啪啪啪，大明朝堂上经久不息的声音
撰文|黄大拿
是不是国之栋梁，屁股上见；不被打一回屁股，就不是忠臣。
“廷杖”，也就是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打大臣屁股，被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称为“明代特有之酷政”。
孟森的话也许会让今人费解：打屁股，总比杀头掉脑袋强多了，能算什么特别的酷政？
这就是时代的差异了。
昔日读书人讲究“可杀不可辱”，即使犯法，白刃加颈，也比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公然羞辱强。这种旧式士子的观念，讥其迂腐也好，说它是一种气节也罢，都是一种客观存在。
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包括专制君主在内的大多数人也是尊重这个客观存在的，所以中国法制史上有“刑不上大夫”之说。
后来人们常常以“刑不上大夫”作为专制王朝统治阶级大搞特权不受法律制约的活证据，殊不知此处的“刑”特指肉刑，它并不表示官僚阶层犯了法也会被豁免。
刘伯温曾经对朱元璋说：“古者公卿有罪，……请诣室自裁，未尝轻折辱之，所以存大臣之体”，一般不对读书人动刑，不对他们进行羞辱，可以说正是昔日特有的砥砺名节、蓄养士气的一种良法。
但是，大明朝堂上“啪啪啪”打屁股的声音却经久不息，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一
朱元璋为什么喜欢打屁股
“廷杖”，这项“明代特有之酷政”，创始者不是别人，正是大明帝国的创建者朱元璋。
有史可考的第一个“尝鲜”者是大臣茹太素。
《明史》记载，明太祖下诏求直言，茹太素响应号召，上书议论时政。但他的直言太“直”了一点，批评太祖的严刑峻法使“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
这样的直言显然不止会让人脸红和出汗了。
明太祖大怒，朝堂之上当即啪啪啪打起了板子。
有意思的是，到了第二天，朱元璋又觉得茹太素的建议似乎有一些可取之处，而且自己是求直言在先，又对茹太素进行了一点口头嘉奖。
至于为什么要打茹太素的屁股，朱元璋声称是他的上书字数太多，并装模作样地下令从此制订公文格式，杜绝长文。其实完全是托词而已。
茹太素之后还有一位薛祥，比茹太素更惨。
薛祥位居工部尚书，这是正部级高官，不知道犯了什么事，活活被杖死。
薛祥是一个好官。《明史》上说，他死后，“天下哀之”……
刘伯温早就向太祖谏言不要羞辱读书人，以此培育士气，朱元璋为什么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这么喜欢打大臣的屁股？
有人归咎于造物主，不是曾有论者认为人之有弯曲的膝盖，就是为了下跪吗？依此推理，人之有屁股天生就是为了让人打的。
但这种奴才的逻辑估计越来越难以得到认同了。那么我们就从心理上分析吧。
据黄大拿明史拍案看来，朱元璋的爱打大臣屁股，并不仅仅是性格暴虐使然，更由于其过分敏感、极度自尊而又自卑的一种心理在作祟：没有受过诗书教育的朱皇帝就是要让心高气傲的读书人难堪。
明代历史上大臣之受杖责，多半时候是因为劝谏，劝上一两次皇帝老儿就烦了，就要打你屁股，可是居然就是有人不怕挨打，又接着劝谏，被打屁股者一时前赴后继，简直成了“你越是喜欢打屁股，我就越要把屁股迎上去”。
这样一种演变肯定大大出乎明太祖的意料。
二
打屁股里藏着很多奥妙
朱元璋廷杖大臣，开了个很坏的先例，他的后代们虽然没有其治国的手腕，但羞辱读书人的爱好却始终如一。
于是，朝堂之上啪啪啪，打屁股成了大明王朝一个极其鲜明的特色。
明武宗喜欢游猎，工部主事何遵谏阻其南巡，当其草疏时，家僮抱持而哭：主人即使不为自己考虑，独不念老亲幼子乎？……但何遵不为所动。
疏上，廷杖四十，肢体俱裂，过了两天何遵就死了。
《明史》上说，何遵死的那天，其父在老家与家人祭墓归，有鸟悲鸣，为之惊异，这时有传言说朝廷有大臣因言获罪，何遵的父亲长号一声：“遵死矣。”
父子之间的这种心灵感应可能是存在的。但修史者特意写下这么一个细节，显然意在借此表达他的悲愤。
嘉靖皇帝和大臣们因“大礼议”之争发生冲突，起初以外藩身份当上皇帝的嘉靖对大臣还不敢过分用强，等到地位稳固，即大开杀戒。
嘉靖三年七月，参加抗议活动的134人被抓进监狱，然后给以或戍边或廷杖或罚俸的处罚，17人被活活杖死。
不要小看打屁股，虽然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其实也有很多花样，藏着不少奥妙。
嘉靖初，刑部尚书林俊曾述廷杖之变迁曰：明宪宗时，廷杖不去衣，还许穿厚棉底衣、重毡叠裹，因此卧床数月而后可以痊愈。
等到明武宗时期，太监刘瑾专权，干脆下令去衣，脱光了再打，廷杖的残酷程度显然又进了一层。
同样挨打，即使挨板子数量一样，但有人只是受点轻伤有人却是皮开肉裂，甚至有人会被活活打死，其中有无奥秘？
原来是太监们掌握了用刑轻重。明人笔记记载，太监们主持打屁股是有暗语的，“足如箕张，则囚可生，靴尖一敛，则囚无生理矣”。
正因为用刑可轻可重，故廷杖本来不是死罪，但被杖者却往往毙命。
尽管如此，明朝士大夫并未因怕打屁股而退却。原因何在？
三
打屁股终于成了一种美学
“打屁股”，这样一个动作里，实在有微妙的心理因素存焉。主体——打人者，无疑是在享受征服和羞辱别人的快感；客体——被打者，一个接着一个，排队等着打屁股，这又是为了什么？
你可以说这是旧式士子那种“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使命感，驱策着他们敢于批君王之逆鳞，敢于正视这淋漓的鲜血，自有道理，但如果全部排除背后的心理因素，大拿是不信的。
《明史》记载，万历年间有一个大臣赵用贤因为批评张居正而被杖责，肉腐烂溃落，其妻把掉落的肉腌制以后精心收藏起来，做为纪念。
在这样奇特的纪念品中，难道没有蕴藏一种奇特的心理吗？
“打屁股”，主体意在羞辱，而客体却偏能变羞辱为光荣，以至几块腐肉也成为具有独特美学意义的符号。
而且这种心理还不仅仅是受杖者个人及家属的，《明史》上说，一个官员如果无辜被杖，就几乎等于有了一页浓墨重彩的光荣史，终身令人倾慕，天下以为至荣。
这样一种效果，惯施淫威的专制君主们可曾料及？
是不是国之栋梁，屁股上见；不被打一回屁股，就不是忠臣。此种风气一旦形成，其实也是利弊参半：一方面，士大夫蔑视强权的精神值得称赞；另一方面，也会养成一种“矫激”的士林心态，酿出许多激烈的意气之争，从而耗费大量资源。
打屁股终于成了一种美学。
打屁股也不是小事，明后期政局的演变线索也许就隐藏在这里。
本文为黄大拿明史拍案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如需转载，请获取授权，并只允许微信公众号转载，不可发在其他渠道，违者必究。授权转载时还请在文初注明出处和作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