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继中│论杜律铺陈排比的叙述方式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07年第1期，总第91期。 

林继中，闽南师范大学教授

对杜甫的诗歌成就作全面评估当始于中唐人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他认为诗至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他特别指出：“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白）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元氏长庆集》卷五六）所论杜之“集大成”，已为后人广泛认同，而其“铺陈终始，排比声韵”之誉，却招来非议。如元好问《论诗》绝句云：“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杜诗详注·附编》）此论一出，“铺陈排比”几成贬语。但细揣元稹意思，只是要在“兼人人之所独专”的基础上突出杜甫独得之处。如果我们兼顾元稹《乐府古题序》所论，便知元稹对杜甫“即事名篇，无复倚傍”的创作方法有发明之功，并非对少陵的“连城璧”茫然无知。再如元稹《叙诗寄乐天书》云：“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元氏长庆集》卷三十）元稹不但要求诗要有“寄兴”，还要重视诗的“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即形式的多样、臻美所造成的整体气势。所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是与下文“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紧密联系的，正是突出杜甫诗“浩荡津涯”的艺术特征，铺陈排比虽然只是“集大成”中的“一途”，却是颇能显示其叙述艺术特征的“一途”。因作是篇，请试辨之。

（一）

叙述方式是作者理解、把握、表现客观世界的方式。如以秦州诗为分水岭，则前期杜甫叙事多用“缘事而发”的方式，而形式自由的古体诗为其首选。这一选择是由于杜甫其时处于政治中心地带的京、洛间，目睹身受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有丰富的直接经验在内心涌动，需要一种直捷的表现形式，乐府传统“缘事而发”的叙述方式遂适其用。综观前期叙事较著的名篇，如《兵车行》、《丽人行》、《哀王孙》、《哀江头》等为七古，《前出塞》、《后出塞》、“三吏”、“三别”等为五古，这些诗皆以叙事为主线，直道其事，通过细节、对话、自白、视觉画面，追求一种现场感。历来关于此种方式之讨论已颇充分，兹不赘论。

然而各种文体自有其局限。如“三吏”、“三别”一类叙事，要求事件本身有一定长度与完整性，题材不易得；再者，诗歌本不是构建“纯客观”叙事幻觉的最佳文体，既不如史，又不如小说。尤其是中国诗以抒情见长，有其独特的叙述方式与语体。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有一段评语云：

诗有叙事语者，较史尤不易。史才固以隐括生色，而从实著笔自易；诗则即事生情，即语绘状，一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此“上山采蘼芜”一诗所以妙夺天工也，杜子美仿之作《石壕吏》，亦将酷肖，而每于刻画处，犹以逼写见真，终觉于史有余于诗不足。

“永言和声”，指的是诗歌特有的语体，即讲究韵律、节奏的抒情语体，如《文心雕龙·定势》所指出：“赋颂诗歌，则羽仪乎清丽”，而“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不同文体有其不同的语势，诗歌的语体贵清丽，史论的语体贵核实，两不相侔。所谓“诗有叙事语者，较史尤不易”，就在于它必须顾及诗歌自家的语体，其叙事应是“即事生情，即语绘状”，“相感”必在“永言和声之中”。也就是说，文体不离语体，中国诗中的叙事，仍应属抒情语体。对此，杜甫是自觉的。他在《戏为六绝句》中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清丽，也还是杜诗的语体追求。故杜诗一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再曰：“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熟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王夫之虽然未能充分肯定《石壕吏》的诗性，但的确抉发出杜甫文体不离语体之诗心。

同属前期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与《北征》，代表杜诗又一种叙述方式，似乎更能体现杜甫对诗歌语体的追求。二诗皆以长篇叙事，但推进的主线却是诗人的情志。《咏怀五百字》开篇以三十二句明志，“窃比稷与契”、“穷年忧黎元”是主脑。以下叙述过骊山所见所闻，因君臣作乐而激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平，接叙还家而“入门闻号咷”之惨况，遂推已及人有“默思失业徒”之悲天悯人情怀。二段叙事皆“即事生情，即语绘状”，情志是主脑，叙事服从情志的需要，是之谓“以情使事”。这一特征在《北征》中有明显的进展。《北征》结构更复杂，开篇写探家与恋朝的矛盾心情：归心如焚却又对朝廷放心不下。“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是这次旅途的总体情绪。浦起龙《读杜心解》笺云：“盖内‘顾’则思家，陛‘辞’则恋主，私谊公忠，一时迸露，遂为一诗之纲领。”大体上不错。不把握这一“纲领”，就难以理解全篇的叙述。中间一段或写山果橡栗，或写鸱鸟野鼠，或写古战场，或写饮马窟。至归家一段，悲喜感触，琐琐细细，靡不具陈，诚如《初白庵诗评》所说：“叙事言情，不伦不类，拉拉杂杂，信笔直书。作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而家国之感，悲喜之绪，随其枨触，引而弥长。”讲的也是“即事生情”的意思，而整合这些“拉拉杂杂”的是以情志为内线的结构：就在诗人似乎已沉溺于天伦乐之际，忽迸出四十八句对借兵回纥，马嵬兵变诸军国大事的煌煌议论，遥接开篇国事割舍不下的心绪，中间大段叙事似山脉起伏断而实连，家事国事遂筋连着骨，通片读去，更觉全诗已整合为一个以国事为重心的整体。二诗虽属古体，但语体上则已显出铺陈的特色。此种“以情使事”的叙述力式可概括为：一是所注重不在故事性、逻辑性、“客观性”，而在乎与情志间的隐显关系；二是与直陈其事的叙事方式相比较，更重视“即语绘状”，结构上的切割画面与语势上杂用对偶句铺陈的赋法。这两个特征在杜甫前期尚不足为主流，至后期远离政治中心，较少接触军国大事的情境下，日渐成为各体诗主要的叙事方式。

 （二）

文体之通变，其内驱力在乎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新事物、新情感、新视角等等，都可能促使那些不愿因形式而牺牲内容的作者，去改变旧形式，寻求与新内容相适应的新形式。杜甫自乾元二年（759）弃官西入秦州，自此日渐远离政治中心，至晚年孤栖夔府，所接触者无非草民细事，很难再有军国大题材可作。这就促使杜甫寻求新的叙述方式。至此，我们有必要回到前面有关“集大成”的话题。

杜甫的“集大成”，不仅是各体俱备，号称“武库”；更重要还在于能得各体之精神，化而用之。故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有云：“少陵不效四言，不仿《离骚》，不用乐府旧题，是此老胸中壁立处。然《风》、《骚》、乐府遗意，杜往往深得之。”其深刻处还在善于沟通各种文体，如运古入律、以歌行入律、古诗杂律、歌行用乐府语等。事实上不同文体之“对话”，往往是创新之途径。故《诗薮》内编卷四又云：“杜诗正而能变，变而能化，化而不失本调，不失本调而兼得众调，故绝不可及。”杜甫后期对叙述方式的探索是多方位的，可谓各体并进，且交叉互渗而“不失本调”。其排律日见增多，应是探索新叙述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样体现了注重文体互渗而不失本调的“集大成”精神。

排律，或以为乃律诗之延伸或扩充。从体制言之似是，自文学史观之则非。排律之称始于元人杨士弘《唐音》，而排律渊源本与四韵律同步演进，而四韵于南朝时并非主流形式，唐人甚至以六韵为科举准式，并非先有四韵律，而后有排律，故无所谓“延伸”或“扩充”。高棅《唐诗品汇·五言排律叙目》云：

排律之作，其源自颜、谢诸人古诗之变，首尾排句，联对精密。梁陈以还，俪句尤切。唐兴，始专此体，与古诗差别。……其文辞之美，篇什之盛，盖由四海晏安，万机多暇，君臣游豫赓歌而得之者。故其文体精丽，风容色泽，以词气相高而止矣。

所谓“首尾排句，联对精密”、“文体精丽，风容色泽，以词气相高”，当属排律传统的语体，可上溯至汉赋。《文心雕龙·诠赋》云：“赋者，铺也。铺采文，体物写志也”。铺，铺陈，即对同一事物进行多层面的描写，或以同类事物进行排比。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叙述方式。而铺排的基本要素无非丽藻、偶对、用典。在诗歌律化进程中，赋的这些“基因”已移位至律诗。排律于此为甚，加上声律之讲究，是赋的近亲。杜甫排律尤能将这些基本要素组合变化，发挥到极致，形成沉郁顿挫的整体风貌。在古体、排律中，这一总体风格分属不同的叙述方式。试以同类题材的五古《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读杜心解》卷一之一）、五排《上韦左相二十韵》（上书卷五之一）略作比较。二诗皆为求达官汲引之作，但前者用古体“直抒胸臆，如写书牍”（《杜臆》）；后者用排律，典重含蓄。不同语势导致呈露的心境有别。前诗作于天宝九载（748）冬以后，杜犹在“强仕”之年，锋芒尚露，开篇即云：“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言抱负则云：“致君尧舜上”，不作谦让；言困顿则云：“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不讳言狼狈。古诗之自由无拘最宜畅达此情。后一首排律作于天宝十四载（755），杜44岁，困窘至极，是冬所作《咏怀五百字》已发出“许身一何愚”之感慨，是出处无奈的心境。《读杜心解》云：“篇首颂之，中言相职在于容贤，而末乃自叙见意。”不得不颂之，乃“纯以虚怀好士为颂扬之词”，尽量保留点儿士的尊严，而排律文体雅丽，自然是首选。不过，排律虽然铺采文，易造就气势，但偶对精严，又造成以联对为单元的封闭性，文气不畅，而一路用典又自设路障，造成读者心理上的滞碍，故尔排偶描写易而畅叙难。当然，排律中也有开阖畅达者，如《投赠哥舒开府二十韵》：

 

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驾驭必英雄。开府当朝杰，论兵迈古风。先锋百胜在，略地两隅空。青海无传箭，天山早挂弓。廉颇仍走敌，魏绛已和戎。每惜河湟弃，新兼节制通。智谋垂睿想，出入冠诸公。日月低秦树，乾坤绕汉宫。胡人愁逐北，宛马又从东。受命边沙远，归来御席同。轩墀曾宠鹤，畋猎旧非熊。茅土加名数，山河誓始终。策行遗战伐，契合动昭融。勋业青冥上，交亲气概中。未为珠履客，已见白头翁。壮节初题柱，生涯独转蓬。几年春草歇，今日暮途穷。军事留孙楚，行间识吕蒙。防身一长剑，将欲倚崆峒。

此诗虽极意铺陈，却不伤于芜碎，实在是得力于文气的贯通。开篇二句不用偶对，陡然有势，而转换承接甚是圆健，如《读杜心解》所称：“其‘策行’一联，流水下；言帝心默契，不在迹而在神也。又恰好绾合篇首。”《杜诗镜铨》于“勋业”二句下则引王阮亭云：“入自叙，一句一转，脱手如弹丸。”“一句一转”的叙述方式值得注意：由对方的“勋业”一转至“交亲”的态度，再转至己方入幕之意愿，急转至岁月已逝，终转至壮志犹在。场景、情景、意念的快速转换形成“一句一转，脱手如弹丸”的跳脱式叙述，是杜甫将古体精神运于排律以打破板滞结构的有力手段。至如《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读杜心解》卷五之二），错综跳脱写来，可谓“一枝笔写三家事”。杜、高、岑，三人或分或合，“陇草萧萧白，洮云片片黄（杜所在地）。天彭剑阁外（高所在地），虢略鼎湖旁（岑所在地）。”三人天各一方可知；“济世宜公等，安贫亦士常。蚩尤终戮辱，胡羯漫猖狂。”勉友、自叹、期盼、伤时，在排比中一时写出。浦注以为“宾主互用，笔如游龙”，诚然。宋人早就注意到这种大开大阖跳脱写法，并与白居易作比较。苏辙《诗病五事》评杜诗《哀江头》云：“予爱其词气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如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栾城集》卷八）白氏叙事诗是另一种写法，姑不论；而杜诗“注坡蓦涧”的跳脱叙述方式却是一大创新，尤其是用诸排律。

 

美国学者王靖献《唐诗中的叙事性》指出：“律诗是最不易于进行叙事的诗体。”因为“律诗要求两联（三、四两行与五、六两行）形成对偶，这就大大妨碍了诗的叙事进程，相反，这使它成为一种表述诗的理念与景物的理想的静止形式。”作为一般规律，这一意见是准确的。然而天才们总是想方设法要突破一般规律，“以独造为宗”。所以王文同时赞赏《秋兴八首》以组诗的形式，将抒情诗“发展为一种激动人心的叙述”（上引书第318页）。排律叙事，则是杜甫另一路数的探索。与组诗不同，排律必须在铺叙中化静态为动态，在排比中化对应为跳脱，保留铺采文之特色，方“不失本调”。试读排律《送蔡希鲁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

蔡子勇成癖，弯弓西射胡。健儿宁斗死，壮士耻为儒。官是先锋得，材缘挑战须。身轻一鸟过，枪急万人呼。云幕随开府，春城赴上都。马头金匼匝，驼背锦模糊。咫尺雪山路，归飞青海隅。上公犹宠锡，突将且前驱。汉水黄河远，凉州白麦枯。因君问消息，好在阮元瑜。

首八句铺写健儿快马，明白如话的语言、跃动的句式皆与之相称。中八句如浦注所称：“四叙入朝，四叙归陇。瞥然而来，瞥然而去。”时而在边塞，时而“赴上都”；方在“雪山路”，忽归“青海隅”。这里是用画面的急剧切换来实现地理上大跨度的飞跃，时空跌宕与主人公轻捷身手拍合。对偶句于是恰恰成为一种优势：画面的对应造成时空的快速切换。至如“身轻一鸟过，枪急万人呼”、“马头金匼匝，驼背锦模糊”，更是充分利用对应关系，以紧密的视觉意象形成张力，摆脱日常语法，造就中国诗歌特有的意象语言。直接以律诗自家句式形成阖辟驰骤之势，是杜甫排律“不失本调”成功之所在。它如《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四十韵》（《读杜心解》卷五之四），上半叙事，以画面纪行，转接飘曳，如随舟历峡；《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上书卷五之三）开篇场景连续切换，不但有流动感，且构成意象世界，画面化、意象化是杜甫排律重要的叙述方式。

 （三）

杜甫排律能力避板滞，还在于结构上的开阖变化。浦起龙评《秋日夔府咏怀》（上引），认为“是诗制局运机之妙，在于独往独来，乍离乍合，使人不可端倪”，而白居易《代书》诗虽流美，但少变化，“不免直头布袋”云。杜甫排律的确注重结构上的多变，然而其深刻处还在于“内结构”与叙述方式之间形成的隐显关系。下文我们将更多地讨论铺陈排比之“比”。

我所说的内结构，指的是形式结构之所以形成的内在思维方式；或者说是作者在创作中组合人生经验与事物表象的内在规则。《文心雕龙·丽辞》云：

    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载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

刘氏称对偶符合“事不孤立”的自然属性，其实所符合的是古代以易理为代表的阴阳二元一气思维方式。故又云：

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

皋陶与益虽然无意讲究对偶，但由于将事物的正反两方面都考虑到了，也就自然成对。刘氏还特推重“反对”，盖“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易理的二元思维不但重视事物的二分，更注重矛盾可互补与转化的相反相成，即“理殊趣合”。因此，对偶不但成为表述二元思维之利器，且在“反对”的形式中更易达成悖论、反讽、自嘲的叙述方式。杜甫在古体诗《北征》中，是这样表达其矛盾心情的：

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

类似心情在《秦州杂诗》中以对仗的形式出之：

 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

对仗的形式使矛盾双方短兵相接，压缩情感，产生反弹，表现出来对朝廷失望之意要比上引诗强烈——它已牵涉到杜甫决然离京西去的原因，但字面义（外延）与内在义（内涵）相反，是为反讽。

 

反讽，修辞学上相当于“倒辞”，即“或因情深难言，或因嫌忌怕说，便将正意用了倒头的语言来表现，但又别无嘲弄讽刺等意思包含在内的。”英美新批评派则以之作为抒情语体的一种技巧。瑞恰慈认为，“反讽性观照”是诗的必要条件，是指“通常互相干扰、冲突排斥、互相抵销的方面在诗人手中结合成一个稳定平衡状态。”这些意见无疑是有助于我们对杜律反讽式叙述的理解。试读其七言排律《释闷》：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复临咸京。失道非关出襄野，扬鞭忽是过湖城。豺狼塞路人断绝，烽火照夜尸纵横。天子亦应厌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但恐诛求不改辙，闻道嬖孽能全生。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

 

代宗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陷长安，帝奔陕州，不久，杜甫写下这首排律。首联所营造的危机感弥漫全诗，形成语境压力。次联倒用两则典故：上句用《庄子》称黄帝将见大隗于具茨之山，至襄城迷途；下句见史传及《世说新语》，晋明帝阴察王敦军情被追逃。然而二帝皆主动出击，代宗却是被迫出逃，故曰“非关”、“忽是”。“天子亦应厌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反讽意味更明显。至“但恐”一联，“思升平”而“诛求不改辙”，无异南辕北辙；而“嬖孽”却在朝廷庇护下“全生”，也属悖论语。末联又以自嘲口吻表达内心沉痛，进一步强化诗人的价值判断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与篇首形成的危机感相激成章。通篇以悖论、反讽、自嘲等反常化的处理方式叙述，通过对仗的形式将互相排斥的矛盾双方纳于一体，由对应、对比达成统一的语境。可见反讽、悖论、自嘲可以是一种修辞方法，然而一旦成为观察、提示事物本质的整体思维，则上升为内结构，左右全局。如五排《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四十韵》云：“此生遭圣代，谁分哭穷途？”是悖论语。此句上承“入舟翻不乐，解缆独长吁”、“生涯临臬兀，死地脱斯须”，下接“廷争酬造化，朴直乞江湖”、“回首黎元病，争权将帅诛”，则“此生”不幸而“遭”此“圣代”，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弥漫全篇。徐复观论杜甫创作冲动力之根源时曾指出：“是因为他的一生，乃系把他整个地生命，投入于对时代无可奈何地责任感里面的人。”接下又说：“杜甫对于他的时代的痛切感受，并不是想飞越，而是去承担下来。要承担却又无法承担，这便形成杜甫一生的苦难精神。”这种精神，乃植根于中国文化中最可称道的悲天悯人的人文精神，还源自杜甫内心的深刻矛盾：“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壮游》）在现实中，“朝廷”与“黎元”是一对矛盾，对历史人物的杜甫而言，“思朝廷”是为了“忧黎元”，“忧黎元”所以就得“思朝廷”。这对矛盾是相反相成的统一体，它左右着杜甫反讽式思维。特别是后期杜甫进退维谷的处境、价值观与现实发生更剧烈的碰撞，“或因情深难言，或因嫌忌怕说”而形成的“倒辞”，便成为杜甫重要的叙述方式。此种方式在杜律中颇常见，如《登楼》《诸将》《将赴成都草堂……五首》皆是。不过本文只论排律。排律擅铺排，故其反讽又具自家特色。例以《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开篇十二句铺陈李之“声名”，“才高心不展”下十六句连用祢衡、原宪等九个典故为比，言所难言。如是铺排使“才高心不展”之反讽经厚积而获得沉郁之美。再如《夔府书怀四十韵》（《读杜心解》卷五之三），或以为“莫寻其绪，棼如乱丝”，原因就在时空交错、画面支离。但就内结构看，无非己身与国事之悖论关系：己身是“不才名位晚”；国事呢，是“庙算高难测”。自己帮不上忙，只能劝勉“群公各典司”的“群公”。故中间二十八句杂忆时事，铺写血史；又接着将各种看法、建议错杂言之，期盼“群公”能为国立功。全篇叙述主线不是时间秩序，也不是事件逻辑，而是事随情转，服务于“无可奈何的责任感”。而能综合各种手法于铺陈排比中创构内涵与外延和谐之语境者，当首推其绝笔：《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诗如下：

轩辕休制律，虞舜罢弹琴。尚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圣贤名古邈，羁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见参。如闻马融笛，若倚仲宣襟。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水乡霾白屋，枫岸叠青岑。郁郁冬炎瘴，濛濛雨滞淫。鼓迎非祭鬼，弹落似鸮禽。兴尽才无闷，愁来遽不禁。生涯相汩没，时物自萧森。疑惑尊中弩，淹留冠上簪。牵裾惊魏帝，投阁为刘歆。狂走终奚适，微才谢所钦。吾安藜不糁，汝贵玉为琛。乌几重重缚，鹑衣寸寸针。哀伤同庾信，述作异陈琳。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户砧。叨陪锦帐座，久放白头吟。反朴时难遇，忘机陆易沈。应过数粒食，得近四知金。春草封归恨，源花费独寻。转蓬忧悄悄，行药病涔涔。瘗夭追潘岳，持危觅邓林。蹉跎翻学步，感激在知音。却假苏张舌，高夸周宋镡。纳流迷浩汗，峻址得嶔岑。城府开清旭，松筠起碧浔。披颜争倩倩，逸足竞駸駸。朗鉴存愚直，皇天实照临。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于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问俗九州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葛洪尸定解，许靖力还任。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

 

起四句或以为戏言，或以为愤激语。其实当六句一片读：先圣制乐本为调和（舜歌《南风》云：“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而今吾病如此，制乐何用？紧接“圣贤名古邈，羁旅病年侵”，暗示国事、家事已到“圣贤救不得”的地步。愤激语以戏言出之，有很浓的反讽意味。以下十六句则扣紧“羁旅”铺叙，多用画面、场景的切换叙事。“疑惑”以下二十句至“得近四知金”，排比典故，写寄食蜀楚的不得已。“微才谢所钦”、“汝贵玉为琛”、“述作异陈琳”几句有明显的反讽意味。“叨陪”、“应过”两联写寄食的无奈，尤觉沉痛。以上铺写飘泊寄食之无奈，是为下文求助作铺垫，以求得同情和理解，以下十八句将诉求对象定位在“知音”。“蹉跎翻学步，感激在知音。却假苏张舌，高夸周宋镡。”涤非师引郭受《赠杜甫》：“新诗海内流传遍”，指出“杜甫在入湖南以前，还从未得过这样高的推崇和荣誉。”杜甫的同时代人樊晃《杜工部小集序》亦称：“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看来这些“苏张舌”对杜诗流播还是起过积极作用的，“知音”也不全是客套话。诗用典雅整饬的排律以示尊重，当与此有关。末段写战血军声，回乡不得，生命将终，以家事相托。这样泣血之事却以自嘲式的反讽语出之。浦注：“结联语妙，思之失笑。家事只靠‘丹砂’，则将登仙乎？况又‘无成’也。‘作霖’乃活人之本，而以‘涕’为之，则是饮泣待毙耳！”涤非师称此解深得“作”意。（上引书，第337页）杜之倔强与担荷力于此可感知，而铺陈排比呈现的“浩荡津涯，处处臻到”的浑厚整饬之美，亦非他体所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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