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关于杜甫文献系统整理的几点思考
编者按:本文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18年第12期),经作者授权发布。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多数情况下,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文献整理特色。我们这个时代的文献整理特色是什么,将来的学术史会有怎样的概括,这些问题很有趣,现在也很难推想。但我想,大规模的古籍影印整理出版,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特色。随着电子化时代的来临,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还有大量的出土文献不断被发现,大规模的收集、影印乃至深度整理海内外古籍文献,已成为当今重要的学术趋势。国家相关部门正在积极组织专家对中国现存古籍进行全面普查,对流失海外的古籍文献进行系统的回购或者影印出版。因为有国家财力的支撑,有国家政策的倾斜,我们的古籍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近年,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系统的古籍文献整理工作,往往获得青睐,容易立项。根据新的资料,全唐诗、全唐文得到重新整理。全宋文、全宋诗、全元诗、全元文、全明诗、全明文等或早已立项,或已经完成。各省市、地市、乃至县市地方政府,汇聚当地物力和财力,集中本地文化资源,编纂地方文库和大型丛书,也成为当今一大景观。清代乾隆时期倾全国之力编纂《四库全书》,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我们现在古籍文献整理的总量,不知超出《四库全书》多少倍。很多长期以来鲜有问津的稀见资料,多已影印出版,一些重要典籍也都有了系统的整理校点,乃至详注。我们应该庆幸生逢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代,阅读古籍文献已不是难题。但如何整理文献,可能还存在着若干值得探讨的问题。客观地说,我们的古籍文献整理工作,很多还是粗放式的,远远谈不上深度精细的整理。古籍文献整理工作与时代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纵观中国学术发展史,典籍文献整理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单纯的章句注释和文意疏通。譬如东汉后期郑玄遍注群经,唐代前期孔颖达主编《五经正义》,他们所采用的多是这种形式。这是古籍整理校订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形式。第二种是比较系统的资料汇编,多以集注形式呈现。譬如《昭明文选》六臣注,清人校订的十三经都带有集成性质。第三种是独具特色的疏解,如魏晋时期郭象的《庄子注》,王弼的《周易注》,以及清代戴震的《孟子字义通释》等。这类文献在思想史上具有较高的价值。这种整理方式与上述两种恪守文字校勘原则的传统注释学很不相同,实际上它是一种义理的推衍,思想的阐发。
上述三种古籍注释形式都很重要,并无高下之分。没有字词的训释,没有典章制度、历史地理、历代职官等方面的解说,大多数读者是很难读懂的。如果没有这种基础工作,所谓的集注和义理阐发,根本无从谈起。所以,单注本的整理,依然是我们今天最应该重视的古籍整理工作。但仅限于此,远远不够。古籍整理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方便阅读,并引导读者思考文本的内容和义理的阐发。
阮元在杭州诂经精舍组织一批学者如段玉裁、顾千里等校订十三经的同时,他还提出另外一种设想,即通过胪列众说的方式,把清朝学术成果具体而微地呈现出来。具体地说,就是将各家重要见解分别罗列在经典著作的每句话的下面,章分句析,旁罗参证,详考得失,断之于心。清朝经学著作,此前有纳兰性德的《皇清经解》,其后有王先谦的《续皇清经解》,这些著作带虽带有丛书性质,但都没有达到阮元设想的这种大规模的,具有集成性质的著作。因工作难度太大,尽管阮元位高权重,资源丰富,终究还是没有完成他的设想。这种设想,游国恩先生有所尝试,并取得成功。游先生采用这种看似朴拙、却是最有效的读书方法,编纂了《离骚纂义》《天问纂义》等著作。游先生在每句诗下,罗列历代注释,考订成果,然后下按语,很多按语都是“引而不发”,给读者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今天来看,这样的学问实际上体现了当代学人对历代整理成果的充分尊重和清晰把握。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李若晖《老子集注汇考》(第一卷),以及我主持的《<文选>旧注辑存》,也是这种整理方法的有益尝试。
近年,我在西南民族大学承乏兼任杜甫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同时受聘《杜甫研究学刊》编委,因此比较关注杜甫研究的文献问题。据记载,杜甫生前就曾为自己编过作品集。自晚唐以来,已有各种不同的杜集本子开始在世间流传,或编年,或分体,或分类,不一而足。宋代有“千家注杜”之隆盛,晚唐至今,共有一千多种杜集文献。如果加上最近几年陆续出版的各种杜甫相关研究专著,这个数字应该还会有所增加。遗憾的是,宋代“千家注杜”的成果多有散佚,幸赖各种集注本保存下来若干种。这也是中国古代典籍文献传播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别集作品流传不易,别集注本更是容易散佚。相比较而言,总集、选集、丛书、类书,往往成为古籍保存的重要载体。目前,流传至今的宋人杜诗集注本主要有:《门类增广十注杜诗》《门类增广集注杜诗》《九家集注杜诗》《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杜工部草堂诗笺》《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等。其中,《门类增广十注杜诗》《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门类增广集注杜诗》等,多被认为是托名著作。即便如此,这类著作能够流传至今,说明还有相当的影响力,也值得我们细心整理,留待学界进一步研判。
按照一般规律,古书的注释,理应后出转精。宋代就有千家注杜之说,明清之际又出现第二次注杜高潮,杜诗学文献亦由此层出不穷,蔚为大观。当代杜甫全集校注、杜诗选注,成果很多,也代表了当今杜甫研究的学术水准。每一位杜诗注释者,似乎都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自己的注释能够成为一家之说,能够成为定说当然最好。但从杜诗学发展史上看,这是很难实现的一个目标。首先,前人的研究成果太多,散见各处,汇总起来已经不易。每一位注释者,对于前人的注释,也只能是有选择的截取,必然多有缺失。正像顾千里所说,古书校订,新本出,旧本亡。整理前人注释成果,也是如此。历代旧注,就是在后代不断的注释中逐渐消亡的。古书的流传,要有自然淘汰,这本属常态。而从做学问的角度来讲,最大限度地占有资料,依然是做好学术研究的重要前提。在我看来,杜甫研究的重大突破,恐怕还是得从基本文献的系统整理与深度研究入手。所谓清理基本文献,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进行:
一、系统影印杜集珍本文献
目前存世的重要杜集文献约有五百余种,分藏于中国及海外数百家图书馆,学界迄今未见全面汇编整理的著作问世。此前,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成都杜甫草堂都曾编辑出版自己所藏的杜甫诗集目录,周采泉编《杜集书录》、张忠纲等编《杜集叙录》等是综合性的杜集目录。这类目录,就像杜甫研究的导引图,为读者按图索骥,提供便利。不无遗憾的是,有目无书,读书人还是要望洋兴叹。很多学者都期待着有这样的一部著作,即将重要的历代杜集版本汇编成册,整体推出,必将极大地推进杜甫研究的深入。黄永武编《杜诗丛刊》,收录宋元至清代重要杜集35种,日本吉川幸次郎编《杜诗又丛》,补选7种杜诗文献。这些草创工作,筚路蓝缕,虽有缺失,但确确实实为学术研究提供丰富资料,学者无不称快。
根据孙微、曾祥波、彭燕等人的研究,保存下来的宋元杜甫集及其注释著作,重要的尚存二十余家,至于明清以后的杜诗文献,包括白文本、全集笺注本、分体分类注本、评点本、读杜札记、杜诗选本、集杜和杜之作等,更是多达五百余种。日前,我与杜甫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徐希平教授联袂主编,拟将存世杜集珍本汇为一编,影印出版。这项工作得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初步商定,丛刊分为三编:宋元编、明代编、清代编。清代编量大,再分上、中、下三辑。
《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元至元二十四年詹光祖月崖书堂刻本,山东省博物馆藏
相对而言,宋元刊本相对集中,主要有以下数种:
宋代部分
一、王洙、王琪编定,裴煜补遗《杜工部集》,宋本(孤本),上海图书馆藏。
二、《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二十五卷,宋本(孤本),国家图书馆藏(存卷1-6)。
三、《门类增广集注杜诗》,宋本(孤本),国家图书馆藏(存卷 8)。
四、赵次公《杜诗赵次公先后解》五十九卷,明钞本,国家图书馆藏(存丁帙 7 卷、戊帙 11 卷、己帙 8 卷)。另有康熙重钞明钞本,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藏。林继中有辑校本《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出版修订本。
五、旧题王十朋《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三十二卷,宋本(孤本),归贵池刘世珩玉海堂,苏州图书馆藏。有刘氏影印本。
六、阙名《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二十五卷,宋本,国家图书馆藏。有《四部丛刊》本。
七、郭知达《新刊校定集注杜诗》三十六卷,南宋宝庆乙酉广南东路漕司本。一部归皕宋楼,现藏静嘉堂文库。一部归瞿氏铁琴铜剑楼,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有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编“善本丛书”将所藏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南宋本影印出版(1985年10月初版)。
八、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五十卷。(1)宋本五十卷分别藏于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成都草堂博物馆。(2)元本四十卷《正集》、十卷《补遗》,上海图书馆藏。(3)高丽刻本(韩国藏十余部,出元本系统)。(4)日本和刻本(即《古逸丛书》本,亦出于元本系统)。(5)光绪方功惠碧琳琅馆覆刻残宋本 22 卷。
九、黄希、黄鹤《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三十六卷。(1)宋本,国家图书馆藏。(2)元本(至元二十四年詹光祖月崖书堂刻本),山东省博物馆藏。按,宋本有阙卷钞补,故宋、元本皆可影印,以便对照。
十、《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宋本(孤本),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藏(存卷 14-20)。
《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残),南宋淳熙刻本,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藏
元代部分
十一、宋末刘辰翁评点、元代高崇兰编次《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二十卷,元大德七年原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成都杜甫草堂亦有藏。
十二、《重雕老杜诗史押韵》,元本(孤本),湖南省图书馆藏(存8 卷)。
十三、《杜陵诗律》,伪题杨载撰,有“丛书集成”本。
十四、《杜工部诗范德机批选》,伪题范梈撰,元刊本,有台湾大通书局《杜诗丛刊》影印本。
十五、元代张性《杜律演义》,明宣德四年初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十六、元代赵汸《杜工部五言赵注》,明万历十六年刻本,有台湾大通书局《杜诗丛刊》影印本。
十七、元代董养性《杜工部诗选注》,藏于日本(孤本),山东大学杜甫研究中心藏有影印本。
上述著作,在现有条件下理应全部影印出版。特别是一些孤本,藏在深闺,不仅读者无法阅读,更叫人担心的事,如果发生意外,这些孤本可能就永远消失不存。习近平同志多次说,要让博物馆、图书馆的文物古籍活起来,给他们新的生命。道理很简单,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应用,叫古籍发挥更大的作用,才是最好的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说,系统地影印珍本古籍,不仅仅是为学术界服务,更重要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古籍、充分地利用古籍,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这应当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共识,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二、选择杜集旧注校点整理
前面提到,历代有关杜集的校订注释,对于前人的注释,作者肯定是有所选择的,即便是所谓的集注本,也不是有文必录。因此,前人注释原貌,一般读者往往看不到,久而久之,这些著作很可能就会被遗忘,乃至佚失。为此,杜甫研究中心组织校订《宋元杜甫诗注丛刊》,先期拟推出重要五种,分别为:《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曾祥波整理)、《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彭燕、胡永杰整理)、《分门集注杜工部诗》(谷曙光整理)、《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曾绍皇整理)、《门类增广集注杜诗》等三种(张家壮整理)。这些著作将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元大德刊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
三、汇集宋元旧注于一编
杜集宋元旧注,存世无多。各家见解有何区别,前后继承关系如何。单独就一本书而言,很难说清楚,只有逐字逐句的比对众家,才能了然于心。从这个角度看,杜集旧注的整理,尚有拓展的空间。目前,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将散佚著作,按照时代,逐家辑录出来,单独成册。这样,可以看到各家的学术主张、思想倾向。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将各家之说,汇辑在杜诗各句之下,有助于读者对杜诗文字训释及思想内容的理解。这项工作,看似杂然胪陈,薄殖浅陋,实则异常繁难,错综交纠,个人能力有限,势难完成。这就需要集体的智慧,综贯百家,逐步推进,最终完成。这种工作,可以先从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的杜注研究为中心,由点及面,发覆抉疑,将来逐渐扩大开来,把所有宋元旧注汇为一编,元元本本,比类成编,藉此校订异文,辨析是非,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前沿问题。据我所知,已有学者著其先鞭。我想,这样系统的文献整理著作,既可以为注者研读杜诗提供升堂入室的机会,也为广大读者提供思考的广阔空间。
新的时代,要有新的学术气象和研究方法。彰显时代特色的文献整理,尤其是历代经典的系统整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杜诗学文献,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地整理好、运用好这批文献,可以为创造新时代经典提供有益的学术借鉴和丰富的思想资源,意义深远。
备注:原文发表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18年第12期)时,题目为《深度整理典籍 彰显时代特色——从杜甫研究文献的整理出版谈起》。
刘跃进,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文学遗产》主编、中华文学史料学会会长等职,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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