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的一盘大棋，从“奸相”胡惟庸开始
撰文|黄大拿
胡惟庸谋反案来得恰好。朱元璋终于可以下他谋划已久的那一盘大棋了。
丞相胡惟庸谋反一案，是明代初叶的一件大事。
上个世纪，著名明史学家吴晗先生写了篇论文《胡惟庸党案考》，论述此案的影响时说：因胡惟庸事件，“党狱析连前后十四年，一时功臣宿将诛夷殆尽，前后达四万余人（统计方法不同，《明史》上说三万余人）。且因此和日本断绝国交关系，著之《祖训》。”
吴晗此文，考证胡惟庸案之始末和曲折，甚为缜密，但以上分析容易给人一种误会，似乎朱元璋拿胡惟庸开刀，和他于开国之初大诛功臣一样，仍然属于典型的“兔死狗烹”。
究其实，胡惟庸之所以不得不死，其中当然有明太祖为自己身后布局的考虑，不准备让后代面对强悍的大臣，但更重要的，则是君权和相权的关系这时候已愈趋紧张，标志着朱元璋权力欲的空前高涨。
一
天生的反臣？
史籍上说，在胡惟庸当上丞相风光至极的时候，就已经有不少人预测其“必败”了，似乎胡惟庸天生就是一个反臣。
如大将军徐将军就曾“深疾其奸”，并“从容言于帝”。
后面还有离奇的事，“惟庸诱达阍者福寿以图达，为福寿所发。”意思是胡惟庸因为徐达背后说自己坏话，乃引诱徐达府上守门的人暗害之，结果却反被此人告发。
黄大拿明史拍案认为这个故事离奇，是因为一个丞相要暗杀政敌，居然派不出自己手下一个合适的人！
第二个攻击胡惟庸的是刘伯温。《明史》记载，刘伯温在惟庸当丞相之前，就预言他只会把车拉翻，所以惟庸当上丞相的消息一传到，他就“大戚曰：‘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忧愤疾作。”而有些史料更指陈刘伯就是死于胡惟庸的投毒。
当代学者杨讷在《刘基事迹考述》一书中已经考证清楚，“投毒”一说纯系子虚，他更认定，刘伯温的神奇预言也出于刘氏后人的伪造，因为在刘伯温“大戚”的时候，胡惟庸根本就没有多少可以称得上祸害苍生的大罪大恶，否则朱元璋又岂能容忍？
不少史料都力图证明，胡惟庸很早就开始做坏事，很早就暴露了乱臣贼子的真面目。但由此也带来了一个大问题：既然胡某人的反臣面目早已暴露，徐达和刘伯温又是朱元璋非常信任的文武两根柱子，他们一起倒胡，为什么在朱元璋这里就全无效应？
绝不会是朱元璋的昏庸，更不会是大度，朱元璋不是这样的君王。只有一个可能，对胡惟庸，徐达“深疾其奸”也好，刘伯温早有预言也罢，都只是修史者的后来附会。
其实，朱元璋对胡惟庸不仅一度相当宠信，而且连别人攻击胡惟庸的话也是不能容忍的。
这就要说到在胡氏事败之前，出场的第三个批评者。一个叫韩宜可的监察御史，在朱元璋和胡惟庸从容谈笑的时候，出怀中弹文，劾胡惟庸等三人是大奸大恶，“乞斩其首以谢天下”。结果惹得元璋大怒，骂道：“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耶！”命下锦衣卫狱。
而历史真的很有意思，等到朱元璋要拿胡惟庸开刀的时候，他又反过来斥责臣下为什么不能洞烛其奸！
只能呵呵了。
二
破绽百出的谋反案
正史上记载的胡惟庸谋反事实甚为怪异。
按《明史》所说，胡惟庸预谋不轨，并勾结同党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胡惟庸因儿子在一起意外事故中丧生而杀人，事泄，胡惟庸准备花几个银子结案，朱元璋不许，要他偿命，惟庸大惧，恰值此时，另两个侯爷也因被皇帝斥责心怀恐惧和不满，乃招以同谋。
惟庸又令某都督取卫士和亡命之徒为心腹，告诉他说“吾有所用耳”；惟庸又遣某官员下海招倭，遣元朝故臣代他向残元势力示好，准备和这两股势力里应外合同时向朱元璋发难……
对这些记载，吴晗先生已经在《胡惟庸党案考》一文中经过精细考证，提出了质疑，有心从学术上探知究竟的，读吴先生此文必有收获。
不过，若读者不耐烦那种抽丝剥茧的考证，又想尽快从文字迷雾中走出，这里倒有一个简便的方法可以判断真伪。
如果我们思考问题不偏离常情常理太远，又不把官居丞相的胡惟庸的智商估计太低，就会得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胡惟庸即使真想取朱元璋而代之，一直精心谋划，他在这个过程中也绝不会傻到如此张扬！
谁都知道，谋反是专制君王最不能容忍的灭族大罪，有史以来的任何一起成功的谋反，都是在绝对机密的情况下酝酿的。而要保证这种绝密性，必须让知晓和参与者降到最低限度。
历史上哪有像胡惟庸这样，在干一件提着脑袋的勾当时，却仿佛惟恐他人不知，今天和这个同谋，明天又和那个商量的？
后世修史的人们好像也知道自己笔下的破绽，为了坐实胡惟庸的谋反罪，又造出了一个更为荒诞的“云奇告变”事件。
据《明史纪事本末》，云奇是一个太监，所服务的地点与胡宅相近，预知其谋。胡惟庸借口自己宅中有灵异之事，邀朱元璋观赏，而在宅中复壁间藏有甲士，图谋弑君。
就在朱元璋欣然就道的时候，太监云奇不惜惊驾拦道，宁死也不退缩，皇帝醒悟，登城墙一看，果然看见了胡宅中藏在复壁间的甲士。
看了这段故事，原来对朱元璋不满的人肯定会为胡惟庸惋惜，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为什么不把武士藏好一点，居然让人在城墙上就可以看到呢？
相信读者一念及此，马上就会油然而升一个疑惑：胡宅不应该连屋顶也没有吧，如果有屋顶，登城而望的人除非有透视的特技，又怎能看到屋顶下、复壁间藏匿的武士？
而且云奇既然身为内使，所服务地点又与胡第相近，知晓胡氏逆谋，为何不先期告发，一定要到迫在眉睫时方才闯道报警？……
明太祖的构陷，看似巧妙，实则笨到了极点。连后来的崇祯朝大臣黄景昉都看不下去了。
黄景昉在《国史唯疑》中说：胡案的狱词上记载：“与倭通，俾以精兵匿贡舶为变。”指控胡惟庸把精兵藏在日本人来华进行朝贡贸易的商船上，准备谋反，真是太荒诞了！
黄景昉反问：“古有是反法乎？”
是啊，翻遍史书，有没有这样小儿科的谋反案例？
三
一盘大棋，一颗棋子
胡惟庸一案影响甚巨。
先说当时立竿见影般的效应。《明史》上说，只要是明太祖不太待见的，希望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主管司法的官员都可以投君所好，套上一顶“胡惟庸同党”的帽子，便万事大吉。君王威权的恣肆之下，人命如泥沙！
株连之酷，简直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被称为“元四家”之一的大画家王蒙，侥幸活到朱明盛世，可这回终于在劫难逃，其罪名是曾经到胡惟庸私宅观画！
再说绵延不绝及于后世的影响。朱元璋于杀胡惟庸次日便急不可耐地宣布“朕欲革去中书省”。朱元璋废掉丞相，分丞相之权于六部，直接铸就了明清两代的政治格局。
过去丞相权力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时候可以和君权稍稍抗衡，现在，权力分散，且六部大臣直接由皇帝任命，直接对皇帝负责，只有仰其鼻息都嫌不及的份儿，遑论制衡？君权至此攀爬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朱元璋为什么要一手炮制胡惟庸案？
如果仅仅是胡惟庸个人品行太差，且喜欢胡作非为，那么朱元璋仅仅端掉他一个人就够了。可现实并非如此。显然，明太祖对发动这一案件有深远的谋划。
胡案初起时，胡氏的罪状只是擅权专断，明太祖要办他是很容易的。然而，这样一条罪状，肯定只够杀胡氏一个人，充其量也只能连坐其家族。
于是，我们看到，胡惟庸的罪行越加越多。勾结同党，谋反叛逆，“通倭”“通虏”……这样，以“胡党”之名，诛杀功臣宿将的理由有了，以“丞相不法”之名，废相的理由也有了。
朱元璋想废相不自胡惟庸始。早在洪武三年，那时还是李善长当宰相，某日朱元璋就曾经对侍臣说：元朝丢了天下，正是因为“委任权臣上下蒙蔽”，咱们大明不能效仿。剑锋直指宰相制度。
可以断定，朱元璋登基以后，因为权力欲的不断膨胀，又自认看准了元朝失天下的症结，早就处心积虑地想废掉宰相，只不过一直没有等到合适的时机。
现在，胡惟庸谋反案来得恰好。面对此案，小题大做，穷追不舍，朱元璋终于可以下他谋划已久的那一盘大棋了。
翻阅史料，从字里行间细细揣磨，我禁不住有一种感觉，明太祖对胡惟庸本人未必真有什么大不了的恶感。
对朱元璋来说，胡惟庸只是一颗棋子，一颗能够帮助他走活全盘的棋子。这个全盘无非上述的两点，一是废相揽权，二是将功臣宿将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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