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学 | 社会行动者除了上树还学了什么？

Original 陈彬华彬华同学 2022-04-20

收录于话题

在2020年10月22日至28日，我有幸参加了银杏基金会资助的第三期海内参访项目，与李盈、段帅、志超三位银杏工作人员，刘毅（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和韩寒（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两位银杏伙伴，以及其他十一位参访的伙伴的陪伴下，度过了非常非常充实的七天旅程。

向外，我们在这七天里到访了海口、儋州和文昌三个城市，深入了湿地、农场、渔村和海滩等等不同的场景，与海口市湿地保护管理中心、海南五家在地NGO还有智渔团队等和进行了深入交流；向内，我们不光自发地以共同经历为养料，还在参访给我们留出的深度聆听、共创复盘和开放空间等等时间里自觉地经历了一场自我探寻。在内外之间，“社会学习”得以发生。

在这篇推文里，我希望以“深入场景”、“深度交流”和“深层对话”三个主体部分来简单聊聊这一次参访所创造的意义。

第一期海内参访在银杏2019年报中的介绍

深入场景

我们参访的第二天来到了五源河国家湿地公园，海口畓榃湿地研究所的几位工作人员带我们参观了湿地公园，介绍了湿地系统的基本情况。

当时我们跟着卢刚老师在看湿地里的狭叶香蒲和芦苇，他和我们说，其实在湿地系统里是不大会有这些东西长出来的，这里的情况到底还是有些陆化了。后边，小正指着芦苇说，那它们就是杂草。卢刚马上云淡风气地开始解释，如果我们是想要造景，那可能我们要控制芦苇的情况，但它在这里生长时，它也有一定的生态意义。

在走了一圈后，我们往回到了一片湿地。虽然这里已经被纳入保护当中，但是由于水体富营养化以及外来物种等原因，还是繁衍了大量挤占正常湿地系统的生物。下图的东西大家肯定都知道，但我不说恐怕很难认出来。

在湿地里，除了我们熟知的入侵物种——水葫芦和福寿螺之外，上图狂放生长的空心菜也成了抢占湿地内资源的大户。空心菜的种植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净水的作用，但是过度的生长同样也会给环境带来破坏。于是我们就开始参访过程的第一个体验，穿起水裤下湿地里捡起来大薸、水葫芦、拔空心菜。

在社区社会工作流程的六阶段模式（Stepney & Evans）中，第一阶段是“熟悉环境、搜集资讯”，我们几位参访者对于湿地的了解都非常有限。这样深入场景的方式奠定了我们之后共同对话的基础。

我们在第三天原定计划是参观渔市，不巧天公不作美，因为台风所以没有机会看到海产品上岸，于是去往了红树林博物馆。刘毅老师给我们讲红树林的相关知识时，不但是在说明具体的细节，他是把一切都尽可能放在整个生态系统的视角下去讲述。

刘毅博士为我们讲解胚轴

Credit: Dani

在社会工作的语境里，所谓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是我们理解社会议题并采取行动的基本视角。顾名思义，它用自然的生态系统作为隐喻，“将个体置于其所在的社区之中，在这种与更大环境系统的交互关系中，个体之间彼此相互依存”。

“生态位”是刘毅老师常常谈到的概念，所谓生态位指的是“一个种群在生态系统中，在时间空间上所占据的位置及其与相关种群之间的功能关系与作用”。放在红树林生态系统当中，不同的红树植物在滩涂的不同位置、半红树植物则会在潮间带和陆地间繁衍。于是我们在谈到组织的定位时，我们也借用了生态位的说法，来思考自己及组织的定位和发展策略。

Credit: 中国数字科技馆

当然，类比只能起到说明，而不能构成论证。就像是我们会主动干预外来物种一样，我们对于生态系统又或者是自身的角色并不是被动消极的。我们恰好可以引入“生态社会模式”（eco-social model）的概念，简单来说，生态社会模式更具有政治性，认为我们应该改变被压迫者的促进，把生态的观念引入到与之相关的政策脉络当中去。

就好像湿地的不断萎缩跟人们对湿地的利用与改造有莫大的关系，这显然不是一个小系统内部造成的结果。我们作为行动者，所面临的也不只是自己工作的一亩三分地，而要去看政策法规还有其他相关方的情况。

我们在海口市湿地保护管理中心的所见所闻就蛮能够呈现前边阐述的生态位和生态社会模式。

我们与畓榃、观鸟会、松鼠学堂、蓝丝带和无境深蓝五家机构进行了交流。

畓榃湿地研究所主要聚焦在调查监测、能力建设和科普宣教上，卢刚老师还提及他们认为现在许多地方红树林已经种得过多、过急，开始考虑更多关注很少机构在做的珊瑚礁、海草床相关的工作；

海南观鸟会是动物学会的二级组织，希望以观鸟为契机，让人们进入自然，借由观鸟的形式也做一些宣教及搜集数据的工作；

松鼠学堂则是从事自然教育的企业，希望能够提供“有温度的在地科普”；

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的业务很广泛，有涉海渔村的社区公管模式、海上森林项目等等；

无境深蓝面向潜水员群体，让潜水员群体加入到海洋保护中来，会进行水下海洋垃圾清理、定点监测等活动……

这些机构各有侧重，占据了不同的“生态位”，彼此又有非常多的交流与联系，跟湿地保护中心的关系也十分融洽，俨然是一个生态系统。

与湿地管理中心及五家NGO交流

海口市湿地保护管理中心的陈松主任和我们分享了海口作为国际湿地城市创建的需要、“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论断等等，都给湿地保护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而这种外部环境也不是单纯给定的，在交流中我们也知道了，在卢刚老师、刘毅老师与陈松主任的共事当中，也有让政府方面更多了解到了生态保育、科学环保等等理念。

我们在最后复盘时回顾印象最深刻的场景，绝大多数人想到的都是拔拉关木。拉关木是过去引进的一种红树植物，它的生长非常迅速，所以会导致白骨壤一类生长慢的本地种失去生存空间，甚至会让候鸟都失去它们的栖息地。

于是我们穿上了滩涂袜，下到了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的滩涂里。十二个人分了两组比赛谁拔的树多，据说胜组还有奖励。我们组非常狂暴地拔了几十棵，到最后好像都忘记数数和奖品这回事了……这件事让我想到本科小组课上说“玩真的、真的玩”，我们让滩涂没得越来越高的时候肯定是做到了，别说我还是长那么大第一次爬树哈哈。

而在海边捡垃圾的时候我们也是深刻体会到了同行伙伴的传播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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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交流

深度交流主要还是讲和韩寒老师以及整个智渔团队的对话，与其它参访者的对话我准备放在深层对话这个部分来说。

前边有提到社区社会工作流程的六阶段模式，第二阶段是“与社区关键者接洽，充分了解社区资源”。以人类学的要求来看，其实前边说的深入场景主要还是给出了一个感觉、一些素材，但是离那种理解系统脉络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还有很大的差距。

我们行程有一天晚上安排到了骑楼老街，与智渔的团队进行对话，大致流程是大家做过了自我介绍、观看了两部纪录短片最后进行了问答环节。在后一天晚上，我们又进行了与韩寒、刘毅两位老师的交流。为了节省笔墨，我准备把几次从智渔那里得到的信息按我的思路来梳理一遍。

与智渔团队对话

在儋州交流的那天晚上，韩寒老师说自己从小受自己父母影响很深，因为父母常说大西北的事情，便很有去治理荒漠的愿望。高考结束后，进入了“环境科学”这个专业，被“环境”这种横跨科学与人文的领域深深吸引。她毕业后原本在环科院工作，有一次在接待外宾时被拉去做翻译，与罗非鱼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关注起了渔业。

近一两百年来，人们的捕捞能力大幅超过了渔业资源的再生产能力，如何让渔业资源可持续成为了各个国家及大型企业不可回避的问题。像鳕鱼的大量消费，就让麦当劳未雨绸缪起来，专门请了聘请专人进行调研，将罗非鱼作为我们的替代方案。

同时，基于以市场机制更好分配资源的逻辑，水产品可持续认证体系被推了出来。如此购买方可以对生产方提出认证通过的要求，以此倒逼可持续的生产。但是大多数渔业都达不到这个标准，于是出现了一些第三方机构，充当咨询顾问的角色，帮助提升渔业达到可持续认证所需要的标准。

离开环科院后，韩寒进入到的国际组织“可持续渔业伙伴组织”（Sustainable Fisheries Partnership, SFP）便是这样的一个第三方机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她逐渐意识到SFP的方法在发展中国家并不完全适用，我们还需要探索更为本土化的方式。

比如，认证体系需要有很强的可追溯性，这根植于西方大规模养殖与捕捞的基础上，可是中国的许多散户，可能换水、喂鱼都是凭感觉在做，养成之后再卖给批发商、批发商去出口，通过购买方来倒逼根本使不上劲或说根本不现实。

面对可追溯性的问题，智渔便有开发手机端的数字化工具，帮助养殖渔业的管理更加科学与便捷。其实更早前也有人进行尝试，但是有许多产品设计都非常脱离用户实际，比如设备屏幕反光严重、维护成本过高，还不如手机来得实际。

除却这种偏认证的思路，智渔还在不同层面对于渔业问题进行介入，像是孵化了罗非鱼品牌建设促进会来提高大家的病害防治能力、在东水港村开设影展以村民建立联系并链接资源着手解决社区问题等等。

智渔在东水港村的实践非常有社区发展的味道，这个影展并不是苏珊·桑格塔所说的那种侵略式的摄影，而是捕捉他们生活中的美好，面向村里人，而不是用来展示给外人去看。这个过程里，智渔与当地乡贤拉近了距离，又进一步了解到了村子里的需求。东水港村存在有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所以智渔就借着自己的网络组织捐书、让高校的老师和学生能够前来做志愿服务。之后他们还希望开展口述史的收集工作，整理传统的渔业资源、渔业智慧，并以东水港村为切面了解海南的渔业历史发展等等。

天后宫 Credit: Dani

韩寒说，环境问题归根究底是人的问题，渔业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她把智渔定位成行业发展机构，而不只是环保组织，因为单是提出环保的要求多少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味道。在用益物权没有完善的大背景下，出现了“公地悲剧”的问题——假如我不利用身边的渔业资源，那其它人也会去捕捞或是养殖。因此，要让渔民负担起一部分责任，就必须推动政策的落实与法规的完善，在制度层面强化他们的主人翁意识，进而帮助他们更科学地利用资源。

韩寒认为促进行业发展应该提高经济可持续、社会可持续与环境可持续三个方面，经济可持续是第一位的。原本发展中国家作为渔业的重要出口国，它的低价建立在对环境的消耗上。原本渔民借着对环境这个公共资源的使用而获得了更高的效益，提出环保的要求相当于增加了他们的成本。而一旦提出了环境可持续的要求，就必须有人为环境成本买单，假如是国内的养殖户来负担，他们的经济可能就会面临不可持续的问题。这意味着，假如我们一味地将压力放在底层渔业工作者身上，就是在与结构性的问题共谋，免去了制度体制不完善、国际贸易链条和消费者的责任，用她当时和我们说的话来讲，就是“要让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

我们在与智渔团队的对话里，还就渔业中的性别问题、工人权益等不同参与者着重关注的议题进行了讨论。从深度对话里，我们看到了他们作为行业发展机构一员的视角，也间接看到了渔民的处境与看法。

不论在哪一个社会变革的领域，我们都要确保自己看到活生生的人，他们有自己生计的问题、孩子上学的问题，他们又是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人，承载着国际贸易、地方文化的印记。尽可能同时在个人与社区、社会与文化两个层面工作，才不会让人只能在夹缝里喘息、也不会让人在社会变革中被忽略。

我认为这个历程让我们见证了智渔的“社会学习”历程。

Axel Honneth指出的社会学习认为“一个社会内部主要进展的动力，不是来自‘广大群众’的模糊图像，也不是某种匿名的行动系统，而一定是得依靠特定的社会群体不断和其它社群对话沟通的过程，而对该特定群体而言在与其他社群对话的过程中，新的认识与社会行动能力也增加。”

智渔工作的范畴是围绕着渔业这一整片“场”，这个场被夏林青老师称作“社会关系现象与模式化社会关系方式”。像是通过供应链倒逼环保的方式，就是基于西方社会关系现象而采取的一种模式，而海南在地的社会关系又有所不同。

韩寒老师和我们说，智渔有它灵活性的优点，很多时候做的是一个“翻译”的工作，促进各个相关方的对话。这种翻译便是基于对社会关系的深刻了解才可能做到的，在与渔民、政府、国际组织还有工厂等等群体的对话中，他们的认识和行动能力也能不断地增加。

社会学习在社群层面需要“协作关系的方式”，智渔多元的团队很好地促进了他们能够“相互支持、开放反馈和检查失误”，与其它相关方的工作也从来使用的是协作的方式；它还需要“立基在地的专业/社会介入”，像是前文所述的手机端程序，很好地体现了作为科技发展研究中心的专业性与在地性；“社会变革取径的行动研究”则是在“不割裂地对待个人、群体、组织与社会体制的社会关系多层次共存场域，关注社会系统与经验层次交相作用的力道，并依靠此一意觉持续探究社会变革取径的个人与群体事件方法之间的关联性”。

刘毅（左）和韩寒（右）

Credit: Dani

深层 对话

前边的内容我写了很多，但是写到这里突然有一些卡壳，原因有很多：涉及到很多参与者包括我自己非常个人的部分，很多不方便和大家分享；在结束“好好说再见”的环节跟大家说了许多掏心窝子的话，现在再来说变得有些苍白；许多联结是体验性的，很难再用文字的方式再做呈现……

但写到后边我返回来又重新修改了这段内容，因为我发现最突出的原因其实是我在刚开始动笔时，还不完全确信我经历的就是我所期待的团体，但是我现在可以笃定地说，它至少是我期待的团体，一个社会变革取向的团体。

主办方有意地设置了一些加深联结的环节：在前往海南前的两周，我们在线上做过了两次预热；到达海口的第一天下午花了很长时间做共同约定；一天晚上设置了“深度聆听”的环节，一天晚上给我们设置了“开放空间”；每天都有一个小组进行check-in和check-out；最后还有两次的共创复盘，以及最后一天下午的“好好说再见”……当然在共同劳动的过程里、在同住一间的伙伴之间、在饭桌上、在我们自己组织的“真人图书馆”中还有其它经意不经意的瞬间或过程里，我们都在不断地链接、碰撞。这都给我们关系基本的安全和稳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天下午复盘的共创

而这里也埋着我为什么把交流与对话区分开的原因。我在读《十封信》的时候看到一段话特别有感觉，“弗雷勒发展了学生通过对话模式来意识到自身存在的能力，他也因此而著称。不幸的是，许多接受弗雷勒的对话概念的教育工作者机械地将认识论的对话关系简化为空洞的、舒适的浑噩自得地带（feel-good zone）。经过这样的简化，对话模式丧失了其对学习中认知对象的清晰认识，而成为对个人生活经历的简单交流。”

相对的，夏林清老师在《拮抗同行的社会学习》里说到，“在团体中‘认识’不同人，特别是不同人社会存在的位置和这些位置间所存在的社会关系构形（configuration）的表现样态和运作机转，同时返身自省的觉察并运用自己作为改变的促动者，是社会变革取向团体方法的基本功夫。”

夏林清老师的“台腔”可能对于不熟悉的人不大好读，以我的理解拿这次参访展开来阐述的话：

我们一行人的社会存在位置不同既表现在“官方”、“导师”和“参与者”的角色上，又表现在我们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本上；这些位置间的关系会呈现一些所谓的“社会关系构形”，譬如与“权威”的议题、向外或是向内追寻的张力等等；在这个过程里，工作者或者说每一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开始反观自己，还可能更有意识地去做一些我喜欢称之为行动研究的动作，放回弗莱雷的说法，我们在期间意识到了自身存在。

我们的深度对话实际上产生了我们彼此期待和观点的些许冲突，但我非常坚信这种冲突不需要被化约，而应该被认认真真地看作冲突。这些冲突不能证明我们的“失败”，反而说明了我们并没有在单纯追求一种共同体的感觉，而是尊重对话作为一种知识的关系。毕竟，“‘差异处境’是人与人关系发展的起点。”

第三天上午复盘的过程

现在返回去看，我认为我们的冲突从第一天“共创规则”就已经开始了。

延续夏林清老师的语境，当时发生的事情是个人层面的“社会学习”——“活化社会关系行动脉络的场域创造”，“社会关系作用于自身与他人的力道开始被个人和群体觉知体悟到了”。我们当时就大家的需求这个部分做了不少讨论，其实勾起我们开始讨论的就是我们对于队伍里的HIV阳性和聋人不知道该如何相处才是既有尊重又有提供合理的便利。“尊重”这个简单的概念在社会关系的发酵下开始被解构，我们学习的场域被创发了，共学的氛围就这样被创发了。

在安全的场域下、在可以承受的不舒服中，冲突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在这个过程里，“社会关系差异结构显影与关系构形再现的社会学习”得以出现。

我记得当时Dani有提出关于尽可能让我们旅程更加可持续的提议，这同样是一个有些“敏感”的议题。我们也因为这个部分，开始意识到规则、倡议和约定之间的微妙关系与区别。我自己当时体验到很多的部分便是在这个提议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冲突时，李盈指出这可以作为“倡议”，并把这个提议的标号去掉时，我感到了一些“不公”的体验。因为我注意到其实前边一定程度达成共识的部分，只是冲突没有那么外显，也没有进行一个充分的知情同意。

现在再来看，我心里感到冲突的部分跟“调起太高”也有一定关系。记得我们讲前边尊重、不评判的原则时，因为晨曦和我都有一定的心理背景，说得一下有点深，我的搭档小慧又特别敢于发声、发问，让我对于不“彻底”的沟通会感到不满。而我这种深度对话的期待，其实与一部分参与者的需求又产生了张力，导致了后续的一些冲突。

这都是社会学习，但我呈现的部分还是比较微观的，实际上我们的冲突跟各自学科在特定领域的资本（比如心理学会给一种特定的互动方式背书，使得它显得是更好的）、与我们各自所在的阶层（比如中产阶级更会把一种向内探索视作理所应当）、与我们关注议题在社会上的“可见度”和“重要性”（比如为乡村孩子助学会被认为比提供性教育重要）等等都密切相关。我们背后所承载的权力、性别等等要素都可以被我们彼此有意识地觉察。

最后的反观被夏林清老师叫做“人形变体异化样态的内爆解压缩与结构复生的自身探究”。在日常生活里，我们的一些生命故事是被压缩的——我们的一些故事不允许被讲述、我们的一些故事原本的复杂性变得单薄，夏林清把这种经验、情感的郁结称之为“人形变体”。而在社会学习的场域中，当我们去除了外在的压制和规约，“往内解构的自主探索历程”则被称之为“内爆解压缩”。在离开小的场域后，我们在实践中持续地转化过往异化的样态，便是“复生重构有机再生的生命践行”。

我的伙伴小慧，她在行程之始写下的期待是“收获爱和感动”，她不光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还带着我跟她一起把任务完成了（把我惹哭了）。她在交流期待的时候，和我说自己随着年龄增长好像变得有些麻木，我想这就是每一个人都难免会经历的异化，实际我自己一开始都会因为接触了太多共学而有少许的麻木。但她“野”出来了，还在最后告诉我一个让我非常触动的未来规划，那就是冒险，不光是向外、去远方去接触到许多新鲜的事物，而且会向内、和身边的人也一起探索。我觉得这就是她经历的“内爆解压缩”和“结构复生”。

因为笔力有限，还不能在叙事与说明之间游刃有余，所以在最后想给前边的文字多少添点颜色。因为，我记得小壕给夏丹做“肢体同传”，我记得和霖倩录手语表情包，我记得贾穹和我刚入住第一天就相谈甚欢，我记得dani摆拍的垃圾，我记得和小正一起冲到淤泥中去，我记得苏苏开会的样子，我记得楚晓在外边加班，我记得晨曦染红的舌头，我记得建安的连环提问，我记得小慧发出的“狂野”邀请，我记得刘毅的讲解，我记得韩寒的亲和，我记得李盈给我们协作，我记得段帅被惩罚，我记得志超被我拦下聊天，我记得我们上的榕树，我记得我们剖的鱼，我记得我们拔下的拉关木，我记得我们跳的舞、拉的手……

你体验过拔树的快乐吗？

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提到，“个体若想理解自己的体验，估测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将自己定位到所处的时代；他想要知晓自己的生活机会，就必须搞清楚所有与自己境遇相同的个体的生活机会。”

总而言之，行动者应该对自己的行动保持觉知，这种觉知不是心理主义的，而是既对彼此的生命经验开放，又对折射在我们经验里的社会结构、压迫系统保持敏感度。

结语

为了避免自己写得太多，我只是呈现了自己蛮想借由这次机会呈现的部分。像是从身边的工作者、参与者学习到的东西几乎没有提及，但是像是我们和霖倩相处，她给我们讲聋人文化的过程绝对是对我们世界的拓宽。

共学的奇妙之处在于，我们共同经历，却又能各取所需、丰俭由人。有许多细细小小的却闪着耀眼光芒的时候，我只得有的私藏、有的往后再来分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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