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南安问学周敦颐
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周敦颐经过三年的“丁忧守制”，服除授官，但没有回到京城任原来的“试将作监主簿”，而是被吏部调任洪州分宁县主簿。洪州分宁县在今江西南昌，主簿则是县令属下掌管文书的佐吏。周敦颐于康定元年服除授官，但正式上任则是在次年的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莅任分宁后不久，他又被上司调去主管袁州卢溪市征局。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由于部使者的推荐，他调任南安军司理参军，主管刑狱。
周敦颐虽然初入仕途，但办事干练，风骨凛然。在洪州和南安时期，有两件事极为著名，一是“辨分宁不决之狱”，《年谱》记其事曰：“庆历元年辛巳，先生年二十五，始莅分宁。时有狱久不决，先生一讯立辨。邑人惊诧，曰：‘老吏不如也。’”这表明周敦颐绝非腐儒书生，而是有着极强的办事能力，所以蒲宗孟的《墓碣铭》称他“屠奸剪弊，如快刀健斧，落手无留”，对他这种明快的作风极为赞赏。另一件事则是“争南安非辜之囚”，《年谱》记其事曰：“（庆历）五年乙酉，先生年二十九。南安狱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素苛，欲峻治之，众莫敢抗。先生独力争，不听，乃置手版，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逵感悟，贷囚死而贤先生，且荐于朝。”王逵是北宋时著名的酷吏，而转运使实为地方上的最高长官，周敦颐以司理参军之微秩，敢于与之抗争，是需要有一些勇气的。这件事除了反映出周敦颐过人的胆识之外，也显示出他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高度道德意识。“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这句话有着振聋发聩的力量，它既包含了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对个人生命价值的尊重，也有对权势的反抗和对弱者的怜悯，这表明周敦颐确是以其生命践行儒学信念的真正儒者。南宋学者蔡抗在《广东宪司重创祠记》中对这两件事有很好的总结，他说：“夫子（周敦颐）辨分宁不决之狱，争南安非辜之囚，所至务以洗冤泽物为己任。至于详刑广东，则仁流益远矣。”周敦颐一生中，由早年的“南安司理参军”到晚年的“提点广南东路刑狱”，虽然一直从事刑狱工作，但总是贯彻着儒家的“仁恕”之心，“洗冤泽物”这四个字，可以说是他一生事业的定评。
周敦颐任南安军司理参军期间，他的一位上司程珦对他颇为重视，因而命二子拜他为师，程珦的二子就是程颢和程颐，这就是宋明理学史上著名的“周程授受”事件。《年谱》中对此有详尽的记载：“（庆历）六年丙戌。先生年三十。大理丞知虔州兴国县程公珦，假倅南安，视先生气貌非常人，与语，果知道者，因与为友，令二子师事之。……二子即明道、伊川也，时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故《明道传》云：‘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周敦颐论学，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其后先生作《太极图》，独手授之。”
二程问学于周敦颐，关乎濂洛学统之传承，因而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一种意见认为二程以周敦颐为师，得“道学”之传，其内容不仅有二程亲口所说的“孔颜之乐”，更有《太极图》的授受，二程的洛学是从周敦颐的濂学那里一脉相承而来。这种意见最早见诸胡五峰的《通书序略》，而后朱熹和张栻持之最坚。第二种意见则认为二程只是从游于周敦颐，并没有正式的师承关系，二程的学问也与周敦颐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这种意见在宋人中与朱熹同时代的汪玉山持此说，明人丰道生发挥此说最力。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濂溪学案序录》中考察了这两种意见，最后认为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他说：“濂溪之门，二程子少尝游焉。其后伊洛所得，实不由于濂溪，是在高弟荥阳吕公已明言之，其孙紫微又申言之，汪玉山亦云然。今观二程子终身不甚推濂溪，并未得与马、邵之列，可以见二吕之言不诬也。晦翁、南轩始确然以为二程子所自出，自是后世宗之，而疑者亦踵相接焉。然虽疑之，而皆未尝考及二吕之言以为证，则终无据。予谓濂溪诚入圣人之室，而二程子未尝传其学，则必欲沟而合之，良无庸矣。”也就是说，二程少年时虽从游于周敦颐，但并没有传承周敦颐的学问，以周敦颐为二程之师是朱熹和张栻等人的私人意见，并非历史事实。全祖望的这一说法见诸《宋元学案·濂溪学案》的卷首，对后世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那么二程问学于周敦颐的真相究竟如何呢？首先考察二程自己的言论，伊川于《明道先生行状》中说：“先生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二程的门人所记录的二程语录有云：“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又云：“明道先生言：‘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这是二程自己明确表示曾从周敦颐“受业”、“闻道”。其次，北宋时的官方史书《哲宗实录》、《徽宗实录》也以周敦颐为二程之师，全祖望在《周程学统论》中说：“明道先生传在《哲宗实录》中，乃范学士冲作，伊川先生传在《徽宗实录》中，乃洪学士迈作，并云从学周子。两朝史局所据，恐亦不只吕芸阁《东见录》一书。”第三，从二程的学术来看，确有继承周敦颐之处。《通书》之传出于程门，其中所附的《太极图》更为他本所无，所以南宋绍兴时的祁宽在《通书后跋》中推测说：“或云图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也。”可见周敦颐手授二程《太极图》的说法是有历史依据的，宋人也大体认可这一说法。二程语录中有一条：“看一部《华严经》，不如看一艮卦。”又有一条说：“周茂叔谓一部《法华经》，只消一个艮卦可了。”这表明二程以儒融佛，其学术倾向是直接继承周敦颐而来的。周敦颐于二程及门时，诲以“寻孔颜乐处”，其后伊川游太学，作《颜子所好何学论》，发挥周敦颐之说，明儒刘蕺山评点此文，谓“此伊川得统于濂溪处”。而明道的《定性书》，刘蕺山也认为“此伯子发明主静立极之说，最为详尽而无遗也”。可见二程之师事周敦颐，并非泛泛的从游，而是确有所闻，其学术之间有明显的承继关系。
二程的学术与周敦颐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一点全祖望也不能直接否认，所以他在《周程学统论》中也承认说：“《明道行状》虽谓其‘泛滥于诸家，出入于佛、老者几十年，反求诸六经而后得之’，而要其慨然求道之志，得于茂叔之所闻者，亦不能没其自也。”但他认为，周敦颐的学问固然很高明，但二程从游于周敦颐的时间很短，因此并不能尽周敦颐学问之底蕴，而只是受到了一些启发，其后洛学之形成，还是由于二程自身的探究和努力，并非由于他们在周敦颐那里得到了什么“不传之秘”。全祖望因此取一个折中的观点说：“然则谓二程子虽少师周子，而长而能得不传之秘者，不尽由于周子，可也；谓周子竟非其师，则过也。”
全祖望的这个说法看起来是很有说服力的，因为根据《年谱》所载，二程及门于周敦颐只有庆历六年一年的时间，而正式从学可能尚不满一年。其时明道十五岁，伊川十四岁，二人尚在少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能否领会周敦颐的哲学思想，确实是很成问题的。因此全祖望言之凿凿地说：“周子所得，其在圣门，几几颜子之风。二程子之所以未得其蕴者，盖其问学在庆历六年，周子即以是岁迁秩而去，追随不甚久也。潘兴嗣志墓，其不及二程子之从游者，亦以此。”但仔细推论一下，就知道全祖望的说法并不可靠，二程之问学于周敦颐，绝不止于庆历六年一年的时间，而是从庆历六年到庆历八年，前后至少有三年的时间。
有如下几条材料可以证明这一说法：
1．（明道）十五六岁与弟伊川受学于濂溪，即慨然有为圣贤之志。尝自言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有“吾与点也”意。
2．（明道）又曰：“吾年十六七时，好田猎。既见茂叔，则自谓已无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潜隐未发。一日萌动，复如初矣。’后十二年，复见猎者，不觉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3．先生（伊川）曰：“古人有言曰：共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若一日有所得，何止胜读十年书也。尝见李初平问周茂叔云：‘某欲读书，如何？’茂叔曰：‘公老矣，无及也。待某只说与公初平遂听说话，二年乃觉悟。”
第一条是明道自述，十五六与弟伊川受学于濂溪，此当为庆历六年之事，是为“初见茂叔”，而后又有“再见茂叔”之事，并且于“再见茂叔”后对周敦颐的思想深有体悟而“吟风弄月”以归，则“再见茂叔”必是在庆历六年以后的七年或八年无疑。
第二条也是明道所述，既言十六七时好田猎，则已在庆历七年到八年之间，又云“既见茂叔，则自谓无此好矣”，则庆历七年到庆历八年，明道还和周敦颐有见面的机会，并从其及门受业。
第三条是伊川所述，既云“尝见李初平问周茂叔”，则其事必为伊川所亲见，按《年谱》载，周敦颐与李初平论学，事在庆历八年，则庆历八年时，伊川犹受学于周敦颐，其事岂非甚明？所以南宋学者饶鲁曾言：“先生（周敦颐）自南安移郴县令，初平乃郴守也。今伊川自言尝见初平问先生，然则伊川亦尝自南安侍先生之郴耶？”说明前人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综合以上材料，可见二程问学于周敦颐，绝非仅庆历六年一年的时间，而是从庆历六年到庆历八年，持续了至少三年的时间。三年时间虽不算长，但也并非如全祖望所说的“追随不甚久也”，因此二程完全有机会深入了解周敦颐的思想。事实上二程在后来的回忆中也谈及此点，《宋元学案·濂溪学案》的“附录”中有一条说：“伊川见康节，伊川指食卓而问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处？’康节为之极论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叹曰：‘平生唯见周茂叔论至此。’”邵雍和周敦颐都是北宋易学中“象数易”的代表人物，其学有相合之处，伊川聆康节论学，而忆及“平生唯见周茂叔论及此”，可见伊川对周敦颐的学术思想非常熟悉，这绝非泛泛的“从游”所可以做到的，而是必然有着正式的师生关系和学问的传承。至于二程称周敦颐为“茂叔”，似乎不像是弟子称呼老师的口吻，这或许是由于二程遗留下的语录经过了其门人弟子的删改整理所导致的，全祖望指出：“若《遗书》（指《程氏遗书》）中直称周子之字，则吾疑以为门人之词。盖因其师平日有独得遗经之言，故遂欲略周子而过之也。”这一说法大体可信。
二程初见周敦颐于南安军，其时为宋仁宗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史称“南安问学”或“南安问道”。庆历六年年底，周敦颐由于转运使王逵的推荐，离开南安军，升任郴州郴县令。周敦颐任郴县令的时间从庆历六年冬开始，经庆历七年、八年和皇祐元年，一共是三年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二程虽不能如在南安军那样朝夕过从，但还是有机会请益受业，则是无疑问的。周敦颐在这一时期内学问已达到相当成熟的地步，如果“手授二程《太极图》”的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太极图》的创作也应该是在这一时期。二程在周敦颐门下学习了前后将近三年的时间，对周敦颐的学术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而后“泛滥于诸家，出入于佛老，反求之六经”，开创了北宋理学中的“洛学”一派。比较起来，二程的学术和周敦颐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周敦颐思想中宇宙论的色彩较为浓重，而二程已完全转为心性论哲学，但这是时代不同所造成的学术侧重点不同，论其渊源所自，则“南安问学”的历史意义不容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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