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总 许结│万钧诗笔 裁伪存真——许永璋的杜诗研究探微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10年第1期，总第103期。
许永璋（1915-2005），南京大学教授
先父许永璋先生（以下为了行文规范，统称“许先生”）一生致力于唐诗研究，尤精于杜诗研究，曾在南京大学主讲“杜诗”十年，出版《杜诗名篇新析》（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简称《新析》）、《许永璋唐诗论文选》（以杜诗研究为主，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简称《论文集》，以下凡引此两书处仅注明页码）等著作多种，发表有关杜诗研究论文数十篇，曾在杜诗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刘明华在《现代学术视野下的杜甫研究——杜甫研究百年回顾与前瞻》（《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文中将百年杜诗研究分为三代人，第一代有梁启超、闻一多、郭沫若等，第二代则有萧涤非、程千帆、傅庚生、许永璋等。许先生自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发表研究杜甫的文章，一直延续到世纪末，刘文所揭及定位，宜为历史事实。然同一代学者，其研究又有各自不同的视角和风格，这也正是学术生命之所在。许先生之论杜、解杜、品杜、和杜，最突出的就是以诗人的生命融织于学术研究之中，无论其以杜注杜，还是以诗论诗，均显示出特有的诗学生命与诗意风采。这也是本文不以“综述”而以“探微”命题的原因。
一、论杜：入其境而写其心
许先生是位诗人，一生与诗作伴，他的杜诗研究，是以诗人之心逆诗人之志，而入其境写其心的。他在《题杜子美像》诗中写道：“白发青衫硬骨头，万钧诗笔压千秋。”又有《论杜诗六绝句》之六云：“存真裁伪复何疑，祖述先谁欲问谁？玉振金声寥亮处，多师还拜杜陵师。”其中“万钧诗笔”与“裁伪存真”，既是许先生对杜诗的赞许与评价，也是他自己论杜的精神与法则。
在《杜诗名篇新析》中，许先生评杜甫《游龙门奉先寺》诗云：“论诗之要，在于先入其境。入其境而玩索之，出其境而品评之，则必能搔着痒处，而免遭隔靴之讥。作诗忌境隔，评诗忌隔境。原诗本隔，而强使之通；或原诗不隔，而解之使隔，皆解诗者之大病。”（第7页）所谓“入其境”，要在“写其心”，即以诗人之“心”逆诗人之“志”。正因如此，许先生论杜于诗境精微处，不吝词笔，婉转阐发，深入其境（详后）；而于明达处，则从“顺”而不从“逆”，依“常”而不依“变”，防止故为深解，以致隔晦。如《秋兴八首》之八“红豆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句，注家多称“倒装法”，即“红豆则鹦鹉啄余之粒，碧梧乃凤凰栖老之枝”，而许先生则从王嗣奭《杜臆》谓此二句“所重不在鹦鹉、凤凰，非故颠倒其语，文势自应如此”说，认为“真有鹦鹉、凤凰，未免板滞。盖举鹦鹉、凤凰以形容红豆、碧梧之美，且以自喻，并非实事”（同前210页）。又如《晓发公安》诗为拗律，明末萧云从《杜律细》以平仄用转音，改拗从顺，将诗中七拗字，均改动平仄，以求全谐，反增诗境之“拗”。对此，许先生说：“此诗拗处，四声交错：欲，入声；罢，去声；方，平声；昨，入声；态，去声；自，去声；已，上声。高低相形，长短相间，起伏蹉跌，正是杜公此时心律不齐之反映，强使之顺，反失其真。”（同前237页）声音通于心志，此诗人三昧，不可不察，亦不可强解。而由诗境到诗心，看许先生之论杜，不仅宜于细处察微，更当在大处着眼。综观他的杜诗研究，可以“时”“空”观作一鸟瞰。
就空间意识而言，许先生论杜最重其“高”“大”二字，其中高远之志与博逸之境，尤为重要。杜甫何人？杜诗何为？曰“圣”，是“诗圣”。何谓“圣”，“大而化之之谓圣”，元稹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这就是杜诗“集大成”说的源头。杜诗之“圣”，在“高”，有高远之志向，所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大”，有博大的心胸，所谓“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而在“高”“大”之外，结合许先生论杜，我们认为还有一字，那就是“狂”。所谓“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何其狂放？许先生曾论历代注杜家之“三失”，首在“儒家思想之牢笼”，次在“忠君思想之强制”，再是“诗史美称之拘泥”（详见《略评〈杜诗详注〉》，《论文集》151页）。特别是第一失，戟指历代注家多视杜公为恂恂儒者，其实大谬不然，殊不知杜公嗜酒纵情，曾有过“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少年风华，又有“儒冠多误身”的叹息。是故不“狂”，何以游心于杜府；不“大”，何以入杜之堂庑；不“高”，何以窥杜诗之阃奥。值得注意的是，许先生亲近杜甫，是与他的高、大、狂的禀性有关，他嗜杜、习杜、论杜，是出自一颗朝“圣”之心的。在他自编的《一炉诗钞》中，首篇就是《读杜子美集》：“万卷书撑腹，一枝笔有神。相逢诗世界，千载益情亲。”而卷末《自书〈一炉诗钞〉后》诗云：“一炉安置久，能否一炉熔？今古新陈杂，殷周唐宋宗。欲寻天外径，惟见蕊中蜂。遥问成都客，巫山十二峰。”诗中的“成都客”，指的是杜甫，这就是许先生论杜的情怀，是与杜公所作的“怅望千秋”的心灵对话。
杜诗之高大，还在其奇傲之志与博大之爱，这里深含着渊久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重“山岳”，杜诗篇章多“登高”，这并不是偶然巧合，因为中国文化（华夏文明）形成于两座“圣”山之间，是“从‘神山’到‘人（仁）山’”，即由“昆仑”到“泰山”。在昆仑山有传说中的“伏羲氏”等大神，造文字，制服饰，画八卦，判阴阳；而泰山之尊，始自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仁者乐山”，中华文化核心之“仁”由此崛兴，而到汉武帝泰山封禅，且“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独尊儒术），泰山之尊，孔子之圣，乃始至不祧。其实，所谓神山昆仑与仁山泰岱，已为文化象征，乃文化昆仑、文化泰岱而已。许先生曾撰有《遥望岱宗》诗云：“岱宗遥望同丘垤，未觉神州独此尊。造化钟灵人杰在，名山圣哲两依存。”诗的前两句写实，乃物质之山，后两句提升，乃文化之山。“名山”与“圣哲”虽相依存，然“因”在“圣哲”，“果”成“名山”，若非孔子，何有人们眼中的“巍巍乎泰山”？而许先生的诗眼，又从孔子之圣，自然牵转到杜公“诗圣”，朝圣之心，已隐然其间。正因此，他的《杜诗名篇新析》（即杜诗讲稿）首选杜甫《望岳》，虽属编年体，其实也兼取“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意。在许先生的《讲杜诗六绝句》之一诗中阐明了这层意义：“杜陵诗卷映丹心，吐纳芳馨漱古今。欲酿菁英成醴液，先登泰岱宴高林。”结合他的创作再看其对杜诗《望岳》的探讨，是具有整体意味的。在《说杜诗〈望岳〉》（原载《文学评论》，后收入《论文集》63页）一文中，许先生通过对历代“神游”“写意”说的考察，提出“诗题之迷惑”“末联之虚摹”与对写实精神的“不理解”三层辨析，并通过与杜诗另两首《望岳》（华山与衡山）的比较，而阐发这首诗“登岳而望”之意义，诗境诗心，因之而昭彰。在许先生的杜诗论文中，分析过多首“登高”诗，这一偏嗜，即登高望远，内含了他的诗心、诗眼，更是其论杜的视野。
论杜诗重登高而“望”，更重以“心”击“境”，要在心灵的贴熨。从时间意识来看，许先生一生坎坷与杜公平生苦心相契，固属人生之不幸，然却成其学术之幸。因为论杜不知其“艰难苦恨”（杜诗“艰难苦恨繁霜鬓”），不解其痛疾世事（杜诗“盗贼本王臣”），何以得其“心”而入其“境”？不得其心，不入其境，又焉能体察到杜公诗艺中的“沉郁顿挫”之风格？推而言之，平淡乏味之人不可论杜，甘怡肥秾之人不可论杜，位高禄厚之人不可论杜，宽裕闲适之人亦不可论杜。论杜解杜，要憔悴中有气骨，要狂放间寓苦心。许先生有论杜绝句《题杜子美像》（此诗为其平生所爱，现题刻于他的墓碑背面）：“白发青衫硬骨头，万钧诗笔压千秋。可曾沥尽丹心血，彩翮依稀十二楼。”是论杜，亦自喻。杜甫在《咏怀古迹五首》之二中有名言“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歌咏的是楚人宋玉，即此诗首句“摇落深知宋玉悲”。对此，许先生品析云：
“怅望千秋”，言尚友之古人已不可复作，故难禁“一洒泪”；“萧条异代”，言宋玉萧条于前代，己则萧条于今代，同调而同一萧条，同心而远离异代，这比陈子昂“前不见古人”之空怀古人，尤为悲怆。（《新析》191页）
近古之视远古，亦如今人之视近古，洒“泪”之由，在一“悲”字，杜公言宋玉之“悲”，自况而已，许先生论杜诗之“悲”，亦饱含其人生的悲怆之意。他曾有诗自述其意：“平生嗜好无三种，工部诗篇后主词。故遣画师图二妙，萧条异代合同时。”（《题杜工部李后主合图》）诗圣杜甫与词王李煜，皆同一“悲”字，是由个人遭际之“悲”推扩于“悲天悯人”之境。
纵览许先生论杜以及他自己的诗作，寻绎其诗心，其中“悲”义主要表现在两端：一曰个人遭际之悲，二曰哀惜民生之悲。许先生在《诗世界的开拓者——杜甫》一文中，突出了杜甫的“童年素养”“情圣丹心”与“诗圣垂芳”，而在《论晚期杜诗的人生思考》文中，又概述杜公人生阶段为：童年时代之寂寞、青年漫游之轻狂、长安十载之浮沉、度陇入蜀之惆怅、夔府以后之飘泊。观许先生一生，亦颇有类似之遭际，其人生各阶段的诗作，也多效法杜甫，深情相契。如杜公有《北征》，他撰《西征》；杜公有《奉先咏怀》，他撰《保卫长江曲》；杜公有《月夜》，他撰《答内子焚香》（以上见其早年诗集《抗建新咏》，安徽企业公司1945年版）；杜公有《戏为六绝句》，他撰《读杜诗六绝句》《论杜诗六绝句》《讲杜诗六绝句》（以上见其自编诗集《一炉诗钞》）。至于许先生诗中的“龙盘复虎踞，何图暴力侵”“神御长风游宇宙，心收浩气入诗篇”“得失一朝过，文章千载馨”“我军英且勇，蓄锐避锋芒”“身为文章累，名因浩劫留”等等，皆可窥见鲜活的杜诗影像。
许先生诗中伤忧国事，哀悯民生，与他论杜思想一致，其中最不容忽略是对杜诗“讽谏”精神的阐发。许先生认为研究杜诗的一大迷障是“忠君思想之强制”，而他特别赞同梁启超论杜“情圣丹心”之说，以解读“疾恶怀刚肠”之杜甫诗中的讽刺、暴露、请命与战斗的精神。可以说，许先生论杜，最重其中的悲天悯人情怀，这体现于或辛辣或隐约的“讽谏”，是“诗三百”以来的伟大传统，也是尚未堕落之“士风”激荡下的纯真“诗性”。
二、解杜：从“虞山笺”到“朱凤”说
许先生论杜擅长以“点”带“面”，其解杜的心得，亦常见于微细之中。例如前揭的《论晚期杜诗的人生思考》，就是通过杜甫的两首《返照》诗为中心的探究。这两首《返照》诗一是作于西阁：“楚王宫北正黄昏，白帝城西过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衰年病肺惟高枕，绝塞愁时早闭门。不可久留豺虎乱，南方实有未招魂。”另一首作于瀼西：“返照开巫峡，寒空半有无。已低鱼复暗，不尽白盐孤。荻岸如秋水，松门似画图。牛羊识僮仆，既夕应传呼。”而经过分析诗意，许先生得出的结论是：
杜公一生，是悲剧性的一生，每经历一个历史阶段，其理想总是与现实社会中邪恶势力相对立而冲突，然亦因此而增添悲剧的光焰，提高悲剧的价值。（《论文集》102页）
由此观照杜甫一生从“童年时代之寂寞”到“夔府以后之飘泊”，突出一“悲”字，而落实于解析杜诗作品，则又主一“讽”字，这也是许先生在历代杜诗注家中，最为推重钱谦益注杜（《钱注杜诗》，亦称“虞山笺”）的原因。
历史上千家注“杜”，犹如西人所说“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各自成说，莫衷一是。从许先生一生曾编纂《杜诗集评》（已佚）和三度撰著《杜诗新话》来看，其涉猎杜诗注本甚多，而独美《钱注杜诗》，即“虞山笺”，实在于揭橥隐藏于历史尘埃中的杜诗之“讽”意，所谓“凿开鸿蒙，手洗日月……昭揭万世”（钱氏引族孙遵王语）。许先生的《论杜诗六绝句》之三云：“汉魏光前气骨高，卢王差可近风骚。是谁识得诗人意，笺自虞山出众曹。”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蒙叟、东涧老人，晚居常熟虞山，卒葬于山之南麓，学者称“虞山先生”。许先生以为“钱注”高出“众曹”的见解，最集中表现于他写的《取雅去俗 推腐致新——略评〈钱注杜诗〉》（《论文集》138页）一文，他指出：
钱氏之笺注，着重以史证诗，此即复其本原之意。自古讽谕之作，必有感于时事，若时事不明，诗意斯晦。人但知“以史证诗”为钱笺之特色，而不知钱氏以此为手段，以达到“凿开鸿蒙”之目的。
因此，许先生对钱注杜诗《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洗兵马》《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诸将五首》等篇之“讽”意，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性的阐发，如对钱笺《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诗“配极四句，言玄元庙用宗庙之礼，为不经也；碧瓦四句，讥其宫殿逾制也”、笺《洗兵马》“洗兵马，刺肃宗也。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极加赞赏，表达了他自己以“讽”解 “杜”的理念与旨趣。
许先生由钱氏《洗兵马》诸笺的“知津”与“发见”，联系到近人胡小石先生据钱笺《洗兵马》意而作《杜诗〈北征〉小笺》（原载《江海学刊》1962年第4期），认为其再阐《北征》的隐微之“讽”，使长期被曲解的名篇，重见光采。因为胡氏一改昔人谓此诗“识君臣之大体”等说法，而明确指出：“就篇末数韵探之，知与天宝末年安禄山称兵、太子即位灵武、玄宗内禅有关；且预测将来玄、肃父子之恩不终，封建伦常之不足恃，于此宛转致其讽喻之旨。”许先生认为：“胡氏师钱谦益《洗兵马》笺意，发《北征》之隐微，实为杜诗研究中又一功绩。”（《新析》80页）
在钱、胡笺解杜诗的基础上，许先生又对杜诗《朱凤行》进行新笺，进一步推阐“杜公晚年最有战斗性之杰作”的意义。这也就构成了许先生杜诗研究中由钱笺《洗兵马》、胡笺《北征》到他自己笺注《朱凤行》的发微系列。
许先生解杜的“新意”很多，其中如说《望岳》（岱宗夫如何）与《朱凤行》尤为突出，而对前者，学界已多有回应，包括赞成与反对，而后者仍隐然未闻。为了说明其解杜主“讽”的研究思路与视域，拟揭此一例，以为举隅，故不避文繁，先录杜甫《朱凤行》原诗，再摘引许先生的一段笺注文字如次：
君不见潇湘之山衡山高，山巅朱凤声嗷嗷，侧身长顾求其曹，翅垂口噤心劳劳。下愍百鸟在罗网，黄雀最小犹难逃。愿分竹实及蝼蚁，尽使鸱枭相怒号。（《朱凤行》）
（杜公）致君尧舜理想之破灭，爱国忧民热血之沸腾，皆寓于此短歌之中。惜历代注家竟未得其解。黄鹤谓为“为衡州刺史阳济讨臧玠而作”，全属臆测。仇（兆鳌）云“自伤孤栖失志”，亦乖诗意。浦（起龙）云：“黄雀、蝼蚁，俱喻困征敛之贫民；鸱枭，喻剥民之凶人。”未指出“朱凤”何喻，盖从仇说。诗中既以鸟喻人，则“朱凤”之喻必须首先解决。注家有谓为“自喻”，或谓为“喻君子”，皆非。诗以“潇湘”、“衡山”为背景，而“潇湘”惯与湘夫人相联系，“衡山”则又与舜有关。《舜典》：“五月南巡狩，至于衡岳。”杜公在此特定环境中写诗，必然联想其所向往之历史人物。“苍梧恨不尽，染泪在丛筠”。是以舜与二妃并提，与此处“潇湘”、“衡山”并提实为一致。杜公写《朱凤行》同年所写之《望岳》，开头便写道：“南岳配朱鸟，秩礼自百王。……巡狩何寂寥，有虞今则亡。”《汉书·天文志》：“南宫朱鸟，权、衡。”《索隐》：“南宫赤帝，其精为朱鸟。”《湘中记》：“度应权衡，位值离宫，故曰衡山。”可见此“朱鸟”与虞舜相联系。再看“朱鸟”与“朱凤”之关系：“朱鸟”为二十八宿中南方七宿之总名。七宿相联呈鸟形；朱，赤色，象火，南方属火，故称朱鸟。朱鸟取象于丹鹑：井、鬼二宿为鹑首，柳、星、张三宿为鹑火，翼、轸二宿为鹑尾。又《鹖冠子》：“凤，鹑火之禽，阳之精也。”据此可证“朱鸟”即“朱凤”。而“朱鸟”既为“赤帝”之精，舜又曾巡狩衡山，则“朱凤”自以喻舜为宜。若用以自喻，则不免“引喻失义”。封建时代之文人，怀抱利器，每引往古哲人以自况。但有一定限度：自比稷、契、伊、吕、萧、曹则可，自比尧、舜、禹、汤、文、武则不可。杜公博通古今，决不致冒然以“赤帝之精”——“朱凤”自比。然则，既以朱凤喻舜，其意安在？根据典籍记载，舜之所以为舜，在于举贤而使天下治。杜公正处于天下大乱之时，而己又如稷契挺出之才，竟被弃置于万里之外，故漂泊潇湘时，思舜之心益切。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无从遭逢可以致之于尧舜之君，而国事蜩螗，民生凋敝，又非尧舜之君不足以济事。于是，在无可奈何中幻想出舜之精灵，呼唤同志，拯救苍生，挽回国运。故此诗实为杜公之致君尧舜思想在冷酷现实中一种特殊表现。（《论文集》148至150页）
此论堪称阐发幽微，成一家之说，这是许先生杜诗研究孜孜以求的境界，也是他一贯倡导的“以杜注杜”为解杜方法的实践成果。
在许先生杜诗研究的论述中，处处体现以史证诗的眼光，如对《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有感五首》的解读，均缘此而与诸家注解或异。而论史言诗之“讽”，或重钱笺，如论杜甫《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新析》215页），或自出新义，如前揭之《朱凤行》解。当然，对钱氏的穿凿之解，许先生亦有自己的辨识，如对钱注《塞芦子》之“塞”，许先生就认为“揣摩诗意，衡以当时形势，钱笺似不可取”（《新析》61页）。
其实，钱谦益论杜的“虞山笺”，与其身处大乱世、大变革有关，而对钱氏“降清”“抗清”以及隐忍于其间的人生遭际与人生态度，许先生有着“理解之同情”；而对钱注中的“讽喻”精神，显然又是“同情之理解”，所以往往秉承其注，转出新意。因为许先生一生也经历了大变革、大动乱的岁月，他在“和杜诗”中的“贪墨浑无迹，欺蒙各有词”（《和〈有感五首〉之五》）、“褒妲盈宫中使盛，忠良已尽剩空朝”（《和〈诸将五首〉之四》）诸诗意，可能已不限于“以杜注杜”，其中或许也有一段未发之隐蕴，有待后人的笺注来破解了。
三、品杜：文法辞章与诗律格调
杜诗艺术之集大成，在于盛唐气象之絪緼涵育，亦基于中国诗史之源流变迁，缘此，许先生的杜诗研究，突出表现于辨源流与彰艺文两方面。
先说辨源流。唐诗气象的形成，有着文学的、社会的、思想的多重渊源。仅就文学而言，自先秦诗、骚，经汉魏六朝，诗歌内容已极丰富：政治、社会、田园、山水、边塞、宫廷、咏怀、咏史、玄言、游仙、咏物、艳情，无所不包；其形式由四言而五言，由五言而七言，律、绝近体，齐梁初肇，至唐而臻于成熟；其技巧风格，汉魏风骨、齐梁词彩、谢诗之清新、鲍诗之俊逸、庾诗之老成，无不汇聚唐人笔端，开一时之盛况。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之六），是唐人诗学思想与审美经验的高度概括。基于这样的背景，许先生或论“唐”，或品“杜”，无不溯其渊源，发其阃奥。如《唐代律诗研究五题》考述诗歌律化之变迁，攫住唐“律”之精华，由经及纬，远绍旁通，以突出唐律与杜律的历史地位。又如《诗世界的开拓者——杜甫》，从“童年素养”“情圣丹心”“诗圣垂芳”三方面辨析，即以“杜诗”为个案，深刻地解剖了唐诗整体艺术中社会、思想、文学之渊承及其发展。
再说彰艺文。唐诗创作，既重“风骨”“兴寄”，又重“声律”“辞章”，而尤以雄浑的气象和幽美的韵味显出无穷的魅力，博大精深，卓立于中国古典艺术之峰巅。关于“杜诗”艺术在唐诗艺术史上的地位，元稹始倡“集大成”之说，晚唐司空图谓唐诗“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与王驾评诗书》），清人沈德潜论杜诗“老杜以宏才卓识，盛气大力胜之……目为‘集大成’，非虚语也”（《说诗晬语》）等，无不阐扬杜诗艺术卓绝的诗史地位。正是基于对唐诗学史的认识，许先生的文章对杜诗渊承阐明其受“四杰”、陈子昂的影响，而且阐发其受李世民、杜审言的影响；对其流衍，颇能发挥前人所谓“支而为六家”（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说，尤其是以杜诗的时代精神对元白新乐府的影响，律体对李商隐及西昆体的影响，健劲风格对黄庭坚及江西派的影响等等，无不擘肌入理，妙契其微，以宏彰杜诗艺术的时代意义与历史风貌。
如果说前述辨源流、彰艺文是许先生杜诗艺术探微的基本思路，而这同样是任何杜诗研究者（甚至是文学研究者）均关注的两个方面，那么许先生于其中的特色，或者说“研究的个性”，则是在辨源流的基础上，采用了桐城文法品鉴杜诗艺术，形成文法辞章与诗律格调的统一。
许先生系安徽桐城人，其祖父许商彝曾应吴汝纶之请主讲莲池书院教席，所以先生自幼即受桐城古文法之熏陶，其中以桐城前贤方苞、刘大櫆、姚鼐与湘乡钜子曾国藩论文之法为重镇，而观其理论传承，则从方苞的“义法”说到姚鼐“阴阳刚柔”及“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说，再到曾国藩的“文章四象”说，诚为其文法主线。所谓“义法”，最明确的是方苞在《又书货殖传后》所说的“《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其解释即“言有物”与“言有序”。因为“言有物”，所以强调文章的义理，且在于经世致用，反对空言铺陈之弊；讲求“言有序”，则包括详略、虚实、剪裁、结构等“法”，这样才能使文章简约平易，又规范语言。如果仅仅讲究义法，则如姚鼐所批评的“止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与陈硕士书》），于是姚鼐基于“义法”观，进一步提出“文之至”在于“道与艺合，天与人一”（《敦拙堂诗集序》）。而“文”与“道”融为一体，落实于创作风格，就是姚鼐在《海愚诗钞序》、《复鲁絜非书》中阐发的“阴阳刚柔说”。同时，针对当时学术上的汉宋之争，姚鼐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兼济的观点，既反对侈谈性理的语录体，又反对烦琐考证的汉学家文风，而倡导这种兼济三者而“得其美之大者”（《述庵文钞序》）的创作思想。如何得文章之“大美”，姚鼐又在方苞“义法”与“雅洁”的基础上，进一步接受了刘大櫆的“神气说”与“因声求气”法，将诗歌的神韵渗透于古文创作，这就是“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古文辞类纂·序目》）。继姚鼐之后，曾国藩演为“文章四象”说，即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并以气势为太阳之类，以趣味为少阳之类，以识度为太阴之类，以情韵为少阴之类（参见吴汝伦《记古文四象后》），进一步强化了文章风格学的体系。而许先生受此传统之影响，又反转其义，将此文法理论运用于诗歌批评，其落实于杜诗研究，首先就在桐城文法与杜诗律法的探讨。
杜诗一大成就，在近体律法之运用。于此，许先生对杜甫“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邱师兄》）的解读，就突出从杜审言到杜甫祖孙于唐代律诗的贡献。在《杜甫“吾祖诗冠古”的时代意义》一文中，许先生廓清前人的“讥弹”，从“律化之经营”、“五律臻于精工宏丽”、“七律建成之首功”、“排律巨制之冠时”等方面，确立其诗句的写实意义和杜氏祖孙于唐代律诗建设的作用。作为个案研究，许先生又特别提出杜甫百韵长律《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文法通于诗法的分析。姚鼐《五七言今体诗钞》卷六云：“杜公长律，有千门万户开阖阴阳之意。元微之论李杜优劣，专主此体，见虽少偏，然不为无识。自来学杜公者，他体犹能近似，长律则愈邈矣。”许先生引述姚氏此论，以为“知音之难，古今同叹”。而在《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论杜甫〈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的卓绝成就》（《论文集》114页）文中，许先生就对杜诗律法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其中许先生对杜律的“炼字”“造句”“谋篇”作出符合“义法”的剖析。如“炼字”：“缚柴门窄窄，通竹溜涓涓”（着力于第一字）；“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着力于第二字）；“药饵虚狼藉，秋风洒静便”（着力于第三字）；“雄剑鸣开匣，群书满系船”（着力于第四字）；“筋力妻孥问，菁华岁月迁”（着力于第五字）；“吊影夔州僻，回肠杜曲煎”（重在一、五两字）；“缺篱将石拒，倒石赖藤缠”（重在一、三、五字）。又如“造句”：则有“妙境”“豪壮”“奇创”“骇愕”“幽野”“细密”“圆畅”“冷隽”诸端，如论“奇创”云：“‘煮井为盐速，烧畲度地偏’与‘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同为奇笔，一实一虚，各极其妙。”再如“谋篇”，许先生云：“短律难于造境，长律艰于谋篇。以乐天之才，其所作《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虽亦气畅词美，然其结构简易：首叙同官，中言被谴，末致怀思。乏钩挽挑逗之法，无错综伸缩之奇，故昔人讥之为‘直头布袋’。杜公此篇，开阖变化，错综恣肆，而又结构完美，无不入律。”此虽仅分析杜诗长律一篇，其实以文法之开阖论诗法之变化，是通贯许先生杜诗研究之整体的，可以说是其品鉴杜诗艺术的最精彩之处。试从以下三方面略作评介：
由“谋篇”观其对杜诗篇章结构的分析。如品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许先生在以“序中显境，断处传神”八字概述诗序之后，又以“四段”分析全诗：
诗分四段：第一段八句，下三段各皆六句。第一段，追思公孙舞艺。上四句，言其舞艺超绝，名声远播。……下四句，承“天地为之久低昂”，细摹其神态。……第二段，见李舞而兴感。这段分三层：“绛唇”二句为一层，伤公孙已逝，喜李氏犹传绝艺。……“临颍”二句为一层，言李氏尚能继承师传而妙舞此曲。……“与余”二句为一层，言因李氏而忆公孙，引起惋伤。……第三段，五十年盛衰之感。这段分三层，“先帝”二句为一层，追叙明皇时八千侍女中公孙剑器独步。……“五十”二句为一层，概述五十年间的动乱。……“梨园”二句为一层，今昔盛衰之感。……第四段，从当筵哀乐之感，引起对时代的深思。这段亦分三层：“金粟”二句为一层，写今日的衰象。……“玳筵”二句为一层，写当筵聚散的情景。……“老夫”二句为一层，着重写哀来。（《新析》227页）
正是由此篇章结构的划分，才能于中作出精微奥妙的分析。他如品杜诗《登高》，其中颔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评述者已多，而许先生的分析是：“从峡中实景引起回忆：诗人因严武谢世，失所凭依，不得已于永泰元年（765）率家人离开成都草堂，乘舟经渝（州）忠（州）而抵夔，是顺江东下的；现在是溯流西望，故云‘滚滚来’。”（《新析》223页）其中“顺江东下”与“溯流西望”八字，极形象地点明杜甫写此诗此句时的地理方位、动作情态及诗人心绪，由“宏”而“微”，诚破的之论。
由“造句”观其对杜诗修辞艺术的分析。对此，许先生通过杜诗句意的分析勘进于诗意的解剖。例如品鉴《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诗，许先生重点分析其中“宫殿风微燕雀高”句意，引证《史记·陈涉世家》、《孔丛子·论势》有关燕雀的论述，得出“杜公以燕雀对龙蛇之用意：忧国势之危，痛妇寺之祸。注家多谓此联系写实景，实属大谬”的结论（《杜诗新话》，《杜甫研究学刊》1994年1期）。又如许先生《杜甫〈登岳阳楼〉诗的修辞特色》（《论文集》75页），对诗中“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句意及其“映衬”的修辞手法的探讨，也是非常典型的。许先生指出：
有不少诗论家好拈取《登岳阳楼》的颔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为写景阔大的典型，加以赞颂，并惯以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与之相匹敌。这种比较品评，就此两联来说，无可非议。若就整体艺术来看，则此两联在各自的母体中各有其作用，而其所产生之意境亦迥然不同。……这首诗之所以被称为“盛唐五律第一”，作者的生活实践和他的丰富想象力是关键，但作者运用“映衬”的修辞手法得以更准确地酝酿成诗的意境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由此再看其对全诗的思想与艺术的分析，则能体味许先生研究杜诗迥异于常人的苦心。
由“炼字”观其对杜诗“诗眼”的分析。由于重“篇”及“句”，加上关注于“炼字”之法，许先生对杜诗之“诗眼”的把握也极为精到。例如品评杜诗《登兖州城楼》，许先生紧紧攫住诗中“趋庭”二字，以驳正金圣叹《杜诗解》、仇兆鳌《杜诗详注》中的“皮相之说”，深刻地剖析了“此诗系杜公趋庭聆训之余，偶于南楼纵目，引发孝思而有所感”的主旨（《杜诗〈登兖州城楼〉新说》，《论文集》69页）。又如品评《凤凰台》诗，许先生紧扣诗中“坐看彩翮长”一“看”字，以为“诗眼”，并作分析云：
这里的“看”字，是全诗之眼：诗人由看见凤台而产生遐想，这遐想的翅膀，缘“万丈梯”而上；在遐想中又看见了自己心血所哺育的凤雏，沿“十二楼”而下。上天下地，四面八方，都凝结在一个“看”字上。这不仅使章法缜密，更使自己的情思与所寄托的事物浑然契合。（《新析》126页）
此类分析，在许先生的品评中甚多，例如其品《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七末句“仰视皇天白日速”，许先生谓“一个‘视’字，极见深意”（《新析》132页）等皆是。
姚鼐以诗法论文，提出“格、律、声、色、神、理、气、味”八字箴言，其中“格、律、声、色”是“文之粗”，分别代表文章的体裁、法则、声调、辞采；而“神、理、气、味”是“文之精”，分别代表文章的境界、理趣、气势、韵味。许先生又反转以文法论诗，兼取其“粗”与“精”，缜密其内，宏肆其外，由“法”入“境”，乃其品杜的意趣所在。
四、和杜：以诗论诗的新创思
在杜诗研究史上，可能没有人像许先生那样的以“诗”论“诗”的热情，也没有像他那样的下逐首“和杜”的“笨”工夫。而就许先生的杜诗研究而言，我们觉得其最大特色是“和杜”，也就是他的《杜诗新话》。
许先生曾三度撰写《杜诗新话》，一是抗战时期，后毁于战火；二是文革以前，再毁于浩劫；三是改革开放，先生任教南京大学之后，收拾残篇，可惜已力不从心，仅完成数十则。今观其作，存62则，而“和杜诗”也就仅存此62首，当年他雄心勃发，逐首和杜，已完成近百万字，和诗已多达数百首，包括长篇排律《和〈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姑不论其评杜的文字，仅“和杜”全帙，也是中国诗史上罕见的一笔“前无古人”的财富。许先生是诗人，他是以诗人之心论诗，所以触发技痒，更多精力花在以诗人之技论诗方面。我们发现，许先生的杜诗论文与众不同，就是充满了诗人的才情和个性，除了他擅长对联技艺而时出骈偶，还常于论文中点缀诗作，别出一格。如《论杜甫〈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的卓绝成就》一文，他论述杜氏长篇排律“无多靡缓弛之病，有豪迈清深之雅”时，信口一诗，穿插于文字间：“百韵长篇百代宗，少陵心血起奇峰。夔门诗自禅门出，高峡猿啼古寺钟。”又如《“村夫子”小议》文，考述唐宋诗史，为杨亿“诬称”杜甫为“村夫子”而辩，兴之所至，又于文中插诗一首：“是谁诋杜村夫子，愧我未能作大年。崑体千秋撑一帜，草堂万卷压双肩。不因唐宋分门户，欲溯周秦接后先。七十流光诗世界，个中甘苦意涓涓。”正是在这种诗意的交流中，形成了许先生与杜公的心灵对话。
这一点在《杜诗新话》每则前的“和杜”诗作表现得最为明显。许先生在《杜诗新话》前面的《小序》中说：
余自幼好吟诗，尤好作诗以论诗。窃以论诗绝句，肇自少陵，遗山、渔洋继之，遂成风气。诗话之制，杂论古今，渊源肸蠁，亦相尚成习。拙作系取少陵之诗而和其韵以评其诗，且缀论说于诗后。是作也，既异于诗话之芜杂，亦殊于绝句论诗之成套，因名之曰《杜诗新话》。（《杜甫研究学刊》1994年第1期）
如果说许先生《杜诗新话》之“评”或多新意的话，那么他的和“诗”，则通过艰难“和韵”而再阐新趣，已全然是“创格”。如《秋兴八首》之七原诗云：“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关塞极天惟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此诗借昆明池怀汉武帝当日之雄才大略，感叹昔时胜景难睹。而许先生的和诗则曰：
少时争欲立奇功，朱紫盈朝炫眼中。才听黔黎歌盛世，乍惊关塞起悲风。凶残胡虏生灵瘁，破碎山河血泪红。万卷诗书何裨益？苍茫天地一诗翁。（《杜甫研究学刊》1998年第2期）
此诗显然以“我”注“杜”，与后缀之“评”解诗本事不同，而借以论杜之人生，使我们看到的是杜公的少年志向，看到了“安史之乱”的风云，看到了杜公“诗史”的血泪，也看到了其晚景的悲怆。
如果以诗人之“心”逆诗人之“志”，我们还感受到许先生“和杜”中有以“杜”注“我”的意义。例如他和杜甫《徐步》诗作云：
庭荒任秽芜，懒起日将晡。归燕芹泥觜，游蜂蕊粉须。文章空自负，社稷倩谁扶？惟醉刘伶酒，成全老氏愚。（《杜甫研究学刊》1996年第1期）
对照许先生自己的人生处境，以及他惯常的合称“李”（老子）与“杜”的思路，显然是借杜公之酒，浇心中垒块。在许先生一生创作的组诗中，有两组值得关注，那就是“咏老”与“和杜”，前者是《老髓新咏》（作于1947年），后者是《杜诗新话》。他常并称“李杜”，此李非李白，乃李耳。试举许先生《和杜甫〈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诗》如下：
玄都藏奥远，诗国引情长。排律开新域，流形主故常。七龄凤翮上，百韵虎牙旁。坟典原承古，风骚递入梁。斯篇宏老学，精诣发奇光。尚友邀英哲，系心在盛王。愁摧九折臂，吟擅万年场。屈贾劘余垒，曹刘短后墙。名声昭八表，字泪染千行。岂止兰苕秀，犹呈鲸浪扬。垂髫耽漱玉，搔首讶盈霜。早起星临户，更深月过床。自能融物象，底事羡羲皇。李杜真神圣，芳邻锦水乡（自注：李杜，指李耳与杜甫。锦水乡，指青羊宫与杜甫草堂均邻锦江之旁）。（《杜甫研究学刊》1995年第2期）
他不仅认为杜甫原诗“宏老学”，而且将李杜并称，奉为“神圣”，是有深意的。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许先生“以意逆志”，将杜诗研究的哀惜民生之悲再勘进于“人性”之悲，用老子的“自然人性”济补杜诗的哀民情怀，并推导出对历史与现实“人性”之扭曲的深层反思。许先生在《老髓新咏》中反复强调的“域中四大皆从母，转递师承法自然”“厚德常含赤子心，元精和气莫能侵”“无为有益诚希及，教不言兮得自然”的天然与纯真，正戟指现实的“耳目追随声色忙，只缘利欲丧心狂”，“人性”沦落，即为“丧心”，这才是他“和杜”时对历史的客观拷问与对现实的主观拯救。
以诗论诗用之于杜诗研究，显然与杜甫以诗论诗的典范性有关，而许先生对杜甫以诗论诗的考察，又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杜甫《戏为六绝句》开论诗诗之先河，许先生不仅考述其中的论诗思想，而且仿效其例，撰写《读杜诗六绝句》《论杜诗六绝句》《讲杜诗六绝句》，其中《论杜》六绝是《杜诗新话》体，即“和原韵”之作。试举其中两首如次：
少陵最重当时体，泥古因循事便休。滚滚长河从不息，溯源万派总由流。（之二）
古人曾亦是今人，肸蠁相承必有邻。气盛自劘千载垒，文衰宁步六朝尘？（之五）
对照杜甫原作，是以诗论诗，提摄其义理，倘就诗论诗，又有“夫子自道”的意味，表达的是许先生的诗学风范与师承情怀。
另一方面，许先生关注的是杜甫诗歌创作中内涵的诗论思想及其对后世诗歌理论的影响。例如在《恐与齐梁作后尘——略论杜甫创作与诗论的关系》（《论文集》129页）文中，许先生以严羽《沧浪诗话》论“诗品”为例，即“高”“古”“深”“远”“长”“雄浑”“飘逸”“悲壮”“凄婉”，以为均早已体现于杜诗创作。其云：
“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显出“高标跨苍穹”之势；“荒戍之城石色古”（《锦树行》），“从来多古意”自见；“迹籍台观旧，气溟海岳深”（《登历下古城新亭》），连上下而入于深不可测之境；“横笛短箫悲远天”（《城西陂泛舟》），箫笛引悠远之情；“山林引兴长”（《秋野五首》之三），自然朴野之韵欲流。至于《望岳》（岱宗夫如何）之雄浑，《饮中八仙歌》之飘逸，《阁夜》之悲壮，《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之凄婉，无不表现淋漓尽致。
正是出于以作品印证理论，于作品中提摄理论的思想，使许先生的杜诗研究在观念上由实际批评到理论批评、在方法上由具相研究到共相研究，而“和杜”之诗作及批评思想，乃一具体而微的新创实践。
“神御长风游宇宙，心收浩气入诗篇。”（许永璋《昼长无事看南华经倦入幻境》）浩气入诗篇，诗篇化浩气，许先生论杜的文字大多数虽已亡佚于那个“动乱”的年代，但通过他杜诗研究的残篇断简，我们还是真切地感受到那诗人的情怀所溢射的特有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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