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兵│反思与前瞻：杜甫研究70年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4期，总第142期。

贾兵，四川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杜甫研究学刊》编辑

“述往以为来者师”。在本世纪初前后，学界出现了一大批回顾、总结20世纪杜甫研究的论著，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林继中《百年杜甫研究回眸》（《河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张忠纲、赵睿才《20世纪杜甫研究述评》（《文史哲》，2001年第2期），张忠纲、赵睿才《建国以来杜甫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杜甫研究学刊》，2001年第1期），杜晓勤《20世纪杜甫研究概述》（张燕瑾、吕薇芬主编，杜晓勤撰著：《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隋唐五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刘明华《现代学术视野下的杜甫研究——杜甫研究百年回顾与前瞻》（《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近年来，则涌现了吴中胜《杜甫研究三十年——以〈杜甫研究学刊〉为中心的讨论》（《杜甫研究学刊》，2010年第3期），赵睿才《百年杜甫研究之平议与反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彭燕《杜甫研究一百年》（《杜甫研究学刊》，2015年第3期），王兆鹏、戴峰《20世纪海内外杜甫研究成果量的时段变化》（《江海学刊》，2015年第3期），潘殊闲、张志烈《杜甫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故本文之宗旨，不在复述既有的成果，而在总结与反思当下杜甫研究存在的若干问题。

一、杜甫研究的基本论题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思潮，杜甫研究也同样如此，但对杜甫研究的基本论题如文本研究和文献研究，不同时代都会予以关注。当下的杜甫研究，杜诗学似乎成为了研究的中心和主体。毫无疑问，杜诗学是杜甫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它并不能完全涵盖杜甫研究的范围。杜甫研究应当包括以下四个部分：一是关于杜甫自身的研究，包含生平、履历、交游、行踪遗迹等；二是关于杜诗的研究，主要是杜诗的艺术赏析以及与之相关的版本、目录、校勘等杜诗文献方面的内容；三是关于杜甫的文、赋等其他文学作品的研究；四是关于杜诗学史等方面的内容。下面以杜诗研究为例，作简要讨论。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杜诗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些进步的取得，正是由于对杜诗研究的基本问题的重视。如对杜诗名篇、聚讼不断的《北征》的解读，可为范例。胡小石较早对《北征》进行了详细的笺注，他解释“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认为人非猿猱，何得行于树杪？盖诗人写景往往只取片时之感觉，纳入文字，不俟说明，骤见似无理，而奇句却由此而生”，并引杜甫他诗加以印证，提出了较为通达的解释；而关于此诗的写作手法，他指出此篇“通诗与散文而一之”，“以散文入诗”，“变赋入诗”，诗风“近于小雅”。傅庚生认为“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指的是“朝中或宫中自行诛灭了褒姒、妲已，不能把‘中自’解为‘天子自己’。”萧涤非认为《北征》写作的目的在于“写出人民生活的情况，来唤起唐肃宗的密切注意”，提高唐肃宗对回纥的警惕；在文体上，《北征》是谏草、奏议。霍松林则对《北征》“以文为诗”的情况作了详细深入的分析。曹慕樊认为“《北征》第一段是受王粲《七哀诗》第一首影响的，王诗哀痛，杜诗沉郁”，在精神上“受屈原《哀郢》的影响”，全诗的诗法从“《诗经》变雅而来”，史法则继承了“《春秋》笔法”，并认为《北征》的主旨是颂扬新君，拥护统一。刘开扬力辩“以散文入诗”非自《北征》始，“《北征》诗，本未言玄肃之间事”，胡氏婉转讽喻之旨，实为臆测。成善楷对前人未备之说，多所发明，如释“经纬固密勿”之“密勿”为黾勉之声转，“石戴古车辙”本之《尔雅·释丘》之戴丘（或载丘），“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实近乡情更切之情，“那无囊中帛”之“那无”为“奈无”，“此辈少为贵”之“少为贵”为回纥用兵特点，“官军请深入”为倒装句“请官军深入”，“周汉获再兴，光宣果明哲”以周宣、光武勉李亨，希望之意多于颂谀，否认“玄宗内禅”之说，“方此之时，玄肃关系，犹未恶化”，“以杜亦常人，不能未卜先知也”，胜义良多。吴鹭生主要从现实主义和诗作的人民性出发，对全诗进行了串讲。邓魁英、聂石樵主要是对《北征》的重要词汇进行注释，如解“少为贵”为“杜甫反对多用回纥兵”。金启华重点对诗歌的叙事、写景的艺术手法作了详细的分析，对历代笺注的研究成果均有吸收。廖仲安主要是对诗意进行疏通，此外，他还认为“此辈少为贵”之“少”当作去声。章起则对“墨制放还”，《北征》提出的战争策略以及所蕴含的政治劝讽作出了进一步的申说。邓元煊则从诗史的角度，详述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的“史传”功能。刘开扬补充旧说，认为杜甫非房琯朋党，左拾遗之职亦非房琯之荐，“此辈少为贵”之“少”当作上声。邓小军提出诗题《北征》和首四句是用《诗经·小明》之意，认为杜甫自悔仕于乱世；批评肃宗斥贤拒谏；杜甫与肃宗“有旧”，并对诗中的服饰、妆容作了详细的考辨，赞成胡小石关于玄、肃矛盾的判断。史秀洋则从叙述学的角度，分析了《北征》的叙事手法，重点阐述了意象叙事和用典叙事的独特性。上述诸家对《北征》之探讨，由笺注字词，到探讨诗艺，再到剖析诗旨，几无遗意。从《北征》研究史也可看出，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取径，对于当下的杜诗研究可资参考。
在杜诗研究取得显著进步的同时，目前仍有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如莫砺锋列举了九例杜诗学的疑难问题，这些问题分别涉及字词、典故、异文、名物、风土、地理、天文、避讳、史实等方面。又如，胡可先总结出唐以后杜甫研究的八大热点问题：家世籍贯、卒时卒地、重要行踪、李杜交游、李杜优劣、集大成说、诗史说、杜诗风格，其中许多争议仍未得到解决。兹再略举几例，抛砖引玉。比如《望岳》《游龙门奉先寺》谁是现存杜诗第一首？抑或两者都不是？《兵车行》的写作年代为何时？诗歌的主旨是讽刺杨国忠还是鲜于仲通？《前出塞九首》是拟乐府古题还是写时代新声？《投简成（咸）华两县诸子》到底作于长安还是成都，成（咸）华的具体所指为何？杜甫弃官华州，入蜀、离蜀的原因到底为何？这些问题都仍有探索的空间。像以上这样的问题，几乎遍布整个杜诗学史，在新时期，我们有必要、有义务对这些问题作出可能的回答。除了杜甫研究的基本问题外，关于杜甫、杜诗的其他“边缘”问题，也不应偏废。“中心与边缘”历来是学术研究中必不可少的讨论话题。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此可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所谓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即是指文学在每个时代的中心话题、核心所在。同样，“一代有一代之杜诗学”，近年来屡有人强调对中心之外“边缘”的研究，杜诗学研究是否也应当如此，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传统杜诗学的研究中心，是自然形成的。千余年来，经过学者的选择，形成了杜诗学中最值得探讨的议题。因此，目前对某些杜诗篇章的研究，似乎过于强调边缘，甚至对许多毫无价值的杜诗评点本、选本进行研究，这种看似全面的研究，容易忽略杜诗研究的核心话题，反而难以汲取杜诗最有营养的部分，对于杜诗学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二、杜诗学理论的构建一千多年来，历代学人对杜甫的研究与学习，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在不少前辈学者的努力之下，逐渐形成了杜诗学这一专门领域。尽管传统的杜诗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一直缺乏系统性的总结，因此，在新时期，加强构建杜诗学理论是十分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杜诗学”一词虽源自元好问《杜诗学引》，但真正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系统性理论框架的著述，当属胡可先《杜诗学引论》（安徽大学2003年版）。之后，相继出现了孙微《清代杜诗学史》（齐鲁书社2004年版）、杨经华《宋代杜诗阐释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赫兰国《辽金元杜诗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刘文刚《杜甫学史》（巴蜀书社2012年版）、邹进先《宋代杜诗学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魏景波《宋代杜诗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等。可见，关于“杜诗学史”的论著已经较为完备，基本覆盖了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尤以宋代杜诗学史的研究最为显著。但是，这些“杜诗学史”，多为关于杜诗研究史的回顾，或者对古人杜诗学阐释的论述，而关于何为“杜诗学”，我们应当建立起何种杜诗学理论，学界迄今为止，没有达成共识。因此，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之下，我们有必要构建出一套符合现代学术话语体系的杜诗学理论，以利于学界沟通，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胡可先在1995年提出杜诗学的研究应包括“杜诗目录学”“杜诗版本学”“杜诗注释学”“杜诗史料学”“李杜优劣论”“杜诗历史学”“杜诗文化学”“杜诗学的研究进程”八大方面的内容。他在2003年出版的《杜诗学引论》中进一步修正细化为“杜诗学通论”“杜诗学史论”“杜诗学专论”“杜诗学年表”四大部分，而“杜诗学通论”则对杜诗的著录、版本、校勘、注释、史料、评点、文化，作了更为科学和详实的论述。以上论述主要是偏向杜诗学史的内容，杜诗学史应该成为我们进行杜诗本身研究的助力，但非研究的主体。因此，本文认为杜诗学是一门以杜诗研究为主体，同时涵盖杜诗接受研究、杜诗学史、杜诗与中华文化以及东亚其他汉文文化关系研究等方面的专门学科。理论必须建筑在合理的方法之上。我们在遭遇杜诗学理论瓶颈的同时，应当注意到中国古代固有的、独特的、丰富的文学阐释方法。在杜诗注释学方面，钱谦益、仇兆鳌、浦起龙、杨伦等人在注解杜诗的同时，都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阐释方法。如钱谦益对历代注杜之学进行了总结，列出八种错谬现象：伪托古人、伪造故事、附会前史、伪撰人名、改窜古书、颠倒事实、强释文义、错乱地理，这对于我们今天注释、理解杜诗仍有帮助。仇兆鳌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总结出凡例二十则，作为注杜的基本原则，其中杜诗会编、杜诗刊误、杜诗编年属于杜诗文献整理问题，杜诗分章、杜诗分段、内注解意、外注引古属于杜诗注释问题，杜诗根据、杜诗褒贬属于杜诗的艺术渊源与评价问题，杜诗伪注、杜诗谬评、历代注杜、近人注杜属于杜诗学史，杜赋注解、杜文注解属于对杜甫文、赋的注解，诗文附录、少陵大节、少陵旷怀、少陵谥法、少陵逸事属于对杜甫本人之评价，即“知人论世”之法也。可见，《杜诗详注》之阐释方法，非仅文本注释之学，实与文献、诗歌艺术、研究史以及诗人本身息息相关。由此，启发我们杜诗注释必须借助版本、目录、校勘之学以刊正诗文，在存在异文的情况之下，注释应随之变化，不应囿于一家之说。又如杨伦《杜诗镜铨》自序说：“惟设身处地，因诗以得其人，因人以论其世，虽一登临感兴之暂，述事咏物之微，皆指归有在，不为徒作。”此即传统诗论中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之法。基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传统，杜甫年谱之学一直被历代注杜者所重视，仅据《杜集叙录》统计，现存杜甫年谱就达数十种，且滋生了大量杜诗编年本，如《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杜诗详注》《杜诗镜铨》等。上述例证，凸显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杜诗注释学仍然具有深广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在中西新旧交会之际，达到了新的高度。如在杜诗校勘学方面，王利器《杜集校文释例》对几种较为重要的现存宋元杜集古本进行了校订，总结出了74例校订范例，可大致概括为：（1）卷目、题目、题注、序文格式、结衔之误；（2）篇章之次序、分合之误；（3）字误，包括诗文形近、音近、积画、衍倒、阙脱、重复之误，并以诗律、押韵、对仗、语法、避讳、唐人习用字词以定字误；（4）校语、诗注之误，如校语、小注混入正文，“以注文校正文”“旧校之误”“旧注删节”等现象；（5）辨别佚诗、佚文真伪，对具有同等有效性的“异文并存”；（6）采取理校之法，勘正杜诗；（7）订正杜诗本身之误，如所举“本书与唐史违异”“本书与地志违异”“作者之误”。这对于我们今天校勘杜诗仍有方法论和实践层面上的参考意义。杜诗学理论的构建要避免错误的方法。我们在吸收传统杜诗学的成果时，应当注意杜诗旧注中的弊端。如宋代所谓的“千家注杜”，在形式上，形成了各种集注，每一集注之中，好以标榜搜罗之全，实际上，一些常见习用语，完全没有必要注出，而事关重要典实处，往往真伪混杂，罗列众说而不加裁定，贻误后人。同时，宋人式的完全脱离文本的“六经注我”的解读，毫无根据的臆测，也应该避免影响。再如，不少杜诗注本对词句琐碎解释，而不对诗句、全诗进行解读，对整首诗所处背景以及对整首诗在杜甫创作生涯的地位进行考察，也是不可取的。对杜诗的真正所指与诗旨“微言大义”的追寻是杜诗研究中的必要部分。因此，我们应当正确对待历代注家、诗评家的评点，做到不盲从、不轻易否定、不臆断。如宋人提倡的“诗史说”，自有其时代背景。文学作品的基本取向，往往与政治息息相关，传统的儒家诗教之说，根深蒂固，所谓“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诗史说”实乃承袭汉儒论诗的美刺讽喻之说，《诗序》每以《诗经》篇目与周人史实相对应，便是以《诗经》为实录。“以诗言志”的传统，便是将诗当作言说志向的别史。唐宋人以杜诗为“变风”“变雅”，实际上便包含了其美刺讽喻的功能。杜甫讽喻武皇开边、丽人炙手可热，也是继承了这一传统。历代论杜者，每喜附会史实，以“美刺说”解读杜诗，便是受“诗史说”的影响。魏晋以后，诗歌逐渐脱离政教的色彩，诗人在文学创作时，可以追求纯文学的美，不必“言必称志”，杜甫诗歌中，固然有托喻讽谏之作，但是否每首诗中都有，便是难以断言，我们在判断时，还需要结合杜甫作诗时，他所处的环境、遭遇来进行综合判断，在诗歌文本和同时期的诗作中找出有力证据，才可“以史证诗”。又如历代研究者易受时代风气之影响。如杜甫在政治上，忠君爱国、“一饭不忘君”的形象，为南宋偏安政权下的士人所接受，杜甫之地位亦得以高扬，出现“千家注杜”之盛况。而明人在宗唐与宗宋的不同取向之下，昔日之李杜优劣论遂成为热门的讨论话题。故我们在研究杜诗时，不宜径自引用宋、元明人之点评，就诗歌艺术而言，易受时代之好尚影响；而关于杜诗文献、诗歌系年等客观方面的分析，更要注意辨别因学者个人好尚而导致的附会史事、妄改字句的情况。故我们在研究时，应注意区分客观与主观两方面的研究，杜诗文献、诗歌年代等方面的研究属于客观的，是不容置疑，应须着力搞清楚的；杜诗艺术、杜甫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属于主观的，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应当百花齐放，从各个角度进行分析，一是针对同一主题作出主次的判断，如杜甫精神世界中，儒家思想是否一直居于首位的；二是针对不同时期作出独立的判断，如安史之乱后，杜甫的诗歌艺术日渐成熟，其乐府新题，“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语）。同时，对于西方理论我们应该秉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在可能的条件下，尝试吸纳西方新兴的叙事学、符号学、文本理论等新方法。这些理论虽然源自西方独特的历史背景，但是人类文化所具有的共通性，确保了阐释上的有效性。如在杜诗接受史的研究上，西方接受美学理论对文本和作者之间客观性的重视，可补我们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不足。以往的研究，我们大多喜欢用“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方法来解读杜诗。实际上，杜诗在产生以后，在一定程度已经脱离了杜甫，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文本，历代的注杜、学杜者往往在新的历史背景之下使用它。比如文天祥在狱中以集杜诗的方式，重新演绎了杜诗，赋予了杜诗新的文本和文化意义；宋人在“诗史说”的背景之下，普遍将杜诗视为诗史，“以诗证史”和“以史证诗”的阐释学方法得到广泛运用；又如今人理解杜诗，建国初期喜欢用阶级理论解读杜诗，当代学者则习惯以历史、地理等大文化史的角度解读杜诗。以上种种差异，如果从文本与作者的独立性来看，就不难理解了。我们在杜诗学理论的构建过程中，应当审慎地对待西方理论。比如部分学者在使用西方理论研究杜诗时，陷入了理论的窠臼。如《论杜甫〈北征〉的深层结构》一文认为“杜甫《北征》一诗在周文化的背景上，展开为三重二元对立结构，即天与君，凤与虎，屈与陶。而在这一切之上，又呈现出补天的母题。”通观全文，作者以西方神话学理论，将《北征》解析为三重二元对立，实际上是违背此诗的宗旨的。二元对立一直是西方文化中的核心主题，但在中国文化中，多强调对立之下的统一。细味全诗，天与君并非对立的关系；作者以“凤翔”与“猛虎”相对，也属牵强附会；至于将君臣之“补救”与“女娲补天”相联系，更是无稽之谈了。
沈尹默书杜甫《北征》（图片来源于网络）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理论？孔子所谓“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庶几近之。在主观上，我们必须消除成见。从客观上来看，“文学批评方法，必然受到文学作品本身制约”，因此，对杜诗本身的解读，我们反对那种完全脱离文本的解读，尤其是西方部分理论家认为作品创作出来之后，已经完全脱离作者，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这种无视作者和文本语境的解读是毫无意义的。读者所作的可能性建构，如果脱离了文本，将毫无根据可言，无法令人信服。由此，也凸显了对杜诗和杜诗接受史的研究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所适用的方法和理论，也随之不同。我们在对待不同的文本时，应当具体而微。总体而言，我们在构建杜诗学理论的同时，必须注意杜诗学理论的建立，是为了正确地解读杜诗、理解杜甫，因此杜诗学理论的构建，不是对传统杜诗学的直接承袭，也不是照搬西方现有的理论，而是结合杜诗、杜甫的实际研究情况，发展出科学的阐释体系。
三、当前杜甫研究存在的其他问题（一）碎片化、片段化解读当前，碎片化、片段式的研究几乎遍布人文社科学界。碎片化最初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特点之一。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学者在面临海量的既有学术成果时，往往选择了碎片化阅读和碎片化写作。前者导致我们在研究时不能全面地掌握学术动态，全面地、整体地把握研究的主题，陷入片段式的理解；后者往往容易造成就事论事、一知半解的只言片语。当前的杜甫研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二）研究素养不足部分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仅仅局限于某一文本，不注意考察相关文献的目录、版本、校勘，不注意诗人的生平、时代背景，不注意同时期诗人的相关诗作，不注意前后代诗人、诗风的流变，所得结论往往毫无新意。写作能力不足，也是当下杜诗研究中的一大问题。如文风浮躁，篇幅冗长，动辄万言；以材料代替论证，罗列材料，不加辨正；索隐故实，附会杜诗；理论惟先，以杜诗牵合理论；结论先行，预设立场；诗歌赏析流于表面，用现实主义、爱国主义等概念，大而化之；袭用旧说，忽视创新等等。1960年，钱穆曾致信余英时，谈到撰写论文的体例，对于今日之研究，颇有参考意义。（三）对前人研究成果关注不够“闭门造车”，甚至“撞车”的现象屡见不鲜，一方面容易导致大量重复性、无意义的研究，另一方面由于未能充分吸收前贤的研究成果，遽下断然之语，势必影响结论的有效性。之所以会出现以上这些现象，固然受时代研究风气的影响。客观上讲，既有成果固然较多，研究门槛固然较高，但作为学者，我们应当立足时代，放眼未来，打破时代的局限，不受所谓的潮流影响。四、未来杜甫研究的可能趋势（一）广阔的研究视野每一时代之人必受其时代影响，亦必受其时代限制。故其学术目光亦必如此。我们生活在新时期，面临中西文化交融的国际背景，学术之潮流亦随时代之脉搏而动。古人不能得见之杜诗版本、新出之唐代墓志，互联网电子图书与检索工具、大数据分析等新的学术工具，都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杜甫、理解杜诗提供了便利。1930年，陈寅恪为陈垣《敦煌劫馀录》所作序谈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陈寅恪的“预流”说，强调占有新材料，提出新问题。视之今日，唐代新出土墓志，对于杜甫研究的推动作用是不容小觑的。如近年来出土的郑虔墓志显示其卒年为乾元二年九月，得以纠正以往将《所思得台州郑司户虔消息》系于上元二年、广德二年的错误编年；又如新出土的韦济墓志表明韦氏卒于天宝十三载十月，再结合杜甫、韦济两人仕履、行迹，可将《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系于天宝九载。可见，利用新材料，在新时期杜甫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杜诗编年、杜甫交游等难解之谜意义尤大。

当下国际之间的学术交流，越来越多，杜甫研究必须关注日本、韩国、越南以及欧美学术界的学术动态，在可能的条件之下，掌握英语、日语等语言工具，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今日的杜甫研究必须具有前瞻的学术眼光，在“预流”的基础之上，掌握学术的话语权，甚至引领学术之潮流，在新时期提出新的研究论题。（二）研究主体的回归当前的杜甫研究中，存在研究主体错位，甚至消失的现象。如当前杜诗学史、杜诗接受史成为研究热点，而对杜诗本身的研究不足。关于杜甫及其作品本身的研究，应当是我们研究的重点；由杜甫、杜诗所衍生出的研究史、接受史的内容，固然也很重要，但不应成为我们研究的主体，当前杜甫研究中出现的过于偏重研究史和接受史的研究应当予以纠正。当前的杜甫研究应该回归杜甫、回归杜诗、回归唐代，不应过分倚靠历代注家及研究者。以杜诗注释为例，当前的杜诗注本，多沿袭古注，但注释应有一家之说，而非文献资料的集录，对于历代的笺注之学应当正本清源，在最新学术成果的基础之上，加以裁定；又如不少注家在阐释杜诗的地名和名物时，习惯使用后世的书籍，以注家所处的时代情况来判定杜诗，这就要求我们回归到杜甫所处的时代。
（三）研究方法的开新早在1942年，勒内·韦勒克与奥斯汀·沃伦在其名著《文学理论》中，就强调“文学的外部研究”要与“文学的内部研究”相结合。时至今日，对于杜甫研究仍有参考价值。我们认为对杜诗文本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不可偏废，文本之内应注重文本细读，但要注意与碎片化阅读区分开来；同时要与文本之外的考察相结合。1.文本细读的回归杜甫研究有千余年的研究史，杜诗之深赜前贤已有探寻，研究者只好将矛头对准部分疑难诗句，这也正反映了当下文本细读的重要性。我们在阅读过程中，通过文本细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当前杜甫研究的必要取径。兹举王运熙对“羯胡事主终无赖”的解读，以为范例。他首先对古今模糊不清的“羯胡”一词进行详细考证，认为“自梁代以迄唐初，均以羯贼称呼侯景及其部众。大概因为侯景原在北朝任职，其部下颇多北方少数民族人，他叛梁作乱时，杀人放火，行为极其残酷，故南朝、唐初人均詈为羯贼。在此种背景下，杜甫《咏怀古迹》诗把侯景呼为羯胡，并用以双关安禄山，行文可谓曲尽其妙。逮及后世，忽略了南朝、唐代人詈侯景及其部众为羯胡这一称呼，因而认为杜甫此诗中的羯胡，直接是指安禄山了。”又如郭在贻对杜诗词汇的训释，他训“恰恰”（“自在娇莺恰恰啼”）为“频繁、时时”，“料理”（“未须料理白头人”）为“欺侮、作弄、撩拨”，“咬”（“痴女饥咬我”）为“求恳”，“更”（“县小更无丁”）为“已”，“却去”（“畏我复却去”）为“离开”等等。再如他对杜诗异文的训释，总结出“由于浅人的妄改而造成异文”“因同音假借而造成异文”“因声音相同相近而造成异文”“因字形相近而造成异文”“异文的两方为同义或近义词”“异文的各种写法是同一联绵词的不同变体”六种类型。以上诸例，如果不通过文本细读，不经过细致的辨析，是不可能获得新的认识的。2.未来杜甫研究的可能范式历史的现象不是孤立产生的，传统学术中的会通思想，以及当前学术的交叉融合现象，都表明杜甫研究、尤其是杜诗研究，应将文献研究、诗艺研究、文化史研究三者相结合，并以研究史穿插其中。具体来讲，杜诗研究首先应当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一是对杜集文献的版本、目录、校勘、编年研究；二是对杜诗注释的研究；其次是诗艺研究，包含对杜诗文本的研究以及接受史的研究；最后是杜诗文化史研究，我们在文献研究、诗艺研究的同时，应考察其历史背景、文化思想，比如涉及到题画诗、咏物诗等的写作时，必须与绘画、书法、音乐等艺术史的研究相结合；对杜诗的空间行研究，必须与历史地理学相联系；对杜诗中所涉及到的唐代民俗研究，应运用民俗学相关知识。在融合研究的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坚持宏观、中观、微观研究相结合，具体事例与义理阐述相结合，坚持文本为主、文学本位，艺术鉴赏与思想价值相结合，坚持学术研究与公众普及相结合。

3.平实的研究心态（1）立足现状，有的放矢学术研究的本质是创新。但为求新奇，妄下雌黄，是我们研究过程中必须避免的。以杜诗编年为例，杜诗中常有写景写物之句，在难以判定是实写还是虚写的时候，应当借助年谱或紧密联系的他诗作为佐证，如无确切证据，应放弃系年，该存疑处当存疑。部分研究者选取无法确证的诗句作为研究对象，在可有可无的解读之下，使得原本不宜固化的诗意更加扑朔迷离，此即杨伦所谓“今之杜诗，汩于谬解，多有诗义本明，因解而晦，所谓万丈光焰化作百重云雾者”。此外，再列举数端：一、跨时代研究、中西比较研究应当慎重。我们在面对碎片化研究的同时，跨时代、中西比较的综合研究也容易陷入研究对象之间的巨大鸿沟，故我们的研究对象之间应具有极高的相似度或者渊源关系；二、不宜下具有规律性、普遍意义的断语。当前研究往往采取例证加以推论，故所得结论，其适用范围是有限的，每则材料所具有的特殊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结论的普适性；三、合理对待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辩证关系。在有限的资料条件下，创造条件，产生出合乎逻辑的新结论；对于必须存疑的问题，应当保持审慎的态度；四、不忽视反证。如《投简成（咸）华两县诸子》，如果是作于成都，那么如何解释诗句提到的“长安苦寒”“南山豆苗”“青门瓜地”？因此，对待无法直接证明的问题，可采取旁证，合理推论，但应谨慎下结论；同时注意区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之间的有效性与优先性，如在杜诗文献上，旁证与合理的推论，往往都比不上直接的版本依据，对杜诗异文的讨论，可以依靠优胜的版本加以解决。（2）同情之理解陈寅恪强调“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此即研究者要与作者共情，设身处地，才能获得历史的真实。钱穆也说过：“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他强调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是读史者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质。缪钺服膺清人汪中“独于空曲交会之际以求其不可知之事”，欲求幽微玄眇之诗，必与古人心志相接，探其言外之旨意、隐微之迹。具体来说，我们对不同时期的杜甫进行评价，应该实事求是，具体而微，不曲解，不一味地贬斥和褒扬。比如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杜甫的投赠诗呢？我们在解读这些诗时，应当充分注意到杜诗与杜甫之间的关系，他在困守长安时期，生活异常艰难，所谓“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即是其窘迫处境的真实写照。他为摆脱困境，求官汲引，投赠达贵，这些背景因素都是我们在评价这首诗歌的艺术价值时不可忽略的。一千余年来，杜甫由一个饱经忧离的普通士人，逐渐成为“诗中圣人”，杜诗亦由有限的流传空间，进入到中小学生课本。关于杜甫及杜诗的研究亦绵延千年，构成了中国文化独特的现象。时代和人民的召唤，使得杜甫精神及杜诗成为知识阶层必不可少的精神粮食。毫无疑问，70年来，杜甫研究取得的成果令人瞩目。在未来，我们期待杜甫研究的范式最终得以形成。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杜甫研究的不断深入，必定会推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繁荣，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不断发展和创新。▼往期精彩回顾▼杜甫研究学刊 ∣一个有态度的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