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米尔的帽子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有一次，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荷兰阿姆斯特丹附近骑脚踏车时，因下雨躲车不及，跌倒在泥泞的路面。他求助于旁边的一户人家，得以留宿一晚。第二天离去时，屋主给了卜正民几张旅游景点明信片，建议他可以去逛逛。

没想到正是这次闲逛，让卜正民和代尔夫特（Delft）城市结下了缘分，还让他写出一本历史故事书《维米尔的帽子》（Vermeer's Hat）。

▲《维米尔的帽子》
作者: [加拿大] 卜正民

译者注：黄中宪
出版社: 理想国 | 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

有意思的是，全书既没有大书特书维米尔其人，也不是要点评他的帽子。他真正想谈的，是本书的副标题：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对中国读者来说，更有意思的是，在卜正民笔下，17世纪的大部分历史联系，都和中国有关。

01.

维米尔的海狸皮帽

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 1632-1675）是在荷兰代尔夫特生活的一名画家，存世画作有35幅，最出名的要数他的那幅《戴珍珠耳环的少女》（The Girl With The Pearl Earring）。画中姑娘戴着一颗晶莹剔透的珍珠耳环。

对卜正民来说，这颗珍珠是一个隐喻，也是一种感慨。

珍珠很大，「大到很可能根本不是珍珠，而是上了清漆、使其呈现珍珠光泽的泪珠状玻璃珠子」。珍珠表面隐约映射了少女的衣领、头巾、房间左边透光的窗子以及周遭环境。

▲《带珍珠耳环的少女》 约翰内斯·维米尔 创作时间约在1665年，维米尔的画作中，有八幅画画了带珍珠耳环的女子，他在珍珠上画出隐约可见的形状和轮廓，暗示她们所处的空间结构。

在卜正民眼里，维米尔笔下的这颗珍珠，映照出整个17世纪的世界。如同佛家所说的「因陀罗网」上结的宝珠，「一珠之中，现诸珠影。珠珠皆尔，互相影现。无所隐覆，了了分明」。

与维米尔其他画作里的细节一样，少女脖颈间的这颗大珍珠，包含了17世纪世界的全部影子。那个世纪，人类正要开始经历大规模的全球化，新的世界正在重新塑造。

维米尔作画时未必能察觉到他所处的世纪，世界已经因全球化的流动而发生巨变，但他用画笔记录下来的细节，却足以窥探全球化黎明中的蛛丝马迹。

在《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Officer and Laughing Girl）中，一位军官带了一顶气派的毛毡帽，卜正民推测维米尔也有一顶相同的帽子，用来宣扬自己的社会地位。这顶帽子应该不是本地货，而是用加拿大带回的海狸皮制作的。因为维米尔生活的17世纪早期，西北欧本土的海狸已经被捕杀殆尽，俄罗斯货源不稳定，只有加拿大是稳定的供货来源。

▲《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 约翰内斯·维米尔 创作时间约在1658，轻度的透视扭曲，使这幅原本是静态交谈的场景透出动感。

在北美五大湖地区（Great Lakes Region），法国传教团的团长尚普兰（Champlain）开辟了这条海狸皮贸易路线。然而，海狸皮生意只是他伟大计划的副产品。他去五大湖区的首要目的是寻找一条通往太平洋的西北通道，最终是想找到中国。

当然，尚普兰失败了。他到北美后到处问人哪里有咸水湖。当地土著说法不一，尚普兰决定亲自去尝尝看。几年后，他到达了五大湖中部的休伦湖（Lake Huron），尝了湖水，发现是甜的。这意味着休伦湖并没有和太平洋相连。

虽然尚普兰没有找到中国，但他的行动让五大湖和欧洲联系了起来。结果这使得当地土著深受其害，不光死于交战，还传染了天花，导致无数死亡。不少绝望的土著皈依天主教，希望找到一线生机，但没什么用处。1649年，易洛魁人将法国人和盟友休伦人围在基督徒岛上，饥饿让休伦人的孩子一个个死去。对此，卜正民说，这些孩子成为了「欧洲人雄心之下遭人遗忘的受害者」，是「军官头上那出历史剧里渺小的演员」。

02.

青花大瓷盘上的美洲烟

《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年轻女子》（Young Woman Reading a Letter at an Open Window）中同样存在一些「渺小的演员」。如今，我们可能只会注意画中读信的女子，但在当时，画中的中国瓷盘同样引人注目。

▲《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年轻女子》约翰内斯·维米尔  创作时间在1657-1659之间。

17世纪初，来自中国的瓷器很少出现在荷兰绘画中，它不常见，是很奢侈的物件。但仅仅过了半个世纪，荷兰画家就经常会在画静物时，将一件中国瓷器放入画中，充当赏心悦目的象征。这是因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向欧洲进口了大约三百万件中国瓷器，使其价格不断下降，成为平价商品，走进了欧洲居民的日常生活。

欧洲人最喜欢的瓷器风格是青花。可能大部分人都会认为青花是典型的中国风，但卜正民指出，这种美学风格是「借」来的。

在元朝时，蒙古不仅统治了中国，还控制了中亚，这让中国和波斯得以频繁交流。波斯工匠常用当地的钴为原料，装饰在陶瓷的白底上。中国为了让商品更好地打入波斯市场，学习了这种风格，以符合波斯人的审美。后来，再经过不断创新，才诞生了举世闻名的青花瓷。

欧洲人一面进口着精美的中国瓷器，一面也仿造了许多。代尔夫特陶工的仿造技术十分出色，但还是不足以以假乱真。卜正民参观过一个代尔夫特本地的博物馆，里面有一个青花大瓷盘，一看就是仿造品。除了质地不行，匠人画的一些图案也不符合中国当时的审美。

最奇怪的要数瓷画左边一个用长烟杆抽烟的仙人。卜正民说，就他了解，中国要到18世纪末才会将抽烟之人加入素描或版画。不过，代尔夫特的匠人已然在有意无意间察觉到了一股全球化流动——抽烟习惯走向了世界，包括中国。

▲代尔夫特市立博物馆收藏的仿中国瓷前景处呈现五名位于云中的神仙，后面的中式庭院里则有姿态各异的男女人物。

在明朝末年，北京就有农民开始种烟草。但烟在当时是一种不祥之兆，因为「烟」同北京的古称「燕」相同，「吃烟」相当于「拿下北京」。而且，崇祯皇帝也怕种烟草太多，耽误粮食收成，于是在1639年下旨禁止贩卖烟草。可士兵们喜欢抽烟，认为可以驱寒祛湿。所以1642年，在蓟辽总督洪承畴的多次请求下，朝廷撤销了禁令。

其实，往中国贩烟的路线不止一条，葡萄牙、西班牙人将墨西哥的烟草先运到东南亚，然后将一部分烟草流入澳门和福建，另一部分则继续送往日本、朝鲜。故而烟草除了从南方到达华北，还从关外的满人那里到达关内。

皇太极看到部下抽烟甚凶，很不高兴，也曾下令禁烟。除了中国，奥斯曼帝国等地也都颁布过禁烟令。但似乎哪个国家都无法阻挡诱人的烟草，那时烟草的尼古丁含量比现在多了几倍，致幻效果更强，无论哪国的民众都被抽烟后的飘飘然给迷住了。在中国甚至到了「普天之下，好饮烟者，无分贵贱，无分男妇」的地步。

中国上层妇女特别爱抽烟。据《烟谱草》记载，苏州官绅人家的仕女要先抽些烟才起床。为了不耽误化妆去社交，仕女会让奴婢在她们还没睡醒时就梳好头发，这样一来就能腾出时间在起床前抽烟。卜正民总结道，「以这个烟瘾观为中心，文人雅士的抽烟文化发展成形，并得到诗人颂扬」，可仕女嗜烟达到这个地步，「这景象着实有些难以想象」。

03.

白银帝国

欧洲人在和中国做烟草生意时，未必要用钱买，可能会以物易物。可如果欧洲人想要买中国的纺织品或瓷器，则必须用到「当时最重要的全球性商品」：白银。

维米尔的画作《持秤的女人》（Woman Hoding a Balance）反映的正是这一主题，最初这幅画的名字就叫《称金子的年轻女子》。卜正民分析，画中桌上的金银，尤其是银币，有很大概率来自17世纪产量居世界之冠的矿城，波托西（当时属秘鲁，现属玻利维亚）。

▲《持秤的女人》 约翰内斯·维米尔 创作时间约在1664年，画中人物大概是以他妻子卡塔莉娜·博尔涅为模特儿绘成，这是维米尔创造力的巅峰之作。

在波托西，白银被铸成西班牙的雷亚尔银币，先运回欧洲，或者往西，直接横穿太平洋运到菲律宾的马尼拉（主要路线），最后到达「欧洲金钱的坟墓」——中国。

卜正民认为，中国成为欧洲白银最终归宿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白银在亚洲的购买力很强，是欧洲本土的两倍，欧洲商人大有赚头，自然乐意来华贸易。二是，欧洲人除了白银，几乎没什么别的东西可卖给中国，这导致大量白银流入中国。

本来朝廷因为害怕白银腐化人心，引起社会动荡，特意严格限制银矿的产量。然而，官方禁止产银，而且限制贸易，但沿海商人却很积极地进行交易，将白银输入华南。「任何欲阻止白银使用的提议终归徒然。」

据可靠的估计，17世纪上半叶，中国输入了约5000吨白银，其欧洲和日本各占一半。这让原本不怎么产银的中国，在市面上流通大量白银，以至于大多数买卖都用白银计价，而不用货币单位计价。「如此大量的白银输入，突显了中国境内官方政策与民间商业之间脱节的荒谬。」

白银贸易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相反，其中充满着血腥和屠杀。而且，贸易中的哪方出现问题，都会造成贸易停摆。如南美波托西产银量下滑、货船触礁沉没、中国和日本禁止贸易等都影响过这个脆弱的贸易平衡，使其产生过几次停摆。1639年，在贸易中转地马尼拉（Manila），西班牙人和华人还因此产生矛盾，最终演变为西班牙人对华人的屠杀，上千华人惨死（实际不止一次）。

白银虽然不是华人受害的直接原因，但没有白银就不会发生这些惨案。与之相比，《持秤的女人》中女子充满「镇静平和」，似乎全然不知真实世界中发生了惨烈冲突。

维米尔以妻子作为模特，画了《持秤的女人》。卜正民指出，他应该不是在讽刺金钱的罪恶，而是想夸奖妻子持家有道。这符合17世纪荷兰兴起的积累财富的新伦理观，即马克思·韦伯所说的，可以荣耀上帝的「新教伦理」（Protestant work ethic）。同样，这也契合着卜正民想要表达的观点：17世纪是全球化的黎明，贸易正在重塑世界。

04.

人非孤岛

「人非孤岛，无人可以自全」（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这句话是英格兰神学家约翰·邓恩（John Donne）在《紧急时刻的祷告》（Devotions upon Emergent Occasions）中留下的名言。卜正民以此作为全书的结语，盖因《维米尔的帽子》「全都以贸易对世界的影响和对一般人的影响来铺陈」。

正是这种影响让胡果·格老秀斯（Hugo Grotius）写出了《海洋自由论》（The Freedom of Seas）（1609），奠定了公海自由原则；这种影响还强化了国家力量，促使欧洲各国于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形成了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现代国家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1648 热拉尔·特博瑞奇。（Gerard Terborch）

循着同样的观察思路，只要卜正民愿意，一张张画作，一个个反映贸易影响的细节...他可以把《维米尔的帽子》无限写下去，写贸易如何持续的将世界链接为一体。

在书中，卜正民总是称画中的帽子、瓷器、金银等为「门」，它可以让人通往世界，放眼全球，寻找到事物背后隐藏的无数历史。卜正民学过佛学，他说的「门」也许可以看作是佛家的「法门」，不光是修行者的门径，更是窥探任何时间任何历史的巧妙途径，不二法门。

因陀罗网上，宝珠映衬出大千世界的一切物体。人人都可抽丝剥茧，寻找到以某物为支点形成的历史网络。为什么17世纪欧洲人的居室摆放着中国之器，中国人的房间里却无欧洲之物？

「到头来，这个问题与审美或文化无关，结症在于各自能以何种心态来看待更广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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