村庄丰富的农业系统、历史遗迹、文化传说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在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中完善游赏规划,串联各村庄农业种植加工基地和历史文化遗迹,系统规划田园风光、生态徒步和红色文化等主题游线,并通过村庄规划落实“以世界遗产为主、以乡村文化为辅”的产业布局和旅游策略。
5)保护乡村景观审美价值,优化村居风貌。在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中对峰林、河流、农田和聚落等乡村景观的独特审美肌理制定保护措施,结合游览线路在村庄视野开阔处设置观景台,并通过村庄规划明确村庄风貌控制和住宅设计,延续具有地域特征的乡村景观要素与模式。
4.3 促进中湖乡利益相关者共治和社区参与
中湖乡的乡村景观协同共治需要引导各方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构建紧密关联的乡村景观社会网络,实现“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促进各方利益相关者交流并达成共识。通过向政府工作人员、旅游经营者、居民和游客进行问卷调查、组织座谈会充分交流以及归纳成果文件等方式,反馈各方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同时,发挥社区基层组织作用,结合武陵源区特有的“屋场会”为居民提供交流机会,鼓励居民结合自身丰富的农识经验和文化记忆参与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治理和旅游解说活动,讲述自身故事,增强文化自信。
2)由政府提供平台推动企业、科研机构和社区合作。政府依托各村庄资源特色,构建商业合作和宣传平台,促使各方利益相关者共同推动乡村景观保护与发展。例如鱼泉峪村依托“鱼泉贡米”优势成立张家界鱼泉贡米合作社,与张家界市农业局、湖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开展长期合作,定期举办讲座和培训来提升居民的农业知识与生产水平,通过举办有机农产品集市展销和“一亩三分田”等线上包租模式,与外来投资者建立了更广泛的商业合作关系,同时宣传了该村的历史典故和有机农业,实现了遗产价值保护与经济收益提升的双赢。
5 结语
本研究基于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乡村景观价值认知、规划体系协同和各方利益相关者共治的需求,提出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乡村景观保护与发展协同框架,充分认知中湖乡乡村景观在生态、农业、文化和审美等方面的价值载体及其与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关联,将乡村传统生态智慧、特色农业系统、乡村历史文化和乡村审美价值纳入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和村庄规划相关内容,促进各利益相关者交流共识。以期有效缓解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与乡村发展的对立矛盾,促使世界遗产价值根植于地方土壤繁荣发展,为自然保护地规划体系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协同落实,以及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乡村景观保护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建议路径。
图表来源:
图1由作者根据参考文献[10]改绘;其余图表均由作者绘制,其中图4、5底图由武陵源区规划局提供。
为了微信阅读体验,文中参考文献标注进行了删减,详见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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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辑 邓泽宜
微信编辑 刘芝若
微信校对 李清清
审核 曹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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